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代才女赵萝蕤教授
巫宁坤
我是很晚才有幸结识赵萝蕤的。1948年3月，我从美国印第安那州曼彻斯特学院毕业后，进入芝加哥大学研究院攻读英美文学博士学位。当时已有数十名中国研究生在那里深造，多半在“国际公寓”寄宿。我到校后也住在那里，结识了其中不少人。在英文系研究生中有赵萝蕤、周珏良、查良铮（穆旦）等人，他们都是国内英语界的精英，我的良师益友，后来数十年中的患难之交。
珏良，我曾在昆明西南联大见过一面，是他的堂兄、我的忘年交周煦良教授介绍的。当时他已从清华大学外文系毕业，留校任助教，我是外文系一年级新生。那是1939年的事了，一别九年，倒成了朝夕过从的异国同窗。
赵萝蕤是西语界更资深望重的前辈，无奈我孤陋寡闻，却有眼不识泰山。当时萝蕤已完成研究美国小说家亨利·詹姆斯（Henry James）小说的博士论文，颇得系主任威尔特（Napier Wilt）等教授的赞赏。几年的寒窗苦读已大功告成，这时她的丈夫陈梦家教授已提前于1947年先行回国，任教清华，因此她有富余的时间常与珏良和我讨论文学理论和批评的问题。我们三人都师从克莱恩（Ronald S.Crane）教授等大师，钻研他们根据亚里斯多德的《诗学》原理创建的“新亚里斯多德学派”（或称“芝加哥学派”）的文学批评理论。萝蕤熟谙中外文学名著和文学理论，分析研究常有独到的见解，说来娓娓动听。但不论日常交往，或谈诗论文，一向温文尔雅，文质彬彬，从来没有一点资深前辈居高临下的神气。在全体中国留学生中，她是“德高望重”的“大姐”，大家一起出游时，她是“龙头”，我是“龙尾”。
1948年秋冬之间，萝蕤通过了博士论文答辩，来年6月就可在著名的洛克菲勒教堂登台接受博士学位。这时平、津局势紧张，万一南北交通受阻，萝蕤深恐不能实现学成回国的愿望，便毅然决然在年底以前不顾一切兼程回国，几经周折才在1949年初回到了当时的围城北平，到燕京大学西语系任教。不久之后，朝鲜战事爆发，燕大的美国教授纷纷回国，萝蕤接任系主任职务。由于师资不足，除了原有的学贯中西的青年教授吴兴华，和在国内延聘的俞大和胡稼胎两位前辈，她又报请陆志韦校长电聘我回国来共事。
1951年8月中旬，我回到北京，萝蕤亲自到前门火车站接我。别后不过两年多，我不无好奇地看到，她的衣着起了很大变化。当年在芝大，她总爱穿一身朴实无华的西服，显得落落大方，风度宜人。眼前她身上套的却是褪了色的灰布中山服，皱皱巴巴，不伦不类，猛一看人显得有些憔悴了，但风度不减当年。
到了燕园，由于我新来乍到，住房尚未分配，萝蕤便留我先在她家做客，受到她温馨殷勤的款待。陈梦家教授当年是著名的“新月派”诗人，后来又以古文字学和考古学的成就蜚声中外，当时在邻近的清华大学中文系任教。夫妇俩住在朗润园内一幢中式平房里。室外花木扶疏，荷香扑鼻。室内一色明代家具，都是陈先生亲手搜集的精品，客厅里安放着萝蕤的“斯坦威”钢琴。这时我才知道她是燕大宗教学院院长赵紫宸博士惟一的女儿。赵老不仅是世界知名的基督教神学家，任世界基督教理事会的亚洲主席，而且是全国闻名的杜甫专家。萝蕤从小在家受到中西文化的熏陶，不但能诗能文，而且弹一手好钢琴。二十岁自燕大西语系毕业后进入清华大学外国文学研究所，两年后就将美国诗人爱略特（T.S.Eliot）以晦涩闻名的长诗The Waste Land（《荒原》）译成中文，受到专家学者的交口称赞。后来在芝加哥大学攻读博士学位，所选的研究专题又是以艰深闻名的亨利·詹姆斯长篇小说。我在风景如画的洞天学府开始我的教学生涯，竟又得在这般清高优雅的人家流连，私心不由得不感到庆幸，怎么也不会料到这样的日子不久就会一去不复返了。
二
到校后不久，我就上课了。我从未教过书，萝蕤却安排我教“英国文学史”和“高级英文作文”，都是四年级的课。我只有十来天时间备课，而且没有课本可用。萝蕤鼓励我试用马列主义观点讲授英国文学史，而我对“马列”一窍不通，只好临时抱佛脚，勉为其难，深恐有负萝蕤大姐的信任和期望。不料几个月后，“知识分子思想改造运动”就从天而降，不仅要“人人过关”，而且冲击了教学工作，我教的“英国文学史”下马，我倒落得清静，也免得萝蕤为我操心。
“思想改造运动”一打响，市委工作组进驻燕园，发动全校师生批斗赵紫宸、陆志韦、哲学系主任张东荪，要求人人和他们“划清界限”。作为西语系系主任，萝蕤不仅仅要检讨个人的“资产阶级思想”，还要参加各种大、小会议，没完没了地检讨在领导教学工作中“重业务，轻政治”的错误倾向，疲于奔命。
“思想改造运动”告一段落，紧接着上级宣布全国高等院校“院系调整”，教会大学一律解散，燕京和辅仁按不同科系分别并入北大、清华、北师大，人员听候统一分配。7月，萝蕤来访，向我传达本系教师分配情况。五名教授中，她本人和其余三位教授都去北大，唯有我的去处是天津南开大学。话一出口，她就忍不住放声哭了起来。我明白她的心情。当初是她让我放弃未完成的博士论文，万里来归，而现在却只能让我任人摆布，无可奈何，吉凶莫测，她怎能不感到由衷的负疚？当初，她满怀信心，要壮大燕京的英语教授阵容，以芝大英语系为蓝本建立一个优异的英语专业。如今她以稀有的才华构建的象牙之塔在狂风暴雨中化为灰烬，美好的梦想成为镜花水月，她怎能不伤心欲绝？几个月来，她憔悴了许多。尽管她平日总是镇静自若，从容不迫，但不难想像，在工作组的政治压力下忍受了多少煎熬，因为既是赵紫宸的女儿，又是陆志韦的干女儿，她又何从“划清界限”？长年徜徉于詹姆斯小说中那些女主角的精神世界，她那詹姆斯式的细腻感情与良知，怎禁得起如许粗暴的冲击？同时，梦家在清华也遭受猛烈批判，现在被分配到考古研究所了，她父亲在被长期批斗之后也被迫告别任教多年的燕园。此时此刻，我决不能和这位敬爱的大姐“相顾无言，唯有泪千行”，而只能强作欢颜，好言宽慰，让她不要为我操心，反正我是四海为家的。
我本打算暑假好好休息一下，然后去南开报到。不料又奉命参加“亚洲太平洋地区和平会议”翻译工作，直到1952年11月才离开燕园，一辆卡车连人带行李把我和老母送到前门火车站。距萝蕤到车站接我不过一年多，燕京大学已经换了人间，“新北大”成了风光旖旎的燕园的新主人。
三
我到南开大学任教之后，和原燕园同仁联系不多。1956年夏，我又被调回北京，在西郊一所外语学院英语系任教。学院离“新北大”不远，我有时在周末或假日去看望萝蕤，但她大部分时间住在市内家中，因此也难得见上一面，说点闲话。1957年我中了“阳谋”暗算，辗转听说梦家也落难，萝蕤受打击，患了精神分裂症。1958年，我发配北大荒，从此颠沛流离，多年与萝蕤不通音问。只知道她仍在北大任教，但身为“右派”家属，又为精神病所苦，日子一定不会好过。及至“十年浩劫”临头，又辗转听说梦家在“横扫一切牛鬼蛇神”的腥风血雨中不堪凌辱而自裁。萝蕤从此孑然一身，精神分裂症更形加剧。
“十年浩劫”之后，我又回到北京原单位任教，重新见到萝蕤，真是“二十余年如一梦，此身虽在，堪惊”。当年从燕大调入新北大的四位英语教授中，三位都在“浩劫”中死于非命。萝蕤硕果仅存，但她自己在市内的家、梦家生前精心搜集的明代家具和字画、她的斯坦威钢琴，都没逃脱“横扫”的命运。
她已搬到父母生前寓居的美术馆后街二十二号一座历史悠久的四合院内，两间朝西的小屋，里面一间放了一张小床、一张小书桌、两三把椅子。这是她的卧室兼书房，也是她接待国内外来访者的小天地。外面一间放着几个书架，藏书中包括她当年在美国搜集的全套初版詹姆斯小说和艾略特签名的诗作。她毕生以读书为乐，可是目力衰退，不得不有所节制。她热爱音乐，现在唯一的消遣是坐在小屋里倾听西方古典音乐的录音。和沈从文一样，她从来不谈个人的苦难经历。正如杨宪益和戴乃迭从来不提在“浩劫”中痛失独子之痛一样，她也从来没有提到过她的丧夫之痛。我知道她为精神分裂症仍在服药，有一天，我注意到她的嘴唇不时抽搐，便问她是否可以减少剂量。她的脸立刻变色，质问我：“你要让我犯病吗？”我后悔说话唐突，同时也突然认识到，这么些年来她形影相吊，不定受到过怎样的梦境的煎熬。哪怕一个詹姆斯式的悲剧女主人公，也不可能以如此的勇气和尊严承受她的苦难。
令我感到惊喜的是，泰山压顶的苦难并没有使她顾影自怜，一蹶不振。我重返北京之后，有机会去市内，一定和老伴儿一道去看望她，一杯清茶，谈天说地。或者约她去吃个小馆子，打个“牙祭”，反正让她高兴我们也就高兴。有时还带上孩子或亲戚或外国友人去拜见这位幸存的国宝，她也乐于接待。我也常和她一道参加一些学术活动。1980年12月，中国社会科学院外国文学研究所在成都主办外国文学学会成立大会，虽然路途遥远，萝蕤也不畏长途跋涉，和我搭乘同一趟火车前往成都赴会。1984年春，美国加州大学欧文分校（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at Irvine）英文系克里格（Murray Krieger）教授应我的邀请来广州中山大学作系列演讲，她也欣然应邀赴会，谈笑风生，而且从来没有要求特殊照顾。
令我感到更加惊喜并肃然起敬的是，她以衰病之躯，且又老眼昏花，却坚持不懈地从事教学和科研。英文系出版的《欧洲文学史》巨著是由她和另外两位教授负责编写的。她担任英文系博士研究生导师，传道授业，既慈祥又严格。我曾应邀参加过她的博士生的口试，深为她的敬业精神所感动。她早年翻译的艾略特的长诗《荒原》久已脍炙人口，八十年代初又应上海译文出版社之约重新修订。同时，她又毅然投身翻译美国诗人惠特曼（Walt Whitman）的经典巨著《草叶集》（The Leaves of Grass）。在她那仅能“容膝”的小屋里，夜以继日一面钻研惠特曼的全部作品、一切有关诗人和《草叶集》的学术著作，一面伏在那张小书桌上，用她那一笔不苟的书法，重铸惠特曼前无古人的诗篇，长达十二年。在这个期间，上海译文出版社又约她翻译一部詹姆斯短篇小说选。她忙于翻译《草叶集》，只抽空翻译了《黛茜·密勒》和《丛林猛兽》两篇，其余三篇和詹姆斯的著名论文《小说的艺术》就由我完成了，1985年出版。和她合作的过程也是向她学习的过程，可惜只有一次这样难得的机会。
1988年，我和美国《纽约时报》驻北京记者葛钢（Ed Gargan）谈起萝蕤大姐劫后余生翻译《草叶集》全文的“壮举”，他深受感动，央我帮忙安排登门采访。葛钢在那间小屋里进行采访之后，写了长篇报道，登在1988年2月16日《纽约时报》的头版，引起美国研究惠特曼的学者极大的兴趣。为了表彰她毕生献身文学研究和教学的精神和成就，1991年芝加哥大学邀请赵萝蕤博士回母校参加建校一百周年活动，并授予“专业成就奖”。
1993年9月，萝蕤又应香港中文大学之请，去讲学两周。9月24日，她从中大写信到美国给我，信中提到她不久前看过年初在纽约出版的我用英文撰写的回忆录《一滴泪》（A Single Tear）：“我还是在为你的书而感到振奋。”又说她曾和中大英文系教授提到我的书：“我说不但内容一字动不得，即文字也一字动不得。”同时，她也知道这本纪实作品，虽然平实之极，却已经使我们陷入“贫归故里生无计，病卧他乡死亦难”的境地。在信的结尾，她用朴实无华的语言向我们发出深情的邀请：“你和怡楷来京可住我处，我们现在西屋是客房，有全套卫生设备。我仍有保姆，可和我同饭。”萝蕤大姐老境凄凉，竟然还要为我这个无家可归的游子的食宿如此操心，怎能不令我感慨万千，欲哭无泪。我只能等形势允许时再作归计，面谢大姐的关心爱护了。
1997年秋，北京一所英语学院邀请我来年返京讲学，我指望终于可以重新回到萝蕤大姐身边了。怎么也没料到，1998年元旦就传来了噩耗，萝蕤大姐已含恨走完了她八十六年风雨人生的道路。当年她领军的燕大西语系五名教授中，如今只剩下我一个人了。不到四年之后，她度过黄昏岁月的那座被文化专家们称为“集建筑、人文、文物价值于一身”的故居，面临巨大商业利益的冲击，也在推土机下死于非命。
2005年10月我回国探亲访友，曾在上海作短暂的停留。8日下午，由友人陪同偕怡楷前往上海博物馆，专程参观陈梦家先生生前搜集的明代家具精品，凭吊两位故人。五十五年前在他俩朗润园家中做客的光景，历历在目，物在人去，恍若隔世。但愿萝蕤大姐在天之灵不再为我这个羁留海外的八五老人的食宿操心！
傅泾波：站在司徒雷登身边的人
陈远
一
在燕京，傅泾波是个谜一般的人物，司徒雷登在《在华五十年》一书中这样写道：“傅泾波之于我，就像我的儿子、同伴、秘书和联络官。”[1]旅加拿大学者林孟熹则这样说：“傅泾波是对司徒一生最具影响力的人，也是对司徒帮助最大的人。不理解傅泾波就无法理解司徒……”[2]
1918年，年仅十八岁的傅泾波陪同信仰上帝的父亲傅瑞卿，到天津参加了在那里召开的全国基督教青年大会。也是在那次大会上，尚在南京金陵神学院任教的司徒雷登被邀在大会上作了演讲，在他演讲完毕的时候，司徒雷登看到了他早就熟识的傅瑞卿。在此之前，对司徒雷登钦佩有加的傅瑞卿曾经请求司徒雷登在有机会的时候多指教他的儿子。司徒雷登走下台来，注意到了傅瑞卿身边的这个年轻人，并且跟他握手。司徒雷登大概没有想到，他精辟的讲演、高雅的风采，特别是他所散发出的难以形容的人格光辉深深地吸引了这个十八岁的青年。傅泾波的长女傅铎若事后在回忆父亲的文章中写道：“这次与司徒之初聚后，竟成了我父的人生历程碑，成了他生活道路的新起点。”[3]确实，在那次相遇之后，傅泾波和司徒雷登有了几次会面，从此，在随后的几十年里，两个人的命运紧紧地连在了一起。
在与司徒雷登相遇的那一年，傅泾波正在北京大学读书，任侠好客的傅泾波身上颇有一些五陵少年“交结五都雄”的气质，当时学校里活跃人物大多与他来往频繁，其中就包括近现代史上鼎鼎有名的胡适、陈独秀和***，至于校长蔡元培，那更是父亲傅瑞卿的老朋友。由于父亲的关系，傅泾波很早就和基督教有所接触，并且每周都参加北京青年会查经班的聚会。不过当时的傅泾波只是把基督教当作几种主要思潮之一加以比较。有时他参加完查经班，就带着心中的疑问去请教胡适和陈独秀。胡陈两人后来的立场虽然不同，但是在这一点上却是一致的，就是不赞成傅泾波参加宗教活动。胡建议他多读杜威的书，陈则斥宗教为灵魂的鸦片烟。而傅泾波和在当时被视为激进派的***的来往，则让他的父亲感到担忧，为此还专门拜访了北大校长蔡元培。不过傅泾波的交往远远不止如此，留法派先驱李石曾与他有世交之谊，另一位留法派先驱吴稚晖也是他的朋友，在他的朋友当中，还有当时尚未步入政坛的山西巨富孔祥熙、左翼文学家瞿秋白以及南开中学的周恩来。他甚至还通过溥仪的英籍老师庄士敦，去谒见过当时仍受到民国政府优待、住在故宫里面的逊位皇帝。
傅泾波当时的思想状况可以说是在唯物主义和基督思想之间摇摆的，因为除了热心参加基督教的活动，他还参加马克思主义信仰者每周一、三、五晚上在北大举行的鼓吹暴力革命和唯物论的聚会。[4]事后，傅泾波这样回忆他那段时期的经历：“我有很多机会成为共产党人，但是我拒绝像他们那样，因为我深受美国个人主义及基督教导的影响。我不可能成为一个革命者，因为我信奉非暴力。”[5]
二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