战后香港的文学期刊和《华商报》
香港的新文学期刊，除了新文学在香港萌芽时期由本土青年作家参与创办的《伴侣》、《红豆》等以外，从抗战开始一直到战后，便一直由内地南下作家主阵。根据黄康显的统计，“由1946年5月《青年知识》创刊，到该刊于1949年8月结束为止的40个月内，香港共有12种期刊出现过，出版的总期数是137，亦即是平均每月有三种以上期刊出现”。这些文学期刊有：
（1）《青年知识》半月刊，1946年5月—1949年8月，共出版48期，由黄秋耘、张铁生主编；
（2）《文艺丛刊》，1946年9月—12月，共出版两辑，由周钢鸣主编；
（3）《野草》月刊，1946年10月—1948年9月，共出版12期，由夏衍、宋云彬、孟超，秦似、聂绀弩主编；
（4）《文艺通讯》，创刊时间未详，1948年停刊，共出版13期，由文协香港分会主编；
（5）《文艺生活》月刊，1947年1月—1949年5月，共出版29期，由司马文森、陈残云主编；
（6）《新诗歌》丛刊，1947年1月—1948年5月，共出版9辑，由香港新诗歌社主编；
（7）《野草》文丛，1948年2月—8月，共出版4辑，由《野草》月刊原班人马主编；
（8）《中国诗坛》，1948年3月—5月，共出版3辑，由黄宁婴主编；
（9）《大众文艺丛刊》，1948年3月—1949年1月，共出版6辑，由周而复、邵荃麟、冯乃超主编；
（10）《海燕文艺丛刊》，1948年6月—1949年1月，现已知出版2辑，由新界达德学院文学系主编；
（11）《小说》月刊，1948年7月—1949年6月，共出版8期，由茅盾主编，以群、适夷、周而复、葛琴、蒋牧良等任编委；
（12）《新文化丛刊》，1948年9月—10月，共出版2期，由生活书店主编。
上述12种期刊中，寿命最长的是《青年知识》半月刊，最短的是《新文化丛刊》，其中，短寿的占一半左右。另外，从主阵的人员看，除《中国诗坛》由黄宁婴、陈残云、李育中等主编及撰稿外，其余的均由粤港之外的内地南来作家主持。
这一时期香港的文学期刊，确实在鼓吹革命文艺方面，起到了一定的作用。1949年7月2日，“中华全国文学艺术工作者代表大会”在北平召开，南来香港的内地作家便陆续北上或出席会议，或回到原来的地区继续从事文学创作。他们在香港创作的作品，如黄谷柳的《虾球传》、郭沫若的《洪波曲》、司马文森的《南洋淘金记》，包括侣伦的《穷巷》等作品，成为了在香港文学史上占有一定地位的重要作品。
战后香港的文艺阵地除了文学期刊，还有一些报纸的副刊也为在港的作家提供了发表的园地。这些报纸中，以《华商报》、《文汇报》等最为重要，影响也最大。
《华商报》原是晚报，1946年1月4日改为日报在香港复刊出版。复刊后的《华商报》由邓文钊、饶彰风（蒲特）任社长，萨空了任总经理，刘思慕任总编辑，邵宗汉，廖沫沙、杜埃任副总编辑。其副刊“热风”，由吕剑主编。“热风”刊名由吕剑建议用的，发刊词《开场白》也由吕剑撰写。由于刊头是由黄新波采用鲁迅手迹放大设计而成的，吕剑便以“容”为笔名写了《鲁迅先生题“热风”》一文，旨在发扬鲁迅精神。该副刊由吕剑编至1947年11月他离港前夕，接着由华嘉接编。1948年8月改为“茶亭”后，由杜埃接编；1949年起又由华嘉接编，最后由周方旸接编至停刊。这是个综合性副刊，每周四五版不等。秦牧的《跪风》、《愚蠢的杰作》、《浮土德的故事》，以及夏衍，廖沫沙、林林、华嘉、楼栖的许多杂文随感，都在该副刊的“亭边琐语”专栏发表。章泯的五幕剧本《恶梦》，萨空了的回忆《两年的政冶犯生活》，郭沫若的《南京印象》和长篇自传体小说《洪波曲》，黄谷柳的长篇小说《虾球传》，江萍的长篇小说《马骝精与猪八戒》，侣伦的长篇小说《穷巷》等，都先后在“热风”、“茶亭”上连载刊出。《华商报》还专门为文协香港分会设了专刊，并且开设了一个青年记者学会的专刊，以培养香港的青年新闻人材。1947年后，该报还辟有“文艺副刊”双周刊、“两周画刊”以及发表书评文章的“书报春秋”专刊。
香港《文汇报》于1948年9月9日复刊后，其副刊“文艺周刊”也于同日面世。该刊由茅盾主编，后又有洪遒、秦似也参与主编。茅盾以“编者”名义在首期发表了《我们的愿望》，希望该副刊能够得到各界人士的广泛支持和关心，并欢迎踊跃投稿。郁如、秋云、林林、杜埃、华嘉、陈残云、顾仲彝、黄雨、何达、薛汕、秦牧、秦似、黄绳、楼栖、马凡陀、杨晦、臧克家等成为了“文艺周刊”的主要撰稿人，此外，该副刊还培养了一批年轻的作者。1948年底，香港《大公报》创办的《新晚报》问世，随之，《星岛日报》、《正报》等也相继复刊和创刊，这些报纸大多都辟有文艺副刊，如《大公报》就辟有刊登小说、散文、诗歌的“文艺”副刊，以及刊登杂文小品的“大公园”副刊，它们为在港的内地作家和本港文艺青年提供下更多的创作园地。
内地南来作家在抗战期间和战后创办，主持大量的文学期刊和报纸副刊，不仅为在港的南来作家提供了重要的创作阵地，而且对香港本地的文学鼓舞极大。香港第一代本土作家舒巷城就这样说过，那么多的文艺刊物“引起下许多青年投稿的兴趣，我当时也是文艺青年之一”。其余的像黄天石、谢晨光、侣伦等也在这些报纸副刊和文艺期刊上发表作品。
郭沫若、茅盾与战后香港文坛
郭沫若（1892—1978），原籍四川乐山县。“五四”时期写出下新诗《女神》，为革命浪漫主义的代表之作。1926年曾任广东大学（中山大学前身）文学院院长，1928年流亡日本，研究中国古代社会和甲骨文、金文。抗战爆发后回国从事抗日救亡运动，并写下了《屈原》等六部大型历史剧，以借古讽今手法揭露了国民党当局的不抵抗政策。1947年12月，和茅盾一道从上海来到香港，以躲避国民党的政治迫害。
到达香港后，郭沫若和茅盾一道，继续从事民主革命运动。1948年2月，他针对各种反动文艺甚嚣尘上的气焰，撰写了《斥反动文艺》的专论，严正指出：“今天是人民的革命势力与反人民的反革命势力作短兵相接的时候”。在这样的情形之下，要把握好衡量是非的标准：“凡是有利于人民解放的革命战争的，便是善，便是是，便正动；反之，便是恶，便是非，便是对革命的反动。”以这一标准去剖析当时“五花八门，红黄蓝白黑，色色俱全”的反动文艺，他认为，“大体地说，是有两种类型，一是封建性的，另一种是买办性的”。所以，必须以“从事积极的创造来代替我们所消灭的东西”。
香港的《华商报》这时连载了郭沫若赴港之前写的长篇报告文学《南京印象》。这篇报告文学以作者的亲身经历和目睹的事实，控诉了国民党当局实行封建***独裁统治，践踏民主，杀害民主人士，给人民带来深重苦难的罪行。作品发表后，在香港和澳门地区激起了反响。
郭沫若在香港一年时间里，为《华商报》写了不少杂文，为《中国诗坛》写了诗论。此外，他还写了《二十年自传》，从北伐战争，南昌起义一直写到赴港前夕。1948年，他在香港创作的长篇回忆体小说《洪波曲》，是他的创作生涯中一部重要作品。这部小说也被看作是用小说笔法写的报告文学。这部作品以作者亲身经历过的一系列重大历史事件为主线，揭露了国民党当局消极抗日，蓄意制造国共间摩擦，并在日寇逼近时不战而逃的种种丑行和劣迹。作品对中国共产党对抗战的正确领导，以及国民党当局的奸谲诡诈作了鲜明的对照；同时以准确的史实和生动的细节，指出了抗战初期战场某些失利的教训。《洪波曲》在《华商报》连载，轰动一时，人们争相传阅，认为是一部能够激起人民争取民主，进步和自由的革命热情，并为将来研究抗日战争史提供第一手资料的好作品。
抗战以后，与郭沫若一起站在民主革命运动前列的茅盾，曾两度到达香港。第一次是1946年3月，茅盾偕夫人离开重庆，经广州于4月13日到达香港，然后去苏联访问，1947年4月回国。这一次，他居港时间不长，出席了文协香港分会的欢迎会和香港文化界的公宴，并作了即席演说。演说的题目是《现阶段文化运动诸问题》，发表在1946年4月19日的《华商报》。
茅盾在战后第二次来香港，是1947年12月初，偕夫人与郭沫若一起从上海转移到此的。茅盾这次在香港居住了一年之久。期间，他多次参与香港文化界的活动，成为香港文坛的一个核心人物。
1948年5月1日，茅盾在《风下》周刊发表《反帝、反封建、大众化——为“五四”文艺节作》一文。文章指出，“我们现在的文艺应当作为反帝反封建的思想斗争的一翼，配合全国的民主运动，彻底完成民族独立解放的伟大任务”；“20多年来，我们仅是向大众化走而已，还没有做到真正的大众化”。因此，需要塑造一批“农民和工人的典型”，“等到我们的作品充满了这样的新人的时候，大众化方告功德圆满”。
1948年5月29日，香港中原、建国、新音乐社等社团在普庆戏院演出新歌剧《白毛女》。茅盾观看此剧后，在《华商报·热风》发表了《赞颂〈白毛女〉》一文，指出这是一部“歌颂农民大翻身的中国第一部歌剧”，“是民族形式的歌剧”，它“比中国的旧戏更有资格承受这名称——中国式的歌剧”。
1948年8月12日，朱自清教授病逝于北平，茅盾与郭沫若、夏衍，冯乃超等联名发出唁电。9月9日，茅盾在香港《文汇报》发表《悼佩弦先生》，赞扬朱自清是“盛德君子无疾言厉色”，他的“清丽俊逸的文字，行云流水的格调，是他的品行和学问的整个表现”。9月11日，文协香港分会举行“朱自清先生追悼会”，茅盾在会上报告了朱自清的生平事迹。
这期间，茅盾在香港还主编了文学杂志《小说》月刊和《文汇报》的“文艺周刊”。茅盾在香港创作的三个短篇小说《惊蛰》，《一个理想碰了壁》和《春天》，论文《论鲁迅的小说》，译作《蜡烛》（西蒙诺夫作）等，都发表在《小说》月刊上。他在香港创作的长篇小说《锻炼》，则自1948年9月9日起在《文汇报》上连载，至12月29日载完。除此之外，茅盾还写了《客座杂忆》、《纪念高尔基》、《记鲁迅艺术文学院》、《生活之一页》等16篇散文、杂文、随笔，发表在《华商报》、《正报》、《文汇报》、《群众》、《国讯》、《创世》、《野草文丛》、《风下》、《读书与出版》、《文艺生活》等香港和内地的报刊杂志上。
茅盾的三个短篇中，《惊蛰》是寓言体小说，描写惊蛰季节，万物萌动，比喻人民的春天已经来临。《一个理想碰了壁》描写抗战第二年作者的朋友在广州、香港等地的生活经历，作品中的S君，便是作者自己。《春天》则以张天翼的《华威先生》中的华威作为主人公，刻画了这一典型在新的历史条件下“卑鄙而可恨，甚至可怕”的“另外一套”的形象。
《锻炼》是茅盾的最后一部长篇小说。茅盾原计划写五部连贯的长篇，“从抗战开始至‘惨胜’前后的八年中重大政治、经济、民主与反民主、特务活动与反特务斗争等等，作个全面的描写”。《锻炼》是这五部连贯小说的第一部。
《锻炼》以上海沦陷为背景，暴露了现实的黑暗和官员的贪污腐败。这部小说与《第一阶段的故事》在故事发生的时间、地点以及整个背景方面，都是相同的，部分人物的面貌也有相似之处。
由于作品架构过于庞大，人物众多，头绪纷繁，故事的结局就显得有点底气不足。这可能与作者当初的五部连贯性长篇的构思有关。因此，倘若把《锻炼》当作一部独立的长篇来看，只能说是一个未完成或尾音低弱的故事。
茅盾这时在香港写的《论鲁迅的小说》，是一篇在中国现代作家论中很有见地的论文。在文章中，茅盾把鲁迅的小说看作是“中国的社会主义的现实主义文学的先驱”，它们与巴尔扎克的“批判的现实主义”在本质上的不同，表现在“更富于战斗性，更富于启示性”上。茅盾认为，“从《狂人日记》到《离婚》，……不但表示了鲁迅思想发展的道路，也表示了他的艺术的成熟的阶段。”而《狂人日记》“宣告了中国的现实主义文学的发轫”。茅盾对鲁迅作品的评价，成为了中国文学批评史上对于新文学第一个十年中的创作主题，所作出的一个深刻而独到的结论，由此构成了茅盾对于现代作家的历史批评和美学批评的一个重要方面，其影响自然是不可低估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