行动进行得很顺利，装有定时炸弹的包裹跟随希特勒乘坐的飞机一道上了天。根据计划，这颗炸弹应该会在飞机经过明斯克上空的时候被引爆，但是两个小时过去了，并没有任何飞机坠毁的消息传来。
等施拉勃伦道夫有些等不及打算去打探消息的时候，传来了飞机在拉斯登堡安全着陆的消息。虽然对于炸弹为什么没有爆炸感到百思不得其解，但参与这个计划的密谋者们不得不在炸弹爆炸前或是被发现前将它取回，否则等待他们的只有希特勒残忍的惩罚。
还好，装有炸弹的包裹并没有引起别人的主意，施拉勃伦道夫还是很顺利地将它取了回来。炸弹取回后，他小心地打开包裹检查炸弹没有按计划引爆的原因。经过检查，他发现虽然撞针顶上了，但雷管却没被引爆。
这次炸弹暗杀计划失败后的第七天，奥斯特等人又作了另一次尝试。
3月20日午夜时分，在柏林“艾登饭店”的客房内，施拉勃伦道夫将这包塑料炸药（之前没爆炸的这包）交给了克鲁格的情报主任鲁道夫·克里斯多夫·冯·格斯道夫上校。为了能够顺利干掉希特勒，格斯道夫决定进行一次自杀式炸弹袭击。
根据情报，希特勒将参加3月21日在柏林军械库举行的“英雄纪念日”庆祝活动，格斯道夫决定利用这个机会接近元首，然后引爆炸弹，将希特勒和自己一道炸成碎片。
3月21日上午，格斯道夫穿着一件呢子大衣，左右口袋里各装着一枚炸弹，出现在军械库门口，等待希特勒的到来。
上午11点整，希特勒来到军械库，在听了柏林交响乐团演奏的布鲁克纳的一段作品后，便在里院作了一次简短的演讲。演讲结束后，希特勒前往大厅观看从俄国缴获的战利品的展览，这时候，已经等待许久的格斯道夫将手伸进左边的口袋把英制引线划破了。这条引线需要燃烧10分钟才能引爆炸弹，所以格斯道夫寻找机会，和陪同希特勒的希姆莱、凯特尔、戈林，以及十来个其他随从人员一道，慢慢靠近到希特勒的左边。
根据计划，希特勒会在展品区待上半小时，不过这时候，意外再度发生了——希特勒因为对展览没什么兴趣，所以在匆匆看了一会儿后，还不到5分钟便带人向大楼外走去。希特勒的这个意外举动显然让格斯道夫大吃一惊，此时，想要紧跟希特勒一道出去已经是不可能的事，自杀式袭击到这里显然已经宣告失败。
不过麻烦的事情不止是这样，引线已经被划开，再有5分钟炸弹就会爆炸。留给格斯道夫的时间不多了，他只有5分钟去处理导火线，而且不能被发现。好在他看到前面不远处有一间男厕所，所以装作镇定地从人群中挤开一条路，来到走廊尽头的男厕所，匆匆将口袋中的引线取下，在预定发火前数秒钟，将它扔进了便池，用水冲掉后，才带着炸弹离开了大楼。
这两次暗杀希特勒的失败尝试，虽然没有引起盖世太保的怀疑，但他们却担心陆军里盘踞着不少卖国者。就在第二次暗杀行动失败的15天后，盖世太保在陆军司令部逮捕了汉斯·冯·杜那尼。奥斯特虽然及时毁灭了罪证，但不久后也遭到逮捕。
虽然密谋者的领导者被捕，不过他们也并没有就此死心。在1943年9月至1944年2月11日之间，奥斯特组织起来的密谋者们又做过4次尝试，试图干掉元首希特勒。
第一次是一个名叫赫莫特·施蒂夫的将军，试图在“狼穴”里安装定时炸弹，让它在午间开会时爆炸，但在最后时刻，这个将军却因为胆怯而没有实施这个心动。
1个月后，一个名叫布舍的陆军上尉，同意在展览一件新军大衣时，将自己与希特勒一起炸死。但是，这个计划施行的前一天，也就是展览举行的前一天，柏林遭遇空袭，大衣样品不幸被毁，计划无疾而终。
1943年圣诞节后的一天，另一个从前线归来的军官，提着内装定时炸弹的手提箱，走进了午间开会的会议室。因某种缘故，这次午间会议在最后一刻被取消了。
几个星期后，密谋者们又搞了一次“大衣”计划。这一次，自愿承担这一任务的是埃瓦德·海茵里希·冯·克莱施特，他是密谋者其中一人的儿子。可是这个计划因为英国皇家空军，再一次失败了。在展览即将开始前，英国空军对德国境内展开了一次空袭，出于对希特勒的安全考虑，这次展览被迫取消。
到了1944年，纳粹德国已经是四面楚歌、穷途末路。为了挽救德意志民族即将到来的灭顶之灾，以上校施陶芬贝格为首的一部分德军军官铤而走险，冒死制定了一个总代号为“伐尔克里”的暗杀计划。“伐尔克里”在北欧日耳曼神话中是一群美丽而可怕的少女，据说她们飞翔在古战场上，寻找那些该杀死的人。
而在这个总代号为“伐尔克里”的暗杀计划中，1944年7月20日的“狼穴”炸弹暗杀，差一点就让他们成功要了希特勒的性命。
“狼穴”这个恐怖的名字，想必很多人都听说过。没错，它就是第二次世界大战时希特勒在欧洲大本营的名字。在二战德国的东普鲁士城市拉斯滕堡（现属波兰肯特申），有一个名叫格罗德的小城镇。从这个小城镇再行驶几个小时的车程，就会看到一片森林。这片森林的名字叫做“沃尔弗尚采”，在二战期间，这里是绝对不许普通人进入的禁区。
一条单线轨道通向森林深处，当年，铁路两边是由希特勒警卫旗队的士兵守护的。因为要减少来自空中的注意，森林里没有高高的守卫塔和防空塔。铁轨在高大的树木中间伸向一个小小的车站“格尔利茨”，从那里下车，就会看见两座竖立在林间的特别的铁塔，那是通讯塔。在两座铁塔的中间，一小片空地上，可以看见一个由巨石和混凝土构成的巨大入口。从那里进去，就是“狼穴”。
对于“狼穴”，希特勒本人曾经这样评价：“在欧洲这是少有的一处，我可以在这里自由自在，安泰从容地工作。”由此可见这处大本营的防卫之严密，达到了一个怎样的程度。
自从1943年奥斯特将军因涉嫌被希特勒解除职务后，密谋者阵营无论是在行动力还是影响力上都变得大不如前。而奥斯特本人虽然在被解职后仍行动自由，但因为已经被严密监视，用处也就不大了。就在这时候，一个名为施陶芬贝格的中校参谋，加入了这一反对希特勒的阵营。
施陶芬贝格，全名叫克劳斯·申克·冯·施陶芬贝格，是个伯爵，在加入密谋者阵营时在德国陆军军部担任参谋一职，军衔为中校。施陶芬贝格反对拿破仑的解放战争中英雄格奈斯瑙的曾孙，他放弃了当建筑师的计划，于1926年加入了具有悠久传统的第17骑士兵团（斑贝格），正式步入德国军界。
他的军官生涯开始于在德国的累斯顿步兵学校的培训，在学校里，他通常是老师的模范学生，年轻稚嫩的面容并不能掩盖他的才华。1929年，施陶芬贝格以最优的成绩从军校毕业返回位于斑贝格的兵团，并在1930年被擢升为少尉。
希特勒1933年上台之后，国家社会主义和冲锋队为施陶芬贝格的职业生涯提供了发挥才干的空间。年轻的施陶芬贝格也被纳粹所宣扬的国家社会主义和希特勒的“个人魅力”所感染，成为冲锋队的成员，反对虚弱的魏玛共和国。此时的施陶芬贝格对于帝国军队和民族运动之间的联系深信不疑。
与众多的其他军官一样，他为希特勒的征兵制而鼓掌，赞成德奥合并和占领捷史斯洛伐克，为在荷兰和法国取得的胜利而欢呼。
1936年施陶芬贝格全家迁往柏林，他也在柏林军事学院接受了进一步的培训，1939年被从第6装甲旅调至总参谋部。1939年当德国以进攻波兰开始第二次世界大战的时候，施陶芬贝格开始怀疑希特勒。
在他看来希特勒不过是一个小市民，傻子指挥战争。作为帝国军队的军官他陷入了两种感觉的斗争中：一方面要在战争中证明作为士兵的价值，而另一方面他也意识到希特勒在军队准备并不充分下实行的“闪电战”的危险性。最后，他对于希特勒的“领袖才能”作如此评论：作为士兵我们首先得赢得战争（士兵的职责），当我们凯旋的时候，我们要清除家里的瘟疫（希特勒）。
在“苏台德危机”时，施陶芬贝格第一次接触到德国军队内部的“反对派”，希特勒的狂妄口气以及1938年11月9日的水晶之夜都让他极其反感。在随后的两年内，希特勒的军队横扫欧洲，不可一世，其间“反对派”也曾策划多起暗杀行动，但是总是因为种种原因而未能成功，施陶芬贝格也成为“反对派”发展动员的对象，不过直到1941年之前他对于刺杀希特勒是否能够改变德国的未来并不确定，所以并没有更多地参与暗杀计划。
与后来反对希特勒形成鲜明对比的是，在希勒特的全面战争计划中，施陶芬贝格因为充沛的精力和工作的优异反而受到希特勒本人的好评和嘉奖。然而后来的“巴巴罗萨”使他丢掉了对希特勒的幻想——他全心全意地支持罗森堡在苏联将非俄国人解放的政策，但是后来这项政策被希特勒的压迫和谋杀政策替代了。
他对一个军官说，解决德国问题的办法只剩下一个，那就是把希特勒杀掉。一个偶然的机会，使他结识了发起抵抗运动的密谋者成员，并且与他们一拍即合。
然而，他的作用似乎是短命的。在1943年春天的一个早上，几架美国战斗机从突尼斯的一条海岸公路上空呼啸掠过，将雨点般的机枪子弹倾泻在德国的一列车队上。卡车燃起了熊熊烈火，滚滚的浓烟飞散在沙漠上空。施陶芬贝格的车子辗上了地雷，这使他失去了一只眼睛，失去了右手和左手的两个指头。非常欣赏他这位战将的非洲军团司令隆美尔在得知消息后，下令不惜代价抢救施陶芬贝格的性命。
施陶芬贝格被送到了慕尼黑的一家医院里，在那里接受了最好的治疗。从死亡边缘捡回一条命之后，施陶芬贝格决定战胜残疾。他拒绝服用任何止痛剂，学会了自己穿衣服、洗澡和用剩下的3个手指写字。如果换了另外一个人，受了如此重伤，肯定是会退伍的，但施陶芬贝格却坚信，只有他才能将希特勒杀掉。躺在医院的床上，施陶芬贝格意识到这件事应该由他去完成，所以夏天还没过完，他便要求回部队。
而还不知道施陶芬贝格已经转变了思想的希特勒，认为这个将官很有个人魅力和顽强的精神，因此任命他为德国本土兵团的参谋长。本土兵团是德国军队的一个单位，其士兵全驻扎在德国国内，它还负责征兵和训练。
于是，在1943年底，施陶芬贝格重新归队，并在圣诞节后的第二天，趁着希特勒接见他的机会，提着装有炸弹的公事包进入了希特勒的会议室。不过这一次，炸弹依旧没能被引爆，因为希特勒临时有事离开了，并没有接见他这个归队的下属。
施陶芬贝格来到本土兵团后，很快就与密谋者阵营取得了联络，并且参与了兵团副司令弗里德里希·奥尔布里希特将军除掉希特勒、接管德国政权的秘密活动。
由于本土兵团的一些特殊权利，密谋者们的工作进行的还算顺利。但是纳粹搞了一个叫做“瓦尔基里行动”的计划来防止内部出现叛乱，其构想是：在叛乱发生时，本土兵团将受命控制政府的各部门以及重要的无线电台和或火车站，从而迅速地镇压叛乱并阻止事态扩大。
这是一个大好机会，于是施陶芬贝格和奥尔布里希特决定利用这个计划为他们服务：只要暗杀一成功，便同时在柏林、巴黎和维也纳实行军事接管，趁乱实施“瓦尔基里行动”计划，逮捕所有的纳粹头目以及他们的追随者。
不过，在实施这个计划之前，摆在他们面前的还有两大障碍——由于希特勒总有贴身的警卫保护，想干掉他相当困难。还有，本土兵团的弗洛姆将军拒绝加盟。像其他军队中的人一样，他曾宣誓效忠希特勒，对背叛希特勒有所顾忌。弗洛姆同时担心一旦计划失败，会遭到希特勒的报复。而没有弗洛姆的帮助，想要利用“瓦尔基里行动”计划来推翻纳粹将会更加困难。
不过密谋者们并没有因此而气馁，施陶芬贝格决定亲自出马物色同盟者。他将这次暗中的行动称为“秘密德国”——这是德国作家斯特凡·乔治一首诗的名字，乔治是他非常敬仰的作家。
许多军官加入了这个秘密同盟，但也有许多人犹豫不决。虽然其中多数人厌恶希特勒，但是却跟弗洛姆一样，他们感到效忠后有压力，或者害怕丢掉性命。而且，尚无哪位陆军元帅全心全意支持这项计划：克鲁格态度暧昧，曼施坦因又不愿过早地承担义务，因为他觉得此类政变必导致东线的崩溃；最有希望的候选人是隆美尔，但即使是他，也持保留意见。
为了德国的自由，施陶芬贝格决定亲自去劝说隆美尔。1944年的春天，战局对德国越来越不利，施陶芬贝格利用到法国的机会，在抵达巴黎郊外的一个简易机场和隆美尔碰了面，两个人似乎都知道对方的期待，但是隆美尔没有做出直接赞成，他只是希望事情能够比较顺利。施陶芬贝格于是返回德国，继续准备。
1944年春末，由于来了一个新的参谋长汉斯·斯派达尔中将，隆美尔在这项阴谋中越陷越深。他说服了隆美尔，让他与法国军事总督卡尔·施图尔纳格尔将军在巴黎附近的乡间秘密会见。在这位参谋长的积极帮助下，两人在这里制订了一项用签订停战协定的办法结束西线战争的计划。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