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果我不苛求毛姆，而是希望让这些片段升格为思想和文本双重意义的“断片”，除了必然要恢复记真之外，就还要有一个旱地拔葱的滞空时段，对事实的追问与前瞻，甚至意义考古。而这些推想，仅仅是作为一个思考者的阅读遗憾而言。
凡是梦，就必须解析
2012年7月，我在新疆伊犁参加第二届西部文学奖颁奖，顺便采访了中国社科院外国文学所的翻译家高兴先生。高兴翻译了大量东欧作品，包括他主持的“蓝色东欧”书系当中，就有三部阿尔巴尼亚作家伊斯梅尔·卡达莱的小说。但是我最喜欢的，是重庆出版社2009年推出的薄薄一本的《梦幻宫殿》。
伊斯梅尔·卡达莱与中国关系复杂。1964年，翻译家戈宝权主编的阿尔巴尼亚当代诗集《山鹰之歌》中，就选了他的《祖国》《共产主义》两首短诗。1967年秋，卡达莱随莱索尔·培多率领的阿尔巴尼亚作家代表团访问中国，写下了对红色政权充满友好情谊的诗篇《天安门之歌》。难怪高兴撰文指出：
伊斯梅尔·卡达莱在我眼里，一直是个分裂的形象。仿佛有好几个卡达莱：生活在地拉那的卡达莱，歌颂恩维尔·霍查的卡达莱，写出《亡军的将领》的卡达莱，发布政治避难声明的卡达莱，定居巴黎的卡达莱，获得布克国际文学奖的卡达莱……围绕着他，指责和赞誉几乎同时响起。他的声名恰恰就在这一片争议中不断上升。以至于，提到阿尔巴尼亚，许多人往往会随口说出两个名字：恩维尔·霍查和伊斯梅尔·卡达莱。想想，这已有点黑色幽默的味道了。
尽管卡达莱说过：“我每写一本书，都感觉是在将匕首刺向专制。”我还是得承认，这话是指他的后期创作。
不是“有点黑色幽默的味道”，而是卡达莱本身活脱脱就是黑色幽默的标本。
特立独行之人，才能写特立独行的文字。而我进一步认为，最优秀的叙述文本，总是把一个个场景不可思议地孤悬在空中；由于故意拉开与尘世的实际距离，一切荒诞、惊异、恐惧、偏离的情节与变异，均获得了一种因为距离而获得的合法性。《梦幻宫殿》是一部“独一份”的小说，它比卡夫卡的《城堡》更荒诞，比奥威尔的《1984》更冷酷，比扎米亚京的《我们》更去人性——这才是绝对的“零度写作”。它延续了“反乌托邦”小说的异端血脉，意识形态对民众之梦的高度关注，本身就荒谬绝伦，其唯一获得制度核准的梦，是大一统之梦，山呼万岁之梦、御用之梦，本就是梦境分析师们甄别“梦中反骨”的唯一标准。
在小说中，“塔比尔·萨拉伊”的意思是“睡眠与梦境管理局”，是专门用来调查国民“梦幻阶级成分”的国家机器，其具体职责是收集、分类、筛选、分析和审查来自全国各地的以千万计的人们的梦境。主人公马克·阿莱姆在部门内部连连升级，从普通的筛选部调到关键的解析部，他在那个专门制造穷人梦魇的“塔比尔·萨拉伊”无尽的走廊里找不到出路，“一楼的走廊悠长，黑暗，几十扇门朝里开着，高高的，根本没有编号”。
他终于找到了进口。门看上去十分沉重。共有四座，一模一样，都装有铜把手。他推了推其中的一座，发觉要比自己想象的轻许多。真是奇怪！随后，他便踏上了一条寒冷的走廊。走廊的顶篷太高了，让他觉得自己仿佛正身处坑底。两边都有一长排门。他试了试所有的门把手，直到打开其中的一扇门，来到另一条稍稍暖和一点的走廊。
“塔比尔·萨拉伊”一方面作为权力的迷宫，一方面作为甄别臣民梦境、发布权威合法之梦的圣地，散发着制式划一、阴暗、潮湿、不见天日、恐怖等等氛围，在这个氛围中，只见晃动的官人们团结紧张，却一律没有表情描绘，好像他们均长着一张梦境分析的“报告脸”……对这个遥远的“奥斯曼帝国”，我们好像并不陌生。普天之下，要从一个暧昧的潜意识里，精心组织出一番“凶器的合唱”，我想是再容易不过的事情了。“塔比尔·萨拉伊”直入骨髓的寒气，来自作家对独裁的看法，他正是要展示它“最最盲目，最最致命，也最最专制”的格局与氛围。
翻译家高兴进一步指出：
在经历了家族的苦难后，马克·阿莱姆终于难以抑制内心的情感。于是，我们在全书的结尾读到了如此感人的文字：“虽然顾虑重重，但他没有从窗户旁掉过脸去。我要立马吩咐雕刻匠为我的墓碑雕刻一枝开花的杏树，他想。他用手擦去了窗户上的雾气，可所见到的事物并没有更加清晰：一切都已扭曲，一切都在闪烁。那一刻，他发现他的眼里盈满了泪水。”说实话，在译完这段话后，我的眼里也盈满了泪水。
意大利作家迪诺·布扎蒂说：“小说应该是以奇幻的想象与特殊的构思来发挥的”。我想说的是：作家更该有火中取栗、针尖削铁的血气。不然，就与伊斯梅尔·卡达莱无关了。
凡是梦，个人之梦、桃色之梦、龙阳之梦、穷人之梦、发财之梦……都必须解析。
曹汝霖在日本的生活来源
2015年初春，止庵兄来成都，我与他联袂做了一场读书讲座。他讲他的新书《惜别》，我讲我的《一个晚清提督的踪迹史》，各自独立，但于历史、心迹却又有互嵌。签名售书完结已是夜十点钟，我邀他到玉林街头一个露天烧烤摊喝啤酒。他提及《曹汝霖一生之回忆》当中几个细节，说此书保留了不少有价值的珍闻。
这部《曹汝霖一生之回忆》，于曹晚年寄居美国时完成，原名《五四运动始末》，曾经连载于香港《天文台报》。他写这部回忆录的初衷，就是想澄清与五四运动的关系，着力洗刷“卖国贼”的罪名。他说，参与“二十一条”谈判过程，他与陆徵祥一再向日本人据理力争，对可能成为亡国条款的第五条，始终没有退让，“会议结果，虽不能自满，然已尽最大之努力矣”。当时他只是外务部次长，部长为陆徵祥。谈判结束后的议结条款，是由陆徵祥签字，而外界却误以为是曹。曾任日本首相的吉田茂在曹汝霖回忆录日译本序言中指出：“但他的亲日，绝非是盲目的，而是基于一种坚强的信念，认为中日两国，如果不能合作，便不能希望有真正的东亚和平。”
我所读到的版本三十七万余字，于2009年4月由中国大百科全书出版社出版，该书第147节《日暮穷途友情之可贵》，写到一个细节：曹汝霖来到战后不久的日本，前后共计八年，一度经济拮据，生存困难，是日本首相吉田茂悄悄在安排他的生活，由明治矿业老板板桥喜介具体操办。
后知板桥君发起华北交友会，约同业曾与华北有关系及与我相识者为会员，共十人，每人五千日元，即以会费，送我作生活费，且避免资助之名。每次包成送礼的格式，由秘书面致。其用意之周，情谊之重，尤为可感。板桥君且告我，日本战后会社重役，都有监察监督，戋戋之数，实不能有所补助，唯表示寸心而已。但我已深为感谢。每年由首相或外务大臣设鸡尾酒，招待交友会会员，及我相识之日友，以示酬谢联欢之意。交友会干事三人（板桥、贝岛、白川），每年亦约集会员及我相识之日友，聚餐一次，可谓仁至义尽矣。
曹汝霖在总结日本五十年来的变化之速，特别感叹：
我离日时，已有东京湾填海之计划。工厂日增，人口愈多，地狭人稠，陆地不能容，填海以拓土，其艰难奋斗之精神，令人可佩。反顾祖国，在五十年中纷纷扰扰，成就几何。五强之一，昙花一现，言念及此，能不怃然。
这些穿插在叙述里的喟叹，凤毛麟角，但已属珍贵。看来所谓“放下”，曹汝霖其实远没有在他《自述诗》里表现的那么逍遥：
人生安分即逍遥，莫问明时叹不遭。
赫赫几时还寂寂，闲闲到底胜劳劳。
一心水静唯平好，万事如棋不着高。
王榭功名有遗恨，争做刘阮醉陶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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