景帝三年（公元前154年）的冬天，楚王刘戊顶着凛冽的寒风，来京觐见天子。每年按时入京觐见皇上，是每位诸侯王必须交的“家庭作业”，然而，刘戊不会知道，他这次入京，竟点燃了中国历史上著名的“七国叛乱”的导火线。
刘戊是景帝的堂弟，他的祖父是元王刘交。刘交在楚地称王二十多年，重用名士穆生、白生、申公三人，一时间国泰民安。刘交死后，儿子刘郢继承了他的王位，仍然重用这三位名士，依然国泰民安。刘郢去世后，儿子刘戊继位。刘戊却是个贪酒好色、胸无大志之辈，一上任便不把三位“老古董”放在眼里。穆生、白生、申公三人在相劝无效的情况下，先后告老还乡。
没了三老的约束，刘戊变得更加放荡起来。汉景帝刚继位不久，薄太后便一命呜呼，全国一片哀悼，但刘戊却依然过着声色犬马的放纵生活，仿佛一切与自己无关。
若要人不知，除非己莫为。刘戊的一举一动没有逃过晁错的火眼金睛。此时刘戊千里迢迢来上朝，正是晁错表现的大好时机。
机不可失，时不再来。晁错当机立断，马上向汉景帝打了一个小报告：薄太后丧葬期间，刘戊与人通奸，依律当斩。
景帝接到报告后却很为难，这通奸一罪，说大则大，说小则小，怎么处置刘戊令他十分头疼。权衡利弊，念手足之情，景帝免了他的死罪，只削夺了他楚国的东海郡作为惩罚。
晁错初试牛刀，刘戊光荣地成了削藩的奠基石。首战告捷后，晁错再接再厉，找了点芝麻大的小罪过，鼓动景帝削去了赵王刘遂的常山郡，然后又以“卖爵罪”削去了胶西王刘卬的六个县。
就在晁错准备大刀阔斧地削藩时，刘濞不干了。他认为与其这样坐以待毙，倒不如豁出去了。他心一横，决定造反。
要造反，就得联合众王。思来想去，刘濞把首选的目标停留在了胶西王刘卬身上。刘卬刚刚被削了封地，他的一口怨气正没处发，此时正好可以火上浇油。而且刘卬素来勇猛，敢作敢为，是典型的“武力派”，找到他就等于找到了一个好帮手。
打定主意后，刘濞派中大夫应高去胶西说服刘卬。到了胶西，必要的客套过后，应高马上来了个单刀直入：“吴王贵为一方诸侯，如今却心事重重。我们都是一家人，所以吴王特派我来跟您说说他的心事。”
“洗耳恭听。”刘卬道。
“吴王身体一向不好，不能朝见天子已经有二十多年了，他常常害怕受到朝廷的猜疑，却又不能把个中缘由解释清楚。为此，吴王只能节衣缩食，小心做事，唯恐有半分不是。”应高说着，顿了顿，随后话锋一转，“当今天子宠爱庸臣晁错，听从他的谗言擅改法律，侵削各诸侯王的领地，征收各种苛捐杂税。你们胶西国素来对朝廷忠心耿耿，却被平白无故地削了封地，今天是削地，明天说不定就‘削头’了。不知道大王有没有这样的顾虑呢？”
“知我者，谓我心忧；不知我者，谓我何求。吴王真是我的知己啊！”刘卬长叹一声，“你有什么好办法吗？”
应高等的就是这句话。他当即脸一板，义正词严地说道：“俗话说先发者制人，后发者制于人。与其这样坐以待毙，倒不如先下手为强。吴王此番叫我来，就是请大王一起出兵的。”应高终于亮出了底牌。
“万万不可啊，身为人臣，怎么能做出这样大逆不道的事呢？”事实证明，刘卬别的本事没有，但作秀的本事却和刘邦有的一拼。他明明早已心动，但必要的过场还是要走的，这样一来可以试探吴王的可靠性，二来成与不成都给自己留了台阶下。
应高没有直接回答刘卬的话，而是谈起了前不久天空出现百年难遇的彗星，以及天下蝗虫四起这两件事。凡是天下将发生大事前，都会出现一些不祥的征兆。刘卬自然知道应高话里的意思。
眼见刘卬还是隐而不发，应高使出了撒手锏：“御史大夫晁错蛊惑天子，削藩夺地，天下诸侯都有反叛之意。现在吴王已做好了充分的准备，只等大王一句话，吴王便可立即发兵直取函谷关，守住荥阳这个军事要地，占领敖仓的粮道。等大王兵马一到，共同进军长安，天下唾手可得。那时，大王与楚王共分天下，岂不美哉？”
话说到这里，已经足够了，刘卬等的就是这样一句承诺。应高已经顺利完成了自己的使命，接下来就看刘卬的表现了。
刘卬办事雷厉风行，毫不含糊。他定下来的事都是铁板钉钉，九头牛也拉不回来的。他不顾手下重臣的坚决反对，义无反顾地走上了反汉的道路。他不但自己上了贼船，还主动联系了齐、菑川、胶东等国。
就在吴王刘濞和胶西王刘卬各自忙碌准备起兵时，削吴国会稽、豫章郡的“削藩书”被送到了刘濞手上。他不用再等什么了，也不用再找什么借口了，一万个理由太多，只要这份“削藩书”就足够了。
春风吹，战鼓擂。刘濞联合楚王刘戊、赵王刘遂、胶西王刘卬、胶东王刘雄渠、菑川王刘贤、济南王刘辟光共七国，率二十万大军，以“请诛晁错，以清君侧”为口号，高举反汉大旗，从广陵（今江苏省扬州市）向最近的梁国进军。一场“七国之乱”就这样拉开了序幕。
景帝听说七国叛乱后，急得像热锅上的蚂蚁，于是招来罪魁祸首晁错询问对敌良策。晁错似乎早已胸有成竹，他自信满满地说了八个字：“兵来将挡，水来土掩。”
景帝问：“那派谁出征呢？”
晁错答：“天子若亲率大军去平乱，叛军一定闻风丧胆，不战自溃。”
如果是在平时，晁错这样拍景帝的马屁，景帝自然会很受用，但此时的景帝已被七国叛乱的声势吓倒，岂是几句甜言蜜语就能被蒙混住的？
景帝反问道：“朕如果亲征，京城由谁来把守？”
景帝的意思已经很明确了，他是堂堂一国之主，怎么能够亲自出征冒险呢？万一他有个三长两短，这大汉岂不是要亡国了？可惜当时的晁错对自己太过自信，他连想都没想，便接道：“陛下亲自去出征，微臣愿守京城。”
景帝的心一下子掉进了冰窟窿，他多么希望晁错说的是“微臣愿带兵出征，陛下在京城静候佳音便是”。景帝平时最信任晁错，况且这次七国叛乱又是因他而起，关键时刻他应该主动站出来挑大梁帮景帝分忧才对。现在竟然让景帝冒死亲征，他留下来吃香的喝辣的，简直太不像话了。于是，景帝破天荒地没有采纳晁错的建议，并且对晁错的人品产生了怀疑。
就在景帝焦头烂额时，他突然想起了父皇的遗言：“天下有变，可用周亚夫为将。”于是，周亚夫被景帝直接提升为太尉，成了“平乱大元帅”。
接下来，周亚夫率军攻打吴、楚这一路叛军主力部队；郦寄攻打赵国；栾布率兵攻打齐国；窦婴驻扎荥阳，一来为监军，二来可随机应变，出兵支援。
就在景帝派出四路大军，准备静候他们的捷报时，朝中走出来一个人，对景帝说了这样一句话：“臣有一计，不用一兵一卒一刀一枪，便可平定七国之乱。”
不战而屈人之兵，这何尝不是景帝最想要的结果？景帝仔细打量来人，原来是袁盎。那么，此人又是什么来头呢？
袁盎和项羽一样，也是楚人。他的父亲名声极坏，是鸡鸣狗盗之辈，因此袁盎小时候有个不雅的绰号，叫“贼二代”。但是，“贼二代”袁盎并没有重蹈父亲的覆辙，继续当贼，而是改邪归正。他先是在红极一时的“吕氏家族”的重量级人物吕禄手下打工，尽管只是毫不起眼的舍人，但袁盎却毫无怨言，干得勤勤恳恳，兢兢业业。
然而，随着吕氏家族一夜之间倒台，他也失业了。袁盎选择的第二任老板是刘恒。当时的刘恒还没有当皇帝，是雄踞一方的代王。袁盎不远千里投奔，不但给刘恒增强了信心，而且还及时给他带来了朝廷的最新动态。刘恒被推上皇帝宝座后，没有忘了袁盎，给了他一个郎中（侍从官）的职务。
对此，袁盎并不满足。他通过几次精心策划的谏言，让刘恒对自己另眼相看，器重有加。随后，袁盎的仕途平步青云，扶摇直上。到景帝时，他已官至御史大夫，跨入了朝中的“三公”之列，成了举足轻重的人物。
此时，汉景帝已被造反的寒风吹得头疼心疼哪里都疼，见了袁盎就像抓住了一根救命稻草般，直问他有什么好办法能解七国之乱。
袁盎的回答只有六个字：“斩晁错，可平乱。”他的意思很明确，七国之乱是因为晁错的削藩惹起的，解铃还须系铃人，斩了晁错叛乱自然便会平息了。
一语惊醒梦中人。然而，如果真要斩了晁错，景帝又有些不舍，毕竟他在自己还是太子时就跟随左右，是恩师也是谋士。斩，有弑师之嫌；不斩，又如何平乱？
斩还是不斩，这是个问题。
袁盎见景帝还在犹豫，再次劝道：“臣听说吴、楚等诸侯联手，是因为晁错擅作主张削减王侯的封地，危及整个刘氏江山。他们起兵无非是想诛杀晁错，要回原本属于自己的封地。如果陛下能将晁错斩首，再赦免吴、楚各国，让他们各归各国，他们必定罢兵谢罪，对陛下您感恩戴德，不敢再生反叛之心。如此天下太平，百姓安居。陛下怎可因为一个人而误了天下呢？”
形势逼人，形势迫人，形势压人。汉景帝默然良久，决绝地说道：“我不会因为溺爱一个人，就弃天下百姓于不顾，就对不起天下。”
不久，丞相陶青、廷尉张欧、中尉陈嘉联名上了一封弹劾晁错的奏章，指责晁错提出由景帝亲征、自己留守长安以及作战初期可以放弃一些地方的主张，是“无臣子之礼，大逆无道”，应该把晁错腰斩，并杀他全家。
景帝为了求得一时苟安，不顾多年对晁错的宠信，昧着良心，批准了这道奏章。这时，晁错本人还完全被蒙在鼓里呢！
景帝派中尉到晁错家传达皇命，骗晁错说让他上朝议事。晁错穿上朝服，跟着中尉上车走了。车马经过长安东市，中尉停车，忽然拿出诏书，向晁错宣读。忠心耿耿为汉家天下操劳的晁错，就这样被当街腰斩了。忠臣无罪，惨遭杀害，这真是一个悲剧啊！
晁错在历史上是一个争议颇多的人物。他的优点很明显，同时，缺点也很明显。但是，不管怎样，在那个时代，他的确是一位杰出的政治家。对此，明代李贽曾说“晁错不善谋身，但不可以说他不善谋国”，以此赞扬了晁错为了国家利益而不顾个人安危的献身精神。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