父亲的自私当然令张爱玲很失望，对家人的态度也就更加冷淡了。父亲虽然很少过问她的生活，但实际上却是喜欢她的。张爱玲的活泼伶俐，天资聪慧让父亲很是欢喜，还曾亲自为她的《摩登红楼梦》拟标题。在没有母亲的相伴的日子里，父亲的那间散发着淡淡幽香的书房，雾一般穿过玻璃的阳光，乱摊在屋内的小报，甚至弥漫在屋内的鸦片云雾，也让她感到一种不可名状的美感。一边浏览着小报，一边同父亲谈谈亲戚间的笑话——“我知道他是寂寞的，在寂寞的时候他喜欢我。父亲的房间永远是下午，在那里坐久了便觉得沉下去，沉下去。”
这种单亲的异性爱，使张爱玲对父亲有一种深沉的依恋感，这份依恋或多或少也同样存在于她对胡兰成的情感中。然而尽管对女儿的文学天赋非常欣赏，父亲对她的感情却是十分复杂的。他并不觉得女儿是爱自己的，女儿的心从不曾属于这边，她的性格太像她母亲。父亲是把对前妻的恨迁移到了张爱玲的身上。张爱玲是懂得这些的，她在潜意识里把自己的不幸的一部分归咎于母亲的离家出走，而对父亲始终是有幻想的。“母亲回国来，虽然我并没有觉得我态度有显著的改变，父亲却觉得了。对于他，这是不能忍受的，多少年来跟着他，被养活，被教育，心却在那一边。”
一直以来与前妻的隙怨，此刻又因女儿的“偏向”而凸现出来，父亲话中的“别人”当然是有所指的，而后母也不失时机地过来添油加醋：“你母亲离了婚还要干涉你们家的事。既然放不下这里，为什么不回来？可惜迟了一步，回来只好做姨太太！”
实际上，早在她的母父离婚的时候，离婚协议上就明确地写着，有关张爱玲的学业问题，都需征求母亲的意见。显而易见，后母在借题发挥，将对自己前任——张爱玲生母——的反感转移到张爱玲的身上。
由于家庭矛盾的激化，后母的这种嫉恨很快就在一件小事中爆发了。当时正值1937年夏天，一直虎视眈眈地窥伺中国的日本突袭了上海，淞沪会战爆发。当时张爱玲正在邻近苏州河的家中，夜夜被隆隆的炮声吵得不能入睡，因而就跑到母亲的住处待了两周。走前她已和父亲交待过，但却未告诉后母。女人天生的猜忌心理令这位后母对张爱玲的“出逃”怒不可遏。两周后，回到家中的张爱玲如同经历了一场暴风雨。
回来那天，我后母问我：‘怎样你走了也不在我跟前说一声？’我说我向父亲说过了。她说：‘噢，对父亲说了！你眼睛里哪儿还有我呢？’她刷地打了我一个嘴巴，我本能地要还手，被两个老妈子赶过来拉住了。我后母一路锐叫着奔上楼去：“她打我！她打我！”
当“后母一路锐叫着”向楼上的父亲奔去，深知父亲脾气的张爱玲预感到大祸就要临头了，周围的环境在她的心目中立刻定格为无声的场景：“在这一刹那间，一切都变得非常明晰，下着百叶窗的暗沉沉的餐室，饭已经开上桌了，没有金鱼的金鱼缸，白瓷缸上细细描出橙红的鱼藻。”终于，她的父亲趿着拖鞋，气急败坏地冲下楼来。一把揪住她，拳足交加，大声吼道：“你还打人！你打人我就打你！今天非打死你不可！”
为了一个神经质的女人，张爱玲平生第一次遭受了父亲的毒打：“我觉得我的头偏到这一边，又偏到那一边，无数次，耳朵也震聋了。我坐在地下，躺在地下了，他还揪住我的头发一阵踢。终于被人拉开。”此时的张爱玲，脑中一直闪现着母亲一句话：“万一他打你，不要还手，不然，说出去总是你的错。”所以她并没有想抵抗。暴怒的父亲上楼去了，被打倒在地上的张爱玲爬起来，独自走到浴室的镜子前，像一只受伤的小动物一样，躲在阴暗的角落里审视着自己身上的伤。她本想跑出去报警，可却被看大门的巡警拦住，并被告知门是锁着的，钥匙在父亲那儿。
“我试着撒泼，叫闹踢门，企图引起铁门外岗警的注意，但是不行，撒泼不是容易的事”。父亲知道了女儿的意图，脾气比刚才更坏了。一等到她回到家里，就把一只大花瓶向女儿的头上砸去。这是怎样惊心的场面啊！然而张爱玲在记述这一段时却只写道：“稍微歪了一歪，飞了一房的碎瓷。”她的心已然麻木了。
父亲走后，照顾她的何干哭着对她说：“你怎么会弄到这样的呢？”顿时，长久以来憋闷在她心中的冤屈，一古脑儿地都涌了出来，她抱住何干大哭了一场：刺痛自己的，是至亲的人；怜悯自己的，是毫无血缘关系的人：“然而她心里是怪我的，因为爱惜我，她替我胆小，怕我得罪了父亲，要苦一辈子，恐惧使她变得冷而硬。”她在黑暗中伤心地抽泣。从小就在无爱的环境中长大的她，世界之于她，完全是个缺乏情感的物欲的俗世。爱是一种奢侈品，在她眼中，现实原来就是如此，所以她无可奈何地哀叹：“总之，生命是残酷的。看到我们缩小又缩小的怯怯的愿望，我总觉得有无限惨伤。”
因为替张爱玲担心，何干就偷偷地往她舅舅家打了电话。第二日，张爱玲的姑姑就来替她说情。后母一见到她就冷笑道：“是来捉鸦片的么？”还没等她姑姑开口，她父亲就从烟铺上跳起来劈头打过去，这下“情”没说上，人先被打伤送进了医院。临走前，她姑姑发誓说：“以后再也不踏进你家的门！”然而这终究是家中的丑事，并没有闹到巡捕房去。
姑姑走后，张爱玲一度陷于十分危险的境地。“我父亲扬言说要用手枪打死我。我暂时被监禁在空房里，我生在里面的这座房屋忽然变成生疏的了，像月光底下的，黑影中现出青白的粉墙，片面的，癫狂的。”即使在这样的时刻，她的心中也充满了诗意：“Beverley Nichols（通译作“贝弗利·尼科尔期”，英国作家）有一句诗关于狂人的半明半昧：‘在你的心中睡着月亮光，’我读到它就想到我们家楼板上的蓝色的月光，那静静地杀机。”“花园里养着呱呱追人啄人的大白鹅，唯一的树木是高大的白玉兰，开着极大的花，像污秽的白手帕，又像废纸，抛在那里，被遗忘了，大白花一年开到头。从来没有那样邋遢丧气的花。”
张爱玲知道，父亲决不至于把她弄死。“不过关几年，等我放出来的时候已经不是我了。数星期内我已经老了许多年”。她用手紧紧地捏着阳台上的木栏干，“仿佛木头上可以榨出水来”。她的头上是赫赫的蓝天，“那时候的天是有声音的，因为满天的飞机”。此刻，她希望有个炸弹掉在家中，瞬间解决所有的问题，“就同他们死在一起我也愿意”。善良的何干怕她逃走，一再地叮嘱道：“千万不可以走出这扇门呀！出去了就回不来了。”而实际上那些脱逃的计划一刻也没有离开过她的脑子。
还没等实施真正的脱逃计划，她却病倒了，生了沉重的痢疾，一病就是半年，还差一点死掉。然而父亲既没有为女儿请医生，也没给她抓药。躺在病床上的张爱玲，望着秋冬的淡青的天，又开始陷入莫名的伤感中，甚至想到了死亡：“对面的门楼上挑起石灰的鹿角，底下累累两排小石菩萨——也不知道现在是哪一朝，哪一代……朦胧地生在这所房子里，也朦胧地死在这里么？死了就在园子里埋了。”
在病痛的折磨之下，她依然通过她那份独有的感官，倾听着周围的一切：大门每一次的开关声，“巡警咕滋咖滋抽出锈涩的门闩，然后呛啷啷一声巨响，打开了铁门”。即使在睡梦中也能够听见这声音，还有踩在煤屑路上的吱吱叫的脚步声。“即使因为我病在床上他们疏了防，能够无声地溜出去么？”她一刻都没有忘记从这里逃出去。
“一等到我可以扶墙摸壁行走，我就预备逃。”终于，她从何干那里打听到了两个巡警换班的时间，于是在一个隆冬的夜晚，她伏在窗上用望远镜观察着外面的动静，一等到夜路上没有人，她就真的挨着墙一步一步地逃出去了！
张爱玲在忆起这段出逃经历时写道：“——当真立在人行道上了！没有风，只是阴历年左近的寂寂的冷，街灯下只看见一片寒灰，但是多么可亲的世界呵！我在街沿急急走着，每一脚踏在地上都是一个响亮的吻。而且我在距家不远的地方和一个黄包车夫讲起价钱来了——我真高兴我还没忘了怎样还价。真是发了疯呀！随时可以重新被抓进去。事过境迁，方才觉得那惊险中的滑稽。”
在经历这件事之后，张爱玲基本上就与父亲断绝了往来。在她看来，父亲在她生命垂危之际如此待她，父女间的亲情已经荡然无存了，但根据她弟弟张子静的回忆，在张爱玲痢疾越来越严重且拖了很长时间之后，照顾她的何干惟恐她出事，自己会负连带责任，于是就趁她后母不注意，把事情偷偷讲给她父亲听，并一再声明：倘若他再不采取挽救措施，出了人命她可不负任何责任。或许是考虑到万一出了人命，自己将背上“恶父”害死女儿的坏名声，传扬出去不好听，抑或是此时的怒气已消，而且对女儿除了这次的震怒之外，两人并不是“不共戴天”的仇敌，所以张爱玲的父亲便开始注意到女儿的病情。他用消炎的抗生素针剂为女儿注射了几次，当然，这一切都是背着后妻做的。之后，她的病情基本上得到了控制。在何干的精心照料下，张爱玲才得以恢复健康。
张爱玲留在父亲家里的东西，都被她后母拿出去给人了，只当她死了。因为她的出走，父亲迁怒于何干，认为她也是女儿的同谋，就把她大骂了一顿。没几天，这位一直最关心张爱玲的老人收拾东西，离开张家回皖北老家去了。当时张爱玲已经投奔到母亲那边。何干临走之前，还偷偷收了一些纪念物给小主人送过去，主要是一些张爱玲小时候心爱的玩具，多年之后，她一直记得“内中有一把白象牙骨子淡绿鸵鸟毛折扇，因为年代久了，一煽便掉毛，漫天飞着，使人咳呛下泪”。
曾经和弟弟一起在院子里追大白鹅的岁月，从此一去不复返了。在张爱玲趁着夜色摸出父亲家大门的时刻，即是她生命中另外一种东西呼之欲出之际。她自我封闭的内心充满了敏感和警惕。不久，张爱玲发现，自己对母亲的情感也正在发生着变化。
“那年我弟弟也跟来了，带了一双报纸包着的篮球鞋，说他不回去了。我母亲解释给她听她的经济能力只能负担我一个人的教养费，因此，无法收留他。他哭了，我在旁边也哭了。后来他到底回去了，带着那双篮球鞋。”
这件事，使张爱玲感觉到“母亲的家不复是柔和的了”。
母亲是封建家族里走出来的新潮女子，所选的路是走出去接受新潮的西方思想，这让幼时的张爱玲对母亲产生了一种极大的渴慕，母亲于她有种说不清道不明的关系。另一方面，张爱玲的父亲张廷重既有着书香之家的文笔风流，也脱不掉封建遗少的种种恶习，对家庭从未自觉出一种责任感，这让张爱玲既爱又恨。当她死里逃生地回到母亲身边时，等待着她的，又不复是“柔和”的亲情了。
张爱玲从他们那里得到两个一生都无法逃离的宿命：抒发于文字间的浓郁的苍凉之色；于母亲处得来的对于感情的自恃，特别是对亲情的淡漠，从而也为自己的感情生命造成了一种饥渴，希冀创造一种丰润的感情生命。亦如她对胡兰成痴狂的爱恋，尚或有些笨拙，只是高傲的血统于她尚不致贻笑大方，但与文无关。渴望爱的临近，却恐惧于爱的迷惑力。清醒地认识着爱的本质，却又悲哀地迷乱于爱自失的过程。这是所有女人的通病。每个女人的潜意识里都在等待着那个陌生而又熟悉的人，千万年，千万人之中无可替代的那个人，却又因熟稔千万年，千万人普遍的规律而畏惧，畏惧于自我被卷入的狂热力量，因而本能地要去逃避爱的份量，惴惴于爱的降临。飞蛾扑火的热情与抽身独处的冷寂，是一双相互咬啮的小兽，存于她的灵肉之间。固然，与胡兰成之爱虽为悲剧，但那一等才情，三等人品的男人，其多情风流、薄性任意的性情，自然有着客观的成因。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