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二天我就去了X医院，张文正不在门诊，问内科分诊台的护士张大夫去哪了，护士头也不抬地说，可能在病房。我问怎么才能找到他，护士说那你就去病房找，或者呼他，停了停又说，你呼他恐怕他也不会理你的。我只好给小姑打电话，让小姑同他联系。不到一刻钟，张文正气喘吁吁地跑来了，他满头大汗地站在我面前，用手理他湿乎乎的头发，然后从白大褂儿上边的兜里掏出一块面巾纸擦汗。我这才注意到医院里的温度很高，好多来看病的都面红耳赤的，一副气色极佳的样子。
他问哪儿不舒服，我说恐怕是胃，不想吃东西，昨天晚上还吐了。
“我们分手以后？”他的眼睛里流露出一种大夫特有的职业性关注。我点头。他把我带到内科的第2诊室，一位五十岁左右的中年大夫正神态安详地为病人看病，他的两侧坐着他的两个虔诚无比的学生。张文正走过去，凑到他的耳旁小声嘀咕了一会儿。中年大夫抬起头看了看我，示意我坐在他身后的椅子上等一会儿。我旁边还有一张空的椅子，张文正却并不坐下来，也没有走的意思，像一截儿白木桩子似的牢牢地戳在我旁边。
我抬起头小声对张文正说：“你要是有事就忙吧，看完以后我会将结果告诉你的。”
张文正面带微笑一动不动地站着，这时他上面口袋里的呼机响，他掏出来看了一下，然后低头对我说，病房找他，去去就来。犹豫了一下，他让我干脆看完了去病房找他，住院楼五楼靠东边的七病室。
张文正走了以后，我就专心致志地看中年大夫看病。
一望而知，此刻坐在病人位置上的是一位老农民，看上去大概有七十岁左右，面容枯槁，身后站着一男一女，应该是他的儿子和儿媳。大夫慈祥而大声地对老人说：
“住院做了手术就会好的。”
然后就让老人的儿媳搀着老人出去，又示意老人的儿子留下来。我听到大夫低声对老人的儿子说，老人得的是胃癌，已到晚期，手术以后要化疗，需要一定的费用，要老人的儿子做好准备。老人的儿子——一个身材又矮又壮、面色极其红润的中年汉子竟然在一瞬间泪流满面、泣不成声。他恳求大夫尽量给他父亲用最好的药，还说钱不成问题，这两年他们家开了一个食用菌厂，年利润至少有二三十万元。大夫转头示意我坐到他面前来，又对泪流满面的中年农民说：
“那就好，有钱就好。”说着顺手将他的学生开的一张住院单递给中年农民，让他到门诊楼后面的住院楼去办住院手续。
直视着我的，是一双标准的大夫的眼睛——对于病人的热情（不如说对于疾病的热情）被封闭在一层透明薄膜的后面，我确认，世界上除了大夫看病人的目光，没有谁能够做到如此的坦然和安定，也只有技艺超群的大夫的目光，才有那种深厚的悲天悯人（不管他是不是演出来的）。
我刚说出胃不好三个字，大夫就开始吩咐他的左右两个虔诚的学生开单子，诸如X光片，预约B超的，还有做胃镜的。
接着他问我多长时间了，我问什么多长时间，他用右手握着的那炫蓝色的圆珠笔指指我的胃部，“不舒服，或者疼痛。”我告诉他大概有半年左右。他抬起头望着别处想了一会儿，对我说：
“就先这样吧，你去做一些检查，等结果出来以后告诉我。”
照完了X光片，就去B超室预约时间，我看着那张做胃镜的单子发愣，拿不准主意是做还是不做，因为听说做胃镜挺难受的。我想让张文正帮我拿主意，就去后面的住院楼找他。
上了五楼，走到七病室的门口，我向一位正往出走的小护士打听张大夫，她反问我哪个张大夫，我们这儿有七八位姓张的大夫呢。我说是张文正大夫，这时，却见张文正从一间病房里走出来，身后还跟着一大帮年轻的实习大夫。张文正一抬头看见了我，撇下一帮实习大夫径直朝我走来，问我怎么样。我把胃镜的单子递到他眼前，用征询的目光看着他。他问是不是还有其他的诊断方法，比如……我说是，X光片已经出来了，还预约了B超。他拿过我手里的X光片，走到一间病房的门口，借着光亮认真地看了一会儿，然后说：
“X光片看不出有什么大问题，只有一些轻微的溃疡。等做了B超再说。”
我问他有没有必要做胃镜，他看出我对胃镜的恐惧心理，让我不如暂时不要做，等B超的结果。说完就走回到那群白大褂儿中间去了。
到了预约做B超的日子，我向公司老总请假，她没立即答应我，而是笑着将我让到一旁的沙发上，还给我倒了一杯上好的龙井。我看见玻璃杯里的茶叶争先恐后地往下落，不知怎么就有一种不祥的预感。我没接老总递过来的茶杯，而是仰着头，问她是不是有什么事。
老总，也就是我的朋友，我现在还可以管她叫朋友，因为到目前为止她还没做什么对我不利的事情。但我已经预感到，我们的朋友马上就要做不成了，而此刻，她刚才的一张笑脸已经转换成一张严肃的工作脸了。她嗽了一下嗓子开始说话，大意就是现在公司不景气，客户大量减少，流动资金额不足，所以公司考虑裁人。我想，像我这号闲人自然是首当其冲的，所以没等她说什么，我自己先表了态，愿意被公司裁掉，以减轻公司的负担。听我这么说，老总竟笑起来，“愿意被公司裁掉，呵呵……”她的笑声像个男人。
我从公司所在的十六层下到一层，见大厅里围着许多人，看上去都是一脸愤怒，有的滔滔不绝地同身旁的人倾诉，有的沉默不语，要不就是一个劲儿的抽烟。都是些跟我一样的可怜人。
大街上人来车往，十分热闹，城市生活不会因为一个人的不幸而改变，如果你愿意把自己像扔一块破砖头似的扔到大街上，用不了多久你就会被那股亢奋的城市气氛感染，把你悲苦的灵魂打得粉碎。我在三元桥上站了一会儿，汽车的潮流让我有一种要被水淹没的感觉。我现在是这座城市的自由人，一个四十岁的失去了家庭和工作的老女人，一个心高气傲、命运不佳、北京街头比比皆是的黄脸婆。我摘下手上那副昂贵的皮手套（所说的昂贵是就我现在失业者的身份而言的，以我以前六千元的月薪，买一副五百元的皮手套不算奢侈），抚摩着立交桥上的白色栏杆，心想，现代都市里的栏杆不象古代的栏杆似的，有许多的有志之人拍来拍去，现代都市里的栏杆都是孤独的。
等我在大街上感慨够了，打辆车到了X医院的时候已经快中午十一点了。我慌忙跑到住院楼的B超室，却见等候做B超的人还是像蝗虫一样兀样兀样的，正犹豫着，听见有人喊我的名字，四下里望去，见到的都是陌生脸，直到张文正扯我的衣袖，我才一副翻然醒悟的样子。他问我怎么这时候才来，不等我回答就用一种近乎命令的口气让我跟他走，到了紧里头的一间B超室，推开门，冲着一个正给病人做B超的大夫说：
“蔡大夫，我介绍的人来了。”
那位姓蔡的大夫头也不抬地道：“好，稍等。”
就像那天在诊室的情形一样，张文正用头示意我坐下，我刚坐下没一会儿，就听张文正的呼机响，没等他将呼机从白大褂儿的口袋里掏出来，我连忙说，你去吧，我一会儿去病房找你。生活中有很多场面是相似或干脆是雷同的，否则的话，人一生那么长的时间用什么去填塞呢。
张文正掏出呼机看了看，说不是病房找他，是院党委。我睁大眼睛望着他，他笑了，问我干吗那么紧张。我觉得一般让领导找都没什么好事。
张文正关照我做完B超不要动，就在原地等他。
姓蔡的大夫招呼我躺到B超床上去。我一边脱鞋，一边看着蔡大夫，这是位五十岁左右、极有风度的女人，她的一举一动都透着一股女人少有的帅气，声音和语气却极有女人味儿。她让我将毛衣往上撩，我怕露出乳罩，动作便唯唯诺诺，她二话不说，“呼”一下将我的毛衣撩得老高，我的那只肉色文胸暴露无遗，我还没来得及感到羞涩，肚子便感到一阵冰凉，想必是B超油。
大约过了五分钟，蔡大夫说声：起来吧。我忙问，没事吧。她一边招呼后面的病人，一边让她的助手为我写B超结果，抽空转过身，两只大大的眼睛明澈地望着我，声调柔和地建议我到别的科室做其他的检查，比如妇科。妇科？我瞪大了眼睛。可我并没有感到有什么不舒服的。我这样说着，还下意识地摸了摸我的小腹部。她告诉我，有的时候一些疾病就是在你毫无感觉的情况下形成的。
张文正来了，依旧是满头大汗，他从我手里拿过B超结果，目光像流水似的在那张纸上流过，然后轻松地对我说，没事，很正常，跟X光片的结果基本一样，只是有些溃疡。我把蔡大夫的建议跟他讲了，他沉吟了片刻说，蔡大夫说得对。又说，其实女人感觉有什么不舒服，首先应该检查的就是妇科。
我忽略了张文正的最后这句话，没有及时去妇科做更深入的检查。此刻，死亡与我已如此切近，我已听到它铿锵有力的脚步声。在我生命的弥留之际，我对所有的妇女进一句忠言：如果你身体感到不适，你一定要首先去妇科检查，然后依次是外科、内科……
现在回想起来，当时没能及时去妇科检查，主要因为胃部不适的症状没过多久就消失了，就像一件正常的脏器一样，你几乎感觉不到它的存在，而就在那种无知无觉中，它的一切运做都已顺利完成。
那次看完病有一个星期的时间，我又能够像以前一样的大吃小嚼，我把我活期存折上的一万五千块钱全部取出，一个失意女人的胃口总是很好，每顿饭吃第一口的时候，都会产生“能吞掉一头大象”的奇特感觉。
我整天要做的事就是捧着《北京晚报》的求职版，仔细寻找适合我的工作广告。我选中的工作一般都是大专院校的聘任教师、广告公司的文案设计、出版社的图书策划，要不就是我的老本行——杂志。可杂志已经让我伤透了心，馨平那个尤物，最终炒了我的鱿鱼，让我一个堂堂北京名牌大学的本科生，居然与失业为伍，郁闷啊！
郁闷这个词儿是现在北京中学生时常挂在嘴边的一句话，我是跟蓓蓓学的。我觉得这词儿透着那么一种自我调侃，而又蕴藏着北京新俗文化的韵味，你将它从你的嘴里轻轻吐出来的时候，要面带微笑，表示一种与之截然相反的意境，此特点为北京这块风水宝地独有。
然而这种“郁闷”的日子过了大约三天，我便接到了一个电话，电话里的声音有些苍老，他让我猜他是谁，我说我猜不出来，其实我是没心情。那个苍老的声音很执著，他让我好好想想，怎么会连他的声音都听不出来呢，最后一句话透着一股哀伤。我听出是我们原来杂志社的老总，就是那个拱手将权力让给了馨平的傻男人。
我说，呀，老总，怎么会是你。老总告诉我，馨平又出国了，而且是跟一个老外跑出去的，回来的可能性很小，所以杂志社现在很混乱，出版局让他暂时代理杂志社的工作。他咳嗽了一阵又说，他现在身体不好，老年哮喘病时常犯，希望我能回杂志社帮他。
我沉吟着，一时不知怎么回答老总。世界真像个万花筒，变过来变过去的，就是上帝也说不准会变成什么样。老总见我沉默着，以为我顾及自己的工作关系，赶忙解释，说我的材料还在上级主管单位保存着，也就是说我还是那儿的人，只是无意中做了馨平体制改革的牺牲品。我忙跟老总说不用解释了，我现在正为工作发愁呢。老总问怎么回事，我就将我现在的生活状况跟老总一五一十地说了。最后，我和老总都如释重负地长出了一口气，老总说：
“现在你就不用担心了，干好了，说不定过一段时间你也当老总了。”
老总这句话勾起了我的世俗的念头，心里一阵狂喜，说话的声音也就变了：
“那不是还要靠您提携吗。”
晚上吃饭的时候还陪着大姑夫喝了一两二锅头。吃完饭打开电视机，拿着遥控器不停地翻篇，实在觉得没意思，就拿了本伍尔夫的《一间自己的屋子》躺在床上看，又被她或是翻译家的冗长的句子搞得昏昏欲睡。将书放在枕头旁边，然后就想起了梁雨，想起我和梁雨在一起的那些充满欲望的日子，不知不觉间，我的一只手已经伸到了自己的内裤里。自然而然地，我的手顺着又湿又滑的内裤溜进了我的身体……
我的手指过于纤细，而我那已经走出过一个七斤重的婴孩的身体是那样的宽阔，有一瞬间我悲哀地感到，以我如此微弱的力量，怎么能奈何得了我如狼般的亢奋的欲望呢。但很快地，像我以前进行过的无数次手淫一样，去轻而易举地找到了我亢奋的部位，然后便是一阵紧密的动作……我尖叫、气喘、扭动。我感觉到我身体里的液体像一股源源不断的溪流，不停地流出来，流出来……直至我的手指、我身下的床单、还有我的茂密的阴毛都被它浸透了……然而我没有高潮，一个失去了爱的女人，性高潮只是一个可望不可即的幻象。
我像一滩烂泥似的躺在肮脏的床上，我没有力量穿好内裤，也就是说手淫完了大约有五分钟的时间，我就那么裸露着躺在床上，我能感觉到我的体液弄湿了的冰凉的床单。我又为我的亢奋的欲望感到羞耻，我躺在狼籍的床上想，我的确是个无耻的女人。
所有事物的改变一定有过程，比如我以前是一个在生人面前说话就脸红的女人，直到现在，喜欢同比自己小得多的男人谈谈恋爱，直至手淫成性，这个过程恐怕连我自己都难以描画。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