又听我的表姐夫黄宗江讲，上个世纪50年代的一天晚上，在火车站月台，妹妹黄宗英给兄长送行。黄宗江身披军大衣，他已是一名部队作家了。那月台上还有许多的军人，只见身穿豹皮大衣、珠光宝气的言慧珠奔月、散花般地朝他们兄妹走来。黄宗英嫌她“扎眼”又“咋呼”，偷偷说：“咱们躲着点！”却怎么躲也没躲过。她全身扑向黄宗江，将这位中国人民解放军军官拥入怀中。这个举动，把黄宗江吓了一跳，也把旁边的军人吓了一跳，惊呼：“这人怎么啦？”
后来，表姐夫回忆这事，无限感慨地说：“如知日后慧珠的遭遇，我一定还要紧紧拥抱她。”
【做一个女人真苦】
男影星白云因与周璇合演《天涯歌女》、《西厢记》以及主演《三笑》、《碧玉簪》、《惜分飞》、《红杏出墙记》等影片而走红。英俊的白云不仅精通表演，还精通国语、沪语、粤语、闽语、潮州语、马来语、英语、日语。而且对绘画、音乐、历史和文物都有一定的研究。他给观众留下的印象是银幕里风流，银幕外也风流。这样的男人在日常生活中，自然被许多女性爱慕。言慧珠即与之热恋，他俩住在上海的扬子饭店。“多才惹得多愁，多情便有多忧。”因为戏曲演员每晚有戏，朋友请客一般都设在中午。有车来接言慧珠，她出门前一再叮嘱：“你不要出去噢，我很快回来。”酒席的时间一长，她就很着急。有时拉了女友（顾正秋）悄悄溜出。在电话机旁，言慧珠请女友给白云打电话，说个假名约他到某个地方见面，对方同意了。电话挂断，言慧珠眼圈一红，深深叹口气说：“做一个女人真苦。”
言慧珠喜欢名牌陈年的洋酒，会跳舞，可不轻易下池。她说：“和不喜欢的人搂抱着，没意思！”
【换了人间】
1949年5月27日，上海在爆竹声中“解放”了。
言慧珠一觉醒来，已然“换了人间”。这一天，没搽一点脂粉，不知从哪儿弄了一件蓝布大褂穿上，一双辫子扎上一对黑色蝴蝶结。脚上是平跟黑皮鞋，像个女学生。风情绝代的女伶一下子像个女学生。她跑到女友家中。
女友问：“你今儿怎么啦？像个地下党员。”
“先看看风向，观察观察。”言慧珠淡淡一笑。
【收入好几万】
上海市市长陈毅是关心名演员的，一直鼓励他们登台继续唱戏。言慧珠自己挑大梁，私人组班，参加各种演出。她还在1953年参加了上海代表团赴朝演出，慰问志愿军。回国后，她凭着自己的聪颖和才干，把中国梅派京剧和朝鲜族表演艺术结合起来，移植了朝鲜古典名剧《春香传》。公演那天，人民大舞台的广告牌上，赫然写着：“《春香传》言慧珠改编主演。”演出后，掌声经久不息，无数人拥向舞台。她的创造力，无人可及。
此后，她集编、导、演于一身，把越剧《梁山伯与祝英台》搬上了京剧舞台，在中国大戏院演出，效果也好。接着，她组成一个“言剧团”，带着《春香传》、《花木兰》、《梁祝》以及其他传统剧目在外面演出。原本打算演个把月，谁承想那么受欢迎，前后两个多月，单她一个人的收入就有好几万。一旦有了钱，便张罗着买房。刚好，华园的主人要出国。房子旧了一点，却只要八千元，太便宜了。她喜得其所，用了一万五去装修。说不上雕梁画栋，但在当时也算得上金碧辉煌。她每天早晨起来，要在花园草坪上跑十来个圆场（戏曲演员表演动作程式，演员在舞台上所走的路线呈圆圈形，周而复始，称为圆场），从不间断。难怪有人开玩笑地说：“言慧珠的圆场跑得好，都是买房的结果。”
【教他这粉蝶儿无是处】
中国进入资本主义工商业的社会主义改造新阶段，戏班陆续实行“公私合营”。言慧珠盘算个人组织班社——不行了；想有属于自己的场面（即京剧乐队，由管弦乐器的文场和打击乐器的武场组成）——不行了，连个私人琴师也没有。那时，像李玉茹、童芷苓等上海有名的坤旦已先后参加了上海京剧院，成为国家干部，每月工资在千元以上。政治上光荣，生活也不错。偏偏她看不上这些，对劝自己加入“国营”的人说：“现在还早，我要再看一看。”
在举国上下掀起的“公私合营”的热潮里，言慧珠是极少数几个对“国营”不感兴趣并敢于公开表达“不感兴趣”的人。俗话说：胳膊能拧得过大腿吗？角儿的本事再大，可是在乐队、琴师、配角、龙套一个都没有的情况下，只能妥协。万般无奈的她，便也提出申请，要求“国营”了。先临时受聘于华东戏曲研究院附属京剧实验团（又名华东实验京剧团，即上海京剧院前身），后还屈尊过其他剧团。东也唱来，西也唱，却找不到一个地方落脚容身。1954年北京的戏曲剧团搞体制改革，言慧珠闻讯立即北上，争取加入北京京剧团，半年而不果。这才是“恰与东君别，又被秋风误，教他这粉蝶儿无是处”。后来，言慧珠被北京市文化局分派到北京京剧四团，去了，就受排挤，而排挤者在技艺上也远不如她。到了十冬腊月，上座极好的《春香传》不知何故被迫停演。为了请求复演，好让剧团暂度年关，言慧珠跑到北京市文化局，请求领导接见，不想，竟让她在风雪里站了两个小时而无任何答复。她委屈过、也窝囊过，但从未像现在这样地委屈和窝囊。加之，原本应吴祖光之邀参加梅兰芳艺术影片的拍摄。突然她的演出，被意外地删掉。几件事情叠加在一起，这下子可不得了！1955年3月初的一个深夜，宁可丧命、也不能丢面子的她自觉走投无路而服安眠药自杀，送医院得救。活过来的言慧珠不吃不喝，拒绝治疗。她神情黯然，唯一的一句话就是：“我要和文化部部长通话。”
言慧珠自杀的消息传出，梅夫人（福芝芳）着急又心疼，索性把她接到梅宅调养，与她当年学戏的情景一般模样，与梅葆玥同住一室，同睡一床。想到言慧珠这几年的起起落落、是是非非，梅夫人语重心长道：“干咱这一行，唱好了是‘戏饭’，唱不好了是‘气饭’。”这话说对了，眼下的她正在吃气饭。不过她受气，并非由于没唱好戏。
偌大一座北京，容不下她，她含泪随即回到了上海。刚落脚，北京方面带话过来：在北京的所有遭遇不要外传。言慧珠不传，可别人要传。传她在北京乱搞男女关系，生活腐化……说得还活灵活现。
“本是些风花雪月，都做了笞杖徙流。”对被统治者的道德约束，历来都是比对统治者还要严。言慧珠一生曾多次自杀。影星白云舍她而去的时候，言慧珠曾寻死。她有一腔如火的热情，需要一个完全接纳她的男人也付给她同等分量的情感。减一分、短一寸，她都受不了。
【身上都长毛了】
聘请她的单位越来越少，同行“国营”的越来越多。她心灰意冷，把自己行头也卖了，从此不打算唱戏。她是块戏料，除了唱戏，她什么也不会干，也不想干。到了后来，她只好四处活动，几经周折，才参加了上海京剧院。
剧院的一个负责人（陶雄）找她谈话，说：“李玉茹是第一个参加我们剧院的，根据当时的情况，她的工资定为一千三百元，童芷苓是第二个进剧院的，她的工资一千一百元。你现在要求进步了，也就不必计较那么多，咱们零头不算，凑个整数吧，每月一千块吧。怎么样？”
言慧珠立即表态，说：“那两位比我早进步，我晚进步，就照领导的意见办。”
“你同意了，那就这么定了。”
这样，言慧珠成了上海京剧院的演员。虽然工资数额不等，但在评定文艺级别时，三人均为二级演员。谁说革命不分先后？
如果安分守己，从此也就太平无事，偏偏她不安分。三个旦角，三块头牌，都是人中尖子，花中花，自然形成三足鼎立的局面。每个人的演出机会都不会很多，而配角、乐队只有一套人马。首先要满足出国任务和外地演出的需要。一次，李玉茹、童芷苓先后出国访问，还有一些人到外地演出。她只得留守“大本营”。恰巧市里有个重要晚会要她演出。一时找不到乐队和配角，临时从戏曲学校借来一个打鼓的、一把弦子，从另一个国营剧团借来打大锣的，从新民京剧团借来两把胡琴，再从京剧院调来几个青年人给她配戏。到了剧场，言慧珠还不知道看戏的观众是谁。晚会是军民联欢，言慧珠认为该唱个热闹喜庆的剧目，可领导让她演《宇宙锋》。乐队、演员都是临时凑合，到了台上，效果之差是不言而喻的。言慧珠憋着一肚子气，把戏唱完。一下场，就变了脸色。
在党的领导下，个个都老老实实。领导让唱就唱，不让唱就不唱，反正发工资的时候，一分也不会少。她倒是不争钱，可争戏。进剧院不足半年，就怨言乱飞，四处散布：“我进了京剧院，戏都唱不成啦！”这不是牢骚话，是事实。因为从1956年5月1日开始在上海京剧院工作，到1957年5月为止，整整一年时间，她只演了十三场戏。追求上进的人看她不顺眼，但她也决不迎合你；你要迎合她，也更是休想。如此处世，结果可想而知：结下一大群冤家对头。
言慧珠到商店买东西。服务员都认识这个漂亮女人，遂问：“您怎么不演出了啊？”
她嘴巴一撇，没好气儿地说：“我在这儿，京剧院，在墙角里，身上都长毛了，我在发霉。”
【我要演戏】
1957年5月初，毛泽东和中共中央展开了整风运动。上海也和北京一样，召集知识界、文艺界、科技界举行各种座谈会，给中共提意见。连章伯钧、罗隆基这样一些专搞政治的人，都不知道这个“整风”是个啥含义，那么像言慧珠这样的艺人，更闹不懂了。但“双百”方针和“整风”运动的提出，都被文人、学者、艺术家视为“福音”，因为它展示出一个自由空间的前景。言慧珠的生命只存在于感性世界，她是为艺术而生。想想自己这几年的处境，她早有话要说。现在，说话的机会来了，能放过吗？于是，在座谈会上，她把“我要演戏，让我演戏”的心声，大大发泄了一通。1957年5月9日，《文汇报》全文刊出。
她首先检讨自己对“公私合营”的态度。说：“解放初期，我的政治认识不够，而我又是京剧界里最活跃的一个。当时各地成立国营剧团，都将我当作争取目标，因为当时我的政治觉悟不够，我没有参加。”
发言的核心内容是关于演戏。演戏从前是谋生手段，而现在是革命工作了。她说：“我知道自己。有些责任是应该自己负的，我的毛病，脾气，自己都知道改，我要搞好自己的工作。我希望能给我演出机会，给我一些条件，帮助我工作。但这一年多以来，我白白拿国家的许多钱，浪费了那么多时间。我当然不知道领导人是不是至今认为——这位大小姐不大好惹，对待不得法，就又要生事故。”
“我感到过去和我差不多的人，今天都比我工作得好；我还是愿意说，我自己应负的一些责任我愿意负，愿意改正，通过这些，我来改造自己。我想，要是不帮助我一些，不给我条件，不给我演戏，把我搁起来，那我就永远站不起来了。”
“我对发生在我周围的任何大事小事都要异常小心地对待，否则便会飞来各式各样的罪名的。我实在感到有时我做的本是好事，也会忽然变成坏事。我对这种种感受甚深。我不敢相信，我这生龙活虎的一个人现在会变得如此消沉。”
在讲述了剧院临时拼凑演出的情况后，她说：“我的身体本来不好，有点神经衰弱，但真正造成我身体不好的原因，在于这样一些失败的演出后，夜里回家睡不着，因为实在痛心！这样，对不起观众，对不起自己，更对不起国家。京剧院的领导一年多来，没有一次找我去谈过有关京剧艺术上的问题。我曾将我过去的剧目开过一张单子给领导，希望能够看看，有没有演出基础。结果，无人问津。我在院里什么都不讲，因为一讲，便会认为是吃戏醋，闹小圈子。请问，我们得不到发展，得不到合理使用，难道不要呼吁吗？”
【给亲爱的观众的一封信】
她宣泄对现状的不满，既是感性的表达，又是以自己为例。正因为富于感性特征和个人色彩，所以发言全文一经刊出，读者的来信、来电即如雪片般飞来。很快，她给这些关心自己的人一个答复。这就是发表在1957年5月28日上海《文汇报》上的《给亲爱的观众的一封信》。她在信里说：“我们虽然没有见过面，可是我们已经是朋友了。在祖国广阔的土地上，各省各地，工厂、部队、学校。我有那么许多朋友，伸出了热情的手，支持我，鼓励我。这一股暖流，使我浑身都有了力量。我不再消沉，不再寂寞，我站起来了。”
“朋友们！原谅我，一枝笔怎么来得及回答呢，太迟了又怕你们牵挂，因此借报纸上一点篇幅和亲爱的朋友谈几句，好让你们释念。朋友们！你们是那么关心我的工作，告诉你们：我接到一个庄严又艰巨的任务——到上海戏曲学校去工作。培养第二代是何等神圣的职责，我感到惶恐又兴奋，我爱那些学生……”
改京（剧）从昆（曲），是言慧珠信中透露出的最重要的信息。当时，很多京剧观众都为此深感遗憾。另一些人则认为是她“我要演戏”的一席发言，把上海京剧院的上上下下都得罪完了。当然，只有走人了事。
当我和许思言谈及此事，他却说：“别看慧珠不懂政治，但她会用心思。从京剧改到昆曲，慧珠决非权宜之计。”
“为什么？”
“因为嗓子。”
我说：“她的嗓子多好，又甜又亮。”
“甜是甜，只是不像从前那么亮了。”
言慧珠确有一副好嗓子。但长期过度劳累，声带开始肥大，发肿。为此，她去医院动了手术，手术是成功的，但术后的嗓子，再不如前。尽管她天天坚持练嗓，但总也恢复不到原来的样子，声音从响亮变为细嫩。言慧珠是何等的机敏聪颖，从此留意昆曲的演唱和表演。还是在反右以前，浙江省昆剧团团长周传瑛带团到上海光华戏院演出。营业惨淡，一个晚上只卖出几十张戏票。可她识货，天天买票观摩，还请周传瑛夫妇到家中做客，兴致勃勃地学习昆曲。到后来，她还跟周传瑛合作演出昆曲。
应该说，事业上言慧珠是极有远见的。但凡与艺术相关的人和事，是从不轻易放过的。还是在1955年，当梅兰芳把俞振飞、黄蔓耘夫妇从香港请回上海的时候，她就特设家宴款待，景仰俞振飞的才学的同时，也是千方百计地跟他学昆曲。有了这样一个基础，1957年经文化局批准，她调至上海市戏曲学校，被任命为副校长。从此改唱昆曲，正好和俞振飞搭档。她真诚求教，为尽量向俞振飞靠拢，她也耍了些可以理解、可以原谅的小花招。比如，听说俞振飞到江西演出，她急得失魂落魄，还差几分钟开车时，她居然赶到了车站，成了软卧车厢里令人惊诧不已的不速之客。
她与作家徐訏始终保持着良好的友谊，在文学上获益匪浅。她与朝鲜族音乐家郑律成（《中国人民解放军进行曲》作者）也是很好的朋友。在排演《春香传》的时候，郑律成在朝鲜音乐与京剧唱腔的融合上，给予了具体的指导。
【照山又照水】
1957年5月初的一个清晨，上海戏曲学校的喇叭里，传达了这样的指示：“同学们，九时召开师生员工大会，欢迎新校长。”
大家屏住气，只见一个身材高挑的女郎满身金黄从学生们眼前掠过：金黄色的毛衣，点缀着淡紫的小花，橙黄色的西装短裙，浅黄色的高跟鞋。“这就是著名京剧演员言慧珠，我们的新校长——”俞振飞开始详细介绍，可谁有心思听。
她的学生梁谷音在一篇怀念文章里，曾这样描述：“要紧的是赶快享受这眼前的美人吧，一睹为佳。她那么娇，娇得有点妖；那么艳，艳得有点野。身材、五官、腰腿，找不出一丝不足，过分的完美使人怀疑她的真实。”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