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生中，到底什么叫悔罪？什么叫坦白？什么叫记忆？这一切悬而未决地纠结在一起，有谁能做最后的判断呢？
我一些朋友觉得艾丽丝·门罗的小说很沉闷，一直在写她家乡安大略省方圆百里的范围，来来去去就那么几个主题，好像讲不出什么新东西。门罗笔下的人物无非就是医生、已婚妇人等几个典型，婚外恋、母女纠葛、记忆的错误与修正等题材也反复出现。
我觉得比较一下莫言和门罗如何描写家乡很有趣，从他们不同的处理路线就能看出各自的高明之处。台湾作家骆以军非常羡慕莫言这一代大陆作家，觉得他们有丰富饱满的经验和故事可以叙说，家乡土壤里埋有几千年的积累，他们又经历过种种不可思议的时代遭遇，有着取之不尽的写作题材。比如莫言把家乡高密变成一个虚幻与现实层层叠加的多重世界，编织出一幅幅神奇的五彩缤纷的织锦画。相形之下，门罗的家乡不像高密是一个有着厚重历史和神妙传说的空间，似乎没有那么多故事可写。面对有限乃至贫瘠的现实，门罗如何去提炼和提升它，那就需要扎实的观察能力和卓绝的写实功夫。
通过短篇小说集《好女人的爱情》里的同名小说，我们看到门罗如何对一些相当传统的写作技巧做了改变和提高。这篇小说具有典型的门罗特色，把短篇小说写成像长篇小说一样丰厚。小说开头讲镇上一个验光师连人带车陷进一条小河的泥沙地里，可能不是意外事故，而是遭人谋杀。最先发现这起事件的是四个小男孩，门罗仔细而耐心地描写他们发现案发现场的情节，人物形象刻画得活灵活现，差点让人以为他们是小说的主人公。这些男孩在回家路上不像往常那样瞎闹，忽然变成大人似的，心里沉甸甸地压着一个问题：去哪儿，做什么？他们隐隐觉得自己在某个时候会忍不住尖叫，冲到镇上到处嚷嚷这个消息，把所有人都震住，让他们目瞪口呆。他们最终没有这样做，到了一个路口便各自回家，在饭桌上也不跟大人提起。他们看到谋杀案现场有一种奇异的兴奋感，但为什么不张扬呢？只是描写，不做判断，也不解释，这是门罗很典型的写法。
谜题就这样留着，门罗继续往下编织故事。这样一个铺垫对故事情节的发展有帮助吗？绝对有。这起谋杀案一开始就是以秘密的形式出现，而秘密到底是什么呢？门罗没有解释，留给读者在心里慢慢发酵。慢慢地，门罗把视角转移到小说主人公伊内德身上。伊内德是个女护理员，在高中同学鲁佩特家里照顾他病重的太太。鲁佩特在学生时代是一群女生戏弄的对象，伊内德后来觉得有点对不起他。不过，鲁佩特似乎并不在意女生戏弄他，也没太在意伊内德想对他好点。鲁佩特的太太临终前跟伊内德说，那起谋杀案是她丈夫干的，鲁佩特发现验光师对她有不轨行为就把他杀了。伊内德从此执着于一个念头，想要鲁佩特亲口承认是不是杀过人。她认为杀人犯不一定要去自首，但应该悔罪，至少鲁佩特应该在她面前悔罪。因为她觉得跟鲁佩特有一种特别的关系，他们是老同学，感情又有点复杂，虽然或许只是她一厢情愿地爱着他。
然而，随着故事的发展，我们会怀疑一个垂死病人讲述的谋杀案是否可信。伊内德有时心想鲁佩特的太太是在说谎。“有人能编出这样细致、这样可怕的谎言吗？答案是肯定的。病人的思想中、垂死之人的脑袋里，可以充满各种无稽之谈，足以组织成令人信服的说法。……那种性质的谎言可以在一个人的思想角落里等待，像黑暗中悬挂的蝙蝠，一旦夜幕降临便伺机而动。你永远不能断言无人能编出这种谎言。看看梦境吧，它们何等逼真啊，层层叠叠的，以至于你能够记下并加以描述的仅是其冰山一角。”
门罗喜欢在故事中自如穿插一些片段，那往往是些过去的回忆，当然不是无的放矢。伊内德回忆起四五岁时，她在父亲的办公室撞见一个女人坐在他的膝盖上，一个乳头塞在他嘴里。告诉妈妈这件事时，伊内德说：“她前面那两个东西里有一个塞在爹地嘴里呢。”伊内德当时还不会说“乳房”这个字眼，妈妈就说，瞧你在说些什么呀，前面那东西是什么？伊内德形容道：“像冰激凌蛋筒一样。”妈妈就说你肯定是在做梦，有时候人会做一些非常蠢的梦。小女孩伊内德心想对呀，冰激凌蛋筒不可能那样倒扣在女人的胸脯上，也不可能那么大。多年以后，伊内德一直在想究竟是妈妈不想承认事实而说谎，还是她本人的记忆在说谎。
鲁佩特的太太去世后，伊内德下决心要让鲁佩特坦白交代是不是杀过人。有一天，他们一起去鲁佩特家附近那条发生过命案的河上划船。两人到了河边，鲁佩特说他要去寻找藏起来的船桨，然后钻进灌木丛里不见了。这个结尾落入俗笔一定会变得非常悬疑，而门罗的结尾是开放式的。伊内德静静地站在河边，我们感觉到似乎山雨欲来：鲁佩特会不会杀人灭口？或者这一切只是我们的幻觉？我们还不能肯定以前那起谋杀案是否真的发生过，故事这时候却停了下来。
门罗用通俗小说中那种制造悬疑效果的开放式结局来传达一种更深层的东西：人生中，到底什么叫悔罪？什么叫坦白？什么叫记忆？这一切悬而未决地纠结在一起，有谁能做最后的判断呢？就连小说的作者也不能，于是就让它停在那儿，读者要停顿好长一段时间想想到底发生了什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