在电台，每个夜晚我和李丹都要让自己感动着倾听那些男孩女孩或男人女人动情的倾诉。好像我们这个城市充满了孤独、孤单、孤零零，好像有太多的人在精神深处是孤立无援的，都在需要他人的关爱。透过隔音玻璃我经常看见李丹的泪水顺颊流淌，让这个多情的女孩来主持这样的节目，不知是我们电台的幸，还是她或我的不幸。尤其在她失恋以后，她的感伤更能让那些患有心病的听众被盲目地感染。通常节目播完，我和李丹一起到我们这个城市的小街小巷喝点啤酒。我说：“李丹你别在话筒跟前哭，你一哭，把打来电话的听众给害了。”李丹勉强一笑，说我当时想哭怎么办，我是忍不住了哭的。我和李丹每个夜晚在别人的感伤故事里游走。与李丹最大的不同是，我已经接近不惑之年，觉得自己面对的一切应该是具体而实在的。所以每当李丹问我为什么不想有个小情人的时候，我说我不是不想而是最好不想。拥有情人或者离婚新娶都是需要能力的，我说我没有这个方面的能力。有一次我对李丹说，我从前听一个武汉知青讲过一个故事，是一个关于阴阳上去的故事。李丹听了故事后呆呆地望着我，那眼神表明她听这个故事已经有几百遍了。我感到吃惊，我不明白李丹为什么不告诉我她的母亲曾经也是下放知青。
结束了教师集训的王育老师回到光明大队，她把自己在北河的遭遇讲给了婶娘听。她哭，婶娘跟着哭。婶娘说：“儿啊，滴水之恩，涌泉相报。北河那家婶娘，是个好人。人家屋里也是有难呢，不嫌弃你，是你的救命恩人，再生父母。你今生今世不许忘记那个二婶娘的恩。我看啦，明早就叫你大叔去北河谢一谢人家。”正好大叔在一旁听到了婶娘说话，当即起身说：“我这就下湖打鱼回来。”
大叔这一去，很晚都没有回。婶娘很担心，王育说：“我去找找。”王育的船很快就撑出了村子，突然他听到一个男人的声音压低嗓子喊她。夜色朦胧，王育心里很害怕，问：“哪个在喊我啊？哪个呀？”男人的声音是从野草丛传出的：“是我，你哥哥王强。”王育不相信深更半夜哥哥王强会到光明大队这边来，心里更加慌乱了，颤抖了声音再问：“你到底是哪个？啊？你出来呀？”一个黑影从草丛钻出来，王育已经举起了撑篙。王育惊问：“是你吗哥哥？你是人还是鬼？说呀，你怎么在这里？”王强说：“你小声一点。刚才我在你们村口看着你撑船出来，我是抄近路赶上你的。你听好啊，我听说武汉在招工，武汉在招工啊！”王育问：“招工？”王强声音压得更低了说：“就是工厂要人，把下放的知识青年招回城里当工人。”王育听出哥哥的声音里饱含激动，她自己也感到无比意外，她可是从来没有想过返回城市的。王强说：“你真的听好啊，我回城的希望是很渺茫的，我是黑五类，这辈子我是彻底完了。你有希望，你在光明的表现一直都很好，你还有一个更好的理由，因为马喜文在武汉。妹妹，哥哥比你读的书多，我知道迟早有一天，我们的爸爸妈妈一定会回到武汉的，你有条件你就一定要回去，你先回去好吗？你一定要听我的话。我得走了，再不赶回大队就有麻烦了。你记住，你一定要想尽办法返城，哥哥这是在求你啊！”
夜色凝重。哥哥是哭着离开的。王育愣了很久。返城？怎么返城？为什么要返城？有人返城了吗？既然现在要招我们回去，何必当初号召我们下来？王育觉得哥哥刚才的那番话不太可信。她想，哥哥是想回武汉想疯了吧？
王育一个人在漆黑无边的豁湖寻找大叔，直到远远地听到鸡叫声也未能找到大叔的身影。她太疲倦了，内心因失望而痛苦不堪。回家后，婶娘一看大叔没回，连声叫着一定出事了一定出事了，然后失声痛哭起来。第二天一大早，我的母亲到村前的小河挑水，发现了大叔昏倒在婶娘家门前的草垛边。我母亲大惊失色，她看见大叔有一个眼睛血肉模糊。我也闻声奔进了人群，好多人都赶来看。婶娘哭得死去活来，王育老师哭成了一个泪人。我父亲他们几个男劳力，拆了一扇门板，喊声震天地把大叔送往公社的医院。婶娘的一家包括王育老师都跟着去了，婶娘家的草垛旁只剩下我。我看见离草垛不远的地上有几条很大的鱼，我猜想那鱼一定是大叔为王老师杀的，就走到鱼堆前，用力提起它们。鱼很多，它们使我走路时歪歪倒倒。我把它们放进婶娘家的厨屋时，不会想到这些鱼是大叔杀回来替王老师送给北河的那个二婶娘的，更不会知道大叔杀这些鱼触犯了豁湖南岸一带的渔民，是他们在追赶大叔时用鱼叉刺瞎了大叔的眼睛。
大叔的眼睛是彻底瞎了，医生说往后安一只假眼吧。所以我们长大后再见到大叔时，他的左眼是假的。这一切给王育老师的打击究竟有多么沉重，可以说有万分，可以说一辈子也压在她的心上了。尽管后来婶娘和大叔一再劝她不要为大叔的眼睛难过，但她总是坚持着说：“是我害了大叔，是我来了以后害瞎了大叔的眼睛。我害了你们啊，婶娘！”
王育老师在北河集训期间同时学了汉语拼音。新学期一开始她就教我们念。她让我们知道了汉语拼音的四声发音。她教我们大声念。有一次她突然说：“人的一生可以分成四段，就像汉语拼音的四声，少年是阴平，青年是阳平，中年是上声，老年是去声。”我们听不懂她说的是什么，但她用粉笔画在黑板上的那起伏的线条却始终铭刻在我的心上。把阴阳上去四声的线条连接起来慢慢画出，再与人生的四个阶段默默对应，需要多大的代价才能领悟呢？我到现在也未必弄明白了。
应该是在1972年春节刚过，王育老师收到马喜文从武汉寄来的信，他告诉全家，他将被公派到加拿大出国留学，他打算留学回国以后把父母接到武汉。虽然这封信只字未提王育，但全家整整一个春节都在为喜文的进步高兴，不停地想象着加拿大是一个什么样的地方。
这样高兴的日子是不可能长久的。年没过完，整个豁湖就开始和全国一样贯彻中共中央4号文件，批判林彪反革命集团的反革命纲领《“571”工程纪要》。批林还要批孔，我清楚地记得光明大队的民兵把全村所有老式样房子的屋檐、门画、屋朵都砸了个稀巴烂。大队号召全体小学生给老师写大字报，人人必须写，不写就叫家长不给孩子们饭吃。我仅仅因为害怕饥饿也写了一张，批的是王育老师。我的大字报贴到学校后，我父亲不等我进屋就揪了我的耳朵，叫我跪下。父亲说：“你小东西懂个屁？敢写王育老师的大字报？老子打不死你？”父亲用木棍抽打着我，一边抽打一边教训我。实以为母亲会解救我的，可母亲在一旁更生气地说：“你写了也不给你饭吃，饿死你个没良心的小东西！”我一直跪到天黑，假如不是王育老师听说我在下跪来我家解劝，我可能要跪上整整一夜，我的父母在惩罚我的时候从来都是狠心的认真的。老实说我至今也不记得大字报上胡写了些什么。
豁湖的1972年是一个灾年。夏季，豁湖普遍遭受了空前的旱灾。受旱面积近百万亩，稻田棉田一片枯黄，土地热浪滚滚，河床裸露干裂。尽管湖北省委打开了丹江水库的4个泄洪孔放水，但水被一路上焦渴的大平原汲取，能流进豁湖的所剩无几。武汉军区3次派飞机到县境上空进行人工降雨，还是无济于事。我们豁湖数百年来只要遭遇国难，自然灾难就会积极配合，不把豁湖搞得家破人亡决不罢休。天灾人祸，从来一道降临。
不到冬天我们就被饥饿折磨得奄奄一息。夏旱冬涝，炎夏寒冬，那个冬天豁湖一带饿死了很多人，冻死了很多人。冻雨落地成冰，我们窝缩在家里冻得木头木脑，连视线也是僵硬的。政府派人送来的救济粮，大人们都舍不得吃，只留给孩子们，因为孩子才是豁湖的命根。在一个风雪夜，王育老师敲开了我家的门，她端着一小碗大米，对我的母亲说：“这是我们省下的一点米，您熬点粥给孩子们喝吧。”我的母亲见王育瘦得不成人样了，说：“育啊，我们不要，你的身子也不行了啊。”王育老师没有力气说话，把那碗米小心地放在雪地里，有气无力地离开了。我的母亲同样没有力气追上去把米端还给王老师了。在那年冬天饥荒时，王育老师和婶娘一家只喝野菜糊，省下的救济粮都送给了小孩多的饥饿人家。
那个时间是王育老师一生不可能忘记的：1972年12月31日，阴历还在冬月二十六。对于她来说，回家的路是艰难的，与1968年12月31日她到我们光明大队插队落户时的情景相比，返城的路风雪交加。大队书记说：“王育，上面叫你去一趟北河，说是武汉要招你们知青的工。”婶娘和大叔以为她会很高兴的，没想到王育说不去。她说：“婶娘，大叔，我不去，我不回武汉，我就在光明，我发誓一辈子不离开你们。”话没说完她就泪花闪烁。婶娘看一眼大叔，又专注地看着王育，半天不说话。王育面向婶娘说：“婶娘，您不要撵我走，我不想走开，不想回武汉，我说的都是真话，求求您，婶娘！”婶娘默默起身，从木箱里取出一件棉斗篷，递给王育，说：“儿啊，人往高处走，水往低处流，你受苦的日子也该到头了，戴好这斗篷，赶紧去北河。听话去吧，你先回了武汉，等喜文出国回来，我们就能一家团圆了。你记住婶娘的话，这乡下用不着你们种田。快去啊我的儿，戴上这件我从娘家带来的棉斗篷，你会一路顺利的。你大叔记得，这件嫁妆我过门后从没戴过，我把它送给你！”
顶风冒雪，是喜儿在盼东方出红日。雪花纷飞，搅得周天寒彻。齐膝深的厚雪淹没着大平原。在高高的北河大堤上，在漫天飞舞的雪花中，猩红的棉斗篷是一面若隐若现的旗帜。是这面意味着感恩的旗帜给了王育老师信心和力量，让她一路温情满怀，一路平平安安。
前来负责招工的是一个中年妇女，一脸慈祥地用武汉话问王育：“你是叫王育吧？北河公社对你的推荐意见蛮好，看来你锻炼蛮不错的，你哭个么事嗄，莫哭莫哭，马上就回武汉了，应该笑嗄？来来，你把这个表一填，先拿到你们光明大队盖个章，再拿到北河公社盖个章，交给我就行了。姑娘，你确实蛮幸运呀，你回城是到武汉拖拉机厂当工人啦！正好碰上武拖扩招两百名工人，你机会好得很啦，运气不错。”
王育怀揣着招工表，去了一趟北河镇二婶娘家。二婶娘听说王育要回武汉了，高兴得眼泪直流，一个劲说：“这下好了，育啊，你再不用受苦了呢。”在王育第三天把填好的招工表送到北河镇时，二婶娘特地为王育新打了一床棉絮、新买了枕头和枕巾。二婶娘搂着王育，很久很久泣不成声，想让时间停住，想把她的爱全给王育。王育老师说：“二婶娘，我一辈子不忘您的恩。”二婶娘摇摇头说：“我不要你记恩，只要你回家过得比现在好。”王育老师背上二婶娘送的棉絮和枕头枕巾。她背回了武汉，她保留了一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