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回，就不再只是“开步走”、“向右看”、“稍息”的事了，我们是“兵”了，要学打野战，每个班是一个作战“单元”，学“列阵式”，诸如什么“散兵线”（各列阵之间的相互呼应），时隔整整七十载，已是记不清了。每日凌晨，军号一响，立即起身（无床，睡地板），必须只用三五分钟的时间将一切军装穿戴整齐，并要将被褥叠成长方形摞好，外面要用白单子包得“见棱见角”，差一点也过不了“关”。然后，列队出发。
这一出去，就直到晚饭时才回营，中午是带“干粮”，小休。那时，北郊是“原野”，找块地，有小坟头，有沟，有菜田……各样“地形”，学会利用地形隐身，是“守”，然后左右前后，同班联络，向“敌方”进攻。
那“战斗”也很“激烈”，在野地里爬、滚，浑身是土，不能算不累，但这种“新兵”却都无“怨言”，精气神让军官们十分称赞。
我们那位班长不怎样能干，是个笨人，无甚文化，说话也不太行。一次，“打野外”时他没安排好，也不听命令，连长怒了，喝命“跪下”，拔出军刀，狠抽他的脊背。这班长乖乖地听命受责。看来，军令是不能含糊的。
我们的食量惊人的天天增长。我刚入伍，只能吃半个“刀切卷子”[6]，后来竟能吃到六个！家里人听说后评为“瞎说”，绝不相信。其实，我这疲弱孩子在班里是最不能吃的，最高的“纪录”是一位同班，一顿吃十一个大卷子！
秋季，渐渐凉了，有一天遇上雨，都淋湿了，军令不来，谁都必须严守阵地，一动不动。军官们很高兴，给予鼓励嘉言。晚饭前，先准备好了绿豆姜汤，怕学生受屈生病，真是无微不至。
夜里，轮值站岗。深夜起来，一切穿戴合格，房门外来往巡逻探望。其实，还是长官们不畏辛劳真站岗，学生不过是个“样式”，让我们“经历经历”就是了。
我们学会二十九军的不少歌，“一天工作又完了，平安快乐去睡觉……”“夜深风雨要听音，站岗特别要小心……”我们唱得响彻云霄！
侵华日军的风声愈来愈紧了。我们军训也越加带劲儿。我还作了一首抒发爱国抗战的词，词牌早已忘记，词曲也只记得一句：“冠发指樱京！”交给“营”里，颇获好评赏。
然而，烽烟日益迫近了，考虑学生的安全，最后终于宣布解散，军训结束。营长正式集合大队宣布此令时，全体无不落泪。
告别了，依依难舍，军官们为我扛行李上车，紧紧握手……
别了。这些中华好男儿，再也没有重聚。他们为了抗战，怎么样了？至今想念他们。
今选录当时所作诗两首：
（一）
雪剑霜刀次第过，春回一线到沽河。
鬼花人兽所南句，明月小楼后主歌。
风软难温心似铁，柳舒曷展背如驼。
韶光若会先生意，天上人间两贲皤。
（二）
盖地旌霓逐队过，英雄杀敌渡关河。
两行香烛黎民泪，一语金铙壮士歌。
生去无妨择骏马，死归何必倩明驼。
为言心血谁先瘁，大将须眉暗里皤。
爱国不是一个空洞“名词”。我这小小的回忆之文，也许还有历史意义吧。
抗战心声
抗战，只有两个字，可是它所代表的内容太丰富太深刻。民族的存亡，国政的隆替，烈士的精忠，人民的苦难，个人的命运，亲友的遭逢……无一不是可骇可愕，可歌可泣，所谓“万言难尽”，犹不足以形容那段历史的悲壮与奇伟、辉煌与惨痛。但是这些，纵使都能讲得出说得尽，而身未亲历之人听来，也总是渺渺茫茫、笼笼统统而已，他们怎能想象那当年的一切真情实况呢？至于像我个人的这种追怀纪念，点滴鳞爪之喻也仍然是个夸大的修辞，真是提笔之际，万感中来，百感交集，自怜手中这支弱笔，又能写出些什么称题见意的文字呢？
我这辈子命中注定是个书生，投笔从戎，不曾有那缘分与才能，只能是“纸上谈兵”——这是说，我年轻时写的抗战爱国的诗篇，充满沸腾的热血、昂扬的壮志。这些诗以七律为多，有一小学同班友，抄来拿给一位老先生看，老人读了，感动至极，写来了溢美的赞语。
我读初中时，是在天津，那学校很严，住宿生不许到校外闲走，只能在校门的大门洞观看二十九军的壮士们列队练大刀。大刀宽长短柄，柄上系着一条大红布。那些壮士各个红光焕发，真与刀光交映，不愧熊虎雄姿。
每日必看，看之不足，心有所触。年纪虽不大，心中十分明白，他们练刀是为了什么。
那年代报刊上的用语，是“时局”日益不佳，“风声”时刻险急。迨我升学入了著名的南开中学的高中，已经实施军训。我们剃发入营，换上灰布军装，发了步枪——很沉重的真枪，只不给实弹。一切规矩，与正式军队无异，只是对待年轻学生自是客气多了。那时从营长到排长，都是二十九军派出的好军官，学生们后来与之交深情切，十分和睦。那训练是整日的，打野战，夜里站岗，辛苦异常——累得很，食量大增，我在班里是个身体最弱、食量最小的孩子，初入营时只吃半个大“实心卷子”——谁知后来竟增到六个半！告诉家里人，都以为我是编造神话！（最大的饭量纪录者一顿吃十一个大卷子。）
可是时局天天恶化了，最后不得已，竟决定解散军训营——为了学生的安全。
正式会场上营长宣布了解散令，说明了国势的危急、平津的局面、学子的保全、解散的用意……
全场鸦雀无声，每个人都哭了。
临分手，营、连、排长们亲自给学生们扛行李，大家恋恋难舍。
在高中，寒假不回家，参加“南下请愿”——到南京去请政府积极抗日。火车不让学生上车，就连夜步行。走到清晨，看见自己的外衣领子上已经结了一层冰（自己呼气的凝结物）。
但是，我是个受历史、受地区所限的学生，平津落入敌手，我只能做一名沦陷者。
南开中学遭轰炸，学校毁散了。
辗转挣扎，总算考入了燕京大学，因为图它是个沦陷国土的一处“孤岛”，不受敌伪的干扰。
我用一切能行的办法来寄托我的爱国拒敌的本志与天职。谁知，只到了1941年冬，“珍珠港事变”的同一时刻，日军又围封燕大，驱散了学生（久后方知老师们入了山东集中营）。
敌伪大学“招编”燕大“流亡生”，坚决不去受编。我与先师顾随先生通讯唱和，仍然是那一片至诚至切的爱国真情的抒写。
我那时无法得知国势战局的真消息，只知道乡里父老群民们的心与我一样——与他们相见，不谈则已，一谈就是“听说”如何打败了日寇——其实都是非真的，那时侵华日军正节节“胜利”，沦陷区的传闻只是一种自慰的、不认输的、忠贞的民魂之心声罢了。
抗战英雄们的名字，在父老们口中显得格外响亮、有劲儿，那么亲切，好像就是讲述人的至亲好友一般，光荣、骄傲——信任、付托！
无法尽述的苦难岁月，我们终于熬到胜利，这是天大的喜事！
平津很久是个空白区，后来报上登出：国共言和，平津正式收复。我在乡里还举办了一个家庭庆祝抗日胜利的会（这后来成了“文革”时的罪款）。因为，我经历沦陷之痛，深知国是不能亡的。百万烈士的热血才换来了胜利，他们为了什么？不仅仅是为国保民，也更为了中华的振兴与光大。
爱国，并非一个空泛的名词观念。我这书生的追怀纪念是太不足道了，但愿年青一代能多读些追述抗战史实的好书，勿使前贤往哲、烈士仁人白白贡献了他们为国为民的英灵伟魂。
世间难事
世上事，容易的极少，几乎无事不难；但从文字功夫上讲，其难莫过于自叙了。不过一般人对此未必体会得到，也不一定承认。——这也就是为什么讲小说的人们（受了某种理论的影响）极轻视自传性的著作，更不肯服膺《红楼梦》是曹雪芹“自叙”这一真理，因而在理解《红楼梦》之伟大的缘由上，失去了极重要的一条主脉而不自知，还在批判别人。
自叙为何最难？兵法最讲“知己知彼”。《老子》教示：“知人者智，自知者明。”（“自知之明”这句话出典在此。）所以自叙必须“知内知外”——内即己，外即物（包括时空环境社会人物等一切条件）。这既要“主观”，又忌太主观；既须“客观”，又不能昧己以徇（殉）物。
陶渊明的《五柳先生传》、张岱的《陶庵梦忆》、曹雪芹的《石头记》，乃至《浮生六记》、《老残游记》之特别吸引人，另有一番独特的魅力，其真正缘由正在于此。
我的自叙，最不行的就是知己知彼与知内知外的智慧与“功夫”。我身上的“矛盾”很多，也很大。比如，大学读西语系，教书教外文系，英文在燕京大学时颇有一点小名气，可是我内心一点也不喜欢西方文化，年老至衰到了“严重程度”——对之有了“反感”！
我真心喜爱的，是中华的文化、传统的文学艺术、文物衣冠、社会伦理道德的精神、民族审美的意境……
我自幼“智商”不低，记忆力超群。“过目成诵”，简单的能做到一半多，难的可到三四之一。如一篇《滕王阁序》，默读三遍即可背得下来（虽不巩固）。初中、高中，两次几何课名师在黑板上“卡”住了，都叫“周汝昌，你来解释”。我上了讲台，在黑板上毫不费力地列出几个“式子”，很快解答了本题。我这份“聪明”在师生间是公认群推的——但我记不住一个“西历”（今曰“公元”了）的年头儿，只能记“贞观菖菖年”、“康熙菖菖年”！平生爱诗迷词，可是那些名篇我大抵只能背诵几个断句，总也记不住整篇！
智商不低——只是学不好下棋，一试必为对手“制伏”。于是“自知”：我对钩心斗角无能，也不感兴趣。
至于数理化，我能门门考一百分，但一到高中，对那些只有“数据”、“逻辑”而毫不关才华情志的课程，逐步失去热情，“分数”下降，兴致索然。
于是我发现：我做不了政法家、科学家。我只能在“文字海”中浮沉。
我也喜欢人文社会科学，尤其史地与语言学的考证与解说。如借用后来在“文革”一类运动常见的一句批判用语来说，不客气：“走的是白专道路。”这不太光彩，可是我无法“打扮”自己。
我极爱重的是不受其他因素干扰的、不被人为利用的真正学术研究。我喜欢“国货”，喜欢民族节序风俗。我喜欢民族建筑、民族音乐……
对这些方面，也许有些人看我很保守、落后，甚至冥顽不化。
不了解这一切，很难理解我为何后来走上了“红学”道路，为何持有如此这般的学术观点，为何又如此地执着痴迷，甘受百般挫辱、诬陷、排挤、攻击，而无悔意，也不怨尤。
诗曰：
聪明灵秀切吾师，一卷《红楼》触百思。
此是中华真命脉，神明文哲史兼诗。
聪明第一与两次失败
小时候的我，大约真有些惹人喜爱。我记忆中听得最多的赞语是三大“方面”：一是生得特别白洁，二是异常“文气”——此二点结合起来，使亲戚中的女眷不约而同地赞叹：“像个闺女！”（乡语不使用“姑娘”一词。）“比大闺女还文气！”等等语小异而义大同的话，常在耳边。第三就是聪慧过人，超出我那生长地方的孩童者甚多甚多。
所谓“文气”，就是安详加腼腆，与村野顽童有异。所谓“聪明”，家里父母兄弟等从未有此表示或向人说道，他们对此并不甚敏感和在意，倒是西院里的八堂兄[7]，见了人就“介绍”：“这小孩聪明！”
他是本地小学校长兼教员，有一回为了向学生们“显示”我的聪明，把我从（低年级）本教室叫到他所教的高年级课堂去，还有一位同班者赵生，命二人立即读指定的一段书文，限几分钟，然后当场背诵与大家听。
可是我失败了，没有背全——人家赵生却完成了这番考验。我记得很清楚：八兄既未不悦，也无失望之色，只向学生们说：“听我讲（历史）入了神，却忘了背书。”这是为我辩护、“圆说”。
此事我倒并未认真在意——比方很觉惭愧——没有多大内疚，因为让我背的是高年级课文，文言很深奥，词句还看不大懂，如何愿意“死背”它？觉得无意义，没兴趣——也更无“卖弄”与“好胜”、“竞争”之心愿。我有点“自负”的聪明之一面，实是在于领悟能力胜过同辈。比如说，一看就入，一学就会，一学就透……我在这一点上天赋略强。
“聪明”使我每学期大考必然榜首鳌头，几位教师无不青眼另待。经过了历史的灾难（军阀混战、败兵、杂牌武装、土匪、逃难、插班转校……），好容易熬到回本校毕业，已是十五岁了，正赶上天津小学举办“会考”，当时老校长陈先生满抱着一团“为校争光”的希望，亲陪我到市里去“赶考”[8]。所有各门，考绩是优异的——谁知在一道答题上跌了跤：好像问日月食的“三方”位置，我不知怎一走神，给弄错了！于是让大家默然失望——我没有成为状元魁首。
这是我平生的第一例“失利”。
有点奇怪的是我并无多大愧怍羞辱之感，没拿它真当回事，也毫无挫伤锐气的意念。这似乎表明我从小对“名位”并不真在意，不想与人“竞争”——听任自然。
我以为，这也许是我的一种“美德”吧？
另一次不是大考，其时已在津门名校南开高中，高二举办英语比赛（不是口语），我第一个交卷，觉得无懈可击。教师柳女士找到我，说：“太可惜了！——你把第一道题的单字解释看成了汉字释义，你答得一字不差，可是不能算分（计分数），只得判九十分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