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央政府从本世纪开始，鉴于农村的发展形势，更加高度重视“三农”问题。从2004年至今中国连续6年发布以农业为主题的一号文件，足见中国领导人对农业问题的重视。对于“三农”问题的地位也经历了从“全党工作的重中之重”到“两个趋向”的论断，再到建设社会主义新农村目标任务的提出，再到统筹城乡发展，体现了党对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建设规律认识的深化和升华。
但是中国社科院发布的《城市蓝皮书：中国城市发展报告（NO.2）》，对日益扩大的城乡差距表示担忧，也凸显了三农问题的艰巨性。
国务院总理温家宝说：“只要经常到农村的人都会感到我们的城乡差距依然很大，在我的脑子里有很多贫困农村的景象，我经常和同事们讲，在这些地方投入多少建设，给农民多少实惠都不算多，因为城乡的差距太大了。”
作为中国城市发展特点之一的“不协调”，一个重要方面反映在城乡发展上，中国社科院城市发展与环境研究中心副主任魏后凯以去年的数据分析，城乡收入比为3.31，假如考虑到可比性的因素，城乡收入差距大约在4～6倍左右。2000年城乡收入比只有2.79。每百户家用电脑拥有量也显示出城乡的不协调，去年城镇地区为59.3台，比农村地区高10倍左右。
而农业部部长孙政才也说过两个数字3.33∶1和9646元，一个是去年我国城乡居民人均纯收入之比，一个是两者之间的绝对差额。这两个数字属改革开放以来的“最大”。
十一届全国人大常委会第四次会议上，农业部部长孙政才受国务院委托，作《国务院关于促进农民稳定增收情况的报告》（下称《报告》）时指出，2007年农村居民人均收入实现了1985年的最高增幅，但这也是改革开放以来，城乡居民收入差距最大的一年。
这组矛盾突出反映了目前我国农民的增收困境。“近年来，虽然农民收入保持了持续快速增长态势，但农民增收的基础仍比较薄弱，增收的渠道仍比较缺乏，促进农民持续增收的长效机制尚未完全建立。”孙政才说。
孙政才在《报告》中指出，城乡居民收入差距持续扩大的根本原因，是农民收入基数低，同时受现有国民收入分配格局的影响，农民收入的增速低于国民经济和城镇居民收入的增速。
有官员表示，2007年我国的“三农”支出增长力度还不够，“去年政府财政收入的增速是32.4%，财政支出增速是23.2%，而‘三农’支出只增长23%，也就是说，国家在‘三农’上的支出还没达到平均水平。”
“从未来看，这种状况得到根本改善还需经过长期努力，需从多方面采取措施遏制城乡收入差距继续扩大。”他说。
此外农业生产比较效益持续下降影响了农民增收，细究其根源在于“受国际原油等原料价格上涨的影响，我国农业生产资料价格近几年大幅上涨”。
城乡差距的继续扩大有多方面的因素，但一些体制性的因素则更是瓶颈。
农村改革废除了对农民生活水平造成最大影响的农业税。废除农业税算得上是中国历史上具有划时代意义的大事。还比如说，在农村首先实行小学和初中的“两免一补”政策，使农村的孩子上学再不用交学杂费和课本费；比如说在农村实行农村合作医疗制度，大病统筹，尽管标准不高，但是农民可以到乡里、到县里甚至到省会去看病，并且报销30%、40%、50%，有些地方正在提高标准。
当前的重大问题是土地所有制。中国的土地所有制度是城市与农村截然不同的城乡二元体制。城市的土地全部归国家所有，但是企业或个人可以获得30年、50年的使用权，而且使用权是可以买卖的。这种买卖基于市场机制，地段好的土地自然价格就高。但是农村的耕地则属于集体所有制(也就是归地方政府所有)，农民无法买卖使用权。结果城市里出现了因买卖土地使用权而暴富的房地产开发商和地方政府，而在农村，农民在失去自己耕种的土地时只能获得数量微薄的补偿金。
事实上，近几年政府做了大量工作，也取得了成效，但消除贫困的根本是劳动者收入水平的不断提高。其中，教育是关键。2008年世界银行的骆许蓓和加拿大魁北克大学的朱农所作的研究发现，受教育程度是决定收入水平的关键因素。他们发现，中国拥有初中以上学历的人口中，只有2％生活在官方贫困线以下，而全国平均贫困线以下人口比例为10％。
此外社科院的报告也称要改革户籍制度，推动城乡统筹。一是要加快新农村建设。二是要推动城市公共服务和基础设施向农村合理延伸。三是要消除歧视性政策，为农民工等城市新移民提供均等化的城市公共服务。四是改善户籍制度，建立城乡户籍的劳动、就业、教育、医疗和社会保障。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