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果放眼全球，就会发现，很多历史上腐败横行的国家，现在高居世界清廉国家前几名，仔细看看了解一下他们的做法，或许会对我们反腐败有所启示，有很多帮助，至少有借鉴意义。
中国东面的韩国为惩治腐败，制定了很多法律法规。其中最核心、最管用的有两项：“家庭财产登记申报制”和“金融实名制”。1993年，总统金泳三把“金融实名制”作为经济与社会改革的首选项目，于当年8月12日实行。规定自实名制颁布之日起，凡没有进行实名确认的任何金融资产不能提取；过去没有按实名开户的金融财产，必须在两个月内转为实名。“金融实名制”实行一个月后，包括韩国大法院院长在内的一大批高官，先后辞职。金大中继任总统之后，继续推行这一制度，并由此牵出前总统卢泰愚腐败案。
十几年前发生在韩国的旧闻告诉我们：反腐败其实很简单，制度要具体、明白、严厉，执行要坚决、果断，透明度要大，“刑要上大夫”，不迁就任何人，特别是决不能搞“下不为例”。所以，人家一个月就见了效，不仅一大批高官下台，当过总统的卢泰愚也被判17年。人家这才叫“动真格”！
作为世界上最贫穷的南亚国家孟加拉国于2007年展开了一场声势浩大的反腐败运动。
孟加拉国目前仍是世界上最不发达的国家之一，联合国最不发达国家报告的数字显示，孟加拉全国日收入在1美元以下的赤贫人口占总人口的40%以上，达1.5亿。虽然孟加拉国人民却过着极其贫困的生活，但是孟加拉国政府高官敛财之道令人瞠目。前总理齐亚的议会事务秘书乔杜里是孟加拉国头号军火走私商，长年累月地向印度东北部地区走私武器弹药，这成为举国皆知的“秘密”；前议员纳赛尔·拉赫曼是前财长赛福尔的儿子，每当外国公司要跟孟加拉国财政部签订商业合同时，纳赛尔就要雁过拔毛地坐收佣金；前交通部长胡达利用分配土地建设车站的权力牟取暴利，曾将一片价值5000万塔卡的土地以5000塔卡的价格卖给他老婆所在的公司；前总理卡莉达·齐亚的长子塔雷克·拉赫曼更甚，因为不论是什么项目只要经他的手就张口要10%的回扣，以至于本国商人、相关官员和外国投资者都在背地里给他取了个绰号“10%先生”，他通过这种手段累积起42亿美元之巨的资产，轻松进入世界亿万富豪排行榜。
以法赫尔丁·艾哈迈德为总理的新政府上台后立即将矛头指向了臭名昭著的贪污腐败，勒令所有的贪官在2月28日之前主动向政府投案说明。然而，严令过后却只有5人投案，其他人根本没当回事，在这种情况下，孟加拉国看守政府任命了武装部队前司令、退役中将马苏德担任该国新设立的反贪机构的首脑，誓用铁腕来收拾贪官。
据国内媒体报道，孟加拉国的军警们在这些天，天天都能捡到超豪华的东西——光是3月13日当天，他们就在达卡市的大马路边捡到了3辆九成新的悍马越野车，价值好几十万美元；在一家废弃的铸造厂内，捡到了6只珍稀的野鹿，价值10万美元。
粗粗算了一下，从3月初到现在，孟加拉全国的军警已经捡回了120辆宝马、奔驰、沃尔沃、悍马等豪华轿车，大多数车况良好，有的甚至只开了不到1000公里。至于捡到的珍稀动物就更多了——89只野鹿、21只野鸡、9只孔雀、1条鳄鱼和1只黑熊。一名政府官员感慨地说，这是自国家独立以来起获珍稀动物最多的一次。
有意思的是，当牌照部门和相关机构带着军警向豪华车和动物原主人核实情况的时候，他们矢口否认这些豪华车和宠物是他们的，即便那只黑熊直奔原主人作亲昵拥抱状，那位高官主人仍旧红着脸说：“怪了，这熊跟人还挺亲的。”然后再次否认他认得这只熊。
孟加拉国达官贵人之所以急不可耐地竞相扔掉好车、宠物，因为该国1月11日宣布取消大选，军人开始干政，并从老百姓最为痛恨的贪污腐败下手，一下子逮捕了两大党160名高官显贵，其中包括15名政府部长。有消息说，这还只是开头，因为最新开列的逮捕名单又增加了50多名政府部长的名字。
每逮捕一名高官的时候，伴其落网的总有多辆豪华轿车和许多的珍稀动物，因为孟加拉国的达官贵人流行养好车和宠物。上周，当警察逮捕了一名前政府内阁部长时，从他家私人动物园里一下子就搜出了31只珍稀动物。本周一，安全部长逮捕一名议员时，从他家开走了好几辆保时捷。从三名涉嫌向政府高官行贿的商人家里，则搜出了37只野鹿。
面对可能成为贪污的证据，达官贵人们近日开始让亲信偷偷地将他们拥有的好车和宠物星夜遗弃在大街小巷，抹消他们与此有关的一切证据。由于大量的豪华车本来就来路不正，因此脱手后不会成为军警逮捕他们的物证。
孟加拉国新一轮反贪风暴几乎涉及该国所有的政治精英，其中包括去年仍是总理的齐亚家人。安全部队逮捕了前总理的儿子拉赫曼，并决定先将其拘禁一个月。
到2009年有200多名前政府高官以及前议员因涉嫌腐败罪被捕，其中包括现任总理谢赫·哈西娜和现在的反对党领袖、前总理卡莉达·齐亚。
在东南亚的印尼，老百姓要为腐败付出高昂的代价。调查显示，印尼的家庭平均要把其收入的百分之一用来贿赂，穷人的支出尤为不成比例。政府估计，腐败每年给政府造成数十亿美元的损失。
遏制腐败的斗争导致一些大案在媒体上曝光。自2008年9月始，在“透明国际”公布的清廉指数排行榜上，被广泛视为亚洲最腐败国家之一的印尼从第143位提高到第126位，显示出这个国家在打击腐败方面取得了进步。“透明国际”对180个国家的腐败状况进行评估。
领导印尼反腐败运动的“根除腐败委员会”是一个独立机构，它成立于2002年，在进行调查和起诉方面具有广泛的权力。
最新一起诉讼导致营业竞争监督委员会成员伊克巴被捕，他被指控从一家电视新闻网收受了6万6千美金的贿赂，以包庇这家电视新闻网在播放英格兰足球超级联赛中的垄断行为。“就我们的决定而言，我认为，委员会已经宣布做出了决定。如果某位商人对这一决定感到不满，他们可以到地区法庭，在他们的辩论中加上这个新情况。这取决于他们。”
到目前为止，“根除腐败委员会”的定罪率为百分之百，而且惩治对象直捣政府部门的最高层。最近，印尼检察长办公室的一位前资深检察官被定罪，法官判处乌利普20年有期徒刑，比先前任何腐败案件的判刑要高两倍。乌利普被判从女商人阿尔塔莉塔那里接受了66万美元的贿赂，这笔钱是作为他帮助停止对银行大亨林德祥调查的酬劳。林德祥因在10年前亚洲金融危机期间贪污央行30亿美元而受到通缉。
丁学良教授表示，印尼的经验再一次告诉我们：一个历史包袱很重、社会条件不好、普遍教育水平不高、地理状况复杂（一个国家由几千个岛屿组成）、人口众多、宗教关系紧张、人均收入不高的发展中国家，只要坚定不移地推行民主化改革，就可以逐步找到一些实实在在的办法和措施，来解决这个国家的老大难问题。“民主一定导致社会大乱”的说法，是精神鸦片，不要吞咽下去。
如何建设清廉国家，是当代每一个国家都不能忽视的问题。而当代清廉国家的廉政措施，对其他国家的廉政建设显然有启示意义。因为即使是最清廉的国家也不是一天形成的。比如荷兰，在透明国际最初公布的清廉指数上，并不是最好的。芬兰专门研究腐败问题的政治学博士鲍拉·提胡宁说，在芬兰历史上，官员腐败问题也曾一度成为畅销报纸的头条。头两年，在最清廉国家的排名中，芬兰排名第四。1997年至1999年，芬兰连续三年名列第二。而自2000年起，芬兰连年排名第一。
以官员清廉为目标，设定了极其广泛和细致的规范，涉及宪法、法律、规章及伦理道德等各方面内容。如行贿受贿在芬兰受到的惩罚以罪行严重程度划分，从一般性罚款到判处最高达4年的监禁。在接受礼品上，法律规定公务员不能接受价值较高的礼品，且根据物价指数该标准时有变动，约20欧元左右(1欧元约合9.60元人民币)。对于因公出差，各部门每年都有固定计划，出差目的、期限和报销数额都有规定。对于部局级高官的出访，因为涉及重要政务，出访要经总理或议会批准。公务员接受金钱、珠宝、家用电器、低利息贷款、免费旅行等都可被视为接受贿赂，甚至接受荣誉头衔和有关部门的推荐也可能被视为受贿。公务员如果被指控受贿，罪名成立，将被立即免职。政府和议会还分别设立财政监察局和国家财物检察官，对政府和国家的各项开支实行经济监督。如使用公款进行设备购置是否符合规定，所购商品价格、质量在多种报价中是否为最佳选择，政府官员是否用公款采购和营私舞弊等。
阳光是最好的杀虫剂，透明制度是把政府行为暴露在阳光下的最好办法。如芬兰政府的公共部门一律公开，接受市民和媒体监督。公共部门所有档案都对公众开放。现在凡清廉国家担任公职者每年都要报告自己及配偶、子女的财产状况，由主管部门审核，任何隐瞒、谎报、转移财产的行为，都被视为有罪。
此外，在官员选拔上，他们实行“透明政治”、“透明行政”或透明的选官任官制度，如新加坡的公务员由独立于议会和政府的公共服务委员会管理，由他们聘用、考核、处分等，这种做法较好地避免和杜绝了卖官鬻爵现象的发生。
媒体和舆论监督，可以使各级官员赤裸裸地暴露在公众监督和媒体监督之下，这样他们就不敢腐败，腐败了也很容易就被揭露了。德国总理施罗德的兄弟没有工作，贵为国家总理的施罗德不能出面为他介绍一个工作。德国某小城有个市长，白天当市长，晚上为人掏烟囱补贴家用。施罗德或那位市长不是没有办法，而是因为他们的行为在不同程度上与国家权力有关，受到严格的舆论和社会约束，他们想干也干不了。如德国央行行长2002年元旦接受了德累斯顿银行邀请，到柏林出席欧元面世的活动。当时他与家人下榻在豪华的阿德隆酒店，7661欧元的住宿费由德累斯顿银行“埋单”。消息一经披露，此事立即成为德国社会各界关注的焦点。尽管韦尔特克(行长)马上为此事道歉，并支付了一半费用，但依然难以平息众怒，不得不于当月7日被迫暂时离职并接受司法部门调查。
监督机制的完善有效遏制了公务员的腐败。首先，透明与公开是芬兰政府的一个主要原则，公共部门一切公开，接受市民和媒体监督。公共部门所有档案都对公众开放。其次，自17世纪以来，集体决策就在芬兰流行。芬兰人认为，如果决策机构只有一个人说了算，就容易导致腐败。行贿者会集中其所有资源和智慧贿赂该决策者。相反，如果集体决策，行贿难度和风险都大大增加。再次，芬兰各政府机构都设有审查官。虽然该职位不是很高，但在行政首长决策过程中，如果出现疑问或失误，审查官可以对该决策提出质疑，并进行独立调查。一位部长可以不顾审查官的异议而通过某项决策或制定某项规定，但没有审查官的签署，该决策不受法律保护。因此，芬兰政府为防止腐败设置了双重保险。所有决策都要过两道关，一是行政首长，二是审查官。
一种良好的廉政文化环境，可以保证制度高效和良性运转。而反之，则会使制度难以有效运转。据统计，1985年至1992年间，芬兰只有25起贿赂案。芬兰政府有严格的规章制度，对公务员保持清廉作出规定。芬兰年轻人从大学毕业进入公务员队伍后，最重要的就是弄清“腐败”的界限，即接受礼品或受请吃饭的上限是什么。在芬兰，流传最广的一句话是：“公务员可以接受一杯热啤酒和一个冷三明治，但如果喝上葡萄酒那就危险了。在新加坡人们把担任公职贪污受贿的人看成社会公敌。”郑章远（新加坡国家发展局局长）宁可了结生命，也不愿面对耻辱，遭到社会的唾弃。据报道，李光耀还有一个廉洁的小故事。一位名叫威尔逊·李·弗洛雷斯的人最近到新加坡时，曾打电话到李光耀的办公室。威尔逊请求李光耀为其所买的《李光耀回忆录》（下册）签名。而李光耀的秘书则解释说，每本由李光耀亲笔签名的回忆录，价值是1万新元（约合5万元人民币），售书的所有收入则将捐给慈善机构。
新加坡在反贪污行动中“集中力量对付大鱼”。对于“大鱼”（指重大腐败分子），李光耀政府在1960年修订法律条文，扩大了调查人员的权力，包括搜查疑犯和他们妻子、儿女、代理人的银行账户和存折。任何人一旦受到调查，所得税局局长就必须提供相关的资料。控方一旦证明被告生活阔气，超过他的收入所能承受的程度，或是拥有同收入不相称的财产，法庭就可以以此作为被告已经受贿的佐证。这样严厉的方法使得新加坡内阁中的腐败分子纷纷落网，并且引以为戒，不敢再越雷池一步。对于“小鱼”，新加坡则简化打击犯罪的程序。
高薪养廉。新加坡意识到，内阁部长和公务员的工资达不到应有的水平，搞垮了亚洲许多国家的政府。为了使政治领袖和高级官员维持“廉政自守的高水平，给他们足够的薪酬是极其重要的”。李光耀曾经告诉印尼总统瓦希德说：“要部长们当清官，就得确保他们获得足够的报酬，不必贪污也能过得合乎其身份和地位。”但是如果没有独立的舆论和司法监督，高薪也未必养廉，这是需要走出的误区。
反腐不等于重刑，特别是不等于死刑，透明国际认为腐败之所以发生，是由于现存的制度有漏洞。我们不能将制度缺陷所造成的恶果由一个人来承担，因为贪污不只是一个人的事，更多的是由于经济转型制度不健全造成的。
苏联虽然在20世纪90年代就解体了，20年过去了，有关它崩溃的原因，学术界至今也没有统一的看法，但有一点可以肯定，就是腐败对苏联的解体产生了巨大的作用，这一点无论对苏联抱有什么态度的学者都有一致的共识。
社科院学者李瑞琴指出，其实在此之前也有很多人论述过苏联的腐败。20世纪70年代前后，苏共党内腐败蔓延，形成了官僚特权阶层和既得利益集团。既得利益集团的形成，导致对党的肌体的深层次侵蚀：一是党内思想僵化、保守主义盛行，不思进取；二是干部制度上的任人唯亲，党和国家高级干部职务实际上的终身制，难以改革。这两种现象的出现，比起经济领域的违法违纪、腐败现象对党的侵蚀更为严重，危险性更大。如果说经济领域的腐败威胁着党的形象、党与人民群众的关系，那么党为维护既得利益集团而不思进取、无心改革，一个马克思主义政党就有可能丧失其固有先进性而蜕变为一个类似于剥削阶级政党的危险。
在勃列日涅夫执政后期，苏共党内言行不一、形式主义、夸夸其谈、只说不做成为普遍现象。勃列日涅夫等党的高级领导自我标榜为卓越的“列宁主义者”，其著作被成百万册地出版发行。在几十年的发展过程中，苏共尽管在队伍人数上不断扩大，但是正统思想的影响力却日趋减弱，党的威信不断下降。思想家们所宣传的马克思列宁主义，包括科学共产主义在内，到80年代初被许多人理解为一种根本就无法实现但必须挂在嘴边的套话。理想信念淡薄，信仰危机日益严重。马克思主义理论、执政党的合法性地位都面临着严重的挑战，存在着丧失人民群众支持和信服的巨大危险。
为了确保既得利益集团的利益，对干部的任用主要采取了任命制，民主选举实际只是个形式，谁被重用是由上级内部指定的。在干部选拔中，任人唯亲、裙带关系等不正之风严重存在，党的干部下级服从上级绝对化。判断干部的政绩、检验真理的标准已经不是社会实践，而是上级领导是否满意。即便是业绩出色、能力超群，群众基础深厚，勤勤恳恳忠于党和人民的事业的人，如果不为上级领导喜欢或看重，同样没有政治前途。干部选拔制度方面的腐化，使得苏共的干部制度和组织系统科学合理选拔人才、培养优秀杰出干部的优化功能被消解，机制严重弱化，这就使很多真正的马克思主义者、优秀干部被拒之门外，使投机分子、机会主义者得势。尤其是共产党领导下的干部制度和组织系统，竟然培养出完全丧失共产主义信仰、蜕化为赤裸裸的投机分子、实用主义者的官僚特权阶层，以至于在国家的紧要关头，堕落为“国家恬不知耻和贪婪的敌人”，这些人不仅没有阻止国家悲剧的发生，反而疯狂地推动了这一进程。
这样一个既得利益集团为了维护既得利益，反对任何涉及对自己特权的改革，更不可能主动地遏制蔓延全党、全社会的腐败，那些看得见和看不见的腐败之手，贪婪地攫取着属于人民所有的国家财富，而苏共对特权阶层从很少遏制，到不打击，再到庇护甚至纵容，结果导致了这一毒瘤在自身肌体上迅速发展蔓延。可以说，在勃列日涅夫执政后期，苏共党内已经是经济蛀虫成群滋生，僵化之风充斥党内，官僚习气浸透政坛，党风廉政建设问题已经到了必须解决的紧要关头。
戈尔巴乔夫执政后期，在改革带来的混乱无序中，苏共党内腐化变质的特权阶层的野心与私利不断被诱发并膨胀。80年代，苏共领导层中的绝大多数人已不是社会主义的坚定支持者，他们中的许多人在苏共及其思想理论的瓦解过程中看到了自己的机会。他们发现，挂在嘴边的所谓社会主义、共产主义信仰和罩在身上的共产党人的光环，都已失去了利用的价值，原有的特权必须改头换面，而资本主义是他们既得利益合法化的最合适的制度。1991年，莫斯科出现了上万名大富翁，大部分人是原来的党政干部。正是这些所谓的“共产党人”革了苏共的命。至此，苏联官僚特权阶层进一步演化，呈现出典型的机会主义、实用主义并进一步演化为反社会主义性质，成为瓦解和抛弃苏共的急先锋，成为公有制的最有力的捣毁者和私有化的最实际的推动者。
这些事实毫无疑问地证明了：真正搞垮苏共的就是苏共内部由腐败势力特权阶层演化、蜕变而来的背叛马克思主义的反社会主义分子。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