小心翼翼地投放。
像做科学试验一样地投放。
就这样，日复一日，夜复一夜，月复一月，用功和耐心的程度远在养虾之上，也不在怀胎之下。有时候，她会在连续辛劳的间隙里，下意识地掏出金珍写下的血书看看——这本是金珍的秘密，她在无意间发现它后，不知为什么就将它没收了。也就是说，现在这份书写时间不详的血书成了老少两人的秘密，也成了两颗心紧密相连的某种明证和暗示。每次，老夫人看过它以后，就会更加肯定自己所做的一切都是值得的，因而也更加激励她继续不停地往下做。这似乎注定金珍必将迎来康复的一日。
翌年春节过后，金珍出现在久违的课堂上。
10
希伊斯人走了，但心似乎还留了一片下来。
在金珍像虾一样被精心宠养的日子里，希伊斯曾跟小黎黎联络过三次。第一次是他到X国不久，是一张印制精美的风光明信片，上面只有简单的问候和通信地址。地址留的是家里的，所以，也无从知道他在何处就职。第二次是第一次的不久之后，是一封他收到小黎黎去信后的回信，说他知道金珍已在康复中很高兴什么的，至于小黎黎在信中问起的有关他在何处就职的问题，他只是含糊其辞地说：是在一个科研机构工作，什么科研机构，他具体在干什么，都没说，好像是不便说似的。第三次是春节前，小黎黎收到一封希伊斯在圣诞夜写出的信——信封上有充满喜气的圣诞树图案。在这封信上，希伊斯向这边提供了一个连他自己都感到吃惊的信息，说他刚从一位朋友的电话里获悉，普林斯顿大学已组织几名科学家，正在研究人脑内部结构，科研小组由著名经济学家保罗·萨缪尔森领衔挂帅。他写道：“这足以说明该课题的价值和魅力所在，非我希伊斯之空想……据我所知，这也是目前世界上唯一问津该课题的一方组织。”
所以，在假设金珍已经病愈的情况下（事实也差不多），他希望这边尽快把金珍送去那里学习。他表示，不管这边搞不搞人脑研究课题，金珍都应该出去深造，并劝小黎黎不要因为某些短暂的利益或困难取消金珍赴美计划。或许是担心小黎黎因为要搞人脑研究而刻意把金珍留在身边，他甚至搬出一句中国俗话——磨刀不误砍柴工——来阐明他的想法。
“总之，”他写道，“过去也好，现在也好，我所以那么热衷金珍去美国留学，想的就是那里是人类科学的温床，他去了，会如虎添翼的。”
最后，他这样写道：
我曾经说过，金珍是上帝派来人间从事该课题研究的人选，以前我一直担心我们无法给他提供应有的环境和无为而为的力量，但现在我相信我们已替他找到了环境，也找到了来自空气中的力量，这就是普林斯顿大学。正如你们国人常言的关于某人买酒他人喝的幽默一样，也许有一天人们会发现，保罗·萨缪尔森他们现在殚精竭虑所做的一切，只不过是为一个中国小子喝了几声必要的彩而已……
小黎黎是在学生的课间休息时间里拆阅此信的，在他阅信期间，窗外高音喇叭里正在高唱雄赳赳 气昂昂 跨过鸭绿江的时代金曲，在办公桌上，放着他刚刚阅完的报纸，头版头条通栏横着一条标语样的巨幅标题——美帝国主义是纸老虎。他一边听着激越的歌声，一边看着粗黑的标题，心里有种时空倒错的感觉。他不知如何给远方的人回信，似乎还有点怕，好像有神秘的第三只眼在等着看他的回信似的。这时候，他的身份是N大学名副其实的校长，还是C市挂名的副市长。这是人民政府对容家世代崇尚科学、以知识和财力报国精神的高度赞扬。总的说，容家第八代传人容小来——小黎黎——现在正在重温他祖上曾经一再领略过的荣耀的岁月。这也是他一生中最荣耀的岁月，虽说他并非钻营荣耀之辈，似乎也没有忘我地陶醉在其中，但面对这份失散已久的荣耀，他内心本能保持着足够珍惜的心理，只是过度的知识分子的东西常常让人觉得他似乎有些不珍惜而已。
小黎黎最后没给希伊斯回信，他把希伊斯的来信，连同两张弥漫着志愿军与美国士兵在朝鲜浴血激战的硝烟的报纸，还有给希伊斯回信的任务，都丢给了金珍。
小黎黎说：“谢谢他吧，也告诉他，战争和时势已经封死了你的去路。”
小黎黎说：“他一定会感到遗憾的，我也是，但最该遗憾的是你。”
小黎黎说：“我觉得，在这件事情上，你的上帝没有站在你一边。”
后来，金珍把写好的信请他过目时，老人似乎忘记自己曾说过的话，把一大段表达他遗憾之情的文字勾掉了一半，剩下的一半又转换到金珍本人头上，最后又交代说：
“把报纸上几篇相关的报道剪了，一同寄去吧。”
这是一九五一年春节前的事。
春节后，金珍重新回到课堂上，当然不是斯坦福大学的课堂，也不是普林斯顿，而是N大学。这就是说，当金珍把誊写清楚的信连同几篇硝烟滚滚的报道丢进邮箱时，等于是把他可能有的另一种前程丢进了历史的深渊里。用容先生的话说，有些信是记录历史的，有些信是改变历史的，这是一封改变一个人历史的信。
【容先生访谈实录】
珍弟复学前，父亲对他是回原年级还是降一级学的事情跟我商量过，我想虽然都知道珍弟成绩很好，但毕竟已辍学三个学期，加上大病初愈，人还经不起重负，怕一下回去上大三的课对他有压力，所以我建议还是降一级的好。最后决定不降级，回原班级学，是珍弟自己要求的，我至今还记得当时他说的一句话。他说：
“我生病是上帝在帮我逃避教科书，担心我变成它们的俘虏，失去了钻研精神，以后什么事都干不了了。”
有意思吧，简直有点狂是不？
其实，以前珍弟对自己一向是比较低看的，一场大病似乎是改变了他。不过，真正改变他的是书籍，大量的课外书籍。他在家养病期间，几乎把我和父亲的藏书都看了，少说是都摸了。他看书很快，也很怪，有些书他拿在手上翻几页就丢掉了，有人因此说他是用鼻子看书的，一度还有人喊他叫闻书先生。这肯定是夸张的说法，但他看书确实很快，大部分书在他手上都不会过夜的。看书快是和看书多联系在一起的，看得多了，见多识广了，也就快了。再说他看多了课外书，对教科书上的东西简直没兴趣，所以经常逃课，连我的课都敢逃。复学后第一学期期末，他旷课率之高跟他的成绩一样令人瞩目，全年级第一，是遥遥领先的第一。还有一个遥遥领先的是他在图书馆的借书量，一学期借书达二百多册，内容涉及哲学、文学、经济、艺术、军事，反正五花八门的，什么书都有。就这样，暑假时，父亲带他到阁楼上，打开储物间，指着希伊斯留下的两箱书，说：
“这不是教科书，是希伊斯留下的，以后没事你看吧，就怕你看不懂。”
过了一个学期，到第二年三四月间，同学们都开始忙做毕业论文的事。这时，系里几位教珍弟专业主课的老师都跟我谈起，说珍弟做的毕业论文的选题有些问题，希望我出面做做他工作，让他换个选题，否则他们是无法做他论文的指导老师的。我问是什么问题，他们说是政治问题。
原来珍弟确定的论文选题内容是建立在世界著名数学家格·伟纳科的数字双向理论基础上的，从选题学术性上讲，可以说是对数字双向理论的模拟证明。而伟纳科当时是科学界出名的反共分子，据说他门前贴有一张纸条，上面写着：亲随共产主义者不得入内。他还在硝烟弥漫的朝鲜战场上，慷慨激昂地激励美军士兵打过鸭绿江。虽然科学是没有国界的，也没有主义之分，但伟纳科个人强烈的反共色彩给他的学术理论也笼罩上了一层森严的政治阴影，当时以苏联为首的大部分社会主义国家，对他的理论一般不予承认，不提，提了也都是站在批判的立场上的。现在珍弟想证明他的理论，显然是逆潮流而行，太敏感，有政治风险。
然而，父亲不知是犯了知识分子的毛病，还是被珍弟列在提纲里的想法迷惑了，在大家都退而避之并希望他出面劝说珍弟改换选题的情况下，他非但不劝说，反而主动请缨，亲自当起珍弟论文的指导教师，鼓励他把选题做出来。
珍弟确定的选题是：《常数π之清晰与模糊的界限》，已完全不是本科学业内的选题，也许作为硕士论文的选题还差不多。毫无疑问，他这是从阁楼上的那些书里找来的选题——（未完待续）
论文第一稿出来后，小黎黎的热情更加高涨，他完全被金珍敏锐、漂亮而且符合逻辑的思维迷住了，只是有些证明他觉得过于复杂，需要作修改。修改主要是删繁就简，把有些无须证明的证明删了，对有些初级因而不免显得繁复的证明，尽量改用比较高级又直接的证明手段，那已经远远不是本科学业范围内的知识了。论文第一稿落成的文字有两万多，几经修改后，定稿时为一万多字，后来发表在《人民数学》杂志上，在国内数学界引起了不小的轰动。不过，似乎没人相信这是金珍一个人独立完成的，因为经过几次修改后，论文的档次再三被拔高，于是就越来越不像一篇本科生的毕业论文，而更像一篇闪烁着创立精神的学术论文。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