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报道看，“与中国商人倪日涛涉嫌官商结盟骗取巨额贷款”并非空穴来风。刘铁男的老婆郭静华本是中医药管理局的外事干部，处级，儿子叫刘德成。温州商人倪日涛和郭静华联手，在加拿大成立了一个公司，股权结构为倪90%、郭10%。郭静华后来将股东变更为自己的儿子刘德成。权贵利益集团就这样结成了，凭借着高官权力，接下来的事情就“顺理成章”了。
很多贪官，战斗力很强，他能拿下很多人与很多钱。自己强了，就有了权位自信、贪腐自信、避险自信，就不把举报者放在眼里。其所在的单位、组织，通常也跟着自己的高官领导唱戏，鸭嘴硬硬地说举报者是“纯属污蔑造谣”，这是一种典型的“稻草人谬误”。
美国逻辑学教授丹尼斯·麦克伦尼在他的《简单的逻辑学》一书中，提出“稻草人谬误”的概念：“稻草人”意味着容易对付的事物；在与他人辩论的过程中，如果你为了削弱对方的论点而故意扭曲其论证过程，那就犯了“稻草人谬误”；“稻草人谬误”并非无心之过，因为它是在有意地歪曲别人的论点……国家能源局新闻办公室有关负责人，正是自恃强权，轻视、蔑视、敌视对方，压根就不把举报者的“论点论据”放在眼里；这样的“稻草人谬误”，可见权力的傲慢，其本质则是把关权力的笼子当成稻草编织的了。
把查案机关偶尔看成“稻草人”或许还能成立，把网络公众看成“稻草人”，那真是低估了网络的力量、公众的力量。而关权力的笼子，可能还不是铁条铸造的，但也绝不可能是稻草编织的。
超载的权力
小小的官，大大的权。安徽省检察院在2013年6月23日通报说，去年以来全省共立案侦查职务犯罪案件1921件，其中，合肥市高新区征地拆迁办原主任冯夏收受贿赂、滥用职权，使某公司少缴国有土地出让金8660万元……一个区里的征地拆迁办主任，就能轻而易举地让国有土地出让金流失8660万元，真是“小小的官，大大的权”。
这是一套富有特色的权力运行系统，整个系统掌管了所有资源，包括有形的资源和无形的资源；所有级别的官员，无论权力大小，都能够把权力能力最大化。小小的官，就有大大的权；那么，大大的官，则成了权力“巨无霸”。这都是整个权力组织赋予的。
《中国新闻周刊》最近的一个报道，通过辩护律师钱列阳和娄秋琴的视角，让公众看到原铁道部部长刘志军不为人知的一面。在秦城监狱，刘志军托话给女儿，叮嘱：“千万不要从政！”这，大概是出乎好多人意料之外的。刘志军应该是明白了权力的危险性，更明白了整个权力运行系统的“危险不可避免”。
在庭审五日后的6月14日，在秦城监狱的会见室，刘志军还告诉自己的辩护律师：“无论生死，都不上诉。”他反复说的一条，“犯罪指控本身，我都认，事实都是这样”，不仅放弃辩护，叫律师也放弃辩护。他这是明白了，平常是“组织要你上，你就能上；组织要你下，你就得下”，而今大抵也是“组织要你死，你就得死；组织要你活，你就能活”，上不上诉都是没用的。
因为受贿金额巨大——公诉方指控其收受贿赂逾6400万元，根据中国《刑法》，刘志军正面临着被判死刑的可能。与此前传闻刘志军想通过律师的“打捞”而“免死”不同，刘志军颇有点看透生死的感觉，因为他认为自己“生是组织的人，死是组织的鬼”。权力的核心，就是“组织”；权力的体现，也在“组织”；权力的运行，也靠“组织”。“组织”就是“上边”，“组织”成了一切，“组织”也管了一切，包括你的生死。
“人生要到60岁才能懂事。”刘志军对律师说，这是20多年前，时任国家主席李先念对他说的一句话，自己一直没能够明白是什么意思，“现在终于理解了”。六十岁而不惑、而知天命，你说这算是早还是迟？
刘志军一案，光案卷就有400多套。刘一直回避谈高铁和案情。钱列阳说，他认为高铁很让他伤心，除了法律和高铁不谈，其他什么都可以谈。后来终于慢慢开始谈到高铁技术的引进，谈到如何压低技术引进的价格，谈到中间很多曲折。双方甚至还讨论过为什么中国要发展高铁而不是磁悬浮。刘志军的看法是，中国和日本的情况不一样，磁悬浮列车对载重量有严格需求，太重会浮不起来；中国对列车运载量的需求大，一旦乘坐的人太多，考虑到载重量的问题，最后选择发展高铁。——这还真是从中国的现实出发，实事求是的抉择；他要自己的女儿“千万不要从政”，也是看清楚了现实，从实际出发。
而局外人有几个知道，“磁悬浮列车对载重量有严格需求，太重会浮不起来”？或许，将来技术进步了，载荷多重都能悬浮得起来，那也是将来的事。同理，权力也是承载了一切利益，重得让刘志军们“浮不起来”了。
小小的官，大大的权；大大的官，超大的权——这不就是超载的“磁悬浮列车”吗？
人治的权力，是最累人的。把一切都归于自己来管的权力组织，想不累似乎也不太可能。刘志军的老父亲去世时，他没能回去，灵柩在家里等了两天，最后因为工作太多，还是没有回去。权力的载荷大到这个分上，连老父亲去世时都没能回去奔丧，你说拥有这样的权力，有什么意思呢？在秦城监狱羁押期间，刘志军不能见家属，他最放不下的，就是自己的女儿和老母亲。他说自己的女儿外语很有天赋，不怎么学，却成绩很好；对母亲的牵挂更甚，每次与律师会见都会反复问“老母亲还在不在人世”，言下之意，担心再也看不到老母亲。
刘志军落马后，外界曾盛传其极为迷信，凡事都得占卜问神。刘志军对律师并不回避这个问题，他说每次开工都会找人按照黄历选一个好日子，“甚至也认为这个事情很奇怪，不信不行，先前没有选日子，开工的时候就会下雨，举行仪式还得临时搭棚子；选了日子的时候，一次都没下过，有时候明明还下着雨，仪式要举行的时候就停了”。下不下雨，这本来就是一个概率问题；下雨好不好，这也是一个理念问题——“风调雨顺”之说不也是很好吗？迷信占卜，不问苍生问鬼神，不只是刘志军一人，官场上早已很普遍，这也是权力中人不能承受“权力之重”、无法承受“权力超载”的一个表现。
权力超载的中国，比其他一切超载都可怕。
防范的眼睛与监督的路径
面临被查危险的贪官们，最佳去处是哪里？正气的理想主义者可能会说：投案自首最好。你见过很多逃犯投案自首，但恰恰没有什么贪官是“自投罗网”的。腐败分子早已告知公众，他们的“最佳去处”，就是逃往境外。那是最安心最安全的栖身之所。
聚敛财产—海外安家—资产转移—择机出逃—隐蔽不归……这构成了贪官出逃的基本路径。换个视角看，这些已经身在海外潇洒逍遥的贪官们，过去就是“潜伏”在大陆官场的腐败敛财者——直到逃往海外，方才暴露出他们的庐山真面目。
但是，此刻想把他们给抓回来，将他们聚敛的不义之财给收缴回来，已很困难。如今应对贪官跨境“转资移人”，已成反腐斗争主战场。专家说，官员外逃往往与资产转移相结合，且是违法行为的最后一个环节，出逃前往往已是“裸官”。
但是，人家已经逃走了，想把他“缉拿归案”可不容易。2010年5月19日出逃的安阳市委副书记李卫民，目前出境的可能性很大。都说狡兔三窟，这戴着眼镜、一脸文气的李卫民，恐怕远不止“三窟”那么简单，所以现在连影子都找不着——在你这边“光明正大”地“潜伏”之后，进入了另一种“潜伏”状态。这样的捉贪官、反腐败，特艰难，特吃力，特不容易。
任何坏事情，在萌芽状态甚至在萌芽之前就能制止，那是最好的，那最简单省力。如今反腐特吃力，是因为防腐吃力；防腐特吃力，是因为肌体本身不强健。你看身体强健者，免疫力、抵抗力强者，平常很少犯病，至于预防，打一针预防针就可以了，就能四两拨千斤。到了反腐这一层面，如同治病阶段，对重病治疗起来当然会感到特别吃力，“病来如山倒，病去如抽丝”嘛。
由此，我们应该充分考虑如何让“坏事”不萌芽或消灭在萌芽状态。那么，防范的眼睛在哪里？监督的路径在何处？现在，防腐反腐主要依靠纪检监察部门的工作，相比于官员群体，他们是少数，以少数来监督多数，这困难就大了，干起工作困难很多。何况他们并不是“牧羊犬”。所以在我看来，最重要的是能使最广大的公民百姓动员起来监看监督，那是真正的以绝大多数来防范少数人“犯事”，他们的每一张选票都是监督的眼睛，他们的每一次质询都是监督的眼睛，他们的每一次举报更是监督的眼睛；他们事前监督的话多难听，那也是好事，也是一种防范，一种预防针。
“权为民所赋，权为民所用。”总体上只要“赋权”做好了，用权就不至于太过，不至于让太多原本不错的从政者潜变为腐败的“潜伏者”，而且潜逃。
反对票其实是进步
再次当选政协常委的复旦大学葛剑雄教授，在他精彩的“两会日记”的最后一篇，谈了政协投票选举的事：计票时发现，所有的人都有一票弃权票，有的人反对票是0票，但也有一票弃权票。“所有人全部当选了，反对票最多的人加上弃权票，也不过5%左右。”他坦承：“这时的赞成票投的其实是信任票。比如我吧，我不认识的通通都是投了赞成票。好像也找不出其他办法。这从深层次上讲，也是政协制度应该需要改革的问题。”
“如果大家的民主意识强了，都自由表达了真正的意见和观点，那5%的反对票就是太低了。”葛剑雄说，“我倒觉得，反对票还不够。比如说我本人，反对票只有10票。2000多名政协委员当中，不赞成我的人只有十个。更多的人不投反对票，是因为不了解我。我觉得政协选举中出现反对票，是很正常的，而且现在的反对票也不够多。”葛剑雄是很坦荡的，说出了有十人反对他继续做政协常委的实况。选票是民主的具体体现，得票的多寡与民主的意念密切相关，有了反对票，这其实是进步，尽管现在反对票还不够多。百分之百的得票，不一定意味着真民主。
都说伟大的“中国梦”是为亿万人民而圆，老百姓最有发言权。发言权是什么？发言权就是民主的具体形态之一。民主进步，本身就是伟大的“中国梦”之一。
民主的“好声音”，不仅仅出现在两会会场内；会场之外，网络上头，公众纷纷“参政议政”、表达意见。比如对这次国务院机构改革，合并组建的“大部制”单位，有的名称太长，不少网友提出批评，笑言“中华人民共和国汽车火车地铁飞机轮船摩托车三轮车自行车轮椅车手推车海陆空运输部”是不是最完整的名称……
民主就要议事。议事就要说话，就要表达，就要争议，就要博弈。葛剑雄委员说得好：“从民主的角度来说，让大家更加自由地表达，有争议，其实会让委员更好地发挥作用。”议事人员如果不议事，那不是民主，而是失职；议事机构如果不议事，倒是会使网络微博成名。
民主才能制衡权力，实现“把权力关进制度的笼子里”这个伟大而艰难的“中国梦”。“从制度上改变权力过分集中而又得不到制约的状况”，就是要通过制度合理配置权力、制约权力、监督权力——这制度的核心要义之一，就是“民主”二字。
民主，只有实现民主，才能避免“让无力者倒下，让悲观者绝望”，使之真正变成“让无力者有力，让悲观者前行”。
你能代表谁
铁飞燕做梦也没想到，自己要飞到北京去参加十二届全国人大会议。她是总共2987名代表中两位“90后”代表之一，另一位是女子跳水队运动员陈若琳。20岁的铁飞燕，是一名来自云南昭通的普通公路收费站收费员。《新京报》报道说，2010年5月4日，铁飞燕随父亲一起到绵阳旅游，飞身跳河勇救四名落水工人；网友评价她是“最美90后女孩”，她曾获第三届全国道德模范提名奖。
有意思的是，面对《新京报》记者的采访，涉世不深、“童言无忌”的铁飞燕说：“我是2月中旬知道的，当时非常惊讶。我的资历不深，社会实践也不丰富，作为一个刚走入社会的毛孩子，能够当代表，实在是责任很重。”
对于这样“懵懂产生”的代表，微博上的反响是强烈的。“你听说哪个国家的议员，当选之后表示惊讶的。”“这样的代表，不是选的，甚至不是她自己要当的。”“只代表上面的党，不代表下面的人民，这就是人民代表。”众议纷纷，不满多多，就差说句“我嘞个去”了。
评论员柳塘风说出了“被代表者”的普遍心声：“我不知哪个代表是我所在选区选出来的，哪位代表能够代表我，哪位代表能够替我表达意见、替我监督一府两院？他们是谁，姓甚名谁、联系方式？我该去哪里找代表帮忙？……”
显然，铁飞燕是个好女孩；很显然，铁飞燕是被上面“安排”出来的代表，而上面喜欢听话的乖孩子来当代表参加会议。好女孩铁飞燕的议政能力另当别论，这里最值得探讨的是代表的产生方式，个中究竟有多少是符合真正的程序正义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