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玲下班，骑着车进了胡同，老远看见一街筒子人，知道肯定有事了，紧蹬两下到了跟前儿，一打听才知道是老二。大玲见老二奶奶像元宵芯子似的，让人团团裹着，竟涌起一阵心酸，好象是自己的奶奶。她把自行车靠墙停放好，拨开人群，走到老二奶奶身边，二话不说，手插在老二奶奶腋窝下，架起就走。进了老二家院子，返回身插好院门，回头看见建平像根竹竿似的，定定地立在院子当中，埋怨建平不管奶奶，让那么多人作践。建平看了一眼大玲，说：怎么管，她也得听啊。说完，进了自己屋。
听老二奶奶讲完老二的事，大玲心里不是滋味儿。没想到吴蔷和老二已经到了这一步，自己在老二身上的心思白费了，一颗心就往下沈，沉到底，便酸酸的，嗓子眼儿堵的慌，眼泪都快出来了，强忍着。等心情平静点，反过来安慰老二奶奶，让她老人家别着急，她会想办法把事情弄清楚，让老二尽快回家。从老二家出来，胡同里看热闹的人已经散了，天上飘起零星小雨，地面湿乎乎的，起一阵风，凉飕飕的，毕竟，快十一月份了。大玲的心里也冷，老二和吴蔷的事，兜头浇了她一盆冷水，细想想，按他们的亲密程度，发生那种事情是迟早的事，可一旦真发生了，大玲心里说不出的难过，好像丢了东西似的。大玲不想马上回家，像只孤独的蜘蛛似的，在网一样的胡同里来来回回地走着。木质的电线杆上，鬼眼般的灯泡慢慢亮起来，灯光冷冷的，在迷朦的雨雾中，凝视着飘飞的雨丝。中午几乎没吃什么东西，因为赶一批童装，薄厂长拐着腿，在车间里走来走去的喊：今天辛苦点啊，明天一人发一瓶汽水。没有饥饿的感觉，大玲看着薄厂长那张油汪汪的脸，胃里总是满噔噔的。老二和薄厂长，是两个进入了大玲生活的男人。
说不清楚什么时候开始喜欢老二，那是很久以前的事了，就像童话里一开始那句话：很久很久以前……上小学的第一天，大玲背着姥姥缝的花布书包走出院门，一眼就看见老二在她前边走，她喊建军，老二回头，冲她笑，大玲愣了，平时那个邋遢孩子不见了，一件白衬衫，一条藏蓝裤子，脸也洗得很干净，还有淡淡的香皂味。大玲的心像被熨斗熨过的，舒展得一个褶儿都没有。那时候，阳光亮极了，空气里没一丝杂质，能直接闻到太阳香味，大玲跑了几步，铁铅笔盒里响起哗啦哗啦的声音。大玲一直盯着老二的脸，跑近的一霎那，她突然感觉到一种比阳光更温暖的东西，是老二的笑容，大玲记得就是那一刻，几乎就爱上老二了。老二拉起大玲的手，问大玲上学高兴不高兴，大玲反问老二，老二说当然高兴，两人就相互看一眼，笑起来。下午放学，又一起去幼儿园看建平，两人的书包里都鼓鼓的装满了新书，书的香味从书包里散发出来。建平正站在幼儿园的院子里唆手指头，别的小孩儿在一边玩砂子。老二冲建平招手，建平看了看老二，接着唆手指头，根本不理老二，就像根本不认识，大玲朝建平招手，建平干脆瞪了大玲一眼。老二对大玲说：咱走吧，建平可能饿了。走回家一路，老二都没说话，大玲心里有点难过，觉得建平和老二，比街坊还生分，难过是为了老二，那是大玲第一次为一个人难过。那时候老二根本就没在意吴蔷，吴蔷像根儿赖瓜秧儿似的，整天病歪歪的，不是发烧就是磕了碰了，胳膊腿儿的，总是抹红药水儿紫药水儿，身上像只调色板。每天上学，大玲都能碰到老二，除了生病，两人就像商量好的，不是他在后边喊她，就是她喊他。老二喜欢吴蔷从什么时候开始的？大玲回避这个问题，回避就等于不承认，不承认就不存在。自欺欺人？认头了，就自欺欺人吧。吴蔷早就不是赖瓜秧儿了，也就是瞬间的事情，吴蔷变得白皙、高挑儿，学习成绩出众，加上一脸灿烂的笑容，一下子拔了班里的头筹。大玲再指望上学碰到老二，越来越难，偶尔一次，老二也是爱搭不理，眼睛直直地朝胡同南口张望，看吴家的院门开没开。大玲的心思随着时间长大了，只是心的外面那层酸壳儿越来越厚，忧郁淤积在眼睛里了，渐渐的，在大玲的整个身体里弥漫开，带着四合院儿的霉儿味。
服装厂的薄厂长叫薄新华，六九届初中毕业，身体残疾的缘故，没能跟同学一起去黑龙江生产建设兵团。一开始在街道居委会帮着检查卫生，一分钱工资没有，干了三个月，家里嫂子先急了，站在瞎婆婆的窗根儿底下指桑骂槐，说是家里开了福利院了，再这么着，下月大家一块喝西北风。薄新华就哥俩，爸早没了，妈是瞎子，长年累月猫屋，身上都快长绿毛了。哥哥薄立华在大山子七九八电子管厂当工人，老婆在房管局当电工，怀孕六个月，大着个肚子，想吃什么没什么，人是虚的，脚肿的没一双鞋能穿，心情哪好的了。嫂子一开骂，家里的气氛就变了，新华妈瞎着一双眼，坐在自己那间不足八平米的西厢房里，一动不动，像尊石雕。薄新华受不了了，身体虽有残疾，心眼儿一个不少，脾气也佞，用句革命的老话儿：身残志坚。见天儿见的，薄新华像根老腌萝卜似的，泡在街道办事处，让劳动科的杨科长给找工作。头几天，杨科长根本没把这跛子当回事，一个月下来，味就变了，杨科长指着薄新华的脑门子说：我算服你了，从今往后千万别让我再见到你。杨科长告诉薄新华办事处要建个福利厂，正愁没人抻头揽这档子事，看你薄新华这吱扭劲儿，八成能行。接着，让薄新华去财务科领建厂的费用，不多不少，五百圆！自打下生，薄新华还没正式跟钱打过照面呢，看着女会计一双灵巧的手，蝴蝶儿似的，在那堆脏兮兮的钱里飞来飞去，一会儿的工夫，就码好了厚厚的一摞。大部分是五圆一张的，剩下就全是两圆的了，再加上钱一脏就厚，妈呀！薄新华心里叫了一声，望着那一大挞子钱，愣了有半支烟的工夫。
连家都没回，薄新华拿了钱，直奔为他指定的厂址：三眼井儿胡同的一处旧宅院。院门虚掩着，能看见院子里半人多高疯长的野草。薄新华推门，干涩的响声，惊动了一院子的鸟，“呼啦”一声，鸟们飞起的一瞬间，还有一只惊惶的黄鼠狼，跑进草丛里。靠北屋窗根儿下一棵丁香树，枝繁叶茂，又模又样的。也就睁眼闭眼的工夫，满院的杂草被撂倒了，只剩下那棵丁香树了。青草味浓，薄新华像喝醉酒似的，晕晕乎乎的。东厢房里有一张木板床，床板上好几个大窟窿，二话没有，扫巴扫巴，几块木板把上边的大窟窿盖了，从家拿了铺盖，那天起，薄新华再没回过家。
说话这已经是六、七年前的事儿，薄新华的丰功伟绩，口口相传才到了大玲的耳朵里。一年前大玲进的厂，薄新华的厂子从无到有，由弱变强，三十四个工人，将近二十台缝纫机的家当，足以让他翘着瘸腿儿，叼着烟卷儿乐一阵子了。建厂没两年，薄新华结了婚，就在那间东厢房里办的事，换了一张崭新的木板床，添了桌子椅子柜子板凳脸盆架子，得，过日子吧。女的是他厂里的工人，厂长夫人一样干活，没人能在薄厂长手底下吃闲饭。厂子继续发展壮大，三眼井儿的院子不够用了，地安门东不鸦桥胡同里边一所旧宅院，成了新华服装厂的分厂，兜里鼓了，心里痒痒，想女人，漂亮的。一开始大玲不愿意去新华服装厂，嫌那儿残疾人多，连薄厂长的老婆都一只耳朵聋，自己不但健康正常，还美丽漂亮。猫吃腥似的，薄新华早就瞄上了大玲，他托人传话：新华厂里的人，挣的比国营大厂的工人多的多。大玲禁不住三说两说，让跛子哄进了厂。进厂的第三天，薄厂长喊大玲到办公室，大玲刚站在办公桌前，薄厂长就拐着一条腿，绕到大玲的身旁，两只手直接按在大玲胸脯上，大玲刚张嘴想喊，被薄厂长刀子般的眼神割断了。恋恋不舍地，一只手从胸脯上撤下来，薄厂长解大玲的裤子，大玲一点不反抗，当俩人的眼神对一块，大玲就明白了一切，包括什么叫命运。这时她听见北屋和西屋的厂房里，缝纫机此起彼伏响着，夹杂着女人们的说笑声，薄新华老婆的声最响。大玲觉得那些女人好像知道了她正干什么，成心嘲笑她。大玲没法反抗，浑身一点劲都没有，谁跟命运叫劲呢，那不是吃饱撑的！大玲的裤腰肥，让薄新华解开裤带，裤子就乖乖地落在地上了，裤衩是姥姥亲手缝的，松松垮垮，根本用不着脱，轻而易举，薄厂长的那只手顺利到达目的地。薄新华喜欢玩弄女人，他索性将大玲放在桌子上，大玲像只布娃娃似的，任他摆弄，一点知觉都没了。进去的时候，大玲也没喊，根本没觉出疼来，眼睛一直朝窗户看，看见那棵丁香树在窗户上移来移去的树影儿。最后，薄新华让大玲起来，她这才觉得疼，手扶着桌子，慢慢挪着朝外走。听见薄厂长在她身后说：歇两天吧，工资照发。
当天晚上吃过饭，大玲就去找薄厂长。薄厂长和派出所所长王平关系挺密，王平隔三差五找薄厂长玩牌，然后就到鼓楼下边一家叫风月的小酒馆喝酒，临走，裤兜里还得揣条“大前门”，估摸着烟抽完了，王所长也就该来了。为厂里的事，大玲没少去风月酒馆找薄厂长，每每的，酒到了酣处，王所长一双色眼紧着揉磨大玲的胸脯，薄厂长假装看不见。
院门从里面锁着，大玲拍着门，喊薄厂长。五分钟的工夫，薄厂长老婆于翠花才吱扭一声拉开门，见是大玲，满脸堆笑，朝院子里让着，说薄厂长不在，派出所王平来过，俩人去鼓楼喝酒了。北屋房顶上，两只猫纠缠在一起，一只狸猫把一只黄白相间的猫按在屋瓦的凹处，两只猫同时发出渗人的嚎叫。大玲又跟于翠花寒暄了几句，转身朝院外走，听于翠花在后边指桑骂槐：骚货！房顶上够你们折腾吗？这儿多敞亮，下来，让老娘看着你们干……
大玲的后背接了于翠花的骂，变得沉甸甸的。出了三眼井儿，就到了景山东街，大玲有一种如释重负的感觉，她有时感到，胡同强加在她身上的东西太多了，大部分都是她不想要又必须接受的；接受的时候，脸上还得带着笑容，是苦是甜，就只有自己知道了。街面上没什么人，偶尔的，门洞里站着仨俩的男人，抽烟，没话找话。骑自行车的也少，“二八”的男车，轱辘楞粗，沙沙的碾过湿漉漉的地面，碾过石子儿，发出“吡啵”的爆裂声。有个男人骑车经过大玲身边，然后回过身冲她飞口哨，又说流氓话：小娘们儿干吗去呀是不是刚让人操过……车速却并不减慢，俩脚猛蹬，眼见着急回家，最后那句话听不清楚了，带回家给她老婆吧，渐行渐远的，幽暗中只一个活动的人形。景山北街的人更少，走着，只能琢磨自己的脚步声，大玲心里发毛，脚底下给劲，快走，抬头看见四方愣正的鼓楼，在暗灰色的背景中模模糊糊地坐着，看惯了白天它那不可一世的样，此刻，竟然现出难得一见的落寞忧伤。过了地安门十字路口，街面上就另一番景象了，人来人往的，衣裳都是灰的蓝的，脸上呢，一片蜡黄，洗头用胰子，头发干枯，焦黄；精神却好，天子脚下的人，话里话外，字正腔圆，说话时坦然平静，当然也有猛的，咋呼，以气势压人，那是爷；还有用词儿的讲究，说事喜欢引经据典，挂在嘴边的都是皇宫里的事儿，真的假的放一边，谁让人家靠着紫禁城住呢，不信没关系，听着乐乐，完事。京城里永远是闲人多，崩说白天提笼架鸟斗蛐蛐儿观景儿打架的，到了晚上，几两二锅头一下肚，嘴上就更没把门的。现如今有所不同，议论最多的是考大学，“文革”给耽误了十年工夫，一茬一茬的人，早把念书那挡子事忘南头儿了，冷不丁儿的又让人把这事拎起来，勉为其难；孩子们兴奋，大人也跟着哄，头几个月还疑神疑鬼，这都见报了，党报头版头条刊登了10月12日国务院批转教育部《关于1977年高等学校招生工作的意见》，恢复高考是铁板钉钉了，谁能考就考，有枣没枣，打一竿子。
后门桥离鼓楼也就半里路，汉白玉桥栏杆破损不堪，都是文革时红卫兵小将砸的，砸烂这么硬的汉白玉，怎么也得具备俩条件：比汉白玉还硬的工具；好体格。由此看来，文革前的生活还不错，五十年代两毛五一对大对虾不是谣传。有话儿：破损也好，沧桑感就是通过破损体现的，要那么完整干吗呢。在京城，文革期间长大的人对完整没什么要求，或者说没概念。他们懂事之日起，耳朵里就是“不破不立”那振聋发聩的叫喊声，眼里见的，就难得完整，门口的石狮子头没了；黄铜的门钹被偷去卖钱了，门上留下俩圆印儿；垂花门上的莲花木雕被砍下来了……这改变了中国人的审美习惯，也就能够同西方后现代美学观说上话儿了。后门桥上的石板被蹭的倍儿滑倍儿亮，在上面走得悠着劲儿，一不留神，桥下见；北京人说话邪乎，别信。大玲闷着头走，就想着能快点到风月酒馆找到薄厂长。走到鼓楼根儿底下，绕个弧就看见钟楼了，比鼓楼气势差了不少，像个受气的小媳妇儿。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