那是1967年蒙特利尔世博会的一部分，Habitat67号，由建筑师Moshe Safdie设计，绰号“男人和他的世界”，在那个年头颇有超前意识，甚至引起了一阵反对的声浪。蒙特利尔也以节日著称，在漫长的冬日，街上的人们从来没有放弃一个狂欢的机会，他们从春天到冬天创立了各式各样的节日：嬉笑节，同性恋游行，双胞胎游行，法国文化节，意大利周，龙舟节……蒙特利尔是个一座生活化的城市，一个享乐者的家园，一片懒人的乐土。
困顿时光持续了两年，东华和雪莲住在一间租住的小公寓里，雪莲看丈夫辛苦提出也出去打工，东华拒绝了：“如果你也出去打工，那我们来加拿大的意义又何在？”
蒙特利尔的“技术移民”大多需要褪去在国内“成功人士”的光环，回归到普通平淡的生活。但他们更多着眼于自己子女的未来，或者追求一种“身份”。在技术移民的世界里，他们首先得适应谋生的艰辛与社会地位的落差。2010年6月26日，加拿大颁布了新的移民政策法规，将原先的“技术移民”需求职业由38种减少为29种，其中大部分为厨师、机械工等蓝领职业。大多数来自中国的技术移民都无缘从事原先的职业。“最沉迷和最没有未来的选择，是永远在大学读书，从本科读到硕士再读博士，永远在逃避。”东华说。
2006年雪莲在当地公司谋到一份职业，东华也加入华人移民公司，情况渐渐好转。他们都是中等收入，不多但也足够在这里过上稳定的生活。买下一套约150平的房子用出租，又买下另一套300平左右的联排别墅。一年前，他们有了第二个女儿，小姑娘长得跟姐姐真像，正在咿呀学语，会说中文的“妈妈”，还会拍拍自己的胸脯，含混地说自己的英文名字“Erica”。
“每一家技术移民都要经历困苦。我们用两年的时间达到了以往在国内的水平，”东华笑笑说，“我们只不过在这里借用加拿大的蓝天、白云和空气，过着中国式的生活。中国人到哪里都能吃苦，坚韧耐劳，这就是我们的民族性格吧。”
技术移民到蒙特利尔一年的晓宇还在经历辛苦。她站在柜台后，笑盈盈地接待一个结实的女码头工人：“啤酒两块五，香烟五块。”她的法文流利，神态温和，女码头工人报以微笑，跟她聊了两句今天风真大，而货物少得可怜。
晓宇和丈夫盘下的这爿杂货店可算有年头了，前任是个柬埔寨人，经营了十五年，又卖给一个当地人，再经历过三任中国人老板，转到他们手中。每天7点半到夜里10点半营业，没有节假日。他们是蒙特利尔数不清的杂货店中普通的一家，根据“满地可便利店协会”的统计，约有70%的杂货店由华人移民经营。他们大都是技术移民。
最艰难的时候，其实在巴黎。二十五岁的晓宇从兰州前往巴黎，读了五年书，拿到经济学硕士学位，她不想回国，可这座她寄托了太多梦想的城市并不接纳她——巴黎保护当地居民的就业，太难拿到工作签证；不多的华人移民名额也被温州人占据。她在市场里摆过地摊卖点中国礼品，摊位正好在后门旁边，因为缺乏工作资格，一遇到稽查队就可以迅速包好逃走；她的丈夫在过年时舞过狮子，晓宇笑着说那时候自己还很苗条，能跳跳扇子舞呢。
“技术移民要过的第一关，应该是摆正自己的位置。”总有人问晓宇，为什么不去找份“正经工作”？因为是法语区，晓宇夫妇决定移民蒙特利尔，她和丈夫没有继续寻找工作，而是铁了心要经营一家杂货店。也许因为巴黎困顿的两年，也许因为杂货店也是蛮有前途的一份职业——晓宇在飞机上认识了开杂货店的另一位华人，经过介绍，进入到蒙特利尔繁荣的华人杂货店圈子，他们每日辛劳，但也生活富足，一家经营良好的杂货店每年净利润约10万加币。
东区的蒙特利尔港口吊车林立，集装箱好像巨大的魔方砌在河边。不远处是一片小公园，孩子尖叫着跑过，老人往河中扔下鱼竿。我问晓宇，最苦的时候，为什么不回中国？她腼腆地笑着：“我也不知道。国内太紧张了，或者人际太复杂？或者我在国外生活久了就回不去了。”风吹着她的头发，这个女孩柔弱安静，生活又教会了她坚韧，杂货铺里也经历过抢劫、有过争执，现在一切都应付自如。她回过身来说：“也许因为一条，我在这里感觉到希望，蒙特利尔让我相信付出就一定会有回报。”
与此同时，沿圣劳伦斯河往西，蒙特利尔老港口旁，孙先生正在为舞狮子做准备：“今天我在这里舞狮子挣了钱，明天我到餐厅吃饭，旁边可能坐一个百万富翁，可我们都一样。”1996年他跟随上海杂技团到蒙特利尔演出，之后滞留在此，又转为技术移民。“当时有七个人留下来，占三分之一，影响还挺大，那段时间很多杂技团都不敢出国演出了。”
伴随着《金蛇狂舞》，孙先生和儿子跳上一只彩球，场子里滚了一圈儿，那帮游客哪见过这阵势，叫好声不断。同行都围过来了，唱爵士的黑人，跳舞的吉普赛人，戴着黑色小帽的穆斯林，假扮法国行刑队的士兵也驻足观看。圣劳伦斯河上聚集了大团的湿气，一阵风吹落太阳雨，也没有人躲，等着最后亮相——狮子从彩球上一个跟斗翻下，地上打个滚儿，孙先生和儿子从狮子袍里探出头来。汗水和雨水把他们的头发打湿在脑门上，一缕一缕的，他们笑呵呵的，好像两条欢快的鱼。
（感谢吴闽英女士、张东华先生提供的帮助）
“中国形象”的诞生与转移
——周宁访谈
采访、撰文：何书彬
从长远来看，东西方的界限正在消失，随着全球化进程的推进，界限在淡化，历史上的误解可能会改变，但误解还会有，是另一种误解，不是“东方文化”和“西方文化”的误解。我们要有历史的大视线，这个界限不是本质主义的，是构成主义的。
1793年，马戛尔尼率领四百多人的使团抵达北京，他没有敲开中国的大门，却把一个恶劣的“中国形象”带回了西方。在使团的叙述中，中国人像蚂蚁一样没有个性，也像蚂蚁一样繁忙。男女的服装没有什么区别，一律都是蓝布衫、宽袍长裤，甚至连面貌表情都没有什么差别。他们像奴隶一样被镇压，也像奴隶一样驯服顺从。
一百多年后，“蓝蚂蚁”再次成为西方人对“中国形象”的一种看法。1955年，法国记者罗伯特·吉兰在《蓝蚂蚁——红旗下的六亿中国人》一书中，这样描述他的中国印象：“不管走到哪里，人们都穿着蓝布衣服。姑娘们也穿着长裤，除了下垂的头发或农民式的辫子，她们穿得跟男人一模一样……”他感慨说，中国是一座“蚂蚁山”，亿万民众是栖息其中的“蓝蚂蚁”。
如果说，以上是一个让西方厌恶之极的“中国形象”，那么还有一个天堂乐园一般的“中国形象”，让西方社会充满向往。
在欧洲的启蒙时代，学者们经常会把中国想象成一个乌托邦一样的存在。1721年，哈雷大学副校长沃尔夫在演讲中讨论孔夫子的道德哲学如何成为国家的理性原则，“在统治艺术上，从古到今，中国超越了其他所有的国家”。伏尔泰称赞起中国来更是不遗余力，他说孔夫子的哲学是最好的哲学，中国是最好的国家，“人类肯定想象不出比这更好的政府……如果说曾经有一个国家，在那里人们的生命、名誉和财产受到法律保护，那就是中华帝国”。
两百多年后，西方再次把红色中国美化为现实存在的乌托邦，伏尔泰等人笔下的“中国形象”又回来了。一些西方旅行者在20世纪六七十年代的中国，“发现”了两个世纪前启蒙者的思想，认为中国的革命实验终于为人类创造了一个人人平等的典范社会。
西方的“中国形象”来到中国，进而影响到中国人的文化认同。以中国现代知识分子的国民性批判为例。1921年，鲁迅写作《阿Q正传》的时候，就把美国传教士明恩溥在《中国人的性格》一书中的观点写进了小说，“阿Q”的种种性格特质在《中国人的性格》中都可以找到；1988年，电视片《河殇》又在西方的“中国形象”框架下，重述了中国的历史。
时至今日，伴随着中国模式论、中国崛起论、中国威胁论以及新殖民主义带来的种种讨论和争议，“中国形象”开始在国内得到前所未有的关注。中国以外的世界作为“他者”，它们为中国描摹出的画像在20世纪经历了怎样的变迁？又怎么样影响了世界对中国的看法和中国自身？近期，我们就这些问题采访了厦门大学人文学院院长周宁。
一
东方历史评论（以下简称“东”）：您是怎么开始“中国形象”的研究的？
周宁（以下简称“周”）：我做研究从来是凭兴趣，上世纪90年代，我对中国的一次突变感到很吃惊。80年代的时候，中国知识界在新启蒙思潮下，一味西化，但到了90年代，“中国可以说不”这种观念出来了。那时在和西方人聊天的时候，我也觉得，他们对中国的了解突变得特别厉害。我觉得这个话题很有意思，就自己开始读这方面的书，关注这些问题，没有任何学术任务。
东：当时学界对“中国形象”这个话题的关注如何？
周：当时还没有什么人来讨论“中国形象”。我的第一套关于“中国形象”的书是1999年出版的，叫《2000年西方看中国》和《2000年中国看西方》。这套书的出版说起来是个故事。关注“中国形象”三四年后，大概到了1998年的时候，我就积累了一些资料。有一次，一个在出版社当主编的朋友问我在做啥，我说在做这个话题，他说这个有意思，能不能给我们弄一个读本。当时叫《中国的西方形象》和《西方的中国形象》。把读本交稿后，我就出国了，要出版的时候，他们突然提出意见，说没人知道啥叫“中国形象”，啥叫“西方形象”，能不能改书名，我说不能改，这是第一次电话。那时候越洋长途很贵的，过几天他又给我打电话，说大家商量了，还是要改，书要卖，读者不知道啥意思怎么卖啊。我说那不出版就算了，他说不能不出版啊。过两天他又打电话，说不改书名我们这个书可能就要赔钱了，你看现在打了三次电话，花七百多块钱了，再打就要上千了。我这么一听，那就改吧，你起个题目吧。他就起了个题目叫《2000年西方看中国》和《2000年中国看西方》，这个“2000年”，既是指历史的“两千年”，也指“公元2000年”。这件事说明当时中国没人关注“中国形象”这个话题。
二
东：1933年，西方出版了两本有关中国的书，都很畅销，一本是《消失的地平线》，一本是《人的状况》。前者把中国想象成一个人间乐园，后者则把中国想象成一个人间地狱，两个“中国形象”形成了极大的反差。你在研究“中国形象”的著作中，也多次以这两本书为例，表现西方世界“想象中国的两个极端”，为什么会有这样两个极端呢？
周：“中国形象”时好时坏，在两个极端之间摇摆，这决定于“中国形象”在西方的功能。西方是把“中国形象”当做“他者”使用的，由此确定他们自身。比如说，我在班级里是学习好啊还是坏啊，要通过他者来确证。西方通过“中国形象”来自我确证，这是由来已久的事情。在20世纪，通过中国作为他者的形象来确证，就表现得更为明显。这个他者实际上有两种类型，一种他者是乌托邦化的，就把他无限地美化；一种是意识形态化的，这个“意识形态”是我使用的一种学术概念，当“中国形象”在意识形态的语境下出现在西方时，西方世界就贬低中国，用糟糕的“中国形象”确认自己的优越感。乌托邦的“中国形象”和意识形态的“中国形象”在20世纪的西方交互出现，但这两种形象在19世纪中叶就基本形成了。到了20世纪，他们就不断从这种形象库里来提取资源，“中国形象”就时好时坏，于是我们就经常看到“中国形象”在两极之间摇摆。
东：什么时候好，什么时候坏呢？
周：当西方确定自己的价值优越的时候，一定会贬低中国丑化中国；当西方出现问题，对自身价值不自信的时候，就美化中国，把中国乌托邦化。我在研究中发现，西方的“中国形象”和中国现实的关系其实不怎么大，尤其是在误解比较多的情况下。西方的“中国形象”主要决定于他们的文化心态，他们的自我评价。
东：“中国形象”在欧美的变迁主要经历了哪些阶段？
周：20世纪50年代中期，哈罗德·伊萨克斯（著有《美国的中国形象》一书）在美国做了一个访谈，调查人们对中国的印象，并试图为美国人心目中的“中国形象”做出一个“可信的编年史”，他将从18世纪开始、主要是20世纪的这段历史分为六个阶段，分别是崇敬时期（18世纪）、蔑视时期（1840——1905）、仁慈时期（1905——1937）、钦佩时期（1937——1944）、幻灭时期（1944——1949）和敌视时期（1949——？）。在伊萨克斯之后，莫舍尔（著有《被误解的中国：美国的幻觉与中国的现实》一书）又把此后的几十年分为四个时期，分别是敌视时期（1949——1972）、二次钦佩时期（1972——1977）、二次幻灭时期（1977——1980）和二次仁慈时期（1980——1989）。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