很长一段时间里，海外移民的故事被局限在经济视角。西方在20世纪70年代末开始兴起了研究日本的热潮，探索这个他们曾经看不起的民族缘何在三十年之内超越了几乎所有的竞争对手，这股热情接着扩散到韩国、台湾、香港、新加坡，它们被称作“四小龙”；“四小龙”的含义再明确不过了，它们都是古老的中国文明孕育的后代；中国的开放与重新崛起，加剧了这种研究的兴趣；到了20世纪90年代初，儒家资本主义变成了一个巨大的热门话题，一些西方学者相信整个东亚地区都是受惠于二千五百年前的孔子的伦理准则，在这种个人与社会价值观下，东亚正在创造一种新的资本主义形态，它们发明了很多类似的同义名词，比如“筷子网络”——他们都使用筷子，关系经济——这比法律契约重要，家庭主义——家庭也同样是经济组织的最重要单元。他们的成就也在某一方面说明了中国内部的失败，在1990年时，5500万海外华人所拥有的财富，竟然比10亿中国人还要多；当全世界都蜂拥而至中国投资时，比不上中国大陆一个大型县城面积的香港却是中国大陆最大的投资者，比日本、美国都多。
仅仅从社会经济层面理解海外移民显然不足，政治与文化因素同样重要。我们都知道孙中山曾公开承认，海外华人乃是中国革命之基础。不管是晚清的保皇党还是革命党，他们主要的时间和精力，都是游荡于这广阔的海外华人社区，寻求支持。在北京与台北对立的日子，对中国政治的争论也延续到这些地区。
倘若唐君毅那令人感伤的中华文化花果飘零的判断正确，海外华人社区也是中国本土已经缺失的所谓“传统文化”意外的保留地，它也可能变成我们探索自身文化、重新启蒙和复兴的必要一站，而其中的困境也显而易见。虽然为世界各地的唐人街和当下的中国寻找共同的文化符号是容易的：汉字、妈祖庙、“天下为公”的匾牌、批量生产的佛像、张牙舞爪的巨龙，甚至是刻意做旧了的《毛主席语录》和印刷了红五星、镰刀和麦穗的纪念品都能容易地找到。但是一致的文化精神，甚至是一种有淡淡轮廓的中华文化气质都是难以定位的——消费的热度和工业生产的规模似乎轻而易举就把文化的精神淹没了。这不禁叫人质疑：维系我们当代中国和海外华人社区的文化纽带，除却全球共同的消费主义和资本主义的内容之外，到底还有没有一些共同的原则和独特的精神？官方在世界各地设置的孔子学院和当地的华人文化显得如此格格不入，到底是海外华人融入当地文化的努力太成功了，还是我们自身已经异化太久了？
在探讨海外华人这一话题时，我们最应当避免的错误，是以“他者”身份对待这些或被迫或自愿离开中国的人。我们应当明白，中华帝国的边界，不仅仅是在西方的“冲击——回应”的历史模式下建立起来的，不仅仅来自开明的中国官员或是知识分子觉醒后对主权维护的努力，也同时是在这样一场人数众多，却又显得寂静无声的出走中被逐渐刻画、记录的。海外华人群体和国人一样，都在过去的一个半世纪中追求国家和个体的富强，追求在新的、不断变化的国际秩序中建立中国的权威和中国人的形象。他们对于祖国是如此关注，以至于来自遥远中国的政治动员可以比本地的活动吸引到更多的注意，以至于在危机和困境中他们常常期待来自中国政府，而不是当地政府的援手。当这些乐观的估计和殷切的期望被现实击碎时，他们却又像很多在国内的人们一样陷入沉默和茫然，迟迟不能够在西方的政治话语和国内的现实斗争之外找到自身的定位和思想。海外华人中不乏像给同盟会捐钱的无名洗衣女工，用一生积蓄在哥伦比亚大学建立中国研究所的丁龙这样令人感动的人物，但是却缺少思想上的独特声音，似乎总要在有限的、来自国内的政治立场中做出选择。
伴随着中国进入现代民族国家系统，对于海外华人的研究还是理解今天国家和民族的重要参照。我们对于“民族”（nation）这一概念的认识，不能仅仅限于一种精心构制的、上溯夏商周的“三代之治”，下至“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或者是共产主义的无尽未来的历史叙述框架之中。对于这种现代的民族意识，这种民族主义的历史叙述，本尼迪克特·安德森在《想象的共同体》中早已进行过恰当的批判：“如果民族国家被广泛接受是‘新’的，同时又是‘基于历史’的话，那么关于这些国家的政治叙述，就一定是从一个无限遥远的往昔中脱胎而出，然后滑进一个没有极限的未来中去。我认为，要理解民族主义，我们就不仅仅需要把她和一种自知自觉的意识形态联系在一起，同时还需要理解那个作为她温床，也是作为她的敌人的大的文化系统。（民族主义）的建立是基于其上的。”
无论“中华文化”这一个名词的内涵和外延多难以把握，我们都必须从文化的层面开始重构和超越“民族”叙事这种历史思维的努力。由于缺乏像犹太教那样相对确定的宗教的一致性，或是现代西方国家对于启蒙时代以来某些抽象政治原则和价值的高度认同，海外华人与中国的关系、中华文化的离散显得特别让人捉摸不定。但是正是这种捉摸不定、这种模棱两可，让人直接感受到我们既有的国家叙事在智识上的不稳定性——这与这个国家在近代史上政治的不稳定、在几种意识形态中左右摇晃密切相关。不过这也促使我们透过进一步对海外华人的研究，找寻这个国家和民族在现代化和全球化过程中那些被掩盖的伤痛和暗角，重审我们对于社会结构和变迁的理解，拷问关于国家权力的困境。只有深入审视海外华人的历史，才能让我们更深刻了解“中华民族”这一概念是如何在政治化和去政治化中被滥用或是掏空的。
海外的华人应看作是以“中国”为核心的彗星的长长的尾巴，还是应该把散布四方的他们看成是广袤的银河里独立的点点星光？这仍是个难以回答的问题。
华人的外迁及回归
撰文：孔飞力（Philip Kuhn）
翻译：谭旭
在中国，家庭一直是迁徙活动的核心。几个世纪以来，中国家庭处在一个“空间共同体”和“时间共同体”之中。“空间共同体”指的是“共同生活”，但并不意味着生活在同一个物理位置。“时间共同体”通过家庭观念和生产活动将一个男人同他的父辈联系在一起。
一
今天我选择了一个不太好把握的大题目：近现代中国海外移民。人们也经常使用一个较有威胁感的词来对它进行诠释——“中国海外发展”。而事实上，无论是作为旧帝国或是新共和国的中国政府，都几乎没有对海外移民的发展进行过任何干预。正如王赓武[1]所指出的“商人无国界”（商人在这里指东南亚地区建立殖民城市的手工业者），这些漂泊的商客在海外建立了他们的“客乡”。也正是在那里，欧洲的殖民者与他们展开了贸易合作，从而打开了中国与世界的交流窗口。
我的标题已经点明了存在于中国近现代历史与中国侨民历史之间的深刻联系。为了更好地阐述清楚，我将提出三个简化过的观点。
中国移民的近现代历史和中国近现代历史可以作为研究同一段社会历史进程的两个方面。
我们通常所说的“移民社区”，作为一个双边的有机整体，镶嵌在两个不同的社会之间，像一个文化意义上的“走廊”（corridor）一样，使两个社会得以互通人员、财富和信息。
在将近五个世纪的历史进程中，中国移民已经建立了并且还在继续发展着很多“海外飞地”。它们作为允许特殊规则存在的场所，为清帝国及现代中国提供了可以与海外进行商业合作的通道，并且同时保证这种合作免于官僚规则和意识形态的掣肘。
二
我先以一个简短的历史背景介绍来开头。
中国移民的近现代历史包括四个时期（和其他所有类似的分期一样，不同时期之间会有模糊和重叠的边界）：早期殖民时代（16——19世纪中叶）；大规模移民时代（约19世纪中叶至1930年）；亚洲革命时期（19世纪后期到20世纪后期）和全球化时代（20世纪以后）。
中国的“现代”移民开始于16世纪早期，与欧洲人进入东南亚的时间大致相同。那时的欧洲人通常会在中国商人的殖民地设立重要的贸易枢纽：葡萄牙在马六甲（1511年）、西班牙人在马尼拉（1570年）、荷兰人在巴达维亚（今雅加达，1619年）、英国在槟城和新加坡（1786和1819年）。因为欧洲人的惠顾，中国商人成为殖民地间重要的中间商团体。在东南亚的大陆区域（其直到19世纪尚未被殖民地化）也有着类似的进程：例如18世纪末曼谷王朝[2]时期的暹罗国[3]（Bangkok——period Siam），华人已经控制了皇室（有部分中国血统）的财政管理。
通常认为中国近现代时期开始的标志，是明朝对私人海上贸易禁令的解除（1567年）和半公共[4]半官方的贸易场所“洋市”（maritime lobby）的设立。政府的一系列举措为客商涌向海外提供了客观条件——尽管移民海外的行为本身仍属非法。这段开放时期相当短暂，但它确实是一个重要的历史转折点。
殖民时代早期的欧洲人十分依赖中国移民，这些中国人通常作为中间商帮助他们进行对中国或对殖民地的贸易，或者作为税收官员为殖民地政府服务。这些中国商人为中国所做出的一个重大贡献，是在马尼拉用丝绸和瓷器交换西班牙人手中来自美洲（New World）的白银，再使用帆船将白银运输到中国的东南部。这些白银对中国的商业化进程起到了决定性的作用。另外，他们还使用帆船帮助荷兰商人在爪哇和中国之间进行贸易往来。
正如施坚雅（G.William Skinner）[5]所指出的，当时的人口迁徙是个缓慢的过程，漫长的时间让这些地区形成了稳定的本地化的华人社会。华人移民与当地女性通婚的结果是某些地区（马来西亚、印度尼西亚和菲律宾）的居民拥有了一些中国文化的特征——尽管他们并不使用中文。
大规模移民时代开始于拿破仑战争期间的英国介入东南亚和东亚之后。当时西方势力依靠“条约体系”（treaty system）和鸦片战争控制了中国的港口城市。未受监管的劳工招募者往往使用暴力或者欺诈手段招募移民，并将他们运送到世界各地急需劳动力的种植园和矿场。随着北美和澳大利亚淘金热的兴起，也有中国人开始自愿移民到那些地区。由此掀起的移民潮历史性地改变了移民的路线和目的地。在1860——1893年的移民合法化阶段，自愿和非自愿移民的数量都大幅增加了。大约从1900年开始，移民的性别比例也开始趋向正常。这即是臭名昭著的“苦力贸易”（coolie trade）时期，殖民地世界广泛地使用到了廉价的亚洲劳动力（其中主要为华人，但也包括印度人和爪哇人）。得益于蒸汽动力运输的发展，大量的中国新移民涌向了较老的移民目的地，这些来自中国和其文化圈内的新移民最终融入了已被同化的老移民社区。随着航运变得安全快捷，移民和他们的中国家乡得以建立双向联系，这使他们和家乡的关系变得紧密而且更加政治化了。
“亚洲革命时期”指的是亚洲抵抗殖民主义和帝国主义统治的时期。期间日本作为区域性强国崛起，并帮助了东亚及东南亚地区驱逐西方统治者的运动。马来西亚、印尼、菲律宾和越南等前殖民地国家纷纷独立。此时的中国海外移民发现自己的势力随着其西方主顾的离去而逐渐减弱，这使他们的政治和文化认同以及他们一直以来的经济战略都面临着新的挑战。在这一阶段的末期，中国向东南亚的移民活动停止了。中国大陆建立了新的政权之后，台湾和大陆的政治较量也使殖民社区内部产生了矛盾。中国移民很快就意识到他们自己在前殖民地国家的独立运动中成为了替罪羊和被压迫者。
现在我们正处在全球一体化的时代，它给中国的移民模式带来了重大的转变。移民的流向有了显著的变化，东南亚已不再具有诱惑力。对于移民来说，此时的北美洲和大洋洲显得更加热情好客。随着标榜“种族排除”和“白人至上”的律条被废除，中国移民享受到了慷慨的移民政策。欧洲也吸引到了新移民，其中还有成千上万中国移民从前欧洲殖民地迁徙而来。得益于后毛泽东时代中国的开放政策、便捷航运和电子通讯的发展，移民可以更加自由地同家乡往来。至此，中国移民的阶级构成和出身地区产生了重大变化。
三
以上是对移民历史的简略介绍，下面让我们把话题转到我之前提出的三个简要观点。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