5月23日，戴高乐返回巴黎，“秘密军组织”计划利用当天他会去爱丽舍宫接待毛里塔尼亚总统达达赫的机会进行暗杀行动。因为按照传统的礼宾安排，当外国元首座车开进总统府大院停下时，总统应该立即出现在台阶上。而贵宾从走出车门到登上七级台阶大约需要几十秒钟，这期间总统必须一动不动地站在台阶最高处等候，无疑会成为他们绝佳的射击目标。
“秘密军组织”将这个暗杀计划命名为“岩羚羊行动”。为了能够顺利执行这个计划，首先必须找到一个有利的隐蔽的射击点。经过多次的踩点观察，他们发现在圣奥诺雷街86号大楼，每层楼都有一扇窗户同爱丽舍宫的台阶处在一条线上，特别是二楼的窗户恰好同总统习惯站立的位置形成一条理想的射击线。
“秘密军组织”事先调查得知在这栋大楼的二层套间里住着一位俄国老画家，于是计划让一名杀手先行潜入房间，将老人控制起来；然后让另一名携带反坦克火箭筒和配有瞄准镜步枪的射手进入房间，与他会合。但是，巴黎警察局事先得到消息，及时逮捕了杀手，并于5月21日查获了准备用于“岩羚羊行动”的武器储存处，使这一暗杀计划再次化为了泡影。
“岩羚羊行动”失败后不久，“秘密军组织”天才地又想出一个办法——将塑性炸药制成衣服穿在宠物狗身上，当戴高乐演讲时，让这只狗跑向主席台上的戴高乐，躲在会场里的暗杀者相机用无线电装置实施引爆。
为了实施这个计划，他们很快将一只小狗训练成只要见了官员模样的特别是如戴高乐一样的人，就会自动跑上前去献媚。
1962年6月10日，戴高乐如约前往某广场发表演讲。“秘密军组织”成员带着小狗混进了广场的听众之中，当戴高乐的演讲入高潮时，他们放出了这条足以令戴高乐致命的小狗。
小狗被主人放出后，按照他们的计划，奔向了戴高乐所在的主席台。然而就在这个时候，意外发生了：一只漂亮的母狗进入了它的视线，双方当场调起情来，小狗后来虽然几次想窜到主席台前接近戴高乐，但每次都被母狗拖住了后腿，“秘密军组织”的这一次得意之作就这样被迫流产了。事后，小狗的秘密被警方发现，自此以后，法国领导人演讲的场合，宠物狗要么不准进入，要么必须像它们的主人一样接受严格安检。
接连三次的失败并没能扑灭“秘密军组织”的疯狂，很快，在这一年的8月，他们又接连策划了两起暗杀戴高乐的行动，其中一次差点就要了这位将军的性命。
8月，戴高乐照例要在科隆贝度假。“秘密军组织”联络到空军的一名成员，制定了一个空袭科隆贝总统私邸的计划。但是这个计划事先走漏了风声，内政部长立刻采取特别戒备措施，防空司令奉命进行反空袭部署，其中包括：科隆贝周围20公里内禁止任何飞机在任何高度飞越，在总统私邸周围部署轻型高射火炮，在日出前30分钟到日落后30分钟的时间内，一架驾驶员就座待命的F84F式飞机随时准备起飞。由于戒备森严，见无机可乘的“秘密军组织”只能放弃了这次空袭计划。不过贼心不死的他们，在几天后又策划了一起更大规模的暗杀行动。
1962年8月22日，戴高乐特地从科隆贝赶来巴黎主持每个星期三下午都会召开的内阁会议。
内政部从各种渠道得到的情报表明，“秘密军组织”正在策划一次大规模行动。出于对丈夫的担心，戴高乐的夫人坚持要陪他一起去巴黎。于是戴高乐带着妻子和正在科隆贝休假的女婿德布瓦西厄上校一同出发，沿途加强了保卫措施。自从1961的塞纳河桥暗杀事件发生后，戴高乐往往先乘直升机到巴黎郊区维拉库布莱机场，然后再换乘汽车前往爱丽舍宫。
因为戴高乐有急事，所以在换乘汽车后，德布瓦西厄便选择了最近的路线进城：从勒珀蒂·克拉马经夏蒂荣门、马恩大道、蒙帕纳斯大街、残废军人院大道。当时，“秘密军组织”成员已经准备在马恩大道靠近雷蒙、洛斯朗街的路口刺杀戴高乐，但是由于沿途车辆拥挤，杀手们耽搁了几分钟，等他们赶到的时候，总统车队早已经无影无踪了。
戴高乐又躲过了一劫，但更为惊险的事件却在后面等着他。
这一天的内阁会议开得比往常长，到傍晚7点半的时候，部长们才陆续从爱丽舍宫台阶上走下来。不到10分钟，大院里停放的汽车都走完了，只有供总统乘坐的特制的“雪铁龙”牌防弹轿车还留在院内。
7点45分，戴高乐照例身穿老式双排扣深色西服，挽着夫人的胳臂，两人一道走出了爱丽舍宫，来到等候在那儿的总统专车，准备返回科隆贝。戴高乐有个习惯，只要不是参加正式仪式，总坐在后座左边，让夫人坐在右边。因为按照传统规矩，车上的荣誉座位应当让给妇女。戴高乐的女婿德布瓦西厄上校则坐在前排的副驾驶座上。
在刚刚召开完的内阁会议上，内政部长弗雷汇报了有关谋刺戴高乐的最新情报，但戴高乐不予置评，也没有在会议上作出任何加强安全措施的决定。护卫总统返回科隆贝的车队只有一辆警卫车和两辆开道摩托车。
车队驶出爱丽舍宫，这时是傍晚7点50分。总统车队在林荫道上加快了速度，很快开到克雷蒙梭广场，驶向有名的亚历山大三世桥。“秘密军组织”早已潜伏在那里的观察哨看到车队越过塞纳河，就断定车队将走306号国家公路取道解放大街和勒珀蒂·克拉马前往维拉库布莱机场。于是，立即将戴高乐的行踪报告给了这次暗杀行动的现场指挥巴斯蒂安·蒂里。
蒂里立即组织实施预定的第一方案，在通向勒珀蒂·克拉马的主要交叉路口的大约500米的笔直、开阔的解放大街精心布置了伏击火力网。在右侧300米处停放一辆雷诺牌轿车，车尾朝着巴黎方向，两个杀手端着轻机枪在车内等待，司机也随时准备抓起放在身旁的冲锋枪；另一个站在车旁，全神贯注地注视着300米开外的蒂里。根据事先约定，当总统车队到来时，蒂里将挥动《震旦报》作为开始行动信号。
除了这里的布置，蒂里还预设了第二个火力点——一辆雪铁龙牌轿车停在左侧离雷诺车200米以外解放大街和森林路的交叉处，这条小街正好与大街成直角，车上配备了三名持冲锋枪的杀手。这辆车的后面还有一辆“标致”牌轿车，里面也坐着三名带着冲锋枪的杀手，车上还备有手榴弹和塑性炸药，一旦总统座车遭枪击后动弹不得，就马上实施爆炸。
果然，和“秘密军组织”观察哨预料的一样，总统专车上了巴黎郊外306号国家公路。
晚上8点05分，蒂里远远看见一辆“雪铁龙”牌轿车飞驶而来。他认为这应该就是戴高乐的专车了，但却没有看到开道的摩托车，这让他有些意外，一时间犹豫了一下，想先核对车号。
但此时天色已晚，光线很不好，等他到确认的时候，总统专车已经从他身旁疾驶而过，于是蒂里慌忙挥动起手中的报纸，告诉等候的杀手，戴高乐已经落入了精心策划的伏击圈。
霎时间，前面这辆雷诺车后边的两扇门突然打开，子弹像雨点般向总统座车扑面袭来。副驾驶座上的德布瓦西厄果断地对司机马鲁说道：“一直开，走中间，往前冲”。马鲁紧紧握住方向盘，向大街尽头的交叉路口冲去，很快就超过了雷诺车。
被超车后，雷诺车仍紧追不放，机枪和冲锋枪继续向总统座车的背后射出一排排子弹。与此同时，埋伏在前边路旁的雪铁龙车上的另一组杀手又接着向总统座车的左侧猛烈开火。德布瓦西厄忙转过身来朝戴高乐夫妇拼命喊道：“快趴下！”戴高乐弯身前先朝后面的车窗外看了一眼，就在这一刹那，一颗子弹把后窗的防弹玻璃打碎了。戴高乐立刻伏下身子，一颗子弹在离他头部仅几厘米处擦过。戴高乐的夫人此时也跟着弯下身子，另一颗子弹正好从她的头顶擦过。一发子弹打穿了德布瓦西厄的座椅，另一发则划破了他的裤子。
杀手们一共射出150多发子弹，其中14发命中总统座车。密集的子弹把专车的两个轮胎射穿了，尽管内胎是自动封闭式的防弹内胎，但轮胎气压突然下降，使得汽车在行驶中摇摇晃晃，如同船只行驶在海面上一样剧烈颠簸。弹痕累累的总统专车还是以每小时90公里的速度冲出了杀手们的包围圈，开到了勒珀蒂·克拉马的交叉路口，甩掉了伏击手，一直颠簸着开向机场。
此时，戴高乐和夫人的身上全部沾满了玻璃碎片，戴高乐的手指也被划破了。副驾驶座上的德布瓦西厄忧心忡忡地看了戴高乐夫妇一眼，生怕他们身上哪个部位中了弹而尚未察觉。当戴高乐走出车门时，他赶紧用手摸他的背脊、双肩和上装前襟，但都没有发现血迹。警卫车上的军医德加仔细查看了戴高乐的夫人，也没有发现异常。
在刚刚如此猛烈的枪击下，戴高乐夫人竟然都没有中弹，两人奇迹般地安然无恙。
戴高乐的这次遇刺但幸免于难的经历，立刻成了全世界的头条新闻。8月23日清晨，闻讯的记者蜂拥而至，被警卫总统私邸的80名机动宪兵挡驾。下午6点整，戴高乐像往常一样到花园里悠闲地散步，等候了一整天的照相机、摄像机全都集中捕捉这个珍贵的镜头，让全世界都清楚地看到戴高乐确实还活着。
不敢相信戴高乐竟然会这么幸运的“秘密军组织”贼心不死，很快又制定出了新的暗杀计划。
1963年2月15日，戴高乐将对高等军事学校进行一年一度的视察。这使“秘密军组织”欣喜若狂，一份新的暗杀计划很快便被摆在了桌上。这次暗杀行动的地点就选在军校，实施暗杀的时间可以选在戴高乐到达的时候，也可选在他巡视学校的时候。只要选定一扇合适的窗户，枪手就很容易命中戴高乐。开枪后，杀手还可以从容地通过军校迷宫般的走廊和楼梯，神不知鬼不觉地溜掉。
然而，对“秘密军组织”而言很不幸的是，在计划执行的前几天，一名参与密谋的军士因为害怕而向军方投案自首了。1963年2月14日，戴高乐视察军校的前一天，暗杀小组的成员全部被捕，两支刺杀用的带瞄准镜的自动步枪也被收缴，暗杀计划又一次落空了。
1964年8月15日，戴高乐赴法国南方土伦军港视察。这次视察的一项活动是参加修建在土伦法龙山顶的烈士纪念碑的落成典礼。“秘密军组织”利用这个机会，又设计了一起炸弹爆炸行动。他们事先在花坛里埋了炸药和装有定时器的点火装置，由微型半导体无线电接收器控制，点火装置则由步话机式的发射器控制，可以直接由混在人群中的杀手操纵，等戴高乐接近，就引爆炸弹炸死他。
不过对戴高乐而言幸运的是，典礼当天，因为杀手来得太晚，入口处已经戒严，无法进入；而点火发射器离目标太远，信号无法送达，导致炸弹并没能按计划制定的一样爆炸。
直到8月28日，纪念碑的导游突然发现从陶瓷花坛里喷出熊熊火焰，连忙提了一桶水向花坛泼去。这时花坛里突然发生了一次威力很小的爆炸，花坛被炸裂了，泥土中露出一个几乎被烧焦的小盒子，几节电池散落在外面，上面还挂着一截截电线。
此后，“秘密军组织”又策划了多起针对戴高乐的暗杀行动，其中有案可查的就多达15起，但福星高照的戴高乐每一次都能化险为夷，顺利避过凶险，堪称奇迹。
也难怪戴高乐在惊悉美国总统肯尼迪(1963年11月22日)遇刺殒命的噩耗后，感慨颇多的说道：“他的遭遇与我相似。约翰·肯尼迪死于非命，我也险遭不测。”
1970年11月9日，戴高乐在科隆贝的寓所里寿终正寝，享年81岁。
二、戴高乐的一生
1890年11月22日黄昏，在法国里尔市公主街一幢高大而简约的房子里，一个男孩诞生了，他就是夏尔·约瑟夫·玛丽·戴高乐，一个即将改变整个法国的人。
戴高乐的祖先属于法国北方的市民或下层贵族，他的亲属中有些人属于佩剑贵族（小贵族），有些属于穿袍资产阶级。戴高乐的祖父叫朱利安·菲利普，是位史学家，热心研究中世纪的证书和巴黎教堂的铭文，著有《巴黎及其近郊新史》。他是正统天主教徒，主张法国人应当团结一致。戴高乐的祖母是位颇有名气的作家，她叫约瑟芬·戴高乐，奶名玛约，著有《贝尔伽特尔的阿黛玛尔》、《爱尔兰解放者奥康内尔》以及法国作家夏多勃里昂传记。
戴高乐的父亲亨利·戴高乐，年轻时自愿参加“国民别动队”，是陆军少尉，获得过勋章。他的后来的职业是教师，曾在耶稣会管辖下的圣母玛丽亚学校教授哲学、数学和文学。戴高乐的母亲叫让娜·玛约，是一位具有传统价值观的妇女，对宗教风尚非常重视，是天主教会的忠实信徒。
戴高乐的家里以共有5个孩子，4男1女，戴高乐排行第三。童年时代的戴高乐自信心极强，生性好斗，喜欢玩打仗当司令官的孩子。他的记忆十分惊人，经常练习把单词倒过来念，14岁时已经是班上的尖子生，15岁就发表了诗篇《苦相逢》。
1907年，戴高乐在比利时的安托万学校完成中学学业。1908年回到巴黎进了斯塔尼斯学校。1909年，戴高乐考入圣西尔军校，毕业后，来到驻阿腊斯的第33步兵团任少尉军官，受到团长贝当的青睐。他们的友谊保持了很长时间，直到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变得完全对立，双方都认为自己代表了法国。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