北望神州，中国经济迅速再崛起（据经济史家言，中国在1820年是世界第一经济强国），从近年来大陆知识分子组成的智库及其力图影响社会、影响政治和制度的言论来看，或许可视为开“士弘道”风气之先兆？
从目前社会言论百家争鸣的现状来看，大批有识之士已然摆脱旧日只知执持唯物论为进步，而视孔子哲学传统为“反动唯心论”的思维之桎梏，人们的思想变得开放，视野显见宽阔。社会上不乏关心中国现代化前路之人士，其热忱与担当，令人刮目相看。
不必讳言，尽管如此，学者们的争论仍不免落入中国与西方二分、中体与西用二分的窠臼，人们的问题意识看来要退回到三十年代，或是以康有为、梁启超为师，或是追随胡适以自由主义为准。本人出席凤凰网“大学问沙龙第四期”（2014.06.21），同场嘉宾许章润先生就力倡自由主义，而姚中秋先生则主张“中体西用”、“得君行道”。平心而论，二先生之说即便看来相抵牾，然皆从历史的目光看问题，即从历史的角度立论，则可有各自的合理性。自由主义可依西方之科学、民主于近代的先进性，而倡以西方为中心，固然有其合理之处；姚先生提出“得君行道”，若历史地讨论，未必就没有其合理性。人们厌恶“得君行道”，质疑其有“导致开明专制的政治实践”之嫌。无疑，“得君行道”只具有历史之偶然性，而无政治之必然性；况且，一般所论“儒家”若落入历史的与君主专制相连之官儒而言，确实无人能担保其不依附于政治需要，并被政治利用。但是，自由主义就能依据西方近代物质文明较之中世纪神权主宰之进步性而宣称西方文明具有必然性吗？难道学者们真的那么难以看见现代文明包藏在无目的之失序中的危机四伏？事实上，很难担保自由主义之主张不被西方中心主义、大白人沙文主义利用而沦为政治霸权的工具。
现在，我来演讲“孔子哲学传统”，就是尝试脱离中国与西方二分、中体与西用二分的思维方式，摆脱近世以来自西方传入的意识形态纠结。不落入历史限制中来考虑人类走向现代化之前景，转而依据扎根于人的理性之本性的哲学，以确立道德的预告的人类史，并以之揭示一种向公义及永久和平而趋的现代化之原型。在我的所有演讲中，我致力于说明“孔子哲学传统”作为基础哲学，乃是人性之根、社会之本。拙著《孔子哲学传统——理性文明与基础哲学》《康德的批判哲学——理性启蒙与哲学重建》宗旨都在论明：孔子哲学和康德哲学堪称基础哲学。
孔子哲学和康德哲学之为基础哲学，正在于其并不属于一族、一国。而是立基于对每一个人的真实存有而论，因而是对每一个人而言为有效的。我们搁置体系庞大、论理艰深的康德哲学不论，仅从孔子哲学传统来说明基础哲学。用孔子的话说，就是：“仁者，人也”，“人能弘道”。这八个字并非只对中国人有效，而是真实的普世有效的。“普世有效”并非某些人、某一个民族或国家所宣称的，不会是一些受历史条件限制的政治制度，或一种基于历史性启示之信仰的宗教；而是人同此心、心同此理。基础哲学之所以为普世的，皆因它启发与引导每一个人有勇气运用自己的理性，通过不断地自我启蒙，改变因懒惰和怯懦而深陷其中的不成熟状态，亦即走出没有他人督导就不能使用自己的理智的受监护状态。用康德的话说：“亦即在一切事物中公开地使用自己的理性的自由。”(KGS8：36)“对其理性的公开使用必须在任何时候都是自由的，而且唯有这种使用能够在人们中间实现启蒙。”(KGS8：37)
只要明白基础哲学之本义就含着不受时间、空间限制，不分种族，而对一切民族、国家的任何人有效。那么，我们就不会质问弘扬孔子哲学会不会陷入国粹主义。因为如我们已说明，孔子哲学堪称基础哲学，是普世有效的，而非一国的。我们更没有理由担心弘扬孔子哲学会犯上“大国沙文主义”、“大汉族沙文主义”。因为依据基础哲学之本义，一切人自身是目的，而不被任何人仅仅当作达成其他目的的手段来使用。孔子教人之大端在：启发内在于每一个人心中的“天地万物一体之仁”，“复其心体之同然”，以教天下。此即孔子说：“仁者，人也”，“夫仁者，己欲立而立人，己欲达而达人。”（《论语·雍也第六》）故王阳明说：人人“孝其亲，弟其长，信其朋友”，尽“性分之所固有”，而不假外求。“举德而任”，“而不以崇卑为轻重，劳逸为美恶”，“惟知同心一德”，“天下之人熙熙皞皞，皆相视如一家之亲”，“各勤其业以相生相养”，“盖其心学纯明，而有以全其万物一体之仁，故其精神流贯，志气通达，而无有乎人己之分，物我之间”。（《传习录·答顾东桥书》，第141条）用康德的话说：“这样人便进入了一种与一切有理性者的平等之中，不论他的地位如何。”（KGS 8：114）也就是要求：“人本身就是目的，被任何人也尊为这样一个目的，并且不被任何人仅仅当作达成其他目的的手段来使用。人甚至与更高的存在者也拥有如此不受限制的平等。”（KGS 8：114）
我们有信心，通过讲明孔子哲学传统之本旨实义，学界流行并影响社会的各种偏见必将消解。人们不必再听信大美国沙文主义者宣传的美国制度优越与永恒论，也不必跟随大白人主义者危言耸听的“黄祸论”。孔子哲学传统依其义理包含之理性本性，决不会在种族、国家中制造优劣、高低之二分；而毋宁是，民族、国家之发展如人之成长，有先进、后进之别，儒者决不以此为强大的国族欺凌和打击弱小国族的借口。因为依据理性之本性，启蒙必定由每一个人乃至每一民族自身自由运用理性而进行。
现代文明由西方工业革命发端，可称之为物质文明。于现代文明的发展史来看，华夏民族是被动的、落后的。处于西方现代文明席卷而来的滔天巨浪之吞噬中，国人惊慌失措、惶恐万状，自怨自艾者有之，自戕者有之。乃至不少“有识之士”也都认为，咱们中华民族要进入现代文明，除了紧随西方物质文明之脚跟而亦步亦趋之外，别无出路。
但众所周知，西方主导的物质文明发展至今，已呈现出种种弊病和危机，人们不得不对一直奉行的西方化思维模式作深入的哲学反思。事实上，康德早就指出，西方文明“缺少一只眼睛，亦即真正的哲学的眼睛”。（Anthro 7：227）现代文明就像一个自负的独眼巨人，以知性取代理性之名，随之而来的结果就是摒弃人本有的理性在意欲机能中立法的能力。自康德哲学面世以来，起始于西方工业革命和启蒙运动的现代文明急速扩张，这令人们根本无暇理会康德通过其批判哲学而提出的理性启蒙之严肃课题。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