好歌，永远不会变老。声音有很多种颜色，声音也很容易褪色。所以，洗尽铅华之后，还能抚摸我们的那些声音，必定悄然藏了许多关于时光的智慧。时光如水，岁月如梭，唯一不朽的是，轮回。发展的智慧，就是在漫长的岁月里，慢慢地，读懂周期，读懂轮回，然后把它淡淡唱给你听。
鲍勃·迪伦和经济周期
真正的好歌总是永不过时，《答案在风中飘扬》（Blowing in the Wind）就是最好的例子。1962年，21岁的迪伦唱它，听上去就是一个个犀利的问题，没有答案。1994年，53岁的民歌女王琼·贝兹，迪伦年轻时的红粉知己，又在电影《阿甘正传》的结尾唱起了它，就着阿甘的传奇人生，那一个个问题，本身又变成了答案。
最近看《中国好声音》，总是会莫名其妙地想到一个不太相干的人，这个人也是歌手，名叫鲍勃·迪伦（Bob Dylan）。看到华少语速如急雨，以迅雷不及掩耳之势念出一长串广告词，我就在想，能和中国好舌头PK一下的，恐怕就只有50年前的迪伦了。据说在1963年4月12日纽约的一个小型个人演唱会上，迪伦返场时朗诵了一首自创的《对伍迪格里斯的最后思考》（Last Thoughts on Woody Guthrie），在六分多钟时间里，迪伦用比后来的rap还rap的流畅节奏“说”完了五页长诗，向最后的精神导师致敬。从那以后，迪伦再也没秀过语速，也没有模仿过任何人。就像《中国好声音》里很多学员在谈论梦想时，总喜欢说“我就是我”，迪伦几十年前就撂下过一句狠话：“我能做的一切就是做自己，你管我是谁。”（All I can do is be myself，whoever that is.）更酷的是，迪伦不仅这么说了，也这么做了，几十年的特立独行不仅让迪伦变成了永远优雅的流行符号，也让迪伦的音乐变成了摇滚精神的时代标签。
说到迪伦的经典歌曲，就不能不提《答案在风中飘扬》，这首旋律朗朗上口、歌词犀利睿智的歌是迪伦脍炙人口的成名曲，也是迪伦多产音乐生涯里最被广泛传唱的两首歌之一，另一首是本书必然不会错过的《像个流浪汉》（Like a Rolling Stone）。迪伦的天才之处就在于，他写每一首歌都不需要装腔作势地反复酝酿，《答案在风中飘扬》的创作就只花了一两个小时。据说，这首歌的灵感，来自写歌前一天的一次聚会，迪伦和朋友们在小咖啡馆里神侃海聊，一不小心就扯到了时政问题，大家先是各抒己见，随后却陷入了尴尬的死寂。如此境况让迪伦迅速想到了一句很酷的话：“你的沉默背叛了你。”（Your silence betrays you.）人们对社会问题的思考和争议最终会归于死寂，或是因为无动于衷，或是因为无言以对，或是因为欲言又止，就像歌中所唱“答案随风飘逝”（The answer is blowing in the wind）。
1962年，21岁的迪伦是一个敏感又坦诚的年轻人，他把一部分人不愿意谈论、另一部分人不愿意深思的问题直接唱了出来：“一个男人要走过多少路才能称得上硬汉，一只白鸽要飞过多少海洋才能在沙滩上安然入眠，加农弹药要肆虐多少次才能被永久封存？”提问本身往往比求解更振聋发聩，《答案在风中飘扬》由此成了20世纪60年代美国最有名的抗议歌曲之一，并让美国民歌除了愉悦、抒情之外，又多了一层反思和质疑的功用。
迪伦后来的传奇音乐履历表明，他就像从未来穿越回去的天使，总是在音乐理念上领先时代、领跑群伦。在我看来，《像个流浪汉》也不例外，迪伦自己可能都没有意识到，他神奇而又精准地感应到了经济周期的变化信息。迪伦唱到“答案随风飘逝”，现在看来，很多问题的答案，的确是藏在风里，藏在趋势之风和周期之风里。面对层出不穷的复杂问题，人们变得沉默，这种现象恰是经济周期风向将变的前兆。
从经济机理上看，各类复杂问题接踵而至，本质上是因为资源配置、制度安排和发展模式产生了内在更新的需要，而社会和市场的沉寂既深层阻碍了调整的自然发生，又悄然累积了经济周期根本转变的量能。具体而言，沉寂有三种成因：一是经济发展形成了对固有模式习惯性的路径依赖，特别是当这种固有模式曾经带来过长期繁荣，改变就需要更大的勇气；二是利益分配格局造就了庞大有力的既得利益团体，他们总是有动力、有实力、有毅力去维持固化的体系；三是微观个体在日常忙碌和激烈竞争中逐渐迷失，变得物质主义、贪恋安逸。而这三种成因实际上也意味着，沉寂过后必然是不可避免的经济周期转变，因为不符合资源有效配置要求的既有模式运行得越久，对增长潜力的透支就越多，周期调整的跨度可能也就越大；阶级固化越严重，微观个体越鼠目寸光，周期转变过程中就越缺乏能够带来缓冲作用的中坚力量，劳动力市场的调整也相应越旷日持久。
作为时代的风语者，迪伦毫不费力就觉察到了周期将变的先兆。事实上，《像个流浪汉》正是美国经济长周期的变奏曲。《像个流浪汉》诞生和走红的1962—1966年，美国恰逢战后经济发展黄金期的高潮阶段，那几年美国实际GDP实现了5.87%的年均增长，既是空前（1940—1961年的平均经济增速为4.91%），也是绝后（1967—2012年的平均经济增速仅为2.89%）。1962年和1966年，美国经济增速分别为6.12%和6.5%，1966年迪伦在伍德斯托克的树林里骑摩托车时意外受伤，随后46年里，美国经济增速再也没有超过6%。《像个流浪汉》不经意间就变成了经济周期先行指标，这并不是偶然。20世纪60年代美国社会对各类问题变得沉默，从经济范畴看正是大萧条后经济发展对凯恩斯主义习惯性依赖的一种外在表现。而凯恩斯式增长模式终有瓶颈，运行数十年后便遭遇了20世纪70年代“滞胀”的挑战和颠覆。
真正的好歌总是永不过时，《像个流浪汉》就是最好的例子。1962年，21岁的迪伦唱《像个流浪汉》，听上去就是一个个犀利的问题，没有答案。1994年，53岁的民歌女王琼·贝兹（John Baez），迪伦年轻时一度的红粉知己，又在电影《阿甘正传》的结尾唱起了《像个流浪汉》，就着阿甘的传奇人生，那一个个问题，本身又变成了答案：一个男人要走过很多路才能称得上硬汉，一只白鸽要飞过很多海洋才能在沙滩上安然入眠。同样的，一国经济只有经历过经济周期上下起伏的长期挑战，才能真正变得成熟、变得强大。1967年之后，美国经济经受过“滞胀”和次贷危机的冲击，经济增速也逐渐变得平缓，但直至今天，美国经济不仅没有倒下，反而呈现出愈久弥坚的韧性。经历风雨，方有彩虹，这才是藏在周期之风里最大的秘密，也是迪伦老早之前就告诉过世人最无心的经济哲理。
说到这里，我又不禁想起数日前的一次聚会，诸多经济才俊齐聚一堂，谈起中国经济、中国房价和中国股市，大家先是侃侃而谈，随后也陷入了众皆无语的冷场。而就在沉寂的刹那，酒店背景音乐又响起了迪伦的老歌，《答案在风中飘扬》。
Blowing in the Wind(Bob Dylan)
How many times must a man look up
还要多少次翘首
Before he can see the sky
才能看到蓝天
How many ears must one man have
还要多少次附耳
Before he can hear people cry
才能听清哭喊
How many deaths will it take
还要有多少牺牲
Till he knows that too many people have died
才能传达现实的悲惨
The answer，my friend，is blowing in the wind
朋友，你的答案，就在风中飘散
The answer is blowing in the wind
就在风中飘散
鲍勃·迪伦欧洲巡演
为何《挪威的森林》变成衰退的序曲？
从美国到日本，从歌曲到书籍，《挪威的森林》像是充满魔力的经济诅咒，让繁荣告别璀璨，让衰退阴霾不散。这仅仅是一个巧合吗？不！
十多年前的暑假，我独自坐在一栋古老的图书馆里，耳机里放着披头士（The Beatles）的专辑《橡胶灵魂》（Rubber Soul），慵懒地翻看曼昆的《宏观经济学》。几点夏日的阳光，穿过摇曳的树叶和红框的玻璃窗，在带着丝丝凹槽的木质书桌上留下斑驳影迹，给人带来一种时光穿梭的错觉。那个夏天，没有期待，没有烦恼，没有24小时不停的喧闹。突然有一天，在把曼昆的书通读三遭，把披头士的CD听完数十遍之后，我感觉自己仿佛顺着模型的坐标轴，穿越到了那个狂野不羁的20世纪60年代。
于是，我合上《宏观经济学》，在光斑跳跃的书桌上，第一次摊开了《橡胶灵魂》的封面歌词。然后，我愕然意识到，在过去一个多月里，我反复与一首名曲耳鬓厮磨却浑然不知，它叫Norwegian Wood，中文名是《挪威的森林》。是的，还有一本书和它同名，写它的人叫村上春树。
带着那人就在灯火阑珊处的些许悔恨，我又对照着歌词反复聆听这首歌，在西塔琴开启的轻妙旋律中，列侬讲述了一个关于爱情的青涩故事：我曾经有个姑娘，或者应该这么说，她曾经拥有过我；她带我到她的房间，“你觉得还不错吧，这挪威木床”（Norwegian Wood），她邀请我过夜，醒来之后，却只剩我孤单一个，鸟儿已经飞走；于是我干脆点着了一把火，“还不错吧，这挪威木床”。
这可能是列侬的亲身经历，而我却熟谙到仿佛坐在那女孩儿的挪威木床边，喝着她的红酒，看着她眼波含笑。我突然闻到了一股腐朽的气味，缓过神来，才发现是阳光灼热老木桌的味道。于是，我感到一阵惊讶，为什么会有腐朽的味道？
很多年后，我已习惯了不再阅读教科书，转而沉迷于闲心品味经济世界的风云变幻。有一天，豆瓣FM里不经意间飘来《挪威的森林》，我突发奇想地打开wind宏观经济数据库，再一次，我又闻到了腐朽的味道。
原来，其中暗藏的，是经济周期衰败的味道。作为一首歌，《挪威的森林》来自披头士1965年的专辑《橡胶灵魂》。众所周知，从音乐的角度看，这盘专辑标志着披头士告别清纯、走向成熟，从无忧无虑的男孩乐队转变为深沉思考的男人乐队。但鲜为人知的是，从经济的角度看，《挪威的森林》标志着美国经济拐点的到来。
战后的超然地位、科技的长足进步和工业的迅猛发展一度让美国经济迎来了前所未有的繁荣：1950—1966年，美国GDP年均增长率高达4.45%，大幅高于1930—2011年3.36%的历史均速；1950—1966年，美国年均通胀率仅为1.84%，明显低于1930—2011年3.27%的年均水平。而1965年《挪威的森林》唱响的，则是美国经济的挽歌：之后的十年，也就是1967—1976年，美国经济邂逅了欲说还休的“滞胀”，经济年均增速大幅降至2.97%，平均通胀率则大幅升至5.82%；1966年，美国经济增长率为6.5%，之后的四十五年里，只有一个年份（1984年）的增长率高于这个数字。
冥冥之中的巧合还不止如此。作为一本书，《挪威的森林》同样与日本经济的衰败如影随形：村上春树1987年写成这本阴郁的青春爱情小说，接下来的1988年，日本经济增长率高达6.77%，随后的二十三年，日本经济再也没有触及甚至靠近过这个高度，二十三年的年均增长率仅为1.32%。也就是说，《挪威的森林》开启的是日本经济令人扼腕的“失落年代”。
从美国到日本，从歌曲到书籍，《挪威的森林》像是充满魔力的经济诅咒，让繁荣告别璀璨，让衰退阴霾不散。这仅仅是一个巧合吗？
不！
从一开始听披头士的《挪威的森林》，我就闻到了腐朽的味道，只是当时我并不知道，这是时代的体味。20世纪60年代的体味，不仅和冷战、越战、种族冲突和肯尼迪被刺有关，也和经济周期转变有关。
甚至从《挪威的森林》里，我们也能听出经济由盛及衰的两个音符。第一个音符是物质。无论是床、浴缸、红酒，还是挪威家具，歌词里充满了物质的字眼。经济繁荣使得物质丰盈，物质丰盈又使得精神空虚，于是物欲横流之间，享乐带来的快感腐蚀了创新的乐趣和勤奋的充实，经济也由此失去了可持续增长的动力。
第二个音符是轻佻。在一个日新月异的高速发展时代，增长是那么简单，得到是那么容易，每一个人在做每一件事时都显得轻浮和烦躁，就像《挪威的森林》里的爱情，只不过是几个时辰里觥筹交错的衍生品。而一旦时过境迁，增长或相爱不再那么容易的时候，没有人有耐心去全力付出和竭力挽回，犹如《挪威的森林》里的清晨一样，迎来的只有毁灭。
披头士不愧是哲人乐队。将《挪威的森林》放进《橡胶灵魂》这盘专辑，实在是再合适不过。一个物欲横流、轻佻肤浅的年代，即便经济繁荣再怎么美轮美奂，也是一个只有“橡胶灵魂”的年代。橡胶灵魂，貌似充盈，实则虚假，似有弹性，实则极易融毁。橡胶灵魂附着的经济，强极必辱，情深不寿，在短暂的辉煌之后势必将邂逅萧条。而在漫漫萧条中摆脱橡胶灵魂，找到自我，这又将是一段黯淡的失落年代。
实际上，《挪威的森林》唱的，不是爱情的得而复失，而是经济周期的周而复始。十年之前，手持曼昆的《宏观经济学》，我本能地闻到了《挪威的森林》暗藏的腐朽气息；十年之后，手中无书，心中有剑，我仿佛又在身边的世界听到了《挪威的森林》优美而又摄魂的西塔琴声。
Norwegian Wood(The Beatles)[1]
And when I awoke I was alone
当我醒来时，孤身一人
This bird had flown
我的爱人已经走了
So I lit a fire
我点了把火，烧了那房子
Isn't it good，Norwegian wood？
还不错吧？挪威木房
披头士首次全美巡回演出
纸牌屋和平衡术
在看《纸牌屋》的过程中，我一直在想一个有点职业病的问题，这样一个由各种失衡人生和阴谋诡计构成的美国政治圈，为何没有带来社会混乱和经济衰退？为什么一个由阴谋家、野心家、伪君子和自大狂组成的美国政府，却造就了一个强大的国家？
距离发表上一篇《乐思经济》的专栏文章，已经快一个月了，对这个系列感兴趣的朋友们接二连三在问：“你在忙什么？”用过年来搪塞显然已经不合适了，所以我只好承认：在看《纸牌屋》。《来自星星的你》和《纸牌屋》这么火，没看过至少其中之一，真不好意思出来写专栏。
虽然《来自星星的你》还没来得及看，但《纸牌屋》第一季我已经补完了，第二季也零星看了一些。的确是部好剧，但多少有些兴味索然。如果说《纸牌屋》是一部宫斗剧，那么，就政治博弈的奇曲、诡诈、残忍、深刻和精彩而言，它可能就像一些网友吐槽的，还比不上《甄嬛传》，而且在我看来，它也比不上根据奇幻巨著《冰与火之歌》改编的HBO美剧《权力的游戏》。
不过，平心而论，《纸牌屋》的故事还是挺跌宕起伏的，一边看还能一边学到一些美国政治生态的基本常识。之所以我对《纸牌屋》感觉有些兴味索然，主要原因倒不是它不够精彩，而是在被剧情吸引的同时，我又隐隐对它心生反感。
为什么心生反感？起初我以为是民主社会也有的政治黑暗带来了窒息感，后来某一瞬间，我突然意识到，令人不适的，是《纸牌屋》深深隐藏的悲剧气息。表面上，纸牌屋讲述了主角弗兰克利用权术从众议院多数党党鞭升级为美国副总统的成功故事，尽管他的成功里藏着血腥和其他肮脏的东西，但某种程度上对他所在的党派和国家而言，也未必是坏事。不过，仔细体会，还是能发现，他的人生也是一个悲剧。
弗兰克和妻子克莱尔，外表光鲜、身份显赫、成就斐然，事业上两人更是珠联璧合，各为翘楚。不过，当他们坐在屋子窗台上，一边交替吸着同一只烟卷，一边交换着事业上的各种意见，把各自出去鬼混的事实付诸调侃，我感觉不到一丝相濡以沫的幸福，只看到两个堕落至野心深渊里的冰冷灵魂。有那么一刹那，阳光也有望照进他们的精英人生，克莱尔遭到合作伙伴怀孕和事业遇阻的双重打击，一度有了怀孕生子的打算，就在这时，弗兰克揽得美国副总统的新职位，克莱尔毫不犹豫就打消了做母亲的念头，转而对副总统夫人的未来踌躇满志。当她带着高贵、职业的微笑拒绝了妇产医院的预约，我似乎看到，那最后一丝人性之光也随之消散。
在我看来，弗兰克和克莱尔就是一对悲剧，他们悲剧的根源在于，他们的人生在事业和家庭之间失去了平衡。事实上，《纸牌屋》里几乎满是悲剧，每一个悲剧又都由失衡而来。第一男配角彼得·罗素是一个惹人爱的坏男人，年纪轻轻就当上了国会议员，却在野心和欲望间失去了平衡，结果不仅失去了浪子回头成州长的希望，更是身败名裂而死；第一女配角佐伊是一个有理想的新闻青年，凭借着权色交易混得了一些浮名，却在自负和自爱之间失去了平衡，结果也搭上了卿卿性命。
细细品味，《纸牌屋》真是取了一个好名字，每一个在美国国会和政界打拼的聪明人，都是在一个屋子里玩纸牌的玩家，输赢也仅限于这个封闭空间之内。这个屋子里的输家，输掉了野心甚至性命，就像罗素和佐伊；这个屋子里的赢家，在屋外输掉了人性和家庭，就像弗兰克和克莱尔。人生的平衡，就像用纸牌搭成的屋子，非常脆弱，既难搭成，又难维护。
《纸牌屋》这部暗藏悲情的美国政治剧，如果有一个关键词，那就是平衡。在看《纸牌屋》过程中，我一直在想一个有点职业病的问题，这样一个由各种失衡人生和阴谋诡计构成的美国政治圈，为何没有带来社会混乱和经济衰退？为什么一个由阴谋家、野心家、伪君子和自大狂组成的美国政府，却造就了一个强大的国家？
直到剧中彼得·罗素闯入一个少年伙伴家里寻求帮助，我突然发现，这一家“普通人”和剧中那些政治家庭是如此不同，他们没有什么野心，只希望和家人一起好好活着，只希望孩子在没有威胁的环境下好好长大。美国有千千万万个这样的家庭，不论贫富，始终洋溢着一种平衡的人性气息。而不管美国政客的人生多么诡诈、多么失衡，选出他们的那些选民却都是过着简单、平衡的生活，并要求这种平衡长期维系下去，这才是失衡的政治生态没有带来社会混乱的根本原因。
那么，接下来的问题是，美国普通家庭的平衡点是什么？一想到这个问题，我脑子里就回荡起美国黑人歌手特雷西·查普曼（Tracy Chapman）的一首歌：《话说革命》（Talkin′Bbout a Revolution）。特雷西·查普曼是个女歌手，声音却一点也不温柔，歌词更是粗粝，歌曲一开始就能感受到混乱的气氛，“知道吗，他们在说革命呢，压低了声音”。他们怎么就说革命这种“反动”话题了呢？因为“他们身处领取社保的队伍里，在那些慈善院门前哭泣，为寻找工作而四处奔忙”。
这首歌有两个关键词：“革命”和“失业”，联系在一起，失业是混乱和颠覆的根源。反过来说，美国普通家庭的平衡点是就业，只有就业得到保障，美国普通家庭才能维持平衡的状态。而美国家庭最大的诉求，也是就业，这逼迫着美国政府把主要关注点都放在了就业上。
作为一个职业病比较严重的经济学者，我看《纸牌屋》时一直在寻找和经济相关的剧情。结果令人失望，这部政治剧里经济的戏份非常小，但即便如此，还是有一点。罗素迫于弗兰克的淫威，答应关闭自己选区的船厂，造成一万多人失业，这几乎让他走到了政治生涯的尽头，而他挽回局面的办法，也是借助克莱尔的项目为当地再创造5000个就业岗位。这点小细节就能看出，经济之于美国政客而言，其实只有“就业”二字。
美国民众的平衡点是就业，美国政客的关注点也是就业，由此可知，美国政治和经济的平衡术就是保障就业。有就业，就有消费；有消费，就有增长；有增长，就可能有就业；有就业的不断增长，就有民众对政府的长期支持。如此循环表明，以就业为平衡点，是具有内生稳定性的。正因为美国政策平衡术是这样，所以，不管美国政客的人生多么龌龊、多么失衡，美国经济还是始终稳居世界最强。
那么，如果政治和经济的平衡点由就业变成增长，结果会怎样？需要知道的是，有就业就一定有增长，但有增长未必就有就业，所以，以刺激增长为核心的平衡术，是无法实现政治长期稳定和经济可持续增长的。正是从这一点看，中国淡化地方政府GDP考核，转而聚焦民生和就业，是实现政治经济长期平衡的重要一步。而处于增长速度换挡期、结构调整阵痛期和前期刺激政策消化期三期叠加阶段，中国基于保障就业而强调底线思维，也是势在必行。
平衡是脆弱的，就像纸牌屋一样。正因为如此，我们才要更加珍惜它，经济如是，人生亦然。
Talkin'Bout A Revolution(Tracy Chapman)
While they're standing in the welfare lines
他们身处领取社保的队伍里
Crying at the doorsteps of those armies of salvation
在那些福利院门前哭泣
Wasting time，in the unemployment lines
为寻找工作而四处奔忙
Sitting around，waiting for a promotion
无所事事，等待晋升
Don't you know，they're talkin'bout a revolution
知道吗，他们在谈论革命
It sounds like a whisper
压低了声音
Poor people gonna rise up and get their share
起来吧，穷苦大众，拿走你们应得的
Poor people gonna rise up and take whats theirs
起来吧，穷苦大众，拿走你们应得的
经济小糖人
从一无所有，到拥有所有，再到拥有后的无欲无求，罗德里格兹用一生演绎了“付出即有回报，努力即有认同，坚持即会成功”的“美国梦”，并给它加上了“平凡即是伟大”的时代内涵。
成功是什么？是如鲍勃·迪伦般少年成名、意气飞扬，还是如涅槃乐队（Nirvana）般流星划过、刹那芳华，或是如约翰·列侬般中年涅槃、声名永传，又或是如滚石乐队（the Rolling Stone）般老骥伏枥、壮心不已？2013年第85届奥斯卡最佳纪录片《寻找小糖人》（Searching for Sugar Man）给出了另外一种答案：成功，也可以如罗德里格兹（Rodriguez）般半生梦断、寂寞淡然。
音乐世界从来不缺乏传奇，但很少有人活着就变成传奇，更少有人在活着变成传奇之后还依旧选择平凡，墨西哥裔美国歌手罗德里格兹就是这样一个另类。1970年和1971年，习惯背对着听众唱歌的罗德里格兹出了两盘专辑《冷事实》（Cold Fact）和《从现实来》（Coming from Reality），在美国民歌复兴热潮中，罗德里格兹本人和他的音乐几乎没留下任何痕迹就迅速被美国人遗忘。随后二十多年，罗德里格兹迫于生计放下了吉他，做起了装修屋顶的力气活，而他的专辑却偶然流入南非，受到无数人的喜爱和拥戴。1998年，罗德里格兹终于重新拿起吉他在南非登台，唱歌前只说了一句：“谢谢你们让我生如夏花。”（Thank you for keeping me alive.）2012年，罗德里格兹从“zero”到“hero”的传奇人生被拍成纪录片，感动并激励了全世界。
罗德里格兹的故事跌宕起伏，罗德里格兹的音乐更是打动人心，特别是在时空长廊中的回声，更显绵长、深邃。罗德里格兹第一盘专辑《冷事实》（Cold Fact）的第一首歌就叫《小糖人》（Sugar Man），这是一首欢快、喧闹、甚至还有些虚幻色彩的歌。罗德里格兹用声音的反差和歌词的影射，唱出了对冷战的疑惑和抗议，唱出了对美好的憧憬和期待。
相信所有看过纪录片《寻找小糖人》或是听说过罗德里格兹故事的人，都会有一个疑问，小糖人究竟是什么？罗德里格兹唱的很直白：“小糖人，你就是所有问题的答案。”在我看来，这种答案代表的，恰是一种社会信念或思想潮流，它能够改变冰冷现实，能够实现彩色梦想，能够解答时代困惑。其实，从这个角度看，罗德里格兹自己，就是一个小糖人。
罗德里格兹的音乐，是南非的小糖人，因为它蕴藏着种族平等的精神力量。敢于质疑、敢于思考、敢于反抗、敢于呐喊，罗德里格兹的音乐启发、鼓舞了无数南非人去追求种族平等。罗德里格兹的故事，则是“美国梦”的小糖人，因为它蕴藏着机会平等的精神力量。从一无所有，到拥有所有，再到拥有后的无欲无求，罗德里格兹用一生演绎了“付出即有回报，努力即有认同，坚持即会成功”的“美国梦”，并给它加上了“平凡即是伟大”的时代内涵。
从音乐世界回望经济世界，金融危机的冰冷现实同样引发了对未来发展的疑惑和对重返复苏的期盼，经济世界也需要小糖人。在我看来，经济世界的小糖人是一种新的发展模式，这种新模式蕴藏着权力平等的精神内涵。正如主流经济研究所示，危机的成因是全球经济和金融市场的结构失衡，而更进一步看，不平等的权力分布又是经济结构失衡的根源所在。
危机后的经济重建，不仅需要修复信心、维护增长、改善福利，更需要从模式优化的角度促成四个层面的权力平等：一是在全球经济结构方面，促成发达国家和新兴市场的权力平等，只有实现国际经济秩序、国际货币体系和国际贸易过程中两大阵营的权力制衡，霸权垄断削弱整体福利的可能性才会显著下降，多元化的内生稳定性才能有所增强。二是在资源配置方面，促成政府和市场的权力平等，只有在市场失灵状态下理性约束政府干预的边界、在调控瓶颈期充分尊重市场修复的本能，看得见的手和看不见的手才能形成有效合力。三是在利益分配方面，促成宏观和微观的权力平等，只有以机制改革保障政府、企业、家庭和个人平等享受经济增长的成果，减少权力寻租的可能空间，个体追求利益最大化的努力才能有效变成整体利益最大化的微观基础。四是在市场建设方面，促成专业人士和非专业人士的权力平等，只有切实约束专业人士在设计、宣传和销售金融产品过程中的行为，减少专业优势造成的信息不对称，打破专业性垄断的市场格局，整个市场的道德风险才会被约束在一个可控空间，市场透明度、有效性和稳健性才会显著提升。
总之，从经济视角看，彰显权力平等的新发展模式是引领全球稳健复苏的小糖人。其实，在我看来，进一步突破经济视角的狭隘，罗德里格兹也可以称作经济世界的小糖人，因为他在合适的时间做着合适的事情，用人性缩小了平凡和伟大间的距离，而这不正是物质丰盈、精神荒芜的经济世界所需要的吗？
Sugar Man(Rodriguez)
Sugar man met a false friend
小糖人遇到了一个虚伪的朋友
On a lonely dusty road
在尘土飞扬的小路上
Lost my heart when I found it
当我寻回迷失的真心
It had turned to dead black coal
它已变成没有生气的黑煤
梦想是透明的
打开心结之后，再听《加州之梦》（California Dreaming），它还是那么清新。是啊，世界是复杂的，人心难免会有阴暗的一面，但梦想是透明的，音乐是纯粹的。只有专注于某件事情本身，才能感受到它内里的云淡风轻。
五六月份，是属于妈妈和爸爸的月份，因为有母亲节和父亲节，还有成就父母的儿童节。我本来想借这个时机写一首温馨的歌，应时应景，满含激情。但不由自主地，一个乐队的名字不可抗拒地出现在脑海里：爸爸妈妈乐队（The Mamas and the Papas）。这是成立于1964年的一支美国民谣乐队，有四个成员：约翰·菲利普斯（John Phillips）、米歇尔（Michelle）、凯丝·艾略特（Cass Elliott）和丹尼·多尔蒂（Denny Doherty），前两位是夫妻档，菲利普斯外号叫“爸爸”，凯丝外号叫“妈妈”，于是就有了这样一个乐队名字。
说到爸爸妈妈乐队，可能知道的人并不多，但说起他们的代表作《加州之梦》，那绝对是文艺青年的基础课。是的，这就是《重庆森林》里王菲反复在放的那首歌，《阿甘正传》里也能听到它的旋律。作为一首1966年推出的老歌，《加州之梦》即便现在听来也没有任何违和感，旋律干净，节奏不慢不紧，歌词清新，调调里又带着点少年不识愁滋味的小矫情，很有民谣惯常的忧郁气质，却又出人意料地走心。
乐如其人，听上去这又是一个德艺双馨的乐队。在很长时间里，我也是如此臆测的，直到读到袁越的《来自民间的叛逆》，我才发现，爸爸妈妈乐队的故事是一个悲伤又狗血的故事。菲利普斯还是两个孩子爸爸的时候，十七岁的米歇尔就主动撬了墙角；凯丝暗恋着多尔蒂，多尔蒂却钟情于米歇尔，并让菲利普斯戴了绿帽；最后，凯丝自暴自弃，做了一个不知孩子父亲是谁的单亲妈妈，米歇尔和菲利普斯离婚并爱上了另一个不是多尔蒂的摇滚青年，菲利普斯酗上了酒，多尔蒂吸起了毒。爸爸妈妈乐队成立三年之后就土崩瓦解，四个人无论单飞还是重组乐队，都再没取得任何值得一提的音乐成就。
初知这段黑历史的时候，我感觉非常心堵，实在无法接受这样一个和《加州之梦》风格如此大相径庭的事实。然后我就在想，如果不知道这个故事就好了，那样的话，听他们的歌至少还能留住最初的感动。再后来，我又反问自己：干吗要去在意音乐背后那些无关音乐的事情呢？爸爸妈妈乐队的故事再怎么不堪，他们的音乐始终还是纯粹的。就拿《加州之梦》来说，它记录的也不过是一段简单又真实的念想，米歇尔在加州长大，混在纽约之后总是怀念西海岸的灿烂阳光，于是菲利普斯就把这个小小念想写成了一首歌，如此而已，干净透明。
打开心结之后，再听《加州之梦》，它还是那么清新。是啊，世界是复杂的，人心难免会有阴暗的一面，但梦想是透明的，音乐是纯粹的。只有专注于某件事情本身，才能感受到它内里的云淡风轻。音乐如是，经济亦然。很多时候，人们觉得经济金融不可理喻、阴谋丛生，沉迷其间却又满心抑郁，仅仅是因为把经济想得太过复杂，过于关心那些经济世界之外的流言蜚语，而没有真正专注于经济本身。
其实，经济也是纯粹的，自有它简单又富含智慧的运行方式。只有在一个不成熟的经济世界里，阴谋、陷阱和黑幕才会成为主题。中国经济走过三十多年的改革开放，正在以我们不易察觉的方式，慢慢走向成熟。所以，越来越多的时候，我们会发现，不以纯粹的方式去理解经济，往往只是庸人自扰。
举个例子，现在股市很火，我却发现，周围一些朋友却越来越焦虑，原因很简单，他们跑不赢大盘。为什么跑不赢大盘？因为他们还是执着地认为，中国股市始终是一个被操纵的黑箱市场，只有听消息、跟大庄，才能博涨停、赚大钱。其实，市场已经不是他们理解的那个市场。这轮牛市，涨跌倒是其次，关键在于，中国资本市场正在成为一池活水。流水不腐，活水透明，在一个结构层次日趋丰富、参与主体深度多元、交易体量长期放大的市场里，非经济因素的市场影响力悄然下降，基于基本面的市场运行更富逻辑理性。于是乎，很多消息股玩不转了，倒是价值投资大放光芒，不把股市当股市的追涨杀跌者，只能仰望指数郁闷不已。我有个做投资的朋友说得好：“如今这个市场，听消息只会辜负了行情。”在我看来，专注是专注者的通行证，阴谋是阴谋论的墓志铭，一个厚爱专注者的市场，绝不会突然死亡，而这，恰是我认为这一轮牛市标志着长周期繁荣的一个原因。
其实，股市，究其根本，承载的是经济梦想。中国股市正在开启长周期繁荣的另一个原因，是中国经济正在转型之中开启“圆梦之旅”。很多复杂的人，会认为中国梦也是复杂的，总是借由一些非经济缘由而看空以经济可持续发展为核心的中国梦。在我看来，梦想是透明的，经济是纯粹的，中国经济的发展底气，在于改革深化释放增长红利，在于市场建设激活机制效率，在于创新创业挖掘微观潜力。任何跳出经济之外的质疑，再怎么别有用心或讳言莫深，本质上都全无意义。如若看不清这迷局，也只会庸人自扰。
无论如何，我相信经济，只要它是纯粹的；我相信梦想，只要它是透明的。所以，无论爸爸妈妈乐队有过怎样的过往，《加州之梦》还将继续传唱。
California Dreaming(The Mamas and the Papas)
California dreaming
我思念起加州
On such a winter's day
在这样一个萧瑟冬日
Stopped into a church，I passed along the way
停步走进教堂
Well，I got down on my knees
我跪下来
And I pretend to pray
假装祈祷
You know the preacher likes the cold
你可知道神父喜欢寒冷
He knows I'm gonna stay
他知道我将会留下
九月之歌，还曾记得否？
四兄弟合唱团（The Brothers Four）和披头士、迪伦的本质区别在于音乐气质。前者是软玉温香的校园暖男，后者是独立思考的时代斗士；前者很容易取悦大众，后者却艰难地改变了世界。
不知不觉间，九月的金黄像林叶间的阳光，星星点点地钻进城市的缝隙里，带着一分秋凉、两分慵懒。秋天是属于回忆的季节，每年这个时候，我总是会想起一首歌，一首最适合九月的歌，懒懒的，暖暖的，淡淡的。这首“九月之歌”就是《追忆往日》（Try to Remember），在所有怀旧、暧昧又舒适的环境里，几乎都能听到它的旋律，像是咖啡馆、书店、酒店休息室，还有黎明和舒淇那部泛黄却凄美的电影——《玻璃之城》。
“九月之歌”自然满满都是九月，抓人的磁性男声刚飘出来，头一句就是“追忆那醉人的九月，时光慢慢，生活悠悠”；下一句又是“追忆那醉人的九月，小草青青，稻黄醇厚”；接下来又是“追忆那醉人的九月，少时种种，似水轻柔”。
九月有多美，九月之歌就有多美，甚至，更胜一筹。无论是声音还是歌词，《追忆往日》都充斥着治愈系的温暖，少不了一点少年强说愁的小矫情，更多夹杂着穿过骨头抚摸你的甜腻酥软。九月之歌如此抓人，以至于第一次听到它我就被深深打动了，那还是近二十年前读书的时候，我在当时启蒙教育式的《音乐天堂》（Music Heaven）邂逅了它，它的演唱者是四兄弟合唱团（The Brothers Four）。
对那时的我而言，“四兄弟合唱团”是一个陌生的名字，后来歌听得多了，慢慢发现，他们有很多和《追忆往日》一样，旋律四处飘荡、你却未必叫得上名字和原唱的好歌，像是《500英里》（500Miles）、《绿色田野》（Green Fields）、《失却的纯真》（Puff the Magic Dragon）和《花落何方》（Where Have All the Flowers Gone）。这些歌都像九月一样，美得醉人，但有意思的是，四兄弟合唱团并不那么出名。
同属于20世纪60年代的流行乐团，无论和同为四人帅哥团体的披头士比，还是和同为民谣歌者的鲍勃·迪伦比，四兄弟合唱团的名声和影响力都差了几个档次。但就歌曲本身而言，《追忆往日》（Try to Remember）和《500英里》（500Miles）并不比《顺其自然》（Let It Be）或是《像个流浪汉》（Like a Rolling Stone）逊色，甚至从旋律上看，四兄弟合唱团的歌似乎更易被接受、被传唱。
这看上去的确是一个无聊但有趣的问题：歌唱得都很好听，四兄弟合唱团却远没有披头士和迪伦有名。直觉告诉我，这其中必有蹊跷。后来，随着阅历的增加，我慢慢找到了我的答案。四兄弟合唱团和披头士、迪伦的本质区别在于音乐气质。前者是软玉温香的校园暖男，后者是独立思考的时代斗士；前者很容易取悦大众，后者却艰难地改变了世界。
把时光拉回五十多年前，1958年成立的四兄弟合唱团由四个华盛顿大学的男生组成，他们把传统民谣用更流行的方式带进了美国校园，创造了巨大的商业成功。但无论是当时比他们更成功一点的金斯顿三重奏（The Kingston Trio），还是同类的乍得米切尔三重奏（Chad Mitchel Trio），都如流星般划过美国乐坛，很快就被琼·贝兹（Joan Baez）、鲍勃·迪伦更耀眼和持续的星光所压制和取代。
现在看来，四兄弟合唱团缺少的，只有一点：反潮流的音乐灵魂。他们太过温柔，太过顺从，他们的作品从技术上看无可挑剔，却对社会进步助力无多，所以，他们只能谈得上优秀，却不像迪伦般伟大。
其实，无论是搞艺术还是搞学术，能经得起历史考验并堪称伟大的人，可能都不是技术最好的，而是最具有反潮流精神的人。反潮流精神之所以重要，是因为它经世济用。人类社会的发展总是惯性前进的，主流思潮和既定模式发展到一定程度就产生了固化效应，本能会对针对其弊端、挑战其权威的新生力量进行打压，而反潮流精神带来了“先破后立”的作用，激活了推动世界进步的时代元素。
从经济学上讲，反潮流精神是逆周期的，所以，它不会像顺周期力量那样，以放大风险的形式带来短暂又脆弱的繁荣，而是会用独立、内省和果敢的方式抑制人类非理性的自我膨胀。当然，反潮流精神是稀缺的，无论对于搞艺术的，还是搞学术的，拥有它都不容易。做一名反潮流的艺术家和学者，至少需要有：能够清楚洞察时代的技术功底、敢于创新探索的独立人格、不被世俗利益所诱惑的强大自制、甘于长期籍籍无名又碌碌无功的平淡内心以及不轻易迎合主流的叛逆性格。
说实话，这的确不是一件容易的事情，所以，像四兄弟合唱团这样的优秀乐队很多，披头士和迪伦这样的伟大乐人却少之又少。其实，性格、人格和精神决定命运，九月之歌的确好听，但也仅此而已。如果四兄弟合唱团从一支低唱“追忆那醉人的九月”（try to remember the kind of September）变成高歌“铭记那凛冽的十二月”（try to remember the rough of December）的乐队，也许他们现在也已经步入伟大之列了。
乐队如此，学者亦然。
Try to Remember(The Brothers Four)
Try to remember when life was so tender that no one wept except the willow
追忆那美好时光，只有杨柳泪珠盈盈
Try to remember the kind of September when love was an ember about to billow
追忆那醉人的九月，爱情如燎原星火
Try to remember and if you remember
追忆往日，若你还记得
Then follow，follow，oh oh
请跟我来，跟我来，噢
叙战随想花落何方
从花落到花开，战争就像画了一个圆，将生命和爱情圈进其中，碾碎其中，一年一年，一次一次，周而复始，从未停止。
人类文明穿着漂亮的衣裳，悦然前行，iphone6、微信、4G网、麦当劳、Facebook、2020东京奥运、太空婚礼、北京马拉松……就像一个个流行的饰品，闪烁着动感、浪漫和时尚的光芒。但叙利亚战争，就像一阵不期而遇的阴风，吹起了漂亮的衣裳，让文明露出亘古不变的真实血肉，血腥又野蛮的体味则随风飘荡，夹杂着物质主义的香水味，更浓烈得令人眩晕。这时最好的解药，就是音乐，特别是带着岁月沉淀和纯粹智慧的民谣。
20世纪五六十年代，在轰轰烈烈、将星闪烁的美国民谣复兴大潮中，诞生过无数旋律优美、歌词锐利的传世名曲，其中最有名的两首被称为当时反战运动的“圣歌”。一首是鲍勃·迪伦的《答案随风飘扬》（Blowing in the Wind）；另一首是《花落何方》（Where Have All the Flowers Gone），把这首歌唱出名声的，在西语世界是1962年的金斯顿三重唱（The Kingston Trio），在华语世界则是1990年的齐豫，而这首歌的作者则是公认的美国现代民谣之父——皮特·西格（Pete Seeger）。
真正传世的歌曲，看上去都是偶然的随心之作，这两首歌就是最好的例子。鲍勃·迪伦在咖啡馆里花了一小时写出了前者；而皮特·西格则是在去演出的路上，读到肖洛霍夫的《静静的顿河》里的一段，有感而发创作了后者。在我看来，前者犀利，后者深邃，而这两个词似乎也变成了两位音乐家一生的写照。和更具突破性的鲍勃·迪伦相比，现在似乎更少有人熟悉低调、睿智、充满传奇色彩的皮特·西格。
皮特·西格是名副其实的“乐二代”，父亲是美国音乐社会学（Musicology）之父查尔斯·西格，毕业于哈佛大学，曾是加州大学伯克利分校音乐系最年轻的教授；生母是古典小提琴家；继母是作曲家。在这样一个家庭长大的皮特·西格，音乐特质里天然就有一种古老、经典又带着点贵族材质的气息，偏偏皮特·西格又是一个关心世事、醉心反思的人，离开哈佛新闻系后他就义无反顾走上了一条叛逆的民歌之路。这种古典血统、象牙塔气质和俗世民谣的融合，让皮特·西格的音乐具有一种思考的魅力。
在叙战阴云中听皮特·西格的《花落何方》，我就在想：为什么人类文明如此进步、经济发展如此辉煌，战争却并未消失？当一曲循环又循环，我突然发现，皮特·西格实际上早就暗示了答案。就像歌中唱到的：“花落何方？姑娘摘下偷藏；姑娘去向何方？去向男孩心房；男孩去向何方？男孩去向战场；士兵去向何方？士兵归于墓场；墓场所在何方？就是那花开的地方。”从花落到花开，战争就像画了一个圆，将生命和爱情圈进其中，碾碎其中，一年一年，一次一次，周而复始，从未停止。
对于搞经济的人而言，这种运动模式实在是像极了经济周期，从繁荣到衰退再到繁荣，经济运行起起伏伏，无论是短弧的基钦周期、中弧的朱格拉周期，还是长弧的库兹涅茨周期和康德拉季耶夫周期，都从不同角度、不同原因描述了经济状态的周期变化。从这一点看，战争和衰退有着很大的相似之处，都代表着破坏，都孕育着新生。而皮特·西格的《花落何方》本质上则是从周期视角对战争的理性阅读，我们不妨听着歌，想得更远一些。
从周期理论看战争，战争不可避免。这是一个非常残酷的结论，但这恰是人类社会的现实。和平年代，科技、经济和社会快速发展，资源配置不断优化，发展模式不断塑形，但当物质积累、科技创新和社会进化发展到某个点时，整个人类文明真实的基本面要素将发生变化，这种变化是两极分化、阶级固化和文明冲突相互催化后的必然结果，而一旦真实变化发生，资源配置将不再有效、现有模式将变成桎梏、利益冲突将不可调和，而战争作为极端的矛盾化解方式，将不可避免地爆发。战争的爆发，虽然带来巨大伤害，但也将在破坏的基础上给新模式和新秩序的建立创造条件。就像经济周期在短中长期决定要素不同一样，激发战争的内在周期要素也不尽相同，因此战争才会呈现出世界大战、局部战争和小型冲突的不同形式。
从周期理论看战争，和平并非没有希望。如果战争作为一种周期现象从本质上就不可避免，那么是不是所有的反战行为都属于无谓的努力？恰恰相反。理解衰退和周期的必然性，经济政策才不会无限度透支未来，人类经济行为才会更加理性；同理，理解战争的必然性，人类才不会虚妄地迷失在对纯粹“永恒和平愿景”的无效追求中，才能更好地理解和珍惜和平，才能更理性地去反思和反抗战争。随着经济学的发展，越来越多的人认识到，经济政策和经济选择的目的，不是为了消灭衰退，而是为了减小周期波动性和衰退伤害性；同理，反战运动本质上并不是、也并不能永远地消灭战争，但绝对可以减少不必要的战争，降低战争周期的出现频率，将不可避免的战争带来的各种伤害降到最低。
花落何方？花开花落，世事无常；花开花落，人间沧桑。心悉周期往返，才能给和平更多一点切实的希望。
Where Have All the Flowers Gone(Pete Seeger)
Where have all the flowers gone，long time passing？
花落何方，时光飞逝？
Where have all the flowers gone，long time ago？
花落何方，岁月如梭？
Where have all the flowers gone？
花落何方？
Gone to young girls，every one！
被姑娘们摘下！
When will they ever learn，oh when will they ever learn？
何时它们才会知道，何时它们才会知道？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