不过，所有这些只是附带说说而已。
我写出第一本书时还很年轻。运气垂青，这本书引起关注，弄出不小动静，各色人士都巴不得和我认识。
最初我被引荐到伦敦文人的圈子时，感到局促却又求之不得，回忆起当时的情景难免有几分郁闷。很久以来我都没有光顾那个圈子了，如果许多小说描写的那个圈子的独特景象都是真实的，那现在那里已经今非昔比了。文人聚会的地点已大不相同。切尔西和布鲁姆斯伯里取代了汉普斯特德、诺丁山门以及肯辛顿的高街。[22]当时四十岁不到就是一方人物了，而现在过了二十五岁便让人觉得不可思议了。我想，那些日子我们都有点不好意思表露自己的感情，怕人笑话，总收敛着做张做智的劲头。我不相信斯文而放浪形骸的文人能够表现出一种纯洁的精致文化，可我也记不得那时的文人圈像当今一样时兴如此粗俗的男女乱来。我们认为拉起一道沉默的帘子遮挡起种种反常行为并不虚伪。铁铲并不总是叫作该死的铁锹[23]。女人还没有完全地自由自主。
我住在维多利亚火车站一带，要坐很久的公共汽车才能到达好客的文学家庭。我因为胆小害羞，要在大街上徘徊一阵子才能鼓起勇气去按响门铃。随后，心中忐忑不安，样子诚惶诚恐，被人领进一间不透气的房间，里面到处都是人。我被介绍给这个名人、那个大腕，他们对我的书说的恭维话却让我感到极度无所适从。我感觉他们指望我说些左右逢源的应酬话，可我直到聚会结束也想不出什么中听的话。我竭力隐藏窘态，忙着端茶倒水，把切得乱糟糟的面包分送给每个人。我不想让任何人注意我，这样我就可以悠然自得，听听他们说的那些妙趣横生的事情。
我记得现场有一些体格健硕、身板挺直的女人，鼻子很大，眼神勾人，她们穿戴的服装仿佛一身盔甲。也有一些像老鼠一样瘦小的老处女，说话细声细气，眼神鬼鬼祟祟。我始终兴趣盎然地观看她们戴着手套拿黄油面包吃，拿了一次又一次。可我看到她们以为没有人看见时就在她们的椅子上揩手指时，那种漠然劲头令我大开眼界。这对那些家具有害无益，不过我估摸轮到女主人拜访她的朋友时也一定会在她们的家具上如法炮制，以解心头之恨。一些女人穿戴得很入时，还说她们怎么也不明白为什么一个人写出一本小说来就要穿得邋邋遢遢。如果你生就是苗条身段，就应该把腰肢展露无遗，一只小脚穿了时髦的鞋子绝不会妨碍编辑采用你的“材料”。但是另一些女人认为这样穿戴难免轻佻，她们穿“艺术纺织品”，戴野里野气的珠宝。男人的穿戴很少有怪里怪气的，他们尽可能表现得不像作家的模样。他们希望在别人眼里是饱经世故的人，到哪里都像是城里公司的管理人员。他们总是一副有点疲劳的样子。我过去压根儿不认识作家，发觉他们非常奇怪，我觉得他们在我眼前好像不是特别真实。
我印象中他们的谈话不同凡响，一位同行作者刚刚转身，他们就会把他说得一无是处，那带刺的幽默劲儿听得我张口结舌。艺术家有一种世上别的行业望尘莫及的优势：他们不仅可以嘲笑朋友们的相貌和性格，还可以讥讽他们的作品。那种言辞机敏或者出口成章的谈锋，我自愧不如，甘拜下风。那时候，交谈还讲究修养，像一种艺术。一句干净利落的妙语会大受赏识，那是饭锅下的柴火噼里啪啦的爆裂声[24]无法企及的。格言还不是愚钝的人用来模仿智者的呆板器具，闲散的交流中冒出来一两句警句会令谈话格外活泼。说来遗憾，当时的妙语我一句也记不得了。但是，当谈话转到交易的细节——我们文艺活动的另一面时，才最令人愉快。我们谈论到最新一本书的成就时，会自然而然地猜测它卖出去多少本，作者得到了多少预支稿费，最终他可能得到什么样的收益。随后，我们会谈及出版商，这个与那个在克扣稿费方面比较起来大方到何种程度。我们会争辩一番，该把稿子交给版税优厚的人，还是交给能把书的价值“推举”出来的人。有些出版商广告宣传很差，有些则很不错；有些出版商很现代，有些则很古板。随后，我们还会谈及代理人和他们为我们争取到的东西，谈到编辑和他们欢迎的作品种类，一千字能给多少稿费，以及他们算稿费及时还是拖拉。对我来说，这种谈话非常具有浪漫氛围，它给我一种亲密无间的感觉，好像自己成了神秘的兄弟会的一员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