由于我不认罪，我不知道有什么罪，因此我迟迟不能摘掉右派帽子，也不准假回家探亲，虽然我非常非常想念我的刚满周岁的小儿子。直到1961年初，大跃进的劲头已过，饥饿逐渐缓解，水库被证明根本蓄不了水，猪回到了各家各户，集体猪圈也白修了，农村一下子轻松下来。我也被分配了较轻松的工作，为下放干部养猪，准备过年。我赶着四只小猪漫山遍野寻食，村子里本来没有养猪的粮食，加以领导者意在创造一个奇迹，不用粮食也能把猪养肥。从此，我每天日出而作，日入而息。一早赶着小猪，迎着太阳，往核桃树成林的深山里走去。我喜欢这种与大自然十分贴近的一个人的孤寂，然而，在这种情形下，不思考可就很难做到了。思前想后，考虑得最多的就是对知识分子的生活着实厌恶了。特别是那些为保自己而对他人的出卖，那些加油加醋、居心叵测的揭发……我为自己策划着未来的生活，以为最好是找一个地方隐居，从事体力劳动，自食其力。然而没有粮票，没有户口，到哪里去隐居呢？寺庙、教堂早已破败，连当出家人也无处可去。人的生活各种各样，我从来没有像现在这样深入了解过农民的生活。他们虽然贫苦，但容易满足。他们像大自然中的树，叶长叶落，最后还是返回自然，落叶归根。我又何必一定要执着于过去的生活，或者说过去为将来设计的生活呢？转念一想，难道我真能主宰自己的生活吗？在中国，谁又能逃脱“螺丝钉”的命运？还不是把你摁到哪里就是哪里。想来想去，还是中国传统文化帮了忙：随遇而安，自得其乐。我似乎想明白了，倒也心安理得，每天赶着小猪，或引吭高歌，长啸于山林，或低吟浅唱，练英语，背单词于田野。
常有人感到奇怪，“朝为座上客，暮为阶下囚”的剧烈变化竟然没有引起我性格上的根本转变，我从不颓废，没想过自杀，从未对未来完全失去信心，也从未想过我赖以为生的老伴和家庭会离我而去。我想那支撑我坚守的原因就是一直滋养我的，来自中西文化的生活原则，道德追求，特别是中国文化中的随遇而安，“穷则独善其身，达则兼济天下”的教导吧。
复仇与记忆
复仇是一种记忆，延续到后代，塑造着未来。仇恨不断延续，不管是在今天的巴勒斯坦也好、阿富汗也好，这种血仇如何才能得到真正的化解，恐怕是当今人类一个很大的难题。中国文化中，有复仇的传统。如眉间尺和雌雄剑的故事。鲁迅的《故事新编·铸剑》就是根据这个故事改写的。原作见于《列异传》（相传为曹丕所写）和东晋干宝的《搜神记》。故事写的是杰出工匠干将和妻子莫邪铸造了雌雄二剑。楚王得了雌剑，为避免其绝代工艺为他人所用，杀了干将。干将将雄剑埋于南山之阴，留待儿子长成为父报仇。16年后，儿子眉间尺实现了这一宿命。其实他并未见过父亲，但他整个一生都注定了必须为报父仇而生存，最后献出自己的生命。一个16岁的孩子怎么能见国王呢？于是就有一个黑衣人来帮助他，条件是要用孩子的头和雄剑作为诱饵，骗取楚王的信任。眉间尺英勇自刎，他的头颅随黑衣人进入王宫，在一个金色大鼎中，翻滚作团圆舞。黑衣人趁楚王就近观看时，将王头亦斩入鼎中。眉间尺的头颅与楚王头撕咬翻滚，却不能取胜。黑衣人为帮助眉间尺，将自己的头也割下，投入鼎中。最后三个人的头颅都在这个大油锅里沸腾，翻滚作团圆舞（这团圆舞分明包含着深刻的讽喻），终于全都变成了白色的骷髅。骷髅是无法分辨出哪个是国王，哪个是复仇者的。分辨不出，怎么能按身份埋葬呢？于是，只好将三个骷髅头埋在一起，都成了王，称为“三王冢”——复仇者和被复仇者难以分辨，合为一体。短暂的复仇与永恒的死亡相比，人世间极为重要的价值与生命的消亡相比，意义何在呢？我觉得鲁迅写这个故事很有深意，充满了反讽和象征的意味。《罗密欧与朱丽叶》的故事也是一样，家族仇恨的记忆毁灭了美好的生命和爱情。
古今中外很多文学作品对于复仇都是很执着的。金庸晚期的武侠小说对此有很多思考，甚至提出有时是不想复仇而不可得（如电影《卧虎藏龙》）。但是，“仇必仇到底”，什么是到底呢？张载在《正蒙注·卷一》中说：“有反斯有仇，仇必和而解。”民间也常有“一笑泯恩仇”等说法。冯友兰在《中国现代哲学史》中认为，“仇必和而解”是现代社会历史发展的方向，人类不应再走“仇必仇到底”的道路。也就是不要把仇恨老记住，冤冤相报，永无已时，而是要找到一个解决的办法。今天处理人类关系，复仇是一个很重要的问题，但很复杂，往往是既不能永远仇杀，又不能真正和解。
重要的是在讨论复仇时，还要区分复仇的类别，有正义的复仇，有不一定正义的复仇（私仇），还有假公济私的公报私仇等。因此，当有人问孔子“以德报怨，何如”时，孔子说：“以直抱怨，以德报德。”（《宪问》）什么是“以直抱怨”？《论语正义》解释说，“抱怨之道，宜以直也”。而“凡直之道非一，视吾心何如耳”。作者分析了三种情况。第一种情况是：如果“吾心不能忘怨，报之以直也。既报则可以忘矣”，也就是说，如果耿耿于怀，不能忘记，那就公平正直地加以报复，然后即可忘怀。第二种情况是：“苟能忘怨而不报之，亦直也，虽不报，固非有所匿”。意思是说：如真能忘记怨恨而不报复，不是故意藏得更深，那也是直。第三种情况是：“其心不能忘怨，而以理胜之者，亦直，以其心之能自胜者”。如果心中的怨恨无法忘怀，但能以道理说服自己的心，不再怨恨，这也是直。总之，“怨期于忘之，德期于不忘”，“以直抱怨”就是要以正当的方法，清除人心中的积怨，而使德能充溢于心。《论语正义》说：“直之反，为伪。必若教人以德报怨，是教人使为伪也，乌乎可？”
由此可见，在复仇与记忆的问题上，中国文化强调的是追求和谐宁静的心境，即使复仇，目的也是“求其心之所安”，而不是“仇必仇到底”，因此也没有“忘记过去就是背叛”之类的教训，而是主张设法消除或遗忘某些负面的仇恨，让心灵为德与和谐所充盈。
何时始终，何处来去？
“何时始终，何处来去？”这是王国维在《红楼梦评论》中所思考的核心问题，也是当代学者丹尼尔·贝尔提出的“困扰着所有时代、所有地区和所有的人”的原始问题。“从哪里来，到哪里去？何时开始，何时终了？”这个问题，人类世世代代提出，但贝尔认为这是人类永远无法索解的问题，因为提出这个问题的原因是“人类处境的时空有限性以及人类不断渴望认识自己，达到彼岸的理想两者所产生的张力”。人类不可能突破时间和空间的局限，又总是力求超越这种局限，了解宇宙的真谛。人类的处境本来就是“前不见古人，后不见来者”，这宇宙永恒，人生短暂的矛盾始终是他们无法逃脱的宿命，其结果也只能是：“念天地之悠悠，独怆然而泣下。”正是这永远无法摆脱的孤独处境和永远无法满足的认知时空的渴望造就了人类千古的悲情。古今中外，无论何人都难于回答这“何时始终，何处来去”的千古谜题。
王国维认为，文学对灵魂的叩问，就是要尝试回答这个千百年来激发人类思考，却又无从索解的大问题。《红楼梦》之所以是中国千年未遇的“绝大著作”，就是因为它与这个永恒的问题相应和，提出了对这个问题的深及灵魂的叩问，并寻求解脱。
王国维认为，《红楼梦》一开始，就提出了欲的问题。贾宝玉的来历就是：“因见众石俱得补天，独自己无才不得入选，遂自怨自艾，日夜悲哀”，可见人生之痛苦实从欲望而起。王国维说：“生之本质为何，欲而已矣。欲之为性无厌，而其原生于不足。不足之状态，苦痛是也……而《红楼梦》一书，实示此生活、此痛苦之由于自造，又示其解脱之道，不可不由自己求之者也。”欲望之不得满足，就是佛教总结的人生八苦中的“求不得苦”。王国维认为，《红楼梦》所写的“求不得苦”可以分为两种。一种是一般人的痛苦，如金钏、司棋、尤三姐、潘又安等人的欲求，他们无非是“求偿其欲而不得”，遂以自刎、堕井、触墙等办法终止了生活。这在王国维看来并不是真正的解脱；真正的解脱应是“知生活与苦痛之不能相离，由是求绝其生活之欲而得解脱之道”。也就是说根本拒绝生活的欲望。王国维说《红楼梦》中，唯“拒绝一切生活之欲”的贾宝玉、惜春、紫鹃三人，才是真正的解脱者，因为只有他们才意识到欲望是一切痛苦之源。而惜春、紫鹃二人又与贾宝玉不同，前者之解脱“存于自己之苦痛。彼之生活之欲因不得其满足而愈烈，又因愈烈而愈不得其满足，如此循环，而陷于失望之境地，遂悟宇宙人生之真相，遽而求其息肩之所（或自杀或出家）。”贾宝玉的解脱与此不同，那是“非常之人，由非常之智力而洞观宇宙人生之本质，始知生活与苦痛之不能相离，由是求绝其生活之欲，而得解脱之道”。贾宝玉的非常之处就在于认识到时空的局限，认识到超越此种局限之不可求，因而不再追求。王国维说正是由于这两种解脱之不同，故“此《红楼梦》之主人公所以非惜春、紫鹃而为贾宝玉者也”。
王国维认为从解脱这一点来说，也可看出《红楼梦》与《桃花扇》等作品在艺术价值上的分野。他说：“吾国之文学中，其具厌世解脱之精神者，仅有《桃花扇》与《红楼梦》耳。而《桃花扇》之解脱，非真解脱也……《桃花扇》之解脱，他律的也，而《红楼梦》之解脱，自律的也。且《桃花扇》之作者，但借侯（方域）李（香君）之事，以写故国之戚，而非以描写人生为事。故《桃花扇》，政治的也，国民的也，历史的也；《红楼梦》，哲学的也，宇宙的也，文学的也。此《红楼梦》之所以大背于吾国人之精神，而其价值亦即存乎此。彼《南桃花扇》《红楼复梦》等，正代表吾国人乐天之精神者也。《红楼梦》一书与一切喜剧相反，彻头彻尾之悲剧也。”也就是说《红楼梦》之所以远远超出其他作品，就在于它始终在探求“何时始终，何处来去”这一永恒的问题，而又始终没有找到答案。
自《红楼梦》面世以来，各种评点、题咏、索隐、漫评、考证层出不穷，但都未能企及于王国维的水平。即便是与王国维同时代的先进人物，如林纾，虽认为《红楼梦》乃“中国说部之登峰造极者”，也不过止于赞叹它的“叙人间富贵，感人情盛衰，用笔缜密，著色繁丽，制局精严”而已；侠人赞《红楼梦》说：“吾国之小说，莫奇于《红楼梦》”，但给它的定位也只是：“可谓之政治小说，可谓之伦理小说，可谓之社会小说，可谓之哲学小说，可谓之道德小说”而已。没有人能像王国维那样将《红楼梦》上升到叩问灵魂，提出追求“何时始终，何处来去”的超越时空的人类普遍问题的高度，从而使《红楼梦》进入顶级的世界性伟大悲剧的行列。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