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那时太小，看不懂，就丢下了。
母亲却津津乐道，常提《红楼梦》的名字，讲给我听。给我印象最深的是她向我追述早先我家盛时的一些往事。我家曾有一个傍河依水的小花园，有小楼，有花木，大树很古老，百花竞放。爷爷很爱惜，也很得意，春秋花盛时节，各院年轻的女儿、少妇们，盛装打扮，花团锦簇，到园中去看花。母亲追述这些，就是为了一句话：“那时家里的姑娘媳妇们，穿的戴的，打扮的，真是好看极了！我们一群，一齐来到园子里，那真像《红楼梦》里的那么好，那么热闹……”
我听得很神往——可又似懂非懂。
但是，这种追述，对我来说，也就是一种熏陶。从此种下了很深的“缘”源因子。
我长大了，家境比母亲追述盛时的那年代更败落了，园子也被族中败家子弟拆毁卖了“材料”。
我上大学了……沦陷了……重返学校了……我在校学西语，志向是精通外语为了向世界介绍中华文化、文学名著——我在南开高中时，英文成绩就过得去了，英译冰心女士的小说……暗自立下一个志愿：准备英译《红楼梦》。我和黄裳是同屋同窗，每晚墙子河边散步，两人热烈讨论的主题不是别的——就是《红楼梦》。
经历沧桑，重返燕京大学，我已年龄“老大”，心情十分抑郁，落落寡合。这时，四哥祜昌在家乡读三哥泽昌的旧书，因三哥少年时是个小说迷，当然也就有《红楼梦》等有关的“闲书”。四哥因而重看起《红楼梦》来了，对作者曹雪芹之为人产生了强烈的兴趣与求知欲，就写信给我，希望我对他（雪芹）作一番考察。
这一封信不打紧，却一下子引发了我这个早先读不懂芹书的人的极大兴致，一头扎进了“红学”的无边乾坤世界里去了！
从那以后，我与四哥两个人在四十几年中，无有一时一刻不在为“考芹研红”而努力。什么困难险阻、挫折中伤，都没能使我们两人改变初衷，失去信念。
我与《红楼梦》的夙缘，始于家庭母教与手足之情，但更始于中华民族文化的极深至厚的培育灌溉。
再说我的母校燕京大学，没有那样的学术环境我是无法做“红学”功夫的，特别是那座了不起的图书馆，凡是我想用的书，那儿几乎一索即得，那藏书太富了！可是，只没有《红楼梦》的好版本。后来，经过我的提议与张伯驹先生的努力，使得珍贵的“庚辰本”成为馆中珍笈——彼时的情况，那种古钞本无一人重视，任其流落湮没，如不得入此名馆宝库，其命运真是不堪设想，难以揣量了。
“庚辰本”我得见的先是一部珍秘的照相本，已在我得见“甲戌本”之后。“甲戌本”是胡适先生的珍藏，世间首次复现的乾隆精钞朱批、未经高鹗等篡改的《石头记》原本，中华无价之宝。我与胡先生素昧平生，斗胆借阅，他竟立即托小说专家孙楷第先生捎给了我，报纸包着，上以浓朱笔写我的姓名和“燕京大学四楼”。那年暑假，我与四哥拿定主意，为保护纸已黄脆的原本，全力经营，钞出了一部副本。
后来，北平和平解放之前，情势不可预卜之际，我想把这珍本交还物主，因为人家胡先生自从借与我，从未催询过一字，这种对一个陌生的学生的信任，世上少有，我不能做不道德的“攘为己有”的昧心之事，就专程送还。到了东城东厂胡同一号，出来的是他的长公子，将书收到手中，我不入门而告辞。事后很多年方知：那时胡先生正要坐南京派来的专机飞离北平，临走只携带两部书，而这部古钞“甲戌本”竟是其中之一！
以后，台湾首先影印了它。这年适逢甲戌年，“甲戌本”诞生两百四十周年，台北寄来请柬，方知高校学府将于六月举行甲戌年纪念研讨大会。这不禁使我忆起了上述的种种事情。
我与四哥为了大汇校，写定一部真本，聚集了一些历年搜得的比较难得的本子，也包括胡适惠借的大字“戚序本”。未及“文革”，大约是“破四旧”时，四哥正在运用的那些本子全部被“抄”走了，至今不知被谁“中饱私囊”。母亲的那部“启蒙”的《石头记》，因为存在我处，却得以幸存，但是总不忍翻阅了。
我与《红楼梦》有夙缘。真是三生之幸。
自家的癖性
文人情趣，也是个大家喜欢的话题。其所以如此，或缘好奇探“秘”，或欲“求其友声”，也种种不一。这方面我倒不是不想谈一谈，但总嘀咕——先得够个文人，才有资格谈自己的情趣，而文人者，并非与一般知识分子乃至作家之群是同义词的，自己原不够个文人，又何必妄谈情趣？因此久未落笔。
友人有善诙谐者，向我说道，你就作为一名“准文人”、“候补文人”甚至“冒牌文人”也好，何必认真“鉴定”？就来谈谈嘛。经他一鼓舞，我的勇气果然“大幅度增升”了。
我这人兴趣广，嗜好杂，条理乱，不谈时倒不以为意，一谈时方知大不简单。虽不比一部“二十四史”，却也不知从何说起才是。
古文人似乎离不开琴棋书画，被人视为雅事，但雅过了分，已变为“俗套”了，一提起真觉太“酸”。我看还不如书剑二事，就无那股俗气味儿。老杜的名句“检书烧烛短，看剑引杯长”，写得真好！又古时书生，常说是“书剑飘零”——就是飘零也显得那么风流潇洒，定非俗物。
因此，窃慕于剑。我买了三把，一是龙泉的，木鞘，黄铜凿花护饰，钢与木皆本色，不电镀，不抹漆，不贼光刺目，我心甚喜。挂在墙上，大红丝穗子，那斜悬的剑姿，启人美感。有时抽出剑来舞上几下——“自造”的“剑法”，取其“意思到了”。比如陶元亮的琴，不张弦，不也是“意思到了”？又何必学会一套“青萍剑”呢？
提起琴，我与古琴、瑟、筝等无缘，交游名家室中常见，但未触过一下。而凡是“今”世（指我少年时）的“俗乐”，不拘弹拉吹敲，几乎所有民族乐器都弄过，丝竹二大类，只管子不能，因无那一段充沛惊人的气力。京剧的文场武场也都乱来不惧。还有津门特有的法鼓——大鼓、铙、钹、铛、镲为“五音”，都很“拿手”。我酷爱京、昆剧及大鼓曲艺，京剧还粉墨登场过，演《春秋配》、《玉堂春》、《虹霓关》的小生。
耳朵一坏，这一切都绝了缘。似乎老天不愿我那么胡闹，将我“改造”成一个“内向”、“面壁”的书呆子。
我从未落一个笨的称号，平生在学总是“名列前茅”、“鳌头独占”的，小时颖慧，“过目不忘”是丝毫不掺假的——可就有一样极拙极笨：不会下棋。走象棋，“马日相田”是懂的，但总难制敌取胜。不知为何，对这样去“钩心斗角”的耗费神思，觉得了无意味，只得敬而远之。
书画自幼皆喜涉笔，但不成“气候”，也都荒废放弃了。
——那剩下的还有什么吗？
答曰：有，不但有，还是不少。我酷爱民间工艺，过年过节的，孩童得以为宝的，我也喜而宝之。我这人有点怪，不喜欢“高档”、“精品”，职业工厂“生产”的那种“宫廷摆设”，有钱也不想买，莫说无钱了。那种东西工虽精细，可是越细味道越薄，全无魅力引动我。而民间的手工艺，泥垛的，纸糊的，其味无穷，可爱之至。旧时的年节庙会，棚摊路摆，人人买得起。可惜，这种宝物已很难见到了，每逢节日，总想寻个赏心悦意的小玩意儿——总是失望而归。心中有一段难言的惆怅之感。
我特别喜爱红烛、纸灯这种“过年”的东西。不用往远说，五六十年代北京街头，腊月底就有挑担子卖红灯的，秫秸细篾片圈成的八棱灯骨架，油得半透明的大红纸糊得挺挺的，在阳光下发出喜庆的光彩。白日买一个提着回家，路上引得小孩童睁大了眼，投以惊羡的目光。夜里点上，那微微晃动的内蕴而外溢的红光，真是一种人创的仙境。小孩们若打着红灯在院里走，远远地看去，美极了！
它和电灯的光亮、气氛、境界，是如此的不同。其理何在？愧非科学美学家，不能自问自解。
还有走马灯，迷人极了。民间巧手，用秫秸棍儿扎成一座楼阁，糊以白纸，中燃红蜡，火气上冲纸轮就能旋转起来——周围系着纸剪的“皮影”人子，男女文武，影映纸上，宛如相逐而行。小时面对此景，真如人间天上，神往意迷！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