只有真实的心灵才能涵盖一切、突破一切。
5.董仲舒：复杂的历史与简单的思维
如何让中国传统教育参与到现代教育思想的创造中来？董仲舒以“大一统”、“融诸家”等方式改造了儒学，创造了今文经学，实际上就是以儒学经典话语表达汉代思潮，用汉代之前的传统文化创造汉代思想。
向四面八方开放
改革开放以来，“开放”也逐渐成为教育宣传的主题词。事实上，学校也越来越趋向于开放，但与其他行业相比，其进程还是相当慢的。
教育改革开放的进程慢到什么程度？新闻业巨子默多克曾讲过这样一个故事：假设有一个人在50年前被冷冻了，今天突然醒来，他将几乎不敢相信今天所发生的事情：通信与网络的变革自然不必赘述；医生的诊断工具已从听诊器变成了CT和核磁共振等；股票交易早已进入了无纸化网络时代……遗憾的是教育不在这个行列。
是什么使教育落后于时代的发展？保守、封闭使然。当哲学界中现代哲学、后现代哲学的思潮一浪接着一浪时，当文学艺术界风起云涌时，当科学技术革命的周期越来越短时……因为僵化的计划经济管理模式与学业评价制度，学校基本无动于衷，甚至努力让学生与世隔绝。当老师都在用电脑办公时，考试时学生依然一律不准用计算器；当网络资源已无处不在时，有的学校依然规定教师备课一律手写；每个人均已处于资讯时代，但有的学校规定学生不准看电视、上网，更不准用手机……
我们保守、封闭，不仅源于学校是计划经济最后的堡垒，还因为将政治与学术相混淆。例如，对董仲舒的学术评论，在很长的时间内都取决于政治考量，缺乏必要的开放态度。
关于董仲舒，我们的共识是：他是一个大学问家，借鉴了诸子百家中道家、法家和阴阳五行的思想，对儒家进行了改造，形成了新的儒家思想体系；他响应汉武帝的举贤良对策，受到汉武帝的赏识；他提出了“春秋大一统”和“罢黜百家，独尊儒术”的主张，宣扬君权神授的“天人合一”和“天人感应”学说，还提出了“君为臣纲”、“父为子纲”、“夫为妻纲”和仁、义、礼、智、信五种为人处世的道德标准。这些主张受到汉武帝的赏识，并使儒家学说为历代统治者所推崇，从而逐渐成为两千年来中国传统文化的主流。
而对董仲舒的学术评价，可谓褒贬不一。有的批评者甚至认为他是“中华文化的历史罪人”、“御用文人之一代伪儒”；有的认为他是“旷世大儒”、“汉代孔子”。其中争论最多的是关于是否限制君权的问题。例如，人教版和岳麓版中学历史教材的说法就不一样。
在介绍“天人感应”和“天人合一”这一内容时，人教版说：“天是万物的主宰，天子受命于天，所以人民和诸侯都要服从天子的统治；如果天子无道，上天便会降灾于他。”这样的介绍，没有明确表示是否限制君权。因为讲不清楚，所以人教版的编者就间接引用董仲舒的说法，让读者自己判断。岳麓版教材则明确指出：“这种新儒学对于巩固国家的统一，有积极的作用。这是汉武帝采取董仲舒主张的根本原因。同时，董仲舒宣扬天人感应，也有限制君主权力过度膨胀的目的。”
两种版本的说法不同，这在中学历史教育界曾引起较大的争论。在我这个外行看来，这两个版本的说法都很正常，没什么问题。可历史老师不这么看，他们认为两个版本的教材介绍的是同一个人物，那么就应该一致，因为这样可以让我们了解历史的真相。真相究竟是怎样的？如何理解教材的差异？岳麓版教材评价董仲舒宣扬的天人感应时说“有限制君主权力过度膨胀的目的”，这样的评价在人教版的教材里就付诸阙如，又该如何理解呢？董仲舒的思想到底是限制君权还是维护君权呢？
为此，历史学界的两位重量级人物秋风与袁伟时在《南方周末》上开始了论战，分别发表了题为“儒家一直都想限制绝对权力”和“不能这样糟蹋中国传统文化”的文章。这场笔仗的起因是两者对董仲舒是否限制君权这一问题意见不一，一方说董仲舒在妥协中抗争，限制君权；另一方说其实质就是维护君权。
我不是历史学者，在我看来，儒家学说不过是汉武帝维护其统治的工具而已。事实上，汉武帝没有“罢黜百家，独尊儒术”。虽然举贤良时曾只从儒生中选官，太学博士弟子也是从儒生中选取，然而，汉武帝也通过其他途径提拔了大量非儒生当官。如张汤就是从学习法律文书的小吏逐渐被提拔为廷尉、御史大夫的，后来成为汉武帝的宠臣；桑弘羊则通过“赀选”当郎官，后被提拔为御史大夫；学纵横术的主父偃、杂家东方朔是通过“公车上书”当官的；汉赋名家司马相如是通过“征辟”当官的；汉武帝时选官的途径多得很，高官可以“任子”，富人可以买官，都有法可依。
在这种情况下，儒学本身就是君王的工具，何谈限制君权呢？岂非自欺欺人！两千多年来，儒家思想成为中国传统文化的主流，这也说明所谓限制君权云云，只不过是一相情愿的文人的意淫罢了，哪里限制过“过度”的君权？君主什么时候承认过权力“过度”？后人又如何界定这种“过度”？这些都难以说清楚，那么“限制君主权力过度膨胀”云云也就有些无的放矢。实际上，儒家自匍匐于皇权的脚下，就很难发挥出限制皇权的作用，至于以天来限制君权，只不过是小骂大帮忙而已。
还原历史真相并非目的，当前，更重要的是从历史中发现未来，这或许会带给人们更多的思考。
小时候，我最喜欢听历史故事，爷爷恰恰是个讲故事能手，而他讲的几乎都是自己的故事。我已不记得具体的故事情节，但记得爷爷总是称太平天国的勇士为“长毛”，当然，这是我们家乡一带老人对太平军的统一称呼。显然，乡亲们对太平军几乎没有什么好感。这给我留下了深刻的印象，以至于我十分怀疑当时历史教科书中对太平天国运动评价的客观性。后来读《书斋里的革命》，知道了另一种历史观。在美国，南北战争是一次重大的历史事件。但就这次重大的历史事件，南方有纪念馆，纪念罗伯特·李将军以及他们的子弟兵，北方也有纪念馆，叙述林肯以及他们子弟兵的英勇事迹。历史在此被演绎为“他者的故事”。谁是谁非也许重要，但更重要的是，谁都有权拥有自己的记忆版本。或许，这更接近历史的本质。
在“他者的故事”中，我们的解读就有了多种可能性，历史给予我们的启示也有了多元性。如此，看待董仲舒的“天人感应”学术，又何必纠结于是否限制君权呢？为什么不透过汉朝的民间生活报告来观察与思考董仲舒呢？
在这里，不得不提大历史观。黄仁宇倡导宏观地研究历史，他的研究更多的是揭示历史规律。例如，他指出，“长城基本上是沿着某某毫米等量降雨线修建的（某某毫米降雨线是宜耕宜牧的天然南北界限）”，“游牧民族逐水草而居，气候不利的时候，马背上的剽窃者就不由自主地打算袭取种田人，后者通常有半年的积蓄”。寥寥几句话就概括了“中国的农民和塞外的牧民连亘了两千多年的斗争记录”。
《河殇》第一集里就引用了黄仁宇的观点，后面更加巧妙地运用黄仁宇的观点来阐述一些历史现象，例如，“游牧文明是无法取代农业文明的，这不仅是因为农业文明高于游牧文明，重要的原因是气候带的制约。进入中原农耕区的游牧民族不可能把农田变成牧场，因为那等于丢了西瓜，捡了芝麻。因此他们只好接受被同化的命运”。
用大历史观来看董仲舒、儒学与汉武帝及历代王朝的结合，我们不难发现汉朝的经济转型、小农经济的兴起与董仲舒、儒学密切相关，伦常关系的强化，是与自给自足的小农经济相适应的。
如果没有开放的态度，我们的历史教育就只能是历史知识的教学，无法将现代理念融入历史教学；如果没有开放的观念，我们的历史或许不能告诉我们未来；如果没有开放的理念，我们的教育就会逐渐落伍甚至被历史淘汰！
教育有一种生命的连续性
当前，在绝大多数学校里都存在着几套话语系统：一是受政治影响的话语系统，喜欢用政治术语代替教育教学用语，这在教工会议与国旗下讲话中比较明显；二是受苏联教育影响的话语体系，标志性词语有“自学”、“训练”等，这在制订教学计划与日常教研组活动中比较明显；三是受新课程改革影响的话语体系，标志性词语有“对话”、“生成”等，这在公开教学研讨活动中较为明显。总之，通过分析当前学校的话语体系，我们很难发现中国传统教育的影子。
在改革开放、市场经济与西学东进的浪潮中，当前的学校教育几乎与中国几千年的教育传统断裂了！是的，学校要向四面八方开放，但开放不是为了“断裂”，而是为了更好地继承与创新中国的教育文化。
话语体系的紊乱，客观上造成了实践标准的紊乱。例如，对于什么样的课堂才叫自主课堂，你说你的标准，我说我的标准，最后大家只能凭感觉谈谈；再如，对于对话教学的样本究竟是什么样的，也是众说纷纭。概括起来讲就是“理论上清楚，实践中模糊”，造成理论与实践之间新的“断裂”！
教育有一种生命的连续性。只有遵循教育话语体系的连续性，最好是中国式的话语体系，我们才能真正串联起中国教育的过去和未来，才能真正达到“海纳百川，有容乃大”的境界！
董仲舒的儒学，一般被称为“今文经学”。儒学从“古文经学”到“今文经学”的转变，是一次巨大的革新，其革新的过程揭示了文化创新的规律，其中自然蕴涵着教育创新的道理。
董仲舒是在怎样的背景下革新，又是怎样革新儒学的呢？
西汉初期，黄老思想占统治地位，儒学地位不高，寥寥数人被封为“博士”，也就是安抚一下，没有什么实权。此时的董仲舒埋头苦读，博览群书，汲取各家之长。他把诸子显学以及儒家各派的要义，都整合在孔子的名义下，以“春秋公羊学”为载体兼容并蓄，最后统一于“天人感应”的思想。这就是说“天”是至高无上的神，人的活动受命于天，皇帝自然是“君权天授”，臣又受命于君，以此类推，“三纲五常”就自然成立了。
经董仲舒革新，向来被看做“好古”的儒学，一变而成为“霸、王、道杂之”，合乎“今用”了！
等汉武帝真正掌握了政权，董仲舒根据他的哲学观点，提出许多影响甚大的建议。这些建议一部分被汉武帝采纳。最主要的有以下三点：
第一，大一统。董仲舒说，“大一统”是天地的常道，古今之通义，现在学者们各持异说，门派林立，朝廷无法一统，法制屡变，老百姓不知听谁的，往往无所适从。因此，他请将不属于“六经”、不合于孔子的学说，一概废绝不用，专用儒术，正所谓“罢黜百家，独尊儒术”。
第二，以仁义替严刑。秦朝主要遵循法家学说，严刑峻法，反思秦朝失败的原因，董仲舒主张“更化”，要求以仁义代替严刑，也就是要求以儒家学说代替法家学说。他认为限田是更化的关键所在。秦朝自商鞅变法后，准许民间买卖田地，富家田连成一大片，贫家连放个锥子的地方也没有，因此建议限田，不许豪富占田过量，从而让更多的老百姓感受到君主的仁义。
第三，推阴阳五行。在落后社会里，占卜术常是人们行动的指南。汉武帝常召集各种占卜家，问某月某日可不可以娶妻，五行家说可，堪舆家说不可……辩论纷纭，不得解决。董仲舒主张一切宜忌，以阴阳五行为主。阴阳五行家也因此得到汉武帝的尊重和信任，成为日常生活的指导者，儒家和阴阳五行统一起来了。
这些思想和建议主要出自著名的“天人三策”。所谓“天人三策”，是指汉武帝向大家咨询意见，董仲舒连上三策作答，因首篇专论“天人感应”，所以史称“天人三策”。此后，董仲舒闻名天下，光照千秋。他比李斯高明的地方就在于：他既不“焚”也不“坑”，而是用思想统治思想，用文化统治文化。今深谙此真谛者亦常说：“真正好的管理是思想的管理。”
从孔子到焚书坑儒，再从董仲舒到朱熹及至当下，我们可以从中得到启示：文化具有一种生命的连续性，教育也有一种生命的连续性。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基础是经济社会的发展，而其灵魂则是文化的复兴。君不见，以美国为主导的全球化，其本质是美国核心价值的全球化，当然也是美国核心利益的全球化。当下的中国教育，从理念到内容，从目标到方式，大体上以舶来为主，几乎失去了“生命的连续性”。没有现代教育思想的创造，就没有真正意义上中国教育的伟大复兴。
如何让中国传统教育参与到现代教育思想的创造中来？董仲舒以“大一统”、“融诸家”等方式改造了儒学，创造了今文经学，实际上就是以儒学经典话语表达汉代思潮，用汉代之前的传统文化创造汉代思想。
这一文化创新的思路当下仍可借鉴。今天，我们的指导思想当然不是为皇权服务，而是为每一个人乃至每一种生命的尊严与幸福服务；我们要融合的不只是中华诸家，而是世界各国流派。因此，我们要研究世界各国的经典，更要研究自己的经典。
中国的教育传统是丰厚的，也有自己的话语体系与独特思想。让传统文化参与到现代教育思想的创造中来，这是中国教育创新的一条路子，也是学校文化创新的策略之一。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