极司非而路四十号
张珑
我1929年生于上海，原籍浙江海盐。由于十月怀胎的母亲去探望外婆而来不及回家，我出生在景福里。但是对于那栋上海老式的石库门房屋，我是一无所知了。昔日的极司非而路（Jessfield Road）就是如今的万航渡路。我十岁前的幼年时代就是在极司非而路40号的寓所度过的。那是一栋三开间两层楼的洋房，三层是尖顶的。房前有一片大草地，屋后还有一个花园。
我的祖父张元济，字菊生（1867-1959），是清光绪十八年（1892）的进士，授翰林院庶吉士。1894年任刑部主事。1898年参加戊戌变法失败后被清廷“革职永不叙用”，举家从北京来到资本主义开始崛起的上海，创办了商务印书馆，并把它发展成真正意义上的具有相当规模的现代化出版企业。1913年他用在商务印书馆辛勤工作的积蓄买了一块地，请一家英国建筑事务所设计了那栋房屋，故而有英国风格。屋后有一占地四亩的花园，是1923年添置的。
在童年的记忆中，极司非而路的老宅是一所非常大的房子，但是里面没有豪华的装修。现在想起来，陈设中给我印象最深的是两种东西：书和出土文物。在一层楼梯厅中央的红木方桌上放了一座“黄金台”，那是一座出土的型体较大的陶土台，两边有台阶通向上方正中一座宫殿式建筑。台放在正对着楼梯的位置，显得很有气派。它那古朴的风格带来的是一种文化气息，不像如今常见的那种贴金挂银的装饰。在我经常读书的那间小书房里，壁炉两旁的书架上更是放满了出土陶俑，有仕女俑、士兵俑，也有小房屋，甚至有打米用的杵臼。书则更是无所不在。在大客厅、小客厅、小书房、楼梯厅，楼上祖父的工作室、卧室里，无处不是书。似乎无书就不成其为家了。文化的熏陶需要一种气氛，祖父以他渊博的学识，自然而然地在家里营造起一种文化氛围，使晚辈们得以自幼沐浴其中。
张元济在上海极司非而路40号的住宅
在一层西侧的大客厅是祖父会客的地方，有朝南和朝西的窗户。祖父交友甚广，客人很多。那里的陈设是一整套红木家具，比较严肃，我是很少进去玩的，只是偶尔祖父叫我进去见客。记得我在那里曾见过蔡元培和他的夫人，还有陈叔通、李拔可、高梦旦、沈钧儒、王云五等。我称他们为太老伯。蔡元培夫人曾是我父亲的老师，所以我称她为太先生。
与大客厅隔着一道拉门的是朝南的小客厅，拉开门可以相通。柚木拉门上刻着祖父亲笔用隶书所写我的明季世祖大白公张奇龄（1582-1638）的家训：
吾宗张氏，世业耕读；
愿我子孙，善守勿替；
匪学何立，匪书何习；
继之以勤，圣贤可及。
极司非而路40号住宅的花园一角
在小客厅里挂了四幅装在镜框里的“涉园图”。我很小的时候就曾听说涉园在家乡海盐，是我们张家的一个园林，还梦想着有一天可以去玩。我不理解那是早已湮没于浩瀚历史中的一个不复存在的所在，那四幅画也仅是后人临摹的粗糙之作。我们这个家族的历史可以追溯到宋朝。始祖张九成（1092-1159），原籍河南开封。随宋高宗（1127-1162）南渡，定居浙江。为高宗绍兴年间状元、南宋名臣。因主抗金，与秦桧相左而谪居，谥文忠公。对于这位始祖，我是从另外一个渠道知道的。在我还没有上学时，祖父曾为我买了商务印书馆出版的《小学生文库》，我从这套丛书中学到许多知识，包括古典文学《三国演义》、《水浒传》、《岳飞传》等，我对岳飞如何抗击金人入侵，如何精忠报国，如何被秦桧以“莫须有”罪名加害，看了一遍又一遍。其中就有一段讲到秦桧为陷害主战的张九成，派他深入金地探望为金人所俘的宋徽宗、钦宗二帝。当然，《岳飞传》并非正史，这段故事也并未在张氏家谱中得以应证。但是在我幼小的心灵中早已把这位始祖与民族英雄岳飞联系在一起而崇敬有加了。始祖有多部学术著作，如今我们保存的一部《张状元孟子传》，是上海涵芬楼影印吴县潘氏所藏宋刊本，后面有祖父写于1936年的跋。这部书是我的公公李伯涵先生早年于上海购得的。
在大客厅的北面，隔着一条小走道的是小书房，有朝西的落地窗。我自幼体弱，经常生病。故而到十岁才上了小学四年级。在我没有上学之前，父母亲为我请了家庭教师。我的第一个启蒙老师葛尚仙，是一位非常和蔼的年轻女士，上海本地人，至今我还能记得她的一口上海浦东话。母亲很喜欢这位老师，一直记得她在上海的住址。事隔多年之后，我已经上了中学，母亲还带我去探望过葛老师，可惜后来就没有联系了。葛老师之后的家庭教师窦光奎是刘家姨母介绍的，是一位十分有经验的老师。她戴着眼镜，神情严肃，我见她很是害怕。家庭教师就是在那间小书房里给我上课的。母亲对我的学习抓得很紧，她也常在小书房里陪我读书。
作者两岁时与父母亲的合影
在楼梯厅的东侧有两间房，朝南的一间是父亲的书房，凡父母亲的朋友和亲戚，一般都请到那里坐。父亲张树年（1907-2004），字仲木，1931年毕业于上海圣约翰大学经济系，后在美国纽约大学获经济管理学硕士学位。在我的记忆中，父亲的书房是布置得最为温馨的屋子，也是我经常去玩的地方。书房里的一套红木家具和楼上父母亲卧室里的红木家具都是母亲结婚时的嫁妆，是在上海当时最高档的英国人在静安寺路（南京西路）上开设的家具店美艺公司定做的。母亲葛昌琳（1904-2002），浙江平湖人氏，出身于书香门第，葛氏堂名传朴堂。我的外公葛稚威（1867-1935）好搜集古籍，又致力于发展家乡的教育，在平湖有守先阁藏书楼，并办有稚川学堂。与祖父有共同的兴趣与爱好，所以过从甚密。父亲的书房朝南是八角形的窗台，窗上挂着深紫红色的窗帘。背对着窗台放了一只三人大沙发，另外两只与之配套的小沙发分别放在壁炉的两侧。靠北墙是一只装饰柜，里面有各种小摆设。靠西墙有一张西式书桌及与之配套的写字椅。书桌看上去像个柜子，上半部分是一块可以开启的台板，下半部分有三只大抽屉。台板开启后就是书桌，里侧还有可以放书的格子和放笔墨的小抽屉，不用时可将台板关上，保持整洁。屋子中央是一只红木鼓式圆桌，桌上往往放着花。记得冬天过年时，总会有种在盆里的水仙花，周围放着雨花石。彩色的雨花石浸在水里，更显得晶莹剔透。花的香气弥漫在门窗紧闭、洒满阳光的屋子里，令人懒洋洋地感到陶醉。即使到了如今，我但凡闻到水仙花的香味，还会想起那间书房。母亲很有审美情趣，又巧于手工。沙发上的几个靠垫都是她用零碎的绸布料做的，有穿着绿色大裙子的洋式娃娃，有仅有一个背影的女人，头发是用毛线做的，有花卉，有黑白缎料拼成的几何图案。真是好看极了，摆在沙发上更使屋里生辉。这几个靠垫一直保存得很好，每到过年就取出来点缀。当然随着时光的流逝，也渐渐失去其靓丽了。
父亲书房北面的一间大屋子是餐厅，光线比较暗，布置着一套老式的西式家具：大的长条形的餐桌，围着一圈高背的餐椅，靠墙两个很大的洋式柚木碗柜，也都是深色的，使屋子显得沉重。壁炉的两侧分别放着两个大陶罐，置于红木托架上。在我的印象中，它们好像是深褐色的，有横条的花纹，使原本已经沉重的屋子显得更严肃了。听父亲说，祖父当年买了许多出土文物，唯有这两件是在海盐出土的，有一说它们是秦始皇东征时，士兵们用来盛水的陶罐。若果真如此，应该是极为珍贵的了。据说当年祖父常在这间餐厅里宴请朋友或商务印书馆的同事们，而且往往喜欢用西餐款待。但是在我的记忆中，我好像没有在那里吃过几顿饭。只记得有一年来了一个美国人，是父亲在美国纽约大学留学时的朋友。他对我很和蔼，但我看着他的黄头发，有点害怕，管他叫“黄老虎”。由于有客人，我们都到楼下的餐厅吃饭。席间，我听祖父和“黄老虎”用英语交谈，感到很新鲜，也很诧异。
卧室都在二楼。祖父的卧室朝南居中，与父母亲的卧室隔一个卫生间。卧室有两扇落地长窗，站在窗外的南阳台上，可以看到前面的草地、树木和远处的紫藤花架。祖父的床是贴着北墙放的，床的一端是书柜，另一端放着一个大衣柜。贴着南墙有一壁炉，那是一种欧式住宅里的设备，老宅的每间房间里都有壁炉，但我很少看见在炉子里真正点燃起炉火。每天早晨，祖父总起得很早。家里人也都受他的影响，从没有人睡懒觉。我往往在那时候去和他玩。他坐在大沙发里，我爬到他身上假装给他洗脸，洗完还要抹雪花膏，点胭脂，他从不嫌烦，任凭我折腾。这样一直要玩到吃早饭。
在祖父的卧室里有许多摆设，多半是祖父去欧洲考察教育时带回来的。壁炉前有一张小桌子，上面放着一个地球仪。那是一个饭碗大的地球，可以转动。我每次走过，都要把它转动几下。还有一个巨型的、表面很粗糙的鸵鸟蛋化石和一块上面可以很清晰地看到一条鱼骨的化石，这两件东西都配有红木座架。在一个老式的梳妆台上，放着一个荷兰风格的小瓷娃娃，浅黄色的头发、红色的背心、淡紫色裙子上罩着花围裙。在我们家搬到上方花园之后，这个小娃娃仍然站在那个摆在祖父房内老式的梳妆台上。我50年代到北京工作之后的一个暑假回上海时，向祖父要了这个如同我的老朋友一般的小瓷人，作个纪念。我这个出自童心的请求，后来居然使这个瓷娃娃逃脱了“文革”抄家的厄运。祖父的卧室里还有一个有趣的东西：装在墙壁上的电话。电话的听筒可以取下来，说话时要对准装在墙上的话筒。我太矮了，够不着那装在高处的话筒，但总是饶有兴趣地听祖父打电话。那时候上海的电话公司是英国人办的，主要为洋人服务，用英语报号码可以优先接通，所以祖父总是用英语向接线员报电话号码。据母亲说，我也“打过一次电话”，那是在父亲1931年去美国留学之后。我想念父亲，母亲让我拿着电话筒，佯装和远在纽约的父亲通话。我对着话筒问父亲：“你们那里花园里有纸屑飘下来吗？”1932年1月28日，日本侵略军向上海发起进攻，商务印书馆总厂遭轰炸全部被毁。日人深知欲灭我中华，必先灭我文化，更纵火焚毁了东方图书馆，祖父用数十年心血收集的善本书籍被大火吞噬，片纸无存。被焚后的纸片乘着北风飘到市区上空，甚至还撒落在我家的花园里。祖父为之潸然泪下，全家人无不悲愤。我那幼稚的问题就是这一事件的反映。
祖母的卧室在祖父卧室的西侧，面积较大。朝南的窗台前放着祖父的大书桌。祖母去世后，这间屋子就完全成了祖父的工作室。祖母许子宜，字宜春，浙江杭州人氏，世代书香之家。她的父亲许庚身（1825-1894），字星叔，在清光绪年间官至兵部尚书、军机大臣、总理各国事务大臣。记得房里的柜子上常年放着一只蓝底金花瓷瓶，就是光绪皇帝赐予他的这位大臣的，后来是作为祖母的一件嫁妆来到了我家。十年浩劫中，这只花瓶和家中许多物品一起被抄走。后来落实政策时只有寥寥几件得以归还，而这只花瓶竟然就是其中之一，也算是个奇迹了。祖母因患癌症，1934年去世时年仅五十九岁。我当时只有五岁，所以对她的印象相当模糊。只记得她个子瘦小，为人慈祥，说一口漂亮的北京话，每天晚饭时喜欢喝一小盅黄酒。她在病重时希望再看看我，母亲抱我到她床边。我记得她的屋里拉上了窗帘，光线很暗。祖母躺在病床上，已经完全没有了她昔日的容貌。我害怕极了，伏在母亲的肩上，怎么也不肯多看她一眼。祖母去世后，父母亲送遗体去殡仪馆。我清楚地记得我趴在父母亲卧房的八角窗台上从上往下看，只见有一辆黑色的灵车就在楼前，缓缓驶出大门。
作者一岁半时与母亲在后花园的合影
在祖父工作室的后面有一间朝西的大房间，外面有阳台。听父亲说这是他小时候的卧室，也曾是我姑母的卧室。但在我的记忆中，那是堂姊祥保的卧室，她的床放在最北端靠窗处，床旁有她的小书桌。她在圣玛利亚女中上学，住校，所以不常在家。屋子中央放着一个大餐桌，全家在那里就餐。那只餐桌是柚木的，非常结实。中间镶嵌着一百块绿色的方块瓷砖，所以不怕烫，冬天可以把火锅直接放在上面。桌子可方可圆，只要把它四周的半圆形台板往上翻起，就成了一张大圆桌，足可容十人围桌就餐。在那间屋子里有一个食品柜，里面有祖父常吃的蜂蜜。我也常去吃。有一次有人送了一些葡萄给祖父，又紫又大又甜，放在那个食品柜上。对我来说那简直是挡不住的诱惑，吃个没完，直到有人把葡萄藏了起来。我满屋子地找，边找边唱：“葡萄哪里去了啊？”祖父听到后，让人赶紧把葡萄拿出来给我吃。从前，芒果是稀有之物，偶尔有人从南方带来送给祖父。祖父每食一个，必将芒果剖成两半，一半给我。如今我每见此种水果，都会想起与祖父的分享之乐。
家里的饭菜并不讲究，只是些普通的家常菜，没有酒。从前，祖母喜欢喝一小口黄酒。除此之外家里的人都是烟酒不沾的。开饭前，仆人先在每人的座位上摆好碟子、匙、筷子等。筷是搁在筷架上的。筷架是一种极小的银质餐具，两端是两个银质斜十字，中间用一根银质小棍连接起来，筷就搁在那小棍上。全家人一起吃饭是有规矩的：长辈没有坐下来，晚辈们不可以动筷子，这是对长辈的尊敬。吃饭时都很斯文，祖父不喜欢大声喧闹，更不愿看到桌上被弄得杯盘狼藉。凡是鸡骨鱼骨，都放在各人自己的盆子里，如不慎把汤、菜汁洒在桌上，就赶紧用小纸擦掉。在祖父的潜移默化下，我们都养成了比较良好的用餐习惯。
值得一提的是祖父所用的餐具与其他人的不同：中间放了一只西式大汤盆，左右两边放了筷子、刀、叉、匙，还有餐巾。我记得那老式汤盆是白底蓝花的英国瓷器。汤放在汤盆里用匙舀了喝，比较大的食物，例如一块红烧肉或一块饼，他总是用刀叉切成小块后食用。据父亲说，祖父早年有极轻微的糖尿病，听从他的一位英国朋友柯医生的建议，改吃面食，而且还特地雇了一个西餐厨师。也许就是因为这样才形成了这种中西合璧的用餐方式。从我有记忆起，家里早就没有西餐厨师了，但祖父的这种用餐方式数十年未曾有所改变。祖父是清朝的翰林，但是他崇尚革新，吸收西方的先进文化，摈弃陈规陋习，这在一般旧时代知识分子中是罕见的。他的用餐方式也可从一个小小的侧面反映一斑。他曾经讲过一个故事：有一个清朝的官员出国去，穿了清朝的朝服和顶带花翎与洋人们一起吃饭，侍者端来一盆汤，他不知道应该用匙舀了喝，竟两手端着汤盆喝起来，结果把汤全都洒在朝服上，狼狈不堪。祖父对西菜还是比较有兴趣的，从前商务印书馆请客，或过年时宴请股东，往往会在福州路的一品香、东亚饭店等馆子里举行，那些都是当年吃西菜的地方。小时候还听说过一个故事：祖父曾陪了他的英国朋友柯医生去海盐打猎，带了面包黄油。当地的农民从未见过黄油，惊呼：“看！红毛人吃肥皂哩！”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