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方圆八百里的凌南山区中，有一个小得在地图上连影子都找不到的魔尸岭。这魔尸岭，远离城市，冷落偏僻，历来是盗贼出没的地方。解放后这里太平了一段日子，可是到了那动乱的十年，那儿又出现了行人被劫、路人失踪、盗贼“鬼影”出没无常的状况。
1978年8月下旬，虽说已入初秋，但天气仍旧热得让人透不过气来。这天下午，在姚湾镇通往十八坑的大道上，有一辆平板三轮车“吱吱嘎嘎”缓慢朝前驶着。车上坐着一位妇女，她的膝上伏着一个已睡着了的男孩，一旁放着行李细软。
这妇女名叫淑蕙，四十出头，由于多年的山村生活，脸庞显得黝黑，但体态匀称，胸脯丰满，眉宇间依然不失当年的俊秀风韵。
此刻已近黄昏，阵阵晚风掠过，扫去了白天的燥热，淑蕙挪动了一下身躯，用手掠掠鬓发，又抚摸了一下她那才满十一岁的儿子小峰，然后抬起脸，把眼光落在三轮车夫的身上。那车夫，身躯高大，衣衫破旧，头戴草帽，帽檐压得很低，正低着头吃力地蹬着车子。
此刻，天已大黑，月儿爬上树梢，路上见不到行人。月光下，隐约可见远处黑幽幽的山峦，四周死一般的静，唯有三轮车那“吱呀吱呀”的叫声，在这旷野里显得特别的刺耳。
淑蕙对这一切毫不介意，她的一颗火热激荡的心早已飞到了丈夫身边。二十年前，她的丈夫欧阳伯卿是凌峰市文物考古研究所的副研究员。当时，她刚大学历史系毕业分配到该所，担任欧阳伯卿的助手，是共同的事业，为他俩铺平了爱情的道路，从而结成了一对美满理想的夫妇。不料结婚不久，一场“红色风暴”席卷而起，丈夫被按上了“特嫌、汉奸”等莫须有罪名，被驱赶到百里外的山村——瑞竹镇乡下当农民。她也毅然随丈夫一起去了山村。十年的风风雨雨终于熬过来了，“四人帮”垮台了，大好春光又重返了人间，丈夫的问题非但得到了甄别平反，还被任命为研究所的副所长。
一周前，她的丈夫欧阳伯卿接到了调令，必须在八月十五日以前赶回凌峰市报到。调令来得如此突然，又如此紧急，欧阳伯卿来不及收拾，也来不及向当地四邻父老告别，就匆匆登上去凌峰市的行程。
送走丈夫之后，淑蕙收拾了箱笼细软，办好家具托运之后，便告别乡亲，带了儿子小峰，于今早六点，乘轮船离开瑞竹镇，经水路来到了姚湾镇，又从姚湾镇雇了人力三轮车去十八坑，然后转乘汽车去凌峰市。
三轮车一阵颠簸，把淑蕙从蒙眬中惊醒，她抬眼看看，发现三轮车不知什么时候已经离了大路，弯进了一条更为崎岖狭窄的小道。淑蕙惊诧地问道：“怎么不走大道？”车夫说：“这是在抄近道走。”
淑蕙借月光看了下表，不由得大吃一惊：“怎么，已经八点半了？”“是吗？都是这该死的车胎跑了气，蹬起来像挑石头一般重，看来是误了你的路了。”
淑蕙的心不禁“怦怦”地跳起来。她感到自己一个单身女子，在昏黑无人的荒野里，万一遇上歹徒，后果不堪设想，她竭力让自己镇定下来，警惕地注视着四周。
突然，车夫“呀”地一声惊叫，把刚刚镇定下来的淑蕙惊得心又“怦怦”直跳，她探身张望，只见前面是条三、四米宽的小河，架在河面上的桥板已被拆去。车夫叹着气嚷道：“这下完了，完了。”
淑蕙也惊呆了，一时不知如何是好。
车夫下了车，扫了淑蕙一眼，用征询的口吻说道：“这样吧，我家离这儿不远，今晚暂且在我家里住一宿，明天一早我就送你去十八坑。”这时小峰也被惊醒，一迭声地嚷着：“妈，我饿。”淑蕙觉得重新返回大道已不可能，事到如今，也只得听之任之了。
于是，车夫吃力地折回三轮车，往他家的岔道上蹬去。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