深圳有只拓荒牛，济南也有只拓荒牛，建在市中区开发公司大院里。泰山青石，利斧钢雕，四足拔地，两角触天，全身奋力，好威武雄壮、好激动人心的样子。
前任市中区委书记王丕俊、区长吴乃田说：拓荒牛是市中区开发公司的图腾和象征物。前任济南市委书记贺国强和现任济南市委书记翟永浡说：拓荒牛代表和记录的是济南市十几家开发公司的精神风貌和业绩。
这是官方说法，老百姓却把那牛同“舜耕历山”的古老传说联系到了一起。舜是远古时代著名盲人乐师瞽叟的儿子，因为聪慧过人，每只眼睛里有两个瞳仁——重瞳，人们又叫他“重华”。舜的生母死后，继母和同父异母兄弟对他极其冷酷苛刻。他奉命到历山下去垦田，每天拼命干活，却有受不尽的责备，中午还经常吃不上饭，只好躺在山坡的大树下养神休息。一天，一只母鸠哺喂幼鸠和带领幼鸠学习飞翔的情景使他想起了亲生母亲。他禁不住号啕大哭，直哭得愁云满天、春风萧瑟。哭过，他唱起了自己编的《思亲》歌，弹起了自己谱的《思亲操》。他的不幸和悲哀、思念与歌声，深深地打动了历山上的生灵。成群的大象为他拉起了犁铧。百鸟飞来为他播起了种子。舜把大片肥沃的农田让给前来求生的百姓，又北下雷泽——现济南北郊华山一带——捕鱼，南下黄河——古时黄河在济南以南——制陶，很快便使历山一带变成了百姓聚居之地。《史记·五帝本纪》说舜所在的地方，“一年而所居成聚（村落），二年成邑（市镇），三年成都（都城）”，可见兴盛繁荣之状。后来舜被尧帝看中，成了中国上古时期的一代圣明之君。
这是迄今为止济南最古老的传说，济南也许正是从那传说开始了自己的历史。那是多么浪漫、壮观而又富有神韵和力量的历史啊！
拓荒牛与“舜耕历山”，确是有着一条百代相延相袭的精魂。
一位济南籍的著名画家新近提出一个大胆设想，要在历山脚下建一座大型群雕：舜雄踞于九头大象之上，手托日月星辰，百鸟翱翔于上，饕餮狴犴跪伏于下，狮虎熊豹群随于后，黎民百姓列队相迎。
艺术家的想象实在让人惊叹。我们真希望那济南的“舜”和“舜”的济南早一天降临。
处女地上的处女作
济南的城市综合开发起端于纬二路拓宽工程。那时市里特意成立了一个“统一规划、统一征地、统一拆迁、统一建设办公室”，简称“统建办”。“统”是针对着“散”而来的，那时征地、拆迁、建设是千条针万条线，谁也管不着谁谁也不服谁管，规划倒是只有一家，可也只能随着那千针万线这儿打打补丁那儿打打补丁。于是便造成了一大堆的“难”：规划难、征地难、拆迁难、建设难。几难加到一起，形成了城市面貌的三十年黑面苍苍一贯制。成立统建办就是试图打破旧有格局，用行政的手段化难为易。统建办成立时市财政给了二十万元启动资金，做人头费、办公费用，至于赚钱，那是想也没曾想过的事儿。
拆迁、铺路都是投资拨款，统建办用不着为钱的事劳心费神，及至路修好，围绕着路两边的建设，钱的问题才开始引起了注意。
建楼的钱由建设单位出，可楼得咱们建，除了建筑费之外，咱们还能不能挣几个钱呢？统建办副主任石福勤心里打起了嘀咕。可意见一提出，市里有的领导就咂起了嘴巴：那么长一条大街，人家来建设是对咱们的支持，大部分还都是些有脸有面的关系单位，咱们应该赔着给人家补几个才对，怎么倒想起争人家的钱来了？石福勤听着这话似乎有理，可心里总觉得要是那样干太亏得慌。他与统建办主任马芸生、副主任刘玉亭商量了商量，干脆不声不响直接与建设单位接上了火。本来是统建办只管建，钢材、木材、水泥由建设单位负责，石福勤说这样你麻烦我也麻烦，不如按建筑平方，每平方多少钱，我建好了卖给你。建设单位觉得这个办法不错，但担心价格太贵。石福勤大着胆子、小着心思——他既想赚几个钱又害怕把人家吓跑了——提出每平方售价一百七十五元。几家建设单位合计了合计，觉得价钱确实不贵，当即签了协议，并且保证某日以前交付百分之三十的预售金。拿着协议和预售金保证书，石福勤全身都像插了翅膀。他算了一笔大帐，新拓宽的纬二路至少要建几十座新楼，如果都按这个办法干下来，统建办至少能赚二百万。二百万，那可是一笔大财富啊！
协议签了十几家，一次分管副市长刘振嵩来，石福勤才悄悄地向他透了个底儿。刘振嵩是主张赚钱派，石福勤之所以迟迟不汇报，一是不想给他多找麻烦，二是想等事情办成了让他吃一惊。他想象刘振嵩听了一定会喜形于色、乐不自禁。可谁知刘振嵩眯着眼喝着茶听过之后大为不满，说：“你这个老石，怎么把价定得那么低！”
低？石福勤不肯认帐。那时三大材料都是计划调拨，建筑费也有严格规定，实际造价每建筑平方不过一百元左右。一平方赚七十多元能说是低吗？
刘振嵩说：“你只算了今年的价，这楼可不是一年建得成的地皮要涨价，一涨多少倍；三大材料，计划内的每年价格也要上调百分之十；人家建筑公司就不该多收一点费用？这些你都没有算进去，将来别说赚，不赔就是好事。”
石福勤被说得一怔。
刘振嵩说：“就按三年，每年上调百分之十，你算算一平方要多少钱？”
石福勤立时找来算盘，哔哔叭叭一阵忙活，说：“按你说的三百元差不多。”
“还少。”刘振嵩说：“再加三十，一平方按三百三卖。”
石福勤惊了：“市长，协议咱可都给人家签好了！”
刘振嵩说：“不就签了七八家吗？给他撕啦！”
石福勤紧闭嘴唇静默了不下三分钟，这才又说：“市长，那么贵，那要是人家都不建了……”
“没的事儿！这么好的地方没人要那才是怪事！就按我说的办，逼他们加价！”
刘振嵩屁股一抬走了，石福勤只好抹起白脸当阎王。但软硬兼施、几经曲折，已签好协议的七八个单位，总算都接受了新条件。自然石福勤也采取了灵活机动的战略战术，有人提到三百元，有人提到二百七八十元也就适可而止了。不过新签的协议还是执行的新价格。仅此一变，变出了四百多万，到工程结束，统建办干净利落把六百多万纯利润装进了腰包。
这是一次历史性的大成功！正是由于这次大成功，石福勤才得以竖起了济南市城市建设综合开发公司的旗子。
有了纬二路和七里山小区（那里除安置纬二路拆迁户之外还卖了一部分住宅楼）的经验，石福勤走马上任后盯准的第一件事就是建居民小区。经过三十多年的人口膨胀期和住宅建设萎缩期，城市居民住房难已成为一个爆炸性的社会问题。改革开放以后，不少单位和个人急于在住房问题上有所作为，但苦于规划、征地、拆迁和建设上的重重关垒，很难施展开手脚。他相信只要自己建得起新居民小区，就不怕没有好生意做。
第一件要办的是征地。市里划给他的是东郊甸柳庄的一百三十亩，他嫌少，比划着要把甸柳庄、马家庄的近八百亩地全拿过来。一位副市长表示怀疑，说：“老石啊别吹啦！甸柳庄不比纬二路，离市里那么远，卡了脖子可不是开玩笑的。”
石福勤说：“我只怕征晚了后悔药没处买去，你市长静等看好就是了！”
八百亩地一次征下了，石福勤一边派公司副总经理顾柏林带人到现场规划设计，一边通过报纸、电台和各种会议造起了舆论。这一造不要紧，急于建房购房的单位蜂拥而至，规划没完成、设计没开始，预付款已经收到两千多万。这使石福勤胆气又长了几分，当即从两千多万预付款中拿出一部分在南郊八里洼一带又征了一千二百亩地，同时开辟了第二战场。
设计成了主要矛盾。第一批三十八幢楼、十万平方米，顾柏林在市里一次会议上表态二十天拿出来，有人拍着他的肩膀说：“小顾，你什么时候也学会吹牛了！”顾柏林找到石福勤，石福勤说：“怕什么！告诉设计院，二十天内拿出图纸，我每幢楼奖励他一百块！”一百块那时并不是个小数，顾柏林找了建行行长又找设计院院长。三十八套图纸果真二十天就交到顾柏林手里，顾柏林也果真当即把三千八百元奖金交给了设计院。
接下是登报招标，十七支建筑队伍、近千名建筑工人同时开上工地。这是六月上旬的事儿，及至十月上旬又一个十万平方招标完成。而到阴历腊月二十三日，另外十万平方再次公开招标——这一次可惜没有成功，石福勤、顾柏林竟然把春节这样一个中国传统的最大的节日，忘到了头发梢上！
外砖内砌、内浇外砌、塑料下水等各种新工艺、新材料在这里找到了用武之地；四天一个单元、一个月一座六层楼：甸柳庄住宅小区一时成了新闻媒介和群众注目的中心。建设部科技司前来开现场会，推广新技术新材料应用。济南军区司令员饶守坤、政委陈仁洪，亲自率领几百名干部，到工地参观学习，进行改革开放路线教育。开工短短一年，竣工面积达到三十二万八千平方；学校、幼儿园、商店、粮店、煤店、派出所一应俱全，六千多户居民搬进新居，市内老城区改造找到了出路，石福勤这位大老板的腰包里，一下子也净增了几千万。
石福勤、顾柏林真可谓春风得意也哉！
不过也有扎心的事儿。那是小区即将竣工，一位日本营造商前来参观，临走时用夸奖的口气说：“你们中国人非常规矩，买东西排队，建起房子也排队。你看这一排一排，真是要多规矩有多规矩！”
开始听着舒心，及至仔细品味，石福勤、顾柏林才听出那话外的讽刺嘲弄。“让他先得意着，等八里洼小区建起来，非请他再来看看中国人规矩不规矩不行！”石福勤颇有点咬牙切齿的味道。
“三不怕精神”及其他
不知由于巧合还是由于别的什么原因，形容拆迁职工“特异功能”的那句顺口溜在开发公司也颇为流行：老虎头鹦鹉嘴，蛤蟆肚子兔子腿。除老虎头一句有所变化外其他一字不差。据解释，老虎头说的是不怕碰、挨得起碰，鹦鹉嘴说的是要会说话、会说好听的话，蛤蟆肚子说的是肚量要大、能受得了气，兔子腿说的则是要跑得起腿、能上窜下跳。恰当倒也恰当，生动倒也生动，但雷同却未免使之失色。石福勤的“三不怕精神”却真正属于独创：不怕磕头作揖、小人三辈、低声下气；不怕门难进、脸难看、话难听、事难办；不怕跑断腿、磨破嘴、累断筋。
开发公司属于企业性质，任务是建房子、卖房子，而盖房子卖房子牵扯到方方面面、千家万户，这就决定了难的必然性和严重性。建房要跑手续，从规划到施工，中间要盖七八十个章，这无需多说。开工之后要搞三通一平，要拉土运泥，汽车拖拉机要进进出出、穿街过巷。这下好，撒一点土、脏一点路，人家就要扣车罚款。工程越多，扣得越频、罚款越多，让你非急出羊癎疯来不行。还有更难的，难得蹊跷独特。小区建好，居民住进，与之配套的学校、幼儿园、粮店、煤店、派出所、医院、垃圾楼等等公共建筑理应全部交给有关部门。建是无偿的，用是无偿的，交也是无偿的、白给，却经常总是交不出去。要交学校？很好，可教师要从市里调，没有宿舍不行，不拿出十套八套房子来这个学校是不能接的。要交垃圾楼？应该，可有垃圾楼就得有人清扫，顾人的钱从哪儿来？工具从哪儿来？一年按一万块算，十年十万二十年二十万，拿不出这些钱可就对不起了。要把整个小区的管理权交出来？行啊，房租要人收，水电要人修，综合治理、夜间巡逻之类也少不得，一年拿不出个几十万是交待不下去的。如此等等。你想不交或不愿意交也可以，学校你来办，垃圾你来扫，房租你来收，出了小偷小摸你来处理——开发公司那才是麦糠擦腚找着不利索！那才叫是猪八戒照镜子自找难看！交，多给点钱也交！石福勤拿定主意。可甸柳庄小区建成之后，还是在市政府有关领导一再干预下，以每平方米公建用房支付一万五千元的高价，才交脱了手的。
“堵不住零星插建的路，就迈不开综合开发的步。”这是谭庆琏担任济南市副市长时的口头禅。城市综合开发最大的阻力在于条条管理、自上而下拨款的体制，和用小农经济思想组织城市建设的观念。千家规划，千家定点，千家备料，千家施工，见缝插针，越插越密，越插越乱。结果是年年建楼不见楼，越建人越愁；千家欠帐一家还，基础设施、服务设施的责任全由政府担，群众上访叫苦闹翻天，政府焦头烂额没咒念；一条水管铺了换换了铺，一条马路修了挖挖了修，建好的宿舍区水不通电不通、没学校没粮店的事层出不穷。济南军区老作家李心田据此写了一篇小说，小说得出的结论是：评价一个市长的好坏就看马路开挖的次数多少，一条马路一年挖五次市长勉强合格，挖十次市长算有所成绩，挖十五至二十次，市长才算是真正干出了点名堂。这不无尖刻夸张，但也决非野穴来风。解决问题的办法只有一个：运用政府规划管理城市的权力，把分散在千家万户的建设资金集中起来，按照城市总体规划的要求进行综合开发，建设一片完善一片、改变一片面貌。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