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外在的社会文化、生活事件，到内在的人格特质和内心需求，导致了形形色色的疑病症状，弄明白疑病症产生的原因之后，我们就可以更加客观地看待这些困扰人的疑病症。
一、医源性因素
【案例】
一位患者处于“广泛前壁心肌梗塞”恢复期，自我感觉恢复良好，门诊复诊时，心电图室一位年轻医生看完患者的心电图后，问患者：“你是自己走来的？”患者回答：“是的。”医生接着说：“你的心电图都这样了，还能自己走来，真不错。”患者一听就蒙了，此后患者开始担心自己会不会猝死，不敢外出活动，整日郁郁寡欢，逐渐出现了胸闷、憋气症状。
上述案例就是非常典型的医源性致病。“医源性”这个词是德国精神病学家Bumke于1925年提出，指的是医生错误的诊断，反复检查和长期未确诊、错误的治疗，以及医生不恰当的言语、表情、态度和行为对病人所起的不良影响，造成患者产生异常的心理生理反应。
【案例】
一位中年患者，在剧烈运动后发生胸痛，医生的诊断结果为“冠心病劳累性心绞痛”，给予药物治疗后患者没有再发生心绞痛。但医生认为患者应该做冠状动脉造影以明确病变，并建议患者接受冠状动脉内支架治疗，然而患者比较抗拒支架治疗。为了劝说患者接受支架治疗，医生对患者说：“你还是赶快做冠状动脉造影吧，你的血管肯定有问题，如果不放支架，说不定哪天你还会心绞痛发作，也可能很快就会发生心肌梗死，随时都有猝死的风险。”患者一听这么严重，开始晚上睡不着觉，班也上不了，四处看病。
一般来说，医生的出发点是好的，希望为患者提供自己认为最好的治疗，当这种愿望不能实现时，就会使用一些诱导性语言。当然也不排除有些医生为了一己私利，人为夸大患者的病情，把普通病情描述得“骇人听闻”，促使患者接受建议，采用更昂贵的治疗方式，或者滥用各种不必要的医学检查，这样的结局往往会让患者产生一些误解，认为自己的病情非常严重，不仅诱发疑病症，还可能导致症状维持或加重，因为患者可能会想：“如果医生能肯定我没病，就不会给我做这么多检查。”这样就强化了患者患有严重疾病的信念。而且有些检查结果的报告模糊，例如：边缘状态脑电图，请结合临床参考。这样就让患者有无限遐想的空间，他们很可能自己定性为脑肿瘤等严重疾病。为了能完全弄清楚自己“症状”的原因，患者还会常常去不同医院看不同的专家，当不同专家的意见有冲突时，就会令患者更加担忧和紧张，并进一步寻求更多专家的意见，而专家看得越多，意见不一致的几率就会越高，所以疑病心理便会更严重。
有些医生在向患者交代病情时，缺乏耐心，过多地应用命令性语言，如：“别问了”，“你的病不好治”，“听你的还是听我的”，“随时可能有猝死危险”等，语言和动作过于随意，忽视患者的心理感受，对病情解释不恰当，夸大疾病的危害性，轻率地给患者下疾病诊断；有些医生在诊断过程中不自觉说出“奇怪”、“糟糕”等话语，或表现出迷惑不解的神情，咂嘴、摇头、皱眉等；有些医生本身医学知识水平欠缺，不能对患者的病情给予明确清晰的解释，导致患者妄加揣测，引起患者的不安，或过多依赖客观检查手段，不根据患者的症状和体格检查给予相应的治疗，使症状反复发作，或症状长期不能缓解，导致患者的焦虑和恐惧，这些都可能致使患者产生疑病症倾向。
由于医务人员的特殊权威性，医生不恰当的言语和行为更容易在无形中对患者造成严重的心理伤害，当医生给予病人一些不恰当的诊断时，非常容易产生“标签效应”。即当一个人被一种词语名称贴上标签时，他就会作出自我印象管理，使自己的行为与所贴的标签内容相一致。
【案例】
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美国由于兵力不足，而战争又的确需要一批军人。于是，美国政府就决定组织关在监狱里的犯人上前线作战。为此，美国政府特派了几个心理学专家对犯人进行了战前的训练和动员，并随他们一起到前线作战。训练期间心理学家对他们不过多地进行说教，而特别强调犯人们每周给自己最亲的人写一封信。信的内容由心理学家统一拟定，叙述的是犯人在狱中的表现是如何的好，如何地接受教育，改过自新等。专家们要求犯人们认真抄写后寄给自己最亲爱的人。三个月后，犯人们开赴前线，专家要犯人给亲人的信中写自己是如何地服从指挥，如何的勇敢等。结果，这批犯人在战场上的表现比起正规军来也毫不逊色，他们在战斗中正如他们信中所说的那样服从指挥，那样勇敢拼搏。
这种情况就好像我们在俗话里所说的“说你行你就行，不行也行；说你不行就不行，行也不行”。这就是心理学上的“标签效应”。
我们最常听到的一个例子是：两个病人同住一家医院，其中一人患了癌症，而另一人并无大碍。但医生把两人的诊断书弄混了。结果那个真正的患者整天心情轻松，开心地在医院住了一段日子便健康地出院了。而那个原本身体无恙的人却终日活在对死亡与病痛的恐惧中，最后真的罹患绝症，在抑郁绝望中死去。医源性的疑病症基本上都是负性“标签”引出的结果。所以一个好的医生不仅需要有高超的医术，同时还要有良好的医德，关爱生命，懂得尊重、理解和抚慰患者，有良好的沟通能力，有强烈的爱心、同情心和责任感。
同时，医生对疑病症的诊断也必须十分慎重，不应乱下结论。在诊断时，首先应该在排除器质性疾病的前提下做诊断，否则轻率下诊断，将器质性疾病误诊为功能性疾病，会延误病情，危害病人健康。不少患者对疑病症诊断反感，常将疑病症与装病等同起来，导致对医生不信任，这样不利于心理治疗。疑病症所谓的症状，很大程度上就是一种心理暗示的结果，或者给自己贴标签的结果，所以在给病人陈述病情时也得注意措辞。
二、生物因素
人类大脑内存在四类神经递质，分别是生物原胺类、氨基酸类、肽类、其他类。生物原胺类神经递质是最先发现的一类，包括：多巴胺（DA）、去甲肾上腺素（NE）、肾上腺素（A）、5-羟色胺（5-HT）也称（血清素）。氨基酸类神经递质包括：r-氨基丁酸（GABA）、甘氨酸、谷氨酸、组胺、乙酰胆碱（Ach）。肽类神经递质分为：内源性阿片肽、P物质、神经加压素、胆囊收缩素（CCK）、生成抑素、血管加压素和缩宫素、神经肽y。其他神经递质分为：核苷酸类、花生酸碱、阿南德酰胺、sigma受体（σ受体）。人体内的这些神经递质和受体参与不同的精神活动，这些中枢神经递质不仅对感觉、知觉、情绪、学习和记忆等心理活动产生作用，而且与中枢神经系统所控制和调节的各种功能活动，如睡眠、觉醒以及饮水、摄食等行为活动有密切关系。
有研究发现，人类脑皮层多巴胺系统和边缘多巴胺系统参与精神疾病的病理生理过程，精神疾病患者体内多巴胺、5-羟色胺（5-HT）、去甲肾上腺素等神经递质分泌紊乱，以及这一类神经递质的受体机能障碍导致大脑神经元萎缩，致使大脑局部（海马区）供血减少，神经干细胞功能被抑制、休眠，新生神经干细胞生长停顿，海马区便逐渐萎缩，于是临床上就会表现为失眠、早醒、多梦、头痛、头晕、记忆力下降、情绪低落等症状，继而引发抑郁症、焦虑症、恐惧症、精神分裂症等疾病。
一些药理学研究也间接地提示精神分裂症患者有多巴胺系统功能的异常。一方面，多巴胺系统参与支配边缘系统结构，如伏隔核、嗅结节、杏仁、隔和纹状末梢，并被认为与情感行为的调节有关；另一方面，多巴胺系统在认知功能中起作用。当引起多巴胺释放或阻断神经元对其再摄取从而增强多巴胺，使突触活动的刺激加重精神分裂症的某些症状；无精神分裂症的健康人在大量服用苯异丙胺之后也可能出现急性妄想、幻觉型精神病。因此很多研究者认为多巴胺能引起神经元、神经通路的异常，活性增高性异常，是精神分裂症潜在的重大病因。
在这样的研究结论上，有些学者提出生物体的各种生物活性，几乎都由化学物质的属性所决定，其实人更是一个化学物质控制下的化学人，可以采取使用抑制神经递质活动药物的方法来治疗精神疾病。
美国普林斯顿大学医学研究院诺贝尔医学奖获得者费舍尔教授研究发现：人体在遭受到精神打击、挫折、失败、长期紧张、心情不好等情况时，脑神经会产生大量代谢废物——神经肽、缓激肽，这些废物氧化后，会转为毒性很强的淀粉样肽，严重损害神经细胞膜，造成神经系统功能失衡、内分泌紊乱，从而使神经紊乱，造成疑病症。人体的周围神经系统，可以控制人的躯体表现和植物神经。躯体调节表现在全身肌肉和关节的活动控制。植物神经的控制表现在内脏、心血管平滑肌。疑病症患者常有的疾病症状表现，和这些神经系统的控制有很大的关系，当两组神经无法控制发生紊乱，便产生了客观与主观矛盾的现象——实查无病，状似有病，如胃胀、胃痛、胸闷、气急等。
同时，也有学者认为疑病症与遗传易感素质有关，临床上也可见到一家有多人患疑病症的情况。关于疑病症的药物研究表明，作用于中枢5——HT系统的药物可以减轻疑病症的症状，说明疑病症可能存在中枢5——HT系统功能紊乱。米勒（Miller）提出，大脑皮层的第二躯体感觉区域（SII）在疑病症及其他躯体形式障碍中起重要作用，该区域位于大脑侧裂之上，邻近脑岛，参与躯体感觉输入的提取、分析和评估，可能对疼痛的察觉起特别重要的作用，而疼痛是疑病症最常见的症状。SII有接受大范围感觉输入的细胞团，提示该区域有综合来自体表、弥散信息的作用。疑病症患者有一些模糊的、较笼统的症状，可能与SII的这种对大范围输入信息的综合作用有关。位于SII的绝大多数细胞对来自体表和内脏器官的刺激有反应，对SII的电刺激可产生麻刺感、麻木感和发热感，这些感觉类似腹部和胃部的不适症状，也是疑病症患者常诉的躯体症状。
三、社会文化因素
社会是人的组织与联合，是人与人的关系和结果；文化即“人文化成”，是人与人组织与联合的过程和方式，是人以不同于自然的方式进行活动的经验及经验的外化；人是文化性、社会性动物。因此，社会和文化对人的生命本性而言具有统一内涵。事实上，社会与文化不可分割，没有社会的文化与没有文化的社会都是人现实生活的抽象。社会文化性就是人的本质属性，是人与其他动物相区别的标志。由于人以社会文化的形式存在，人的自然生命就被赋予了超自然的意义，以一种非自然本能的方式表现出来。比如同样是吃，人因为有社会文化而吃得更有情调，更讲求味道、营养和健康；社会文化不同，吃的内容和方式也明显不同。无论在什么时候、什么地方，人就是而且只能是以社会文化的方式存在，剥离了社会文化内容的人不是人，也不存在真正的人的心理。所以一个社会的文化，不仅塑造人的性格，教会人们什么样的表达是可接受的，什么样的表达是不可接受的，影响人们如何感受和表达，而且还能影响人的心理健康。
【现象】
日常用语中常常会出现“那件事真噎人”，“那句话把我堵得够呛”，“我的肺都快气炸了”，“你吵得我头都要裂开了”……我们常常会将情绪和身体对应起来，所以当一个人受了气，咽不下又吐（说）不出来时，立刻就会出现咽部的异物感、堵塞感；一个人受了委屈，要申辩不能申辩，要忍又忍不住，也常常出现咽部、胸部堵塞的难受感觉。
现代医学研究发现，由社会心理刺激引起的焦虑、悲伤、抑郁、恐惧等不良情绪，是诱发疾病的重要原因。咽部异感症以及堵塞感症的直接原因，是因为患者要咽又咽不下，要吐又难以吐出来。这里的被噎、被堵的语言，恰恰是咽部堵塞感疾病的隐喻、象征语码的暴露。社会文化提供的逻辑背景，会使用不同的隐喻和象征的方式来描述并“制造”疾病，疾病的很多语码就是蕴含在语言文字中。疾病应用隐喻、象征手法表达愿望及目的时，必然存在共同遵循的语码，即人类社会共有的比喻与象征的语言，人体的不同部位、不同器官、不同系统的疾病，就是这样的隐喻，象征着一切，而这隐喻、象征的语码可以从患者的社会文化背景中找到。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