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49年：中国现代知识分子的历史选择（上）
傅国涌
一
1949年，又到了一次时代转换之际，中国知识分子必须在去、留之间作出选择。据统计，1948年选出的八十一位中央研究院院士中，有二十四位选择了出走，占全部院士的近三成。其中十位是人文组院士，占二十八位人文组院士的三分之一强。胡适、傅斯年、梅贻琦、梁实秋、毛子水等或赴美，或去台湾，钱穆到香港办他的新亚书院。毫无疑问，更多的人选择了留下，这当中甚至包括了洞若观火的储安平，包括许多沐浴过欧风美雨、对西方文明怀有很深感情的人们。在1949年到来的前夜，北京大学教授朱光潜曾和其他十六位知识分子发表《中国的出路》，然而时隔不久，当年11月，他就在《人民日报》发表《自我检讨》，对自己的一生作了全面的否定。在胡适去国不久，他七十岁的老友、有着深厚旧学根底的史学家、燕京大学校长陈垣就发表公开信批胡……这些现象都不是孤立的，这一切的发生几乎是不可回避的。远在大洋彼岸的胡适无时不在关注着老友们的命运，那些选择了留下的知识分子朋友，他们的处境和一些微妙的变化，他在写给老朋友的书信中有零零星星的反映。5月22日，他给赵元任夫妇的信中谈及香港《大公报》5月10日发表的北大、清华等校校务委员名单，他评说“两校常务七人中，除主席外，色彩皆甚浓厚”。其中提及许多故交、同事的情况，如北大的周炳琳、郑天挺等。对周鲠生的情况更是关切：“武汉大学怎样了？鲠生怎样了？”[1]
8月16日，他在给赵元任夫妇的信中谈到一些留在大陆的故友，对大陆的变化及朋友们的出处都表示了深深的关切。他引述沈君怡的来信说陶孟和在京沪“很活跃”，“他说，他是道地好人一个，可惜自己太无主意，并且容易冲动，于是别人的见解都成了他自己的一套看法”。并说：“七月七日香港《大公报》记‘全国社会科学工作者代表会议’筹备会，于7月17日在北平开幕，选出廿九人为常委，其中有孟和、奚若，而没有端升。此段记载说，朱德、董必武都曾到会讲话。朱德说：‘世界上只有一种正确的社会科学，这就是马克司、列宁主义’。Wonderful！”[2]
12月23日，他在给赵元任夫妇的信中谈道：“香港《大公报》发表了几百个新‘官’，其中有‘中南军政委员会’，主席林彪，副主席四人，委员七一人，‘周鲠生，武汉大学教授’是七一人之一。”[3]
在1949年来临前夕，国民党当局曾有过将北京大学、清华大学、北平艺专等高校南迁的打算，后来也有迁移浙大、复旦等大学的企图，不过都遭到了抵制。清华校务会议讨论迁校无结果而散，在胡适主持的北大校务会上经过两个小时的激烈辩论，最后作出不迁校的决定。北平艺专校长徐悲鸿决定自己不离开北平，学校也不南迁，他的主张在校务会议上得到了吴作人、叶浅予等许多艺术家的热烈支持。浙大的迁校计划也遭到校长竺可桢、教授苏步青、严仁赓及广大师生的抵制。
吴宓、陈寅恪、杨树达留下了，沈从文、浦江清留下了，张元济留下了，竺可桢留下了，李四光选择了回国，新闻界的有影响的知识分子除成舍我之外，包括王芸生、徐铸成、赵超构、陈铭德和邓季惺夫妇等等几乎都在香港登上了北行的轮船，出版界、文艺界、学术界的情况大致上也差不多。难怪长期以文化人身份出现的中共地下党领导人夏衍在《懒寻旧梦录》的最后无比感慨地回忆：“十月革命之后，俄国的大作家如蒲宁、小托尔斯泰，以及不少演员都跑到西欧和美国，连高尔基也在国外呆了十年。而中国呢，1949年新中国成立，不仅没有文艺工作者‘外流’，连当时正在美国讲学的老舍、曹禺，也很快回到了刚解放的祖国。当然，这不只限于文艺界，科学家也是如此。被美国人扣住了的大科学家钱学森，不是经过艰苦的斗争，而回到了祖国吗？在上海解放初期，我接触过许多国内外有声誉的专家、学者，如吴有训、周予同、徐森玉、傅雷、钱锺书、茅以升、冯德培，以及梅兰芳、周信芳、袁雪芬等等，不仅拒绝了国民党的拉拢，不去台湾，坚守岗位，而且真心实意地拥护共产党的领导。”[4]
夏衍不明白为什么中国没有出现十月革命后的现象，他只看到了历史的表面，其实，这一现象背后有着许多复杂的原因，不同的人作出自己的选择，有着各不相同的理由，不是单一的，将这一切放在历史的多棱镜下观察，我们在看到知识分子在把握自身命运的时候，不但受到时代的影响，而且受到文化传统的深刻影响，同时受自身思想、性格、情感、家庭等因素的影响。比如吴宓之所以留下，就很特别，他自述：“1948年秋，我即决意辞卸国立武汉大学外文系主任职务，到成都任教，目的是要在王恩洋先生主办的东方文教学院研修佛教，慢慢地出家为僧，并撰作一部描写旧时代生活的长篇小说《新旧因缘》以偿我多年的宿愿。直至1949年春夏之交，方能得来到重庆，暂止于北碚勉仁学院、相辉学院。解放后，我当然与时偕行，一切生活计划都改变了。那时我所持的是坦率的消极态度：一身静待安排，个人无忧无惧，但担心中国文化此番不免大受损失。”[5]这是他1952年7月8日在重庆《新华日报》发表的《改造思想，站稳立场，勉为人民教师》文中袒露的，应该是可信的。天翻地覆之时，他确实没有想过离开大陆，他想的是“慢慢地出家为僧”、写小说，他以后的选择几乎完全是被动的。
二
那些参加了包括中国民主同盟在内的各民主党派的知识分子，他们之选择留下实际上起码在1947年国民党取缔民盟那一刻就已注定。政治的因素固然是主要的，毕竟他们和中共上了同一条反国民党的船，但其中也有思想因素在起作用，在这些倒向左翼的知识分子中，可以张东荪、施复亮为代表，那时候主张走中间道路的知识分子普遍相信苏联有经济平等，希望能在英美与苏联之间找到一种适合中国的模式，这正是当年盛行的一种思潮。早在1946年6月发表的《一个中间性的政治路线》文中，张东荪就重申了他在抗战期间提出的：“中国必须于内政上建立一个资本主义与共产主义中间的政治制度……这个中间性的政制在实际上就是调和他们两者。亦就是：在政治方面比较上多采取英美式的自由主义与民主主义；同时在经济方面比较上多采取苏联式的计划经济与社会主义。从消极方面来说，即采取民主主义而不要资本主义，同时采取社会主义而不要无产专政的革命。我们要自由不要放任，要合作而不要斗争……我相信果真这样做成了以后，英美与苏联双方都可以放心。在英美看中国是一个民主国家，虽在经济方面偏于社会主义而决不是赤化，不是加入苏联的赤色集团，不足以对资本主义国家有任何的威胁，在苏联看中国虽采取民主主义，却并不建立于资本主义上，这样的民主主义没有反苏性，他用不着害怕。”他认为这是资本主义和共产主义之间的一个折衷方案，用意就是想把国民党“稍稍拉到左转”，把共产党“稍稍拉到右转”，从而建立起一个“联合政府”，这个“联合政府”必须是建立在共同纲领基础上的，“这个共同纲领，就是具有中间性的，因为各党所共同承认的纲领必是由于彼此协商，互相让步，而得着一个折衷与调和”。[6]他把自己的这套兼顾“文化自由”与“计划经济”的“社会主义的民主主义”理论称为“新民主主义论”（或“新型民主”），与毛泽东那个著名的提法完全一样。
他在1947年4月发表于《观察》周刊的文章《追述我们努力建立“联合政府”的用意》中明确指出，共产党“现在是实行新民主主义的阶段”，“这和我们所主张的民主可说几乎完全相同”。[7]
这并不是张东荪个别人的见解，他代表了那个时代许多知识分子的声音。施复亮在40年代后期也一直在不遗余力地阐述“中间路线”，发表了《中间派的政治路线》等一系列文章，他认为“中间路线”简单地说就是“对内主张‘调和国共’，对外主张‘兼亲美苏’”，并指出“联合政府是解决一切困难的总匙”。在他看来，“在今天中国的客观条件下，只有中间派的政治路线，在客观上才足以代表全国人民的共同要求和整个国家的真实利益”。因此他提出“新资本主义的经济”和“新民主主义的政治”。
周鲸文在1947年7月发表《论中国多数人的政治路线》，曾以饱含感情的笔墨赞誉“中间路线”——“不但是进步的，温和的，不用厮杀而把国家纳入正常的政治轨道，而且是合乎人道的，具有时效的。它会缩短黑暗野蛮的期限，它会温和着同胞的彼此爱护，它调解着利益不同的党团免得各走极端，它使分野的重归于好，它改变破坏的力量而入于建设，它使进步的统一在团结之下”。[8]他阐述了自己对苏联民主的认识——
“英美的民主，在形式上很民主，而实际上并不民主，我们称之为假民主。苏联的民主，在形式上不太民主，而实际上倒没有英美民主之弊，我们称之为狭民主。……苏联是共产党理论支配下的国家。共产党是主张以无产阶级专政而过渡到消灭阶级。这个过渡期间是相当长久，无产阶级专政乃为今日苏联的民主。既以一阶级专政自标而非全民政治，其民主的范畴自然狭小。……苏联的民主形式虽不如英美式的宽大，然而在这一狭小的范畴内，因为行使社会主义的经济制度，它倒没有资本家从中操持的毛病，这可以说明，苏联这狭小的民主范围仍不失为真。”[9]
在他眼中，“真民主”就是“包含了政治的民主和经济的民主”。而苏联恰好是被许多中国知识分子看作是有“经济民主”的地方。
他们所主张的“中间路线”，概括言之就是“在政治上信仰民主主义，在经济上信仰社会主义”，使政治自由与经济平等并重，这在知识分子中有相当的代表性。同样的言论也曾出现在《观察》、《时与文》、《周报》、《时代批评》、《大公报》等许多报刊上，成为一股有力的思潮，一直延续到40年代末期，连章乃器都认为自己是“一个在资本主义社会的泥坑里就追求社会主义的人”。到1948年5月15日，“既不反苏，也不反美”的《新路》周刊在北平创刊，钱昌照、吴景超、潘光旦、周炳琳、杨振声、萧乾、朱光潜、吴蕴初、楼邦彦、费孝通、钱端升、陶孟和、冯至等人组成的“中国社会经济研究会”提出了三十二条主张，其中经济方面的土地国有化等十条主张大致上与张东荪他们的想法差不多，也就是包含了计划经济的某些因素：
（十六）我们主张国家应筹划妥善方法，负责发展国家资源，实现全民就业，促成公平分配，提高生活水准。
（十七）国家应运用各种合理的政策，积极促进我国经济的现代化与工业化。
（十八）全国土地，以全部收归国有为最终目标。第一步应即规定私人农地的最高限度，超过此限度者，应立即收归国有。对于原来地主，给以长期债券，以为补偿，收归国有的农地，或租与自耕农，或集体经营，视情形而定。市地应立即收归国有，并酌予补偿。
（十九）农业之生产经营及农民生活，应运用国家力量辅助其改进。
（二十）凡独占性及关键性之工矿交通事业，原则上应由国家经营。
（二十二）国营事业，应以资源之充分与合理运用及谋全民之最大福利，为其经营方针。
（二十三）国家赋税政策，应以平均私人财富，创造国家资本，促进资源开发，维持经济繁荣，及达成社会安全为目标。
（二十四）国家对外贸易政策，应配合国内经济及其他生活方面之需要。
（二十五）欢迎不带政治作用而能配合我国经济政策的国外投资，在互惠的条件下，参加我国经济建设。[10]
“中国社会经济研究会”一群人立马就被称为“新第三方面”，成为左翼知识分子批评的对象，但他们中的大多数人最后都选择了留下，其中最主要的恐怕还是他们的这些思想认知在起作用。甚至连朱光潜、毛子水、张佛泉等十六位知识分子在1948年11月联名发表的呼吁中，我们也看可以看出他们对苏联经济平等的赞美，尽管全文的主旨是对遭受“极权共产主义”威胁的深切忧虑，生怕新时代以“经济平等”而牺牲了“政治民主”，“因为没有政治的民主，经济平等便失去了基础，如果政治是在少数人独裁之下，即便能有经济的平等，也是赐予式的，统治者随时可以改变可以收回这种赐予”。[11]不过，其中毫无对共产主义之下人民将享有“经济平等”的怀疑。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