警方首先封锁了通往蒙马里奥区这个出事地点的所有道路，接着又在首都周围的道路上设置了路障，对过往车辆进行严格检查。直升机在市中心低空盘旋着进行搜索，巡逻汽车鸣着警报器飞快地开入市郊，不安和恐惧弥漫了整个罗马。政府指望通过这种地毯式的搜查行动能够找到莫罗的下落，一时间，罗马街头军警林立，到处都是鸣着警笛的警车在奔驰，一队队警察在居民区进进出出。自墨索里尼的法西斯党垮台后，意大利人民已经很久没有见过这种阵势了。
军警把偌大的罗马城像篦子梳头似地细细地搜过了一遍，竟没有发现任何蛛丝马迹。在议会中，意大利共产党、天民党、社会党、共和党，几乎所有的政党，都一致谴责红色旅这一残暴的恐怖行径，他们惊呼：“这是意大利解放以来最骇人听闻的事件，我们正处于战争状态！”在意大利各城市，成千上万的群众上街头示威，他们高呼着：“释放莫罗！释放莫罗！”
然而此时，并没有人知道绑架莫罗的就是“红色旅”。到目前为止，还没有一个恐怖组织宣称对此事负责。是谁绑架了莫罗？在最初四十八小时里，这是一个谜。众说纷纭。世界也在猜测。
直到3月18日中午，罗马《信使报》的记者巴沙拉接到了一个匿名电话。按照电话的指点，巴沙拉跑到市中区一个立体交叉桥的人行道上，找到了“红色旅”的“第一号公告”和莫罗的一张照片。在那张黑白照片上，莫罗哭丧着脸，双目无神，似乎两天间就苍老了许多。在莫罗身后墙上，还挂着一面旗帜，上书“红色旅”几个大字。
在“第一号公告”中，“红色旅”列举了莫罗的几大罪状，为其绑架莫罗的行径辩护，并提出条件——释放库尔乔。库尔乔是“红色旅”的领袖，而莫罗是意大利资产阶级政府的领袖，双方进行对等交换。
当库尔乔在都灵的大监狱里从收音机中听到了绑架成功这一惊人消息后，兴奋至极，他仰天发出一阵狂笑，并连声喊道：“干得好！干得好！‘红色旅’万岁！”在押的其他“红色旅”分子也一个个兴高采烈，手舞足蹈，有人甚至高声狂唱起来。
3月19日，《信使报》总编辑部接到了红色旅的一个简短声明。在电话中，一个男人用低沉的声音宣布：“我们是‘红色旅’。绑架莫罗仅仅是‘红色旅’向国家心脏发动的第一次进攻，如果当局不立即停止审讯并释放我们的战友，明天将有其他一些重要人物遭到绑架。我们限当局在48小时内，在各个全国性广播电台作出答复。”
绑架莫罗还给红色旅提供了一个千载难逢的宣传良机。他们开始连篇累牍地发表公告，喋喋不休地介绍他们的理论，试图扩大影响。
此时，意大利的警察仍在继续着规模空前的搜查行动。但是，任谁也没有想到，莫罗其实并没有离开罗马。他所在的地点甚至距他被绑架的斯特里街不太远。安娜深知不管他们的事先准备多么充分，在现代交通条件下，他们是跑不出多远的。因此，他们事先就准备好了一个藏匿之处。那是一个地下停车场的修理库，离事发地点仅几百米。就在莫罗被绑架的那一天，警察已经对这个修理库进行过搜查，但是，他们却没有发现“红色旅”改造过的隔音密室。
被关押在密室的莫罗，身体条件一天比一天糟糕，屁股上的枪伤已经开始化脓，“红色旅”不想对他实行“革命的人道主义”，因此，拒绝给他医治。莫罗痛苦不堪，每天，他必须听“红色旅”对他的指控，接受对他的“正义审判”，还必须阅读“红色旅”的“革命文学”和“红色旅”的文件、公告、大事记。连续不断的心理折磨与车轮式的疲劳轰炸渐渐摧毁了莫罗的心理防线，他每天噩梦不断。
“红色旅”不断发表公告，向政府施加压力。3月25日，红色旅寄出了“第三号公告”，并同时公布了莫罗写给内政部长科西加的一封信，在信中，莫罗措辞委婉地请求政府释放库尔乔等人，以换取他恢复自由。
他写道：“这些天，我被认为是一名政治犯，作为天民党主席被审判在上述情况中，除了涉及不能忽视的人道考虑外，还涉及国家的理性。国家理性首先意味要考虑我目前的处境，我处于完全的、没有控制的统治之下，并有可能被迫以一种令人不快的、危险的方式讲话。让无辜受害者为担负的合法原则作出牺牲，这种牺牲是不能容许的。不能因为一个国家没有制止对国家生活中高级人物绑架就说它丢了脸。”
“当谈到国家的活动时，我想起了勃列日涅夫和皮诺切特的交换，即大量交换特务，把持不同意见者驱逐出苏联领土。”
“望上帝向你们显示出最好的途径，以使你们避免陷入痛心的事件之中，很多事将取决于这一事件。顺致衷心祝愿。”
莫罗的信当天就在罗马《人民报》上全文发表了，在公众中掀起了轩然大波，并给政府施加了巨大的压力。然而，意大利政府和天民党认为，尽管这封信确实是莫罗的手迹，但莫罗是被迫写的，甚至可能受了药物的影响。政府的立场坚决不变，那就是不接受红色旅的任何讹诈。
意大利第二大党共产党也采取同样的立场，认为“民主政权决不能向恐怖主义低头”。红色旅不断发出新的公告，莫罗的亲笔信也一封封地接踵而至，但政府全然置之不理，拒绝和红色旅进行任何交易。
莫罗的妻子依丽娜多方奔走，希望政府能同“红色旅”对话，拯救莫罗的生命。她来到天主教民主党总部，声泪俱下地对党的领袖们说：“为了你们这个党，莫罗献出了他毕生的精力，你们不能见死不救呀！”
那些领袖大都是莫罗一手提拔的，与他私人感情极深。但这件事却不是他们能够决定的，政治无情，依丽娜的哭诉并没有换来政府的妥协。他们沉痛地说：“党的立场不能改变。我们绝不同恐怖分子对话。这样，即使莫罗遇害，亦等于意大利精神上的胜利。”
4月18日，迟迟得不到政府回应的“红色旅”在《信使报》上又发表了“第七号公告”，宣布“人民法院”已判处莫罗死刑。公告中说；“我们已经以自杀的方法处决了天民党主席莫罗。我们将允许找回他的尸体，提供他的尸体所在的准确地点。”公告的结尾处写着：“莫罗已经葬身于杜凯萨湖的泥泞湖底。但仅仅只是一连串‘自杀’的开始。”
莫罗被恐怖分子处死的消息，犹如晴天霹雳，震惊了所有人。天主教民主党副书记和意大利检察长立即行动，率领着由警察、消防队和准军事卡宾枪手组成的蛙人小组，乘直升机飞往亚平宁山下的杜凯萨湖。2天后，他们从湖底捞起了一具尸体。然而，经检验，此人并不是莫罗，而是住在附近的一个牧羊人，他患有严重的精神分裂症，已经失踪多日了。
4月20日，“第八号公告”出现，公报宣布莫罗仍活着。他们再一次发出最后通牒：“天民党人及其政府必须在48小时内释放我们的战友，时间从今天下午格林尼治时间14点算起，这个时间一过，我们就将处决莫罗！”为了证明莫罗仍然活着，“红色旅”还送出了一张莫罗的照片。在这张特写照片上，莫罗只穿着一件白衬衫，神情沮丧地坐着，手里还特意捧着一张最新出版的报纸。
但是，意大利政府仍然没有改变立场。当莫罗发出的第80封信被拒绝后，他就明白，政府是绝对不会他一个人而改变所处的政治立场的。这一刻，他方才想起被绑架那一天的早晨，妻子伊丽娜对他说的那句话：“你知道，政治从来都是那样的冷酷无情、没有人性。”
莫罗一直都是一个对自己充满信心的人，他相信凭借自己的能力足以改变一切。但他在相信自己的同时，也同时相信了政治，然而，政治是无情的、没有人性的。是的，这一刻，莫罗终于体会到了什么叫做政治。他长长地吐出一口气，身上的伤痛似乎也不再折磨他了。看着面前的白纸和钢笔，莫罗喃喃地说道：“悲剧，终于要收场了。”
“红色旅”也终于明白了，以莫罗为人质来要挟政府是无法为他们取得胜利了。现在，摆在他们面前的只有两条路：一是杀死莫罗，这意味着他们这次行动的失败；二是释放莫罗，那将意味着更大的失败。因此，在同是失败的结局中，他们选择了前者。
5月9日，莫罗在密室里度过了他与世隔绝的55天后，终于为他人生的历史画上了句号。夜半时分，“行刑”开始了。“红色旅”的几名杀手走进密室，向莫罗宣布了“人民法庭”的判决书——“对资产阶级的代表莫罗的一切指控都成立，人民决定判处该犯死刑，立即执行。”
下达判决后，“红色旅”的成员将莫罗提出密室，押到了一辆红色的雷诺牌轿车旁。恐怖分子扒光了莫罗的上衣，喝令他趴下。这次“宝石行动”的总指挥安娜举起装有消声器的捷克造蝎子牌自动步枪，对准莫罗连开了11枪。然而，没有一枪射中他的心脏，这是“红色旅”对这位意大利伟人最后的折磨，以此来报复意大利政府。
莫罗极度痛苦地躺在血泊中，抽搐了几分钟后，才因为失血过多而死。看到莫罗已经断气，“红色旅”成员又给他套上了遭绑架时穿的那件深灰色衣服，把尸体塞进了雷诺汽车的后排座位上。最后，恐怖分子又移尸到市中心的加塔尼街。这里正位于意大利共产党总部和天民党总部之间。红色旅认为，这象征着两个政党“历史性妥协”的破产。
5月10日，莫罗遇害后的第二天，下午4点30分，3名意大利警察如临大敌地来到了加塔尼街，小心翼翼地搜查着这里的每一辆汽车。刚才，他们接到恐怖分子的一个电话，说已经在这里的一辆汽车中安放了炸弹，即将制造爆炸事件。
这3名警察走到那辆红色雷诺牌轿车前，当他们打开车门时，出现在面前的并不是炸弹，而是一具已经僵硬了的尸体。莫罗的身体蜷缩在车上，像一只烧熟的海虾，脸部是因为极度痛苦而扭曲了的表情。
当罗马电视台的新闻播音员呜咽着把这个消息告诉意大利人民，意大利举国同悲。悲痛难抑的人们自发地举行了声势浩大的示威游行。他们高喊着“立即处死库尔乔”、“为莫罗报仇”的口号，来到政府门口请愿。战后意大利历史上第一次不同年龄、不同党派的人肩并肩地走到了一起，为了莫罗的死，他们放弃了分歧。共产党的红旗与天民党的白底红十字旗一起在示威队伍的上空飘扬。
“红色旅”的政治形象急剧下降。如果说，在莫罗事件之前，意大利人民对他们的政治主张还有一丝同情的话，那么，在莫罗被枪杀后，他们的真实面目一下子暴露出来。在意大利人民的心中，他们变得比墨索里尼的法西斯还要可恶。
阿卢尼担心的事情终于发生了，这种印象甚至影响到公众对意大利左派力量的总体评价。虽然意大利共产党与“红色旅”没有任何联系，共产党也反对“红色旅”的恐怖行为，在莫罗死后，意大利共产党也参加了示威游行，但是，公众对他们仍持怀疑态度。在当月进行的选举中，意大利共产党的得票率下降了30％。
“红色旅”内部也因莫罗事件出现了分歧。从此，“红色旅”分裂成了两派：一派叫“军事派”，主张用恐怖手段杀害一切“敌人”；另一派叫“运动派”，主张从事砸烂国家机器的运动。这中分裂，使得“红色旅”的力量被大幅削减。
莫罗事件，促使意大利政府加强了对“红色旅”的镇压。在此之前，意大利已经成了恐怖主义肆虐的乐园，这一方面是因为其深刻的历史和社会根源，另一方面是因为意大利一直缺乏得力的反恐怖主义措施，议会没有这方面的立法。
意大利议会曾想制定《反恐怖活动法》，但由于议员的相互扯皮而没有结果，最终不了了之。莫罗的死使他们意识到，这部法律的制定势在必行，绝对不容忽视。因此，莫罗死后一个星期，议会便以绝对多数赞成通过了这个法案。法案加重了对绑架、暗杀等恐怖行为的处罚，而且授予了警方必要的权力。内政部长科西加还任命安东尼奥·法列洛为“中央安全行动核心”的头目，让他从国防军和全国警察部队中挑选了170名精干人员组成反恐怖部队，其主要任务是对付绑架、劫持飞机等恐怖活动，对付“红色旅”是其工作重心。“核心”直属内政部“侦察和特别行动中央办公室”指挥。
但是，为了保密，意大利政府不承认有这么一支部队存在。意大利的宪兵部队也成立了一个“特别干预小组”，由100多人组成，主要是一些射击能手和跳伞尖子。如有意外行动，它直接听命于武装部队总司令。这两支部队在以后的岁月里，给“红色旅”多次沉重的打击。然而，“红色旅”似乎没有意识到自己的危机，气焰仍很嚣张。
意大利议会通过《反恐怖活动法》，阿卢尼认为这是对“红色旅”的公开挑战。于是，他杀气腾腾地下达了密杀令，意大利总理、莫罗的接班人安德烈奥蒂，共产党总书记贝林格和参议院议长范范尼赫然在列。但是，由于莫罗事件提醒了意大利政府，警方加强了对政界要人的保卫，“红色旅”的杀人阴谋没有得逞。相反，阿卢尼等一批恐怖分子却落入了法网。
1978年9月14日黄昏，警方接到内线举报，包围了米兰市的格罗利大街3012号。“红色旅”头号人物阿卢尼束手就擒。警方从他窝藏的地方搜到了机枪2挺、手枪14支、各种口径的子弹1200发，此外还有防毒面具、匕首等物。
“宝石”行动没有换得库尔乔的自由，却又赔进了阿卢尼自己。“红色旅”两代领导人相继落网，元气大伤。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