他们一口咬定自己只有悔恨,一不留神却又偷偷自豪;或情不自禁地抖一抖自豪,稍加思索却又痛加悔恨。
“‘是那山谷的风,吹动了我们的红旗;是那狂暴的雨,洗刷了我们的帐篷。……’这是当时一首流行歌。一代少年对远方的想象,几乎就是由这一类作品逐渐打造成形。远方是什么?远方是手风琴声中飘忽的草原,是油画框中的垦荒者夕阳下归来,是篝火与帐篷的镜头特写,是雕塑般的人体侧影,是慢镜头摇出的地平线,是高位旋转拍摄下的两只白鸥滑飞,是沉默男人斜靠一台拖拉机时的忧伤远望……哦,忧伤,忧伤太好了,太揪心了,男人的忧伤简直就是青铜色的辉煌。”
这是知青曾经有过的一种情怀,对即将奔赴的那个陌生农村世界的一种想象。“远方”不仅空间上遥远,心理上也遥远,却被视为某种革命事业的起点。知青那一代人相当特别,有一批人十几年前下岗了,已经被社会遗忘了,与此同时有另一群人活跃在聚光灯下。是什么东西塑造了知青那一代人?当年他们下乡插队到底在干什么?同在一个地方插过队的人,是什么东西改变了他们的命运?坦白讲,知青文学已经太多了,还有什么好写的呢?韩少功觉得意犹未尽,所以继续在写。
《日夜书》弥漫着知青情怀,有些故事虽然似曾相识,但在韩少功笔下还是相当生动。比如知青好斗,有时候是文斗,斗谁见多识广,但其实往往是虚张声势。有一场读书人之间的口水仗是这么打的:“‘你们读过《斯巴达克思》?’‘哎呀呀,通俗文学在这里就不必谈了吧?’‘那你们读过吉拉斯的《新阶级》?’‘也就看两三遍吧,不是太熟。’‘说说《资本论》吧。’‘不好意思。请问是哪个版本?是人民版,还是三联版?还是中译局的内部译本?我们最好先约定一下范围,不要说乱了。’‘你们知道谁是索尔仁尼琴?’‘你是说《伊凡·杰尼索维奇的一天》还是《玛特辽娜的家》?你要是想听,我都可以给你讲一讲。’‘那……请问你们如何评价奥威尔的《1984》?’……”
韩少功写道:“这种对话像打牌,各方都决心压对方一头,四连炸,同花顺,一个个都争相拍出大牌。对方读过的书,那就没什么好谈了,没读过的才应该成为话题,才是缺口、软肋以及决战机会,必须一举发现,狠狠抓住,穷追猛打,打得对方晕头转向。”这的确塑造了知青那一代人的某种集体性格和某种文化气氛,那种东西直到今天仍在很多中国人身上看得到。不过,能说它们只属于知青吗?我不太肯定。
小说背景设在“白马湖茶场”,当年有一群知青在那里插队。整本小说没有一个特别突出的主角,有一个叙事者叫陶小布,另有五六个主要人物穿插其间。小说不是采用顺叙法,叙事线索前进一下又倒退一下,在回忆下乡往事时会忽然切换到人物近况。这种叙事结构使得小说看起来有点松散,韩少功说是人物列传,但我不太赞同。人物列传的形式是,虽然人物之间的故事有所交叉,但彼此还是分割得相当清楚的,叙事方式也不会这样忽前忽后。这本小说更像是韩少功对知青经历的回忆和感怀,以及一些他觉得不可不发的牢骚、思考和无奈的慨叹。
马涛是小说中一个特别有意思的人物。这个人好像是个出类拔萃的奇才,好像什么都读过,好像什么都懂,自负得不得了,甚至有狂妄的政治野心,想建党搞革命,后来当然给逮去坐牢了。坐牢期间,全家人倾囊而出给他买营养品,但他仍然觉得不够,认为你们对我不好就是对中国思想界的打击,就是对国际文化事业、革命事业的打击。这种自大一直陪伴着他,后来他以一种半流亡者的身份跑到国外,继续做一个疯狂的民间思想家,在文人圈子里跟人争风吃醋。这种气氛和感觉,我觉得韩少功写得非常到位,今天我们还能见到很多这样的人。我每年都会收到很多莫名其妙的书,那些作者写完书稿就寄给我,或者找一些名不见经传的小出版社自费印刷,书中都宣称破解了人类某个千年谜题,创建了某种新学派、新主义,颠覆了过去所有的一切。那些作者认为众人皆醉他独醒,大家都看不懂反而证明他高明。
这种极度狂妄和自闭到底是怎么来的?今天中国有形形色色非常古怪的人:有一些是像马涛那样狂妄自大的思想家;有一些是庸碌无为的地方官员,你不能说他是坏人,他有时甚至想做点好事;有一些艺术家搞出一堆莫名其妙的东西,一天到晚混迹江湖,把自己搞得像个大小孩,也不知道他心里在想什么;还有一些浮浮沉沉的小商人,有点鬼精灵,有时想搞点诈骗……
这本小说对各种人物性格的描写很到位,至少抓住了知青那一代人的某些性格特征。这些人的性格是怎么形成的?其中一个重要的养成环境是他们少年时代在农村生活的环境。那个环境当然也有好玩的东西,但也经常发生一些很奇异的事情,比如打赌敢不敢吃死人骨头。有一次为了赚50张饭票,陶小布闭眼想一想电影里舍身炸碉堡的英雄,然后大喊一声“毛主席万岁”,开始大嚼猛咬死人碎骨,吃到反胃才拔腿跑到溪边呕吐,从此恶名昭彰,大家都怕他。这个人是不是毫无信仰呢?不见得。在大家都饿得发晕的非常态时期,为了得到饭票,再加上少年意气以及某种气氛,一切就变得合情合理了。这件事对一个少年的性格会产生什么影响呢?一个连死人骨头都敢吃的人,长大后还有什么不敢干的事呢?不过,我们发现陶小布后来不算太坏,是个有点良心的厅级官员。是不是因为陶小布身上承载了作者很多想法,所以没让他变得太负面?这很难说。
知青群体靠什么维系呢?一起下乡的经历,经营多年的友谊,以及定期的聚会。当年带领陶小布下乡的郭又军是白马湖知青维系情谊的核心人物,组织了一年一度的聚会。有时晚辈也来参加聚会,老知青就会说:“我们那时候,哪有你们这样浪费?”“我们那时候,一担谷一百八还上坡。你哭都哭不动吧?”“你们这些蜜罐子里泡大的,根本不知道什么是苦。”“像你这么大的时候,我一天打蛇七八条,不算稀奇。”“我们那年月,连一罐猪油也是大家分,没人敢独吃。”“给鸡打青霉素,你不会吧?”……这些知青似乎在夸耀什么,然而他们真实的想法是什么呢?
向来喜欢发议论的韩少功这样认为:“比较而言,启蒙前辈也好,卫国老兵也好,怀旧态度大多是单色调,只有自豪,绝少悔恨,几乎是雄赳赳的一心一意。但从白马湖走出来的这一群要暧昧得多,三心二意得多。他们一口咬定自己只有悔恨,一不留神却又偷偷自豪;或情不自禁地抖一抖自豪,稍加思索却又痛加悔恨。他们聚集在郭又军这只老母鸡的翼下,高唱一首首老歌,津津乐道往事,结伴寻访旧地,深情看望老房东或老邻居,接受当地新一代官员的欢迎和赞美,甚至编影集,排节目,办展览,筹建纪念碑……一切英雄怀旧的外形都有了,但他们的表情始终要低几度,口气总是要带点躲闪,有点强打精神的意味,似乎是对一笔亏损的生意,不便大吹大擂和恋恋不舍。他们的自豪与悔恨串味,被一个该死的白马湖搞得心情失调。”
郭又军后来混得很不好,改革开放后工人阶级出身变得不再重要,工人阶级现在变成打工仔,社会环境彻底变了。在国有企业和集体企业倒闭的大潮中,知青们的聚会更多时候是在抱怨。“‘地狱’‘劳改’‘大迫害’‘大骗局’‘水深火热’‘暗无天日’‘九死一生’‘万劫不复’……这些出现在媒体上的流行用词,对于他们来说最为顺耳,最为解气,最能记住。他们几乎不假思索就认定:说得太好了!事情难道不是这样吗?若不是因为下乡,若不是因为白马湖,他们哪会沦落到眼下这个地步?”然而,有一个问题大家几乎忘了问:“白马湖的农民会这样说?他们当然也觉得知青崽很苦,离乡背井更是可怜,但再苦也就是几年,顶多是服了几年兵役吧,而他们在白马湖活过了世世代代,甚至一直活得更苦和更累,那又怎么说?他们甚至不能享受知青的‘病退’和‘困退’的政策,没有招工和升学的优先待遇。”
韩少功认为知青那一代人过得并不好,“他们是被一些知识精英昨天认定必须赶下岗的人(为了效率),也是被同一批精英今天鼓吹必须闹上街的人(为了公平),是某种流行理论时厌时宠的那些影子”。对他们来说,谎言是必要的镇痛剂,谎言是另一种形式的真理。这时候我们看到韩少功一种很暧昧的态度:一方面,很多人觉得他不会光说知青年代的黑暗面,还看到光明面;另一方面,他并不是这么简单地做一种政治判断,更关注的是知青那一代人该怎样活下去,如何把自己像一格一格播放的电影般的人生说得完整而又有意思。中国的现实真的太复杂了,不是单单某一种意识形态就能解释清楚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