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这一事件看，一些干部心底里不喜欢“被公示”，实在也是一种正常的心理。也难怪曾有高官高调地对记者说：“为什么老百姓不公布财产？”不妨设想一下，如果全面落实干部财产公示，那么会有多少官员不得不“提出辞职”？
现在要试行的财产公示，是乡级科级干部，也就是最基层的干部，这是“自下而上”。而在民主政治成熟运行的国家或地区，则是上面带头公示财产的。比如日本首相野田佳彦，刚一上任就对外公开了财产；18名内阁成员的资产也一同公开。野田佳彦的资产为1774万日元，约合147万元人民币，主要是住宅土地和房屋，他成为历史上资产最少的首相。这个数字让国人看了几乎要笑死，那点钱在中国能买多大的一个房子，每个中国人都会算。
若想当官，就别想发财，两者不可兼得，那才是正道。
心里无鬼之官不惧财产公开
赞一个！湖南湘乡公示干部住房！
公示表明，“一把手”湘乡市委书记李世宏的房子面积最小，为86平方米的公寓；而拥有三套房的街道办事处党委书记彭立荣家房子面积最大，既有福利房，又有商品房，还有800多平方米的自建房，共有近1000平方米！
当初看报道，我就对一个街道办事处的党委书记拥有这样庞大的住房感到吃惊与疑惑。现通过本报记者的采访，信息进一步透明了：彭立荣的三处房产中，50.79平方米的福利房是自己在粮食部门工作时所拥有的；所购的133.8平方米的商品房，房子在建还未交房；800平方米自建房，是老房子的拆迁安置房……
如果没有官员财产公开，谁能晓得这样的干部住房情况？官员干部住房面积的大小不是关键问题，房子的来源才是要害所在。如果以权谋私，那么谋取“房子”也难以例外。
官员财产公示，是我国防腐反腐的重要举措，新疆阿勒泰、浙江慈溪、湖南浏阳三地都属于试点，湖南湘乡是第四站，这一站的透明程度，可谓是最空前的。我喜欢这样的透明度。但“公示”这个全世界通用的举措，却在中国遇到了空前的阻力。《财经》记者王和岩曾发表一篇《2009两会记者手记》，说到一次采访经历，当他询问某省一位与会高官“怎么看待官员财产公示制度”时，得到的回答是很干脆的反问：“不会。如果要公布，为什么不公布老百姓财产？那些（私营）企业老板的利润为什么不向工人公布？”此事引起巨大反响，网友称其为“史上最牛的反问”。记者的感慨是：某些官员在财产公示问题上，把自己等同于一般老百姓了……其实，这不是“等同百姓”，而是“等同隐匿”。
在俄罗斯，现有法律并不要求总统公开个人年收入。但俄总统梅德韦杰夫曾说，他要带头公开自己的收入状况，以带动公职人员依法申报自己和亲属等人的资产，杜绝腐败。梅德韦杰夫因为心里无鬼，所以不惧“财产公开”。有论者为此提出“心里无鬼之人不惧财产公开”，此语不确，应是“心里无鬼之官不惧财产公开”。
公开、公示，是公正透明、防腐反腐的必由之路。
独孤求败？
白庙乡继续遭遇尴尬。自打他们将政府业务经费开支全部“裸账”之后，这个地处四川巴中的偏远乡镇就成了中国“全裸第一乡镇”。他们之“裸”，当时就遭受各种质疑与非难；而今到白庙乡的上级部门人员也比以往减少了一半，招商引资工作则毫无进展。
这其实一点也不奇怪。十多年前我下派到一个江南小镇当镇委书记时，镇里也实行过类似的政务公开，并且把“酒店招待”改为“食堂招待”，从而节省了大量招待费用，有的上级来宾就不在你这土里土气只会烧家常饭的食堂里用餐了——这实在不必奇怪。
早在媒体公开报道之前，我就在一份内部参考杂志上看到了对四川省巴中市白庙乡有关财务全公开的详细报道与分析。我是旗帜鲜明地支持各地政府预决算、财务收支全公开的。因为政府开销的钱，都是老百姓纳税人的钱，百姓是让渡自己的部分权力给政府来行使、管辖的，你没有理由不把钞票的开销情况告诉钱的主人。后来人民网舆情监测室发布了“2010年第一季度地方应对网络舆情能力排行榜”，这个“全裸”乡政府因为在信息透明度、政府公信力等指标上一枝独秀，排在全国第一。
但现在看来，白庙乡颇像“独孤求败”。
独孤求败，这个金庸武侠小说中的著名人物，是生平求一敌手而不可得，诚寂寥难堪也；而巴中白庙，则是生平求一援手而不可得，诚难堪寂寥也。举目全国各地，没有一个同好之乡镇站出来，与白庙乡遥相呼应，也来个“全裸公开收支”。一个也没有！看来政府财务彻底公开，得民心，难得“官心”也。
毕竟，在非正常开支依然很多的时候，谁都不愿意“家丑外扬”。但无论如何，白庙乡总算把用主人的钱的情况向主人开诚布公了。可你总不能让白庙乡也“隐居深谷，以雕为友”吧？
政府开支公开、官员财产公开，是世界通行做法。官员个人的收入与财产，为何也要申报与公开？就因为你是权力中人，是公务之员。有大量的公共财物经你手而使用，不能让你“雁过拔毛”。只有被领导，没有被监管；只对上级负责，不对百姓公开——这是许多腐败产生的根源。
2010年6月6日《新京报》报道说，日前一份公开的证明显示，以简朴生活和贴近民众著称的乌拉圭总统穆希卡，名下全部财产只有一辆1987年产的大众牌甲壳虫汽车。我们的百姓并没有要求官员都像乌拉圭总统穆希卡那样“无财一身轻”，只是希望你不要对不义之财伸手。
政府开支的信息，是信息公开中的重要内容，只有这样的“全裸公开”而非半遮半掩、半推半就，才能真正创造条件让人民来监督政府。
吹得响口哨，进不了太空……
继国家部委陆续公布“三公”经费之后，北京市属部门也晒出“三公”数字。其中很牛的是北京市教委，去年“三公”经费决算数1.34亿元，其中因公出国出境费用近4484万元。我见此消息在微博上写了句感想：“原来北京市管教育的官员们，在管好自己的教育之外，还有很大的余力，去把外国的教育也给管起来了。”
由此想来，有网友戏称教育局为“教愚局”，也不奇怪。接着还有区县级、乡镇街道级的“三公”经费，全国若能在年底前把所有党政部门“三公”开销数字都公布一遍，那也是一个开天辟地的奇迹。
有人的地方就有“人的问题”，有政府的地方就有“政府的问题”。凤凰卫视名嘴邱震海说，政府权力庞大是“三公”消费过度的根源——由于权力过大，同时又缺乏监督，所以导致在“三公消费”方面它想用什么就用什么。邱先生说的是常识，而这个公开“三公”就是监督的起步，后续的渐进改良应该跟上。
有个科学知识是：宇航员“进得了太空，吹不响口哨”，因为身穿笨重太空服，吹口哨是不可能完成的任务。太空漫步可以做到，吹口哨却做不到。这就是环境决定现实。以此作比喻，在公开“三公”方面，我们现在已经吹响“口哨”了，但还进不了“太空”，无法像管理太空航行那样严格管理“三公”消费。但发达国家或地区基本做到了，由于严管“三公”开销，不留“冗余”，没有我们那么庞大得惊人的“三公”支出。
严管严处，必由之路。2011年8月15日这天，国家电网公司公布了一起所谓“公车改革”事件的处理结果，认定安徽电力超范围配备公务用车及“公车私用”，给予有关负责人党纪政纪处分并降职；同时，将“公务自驾车辆”清理完毕。那些国企大佬，“三公”开销更是一个尚未公开的天文数字，此前只能从查处的腐败案中略见“冰山一角”。
要想从根源上杜绝各种庞大的“三公经费”，立法是重要的制度建设。“法律主治”，重如泰山。“凡是权力都必须受到法律制约”，这是英国17世纪大法官柯克竭力主张的观点。当时的英国国王詹姆士一世，沿泰晤士河散步来到王室法院时，心血来潮，想当一回法官审几个案子“过把瘾”，结果受到柯克大法官的坚决拒绝，柯克的回答还真是“苛刻”：“国王在万人之上，但在上帝和法律之下！”由此，国王终究没能做成“法官”，临时的都不行。我们今天权力的行使，必然也在法律之下，“三公经费”作为权力的具体体现，也“必须受到法律制约”。
权力来源与吃喝之风
这是很现实的官场生态：
——有位县委书记抱怨：“不论哪路神仙来，我这县委书记只要在家都得接待，一晚上吃四五顿饭是常有的事情。”
——西部某县接待办主任说：“我有一天晚上赶了八个饭局，回到家里还得煮面条。太累人了，有时候我们接待办的工作人员轮番上阵都吃不消。”
——某边境县是国家扶贫开发重点县，每年接待费却高达近千万元，县领导坦承：“实在没有办法，因为我们县有旅游景点，风景秀丽，大大小小的考察团特别多。”
笔者当年曾下派到乡镇担任过“一把手”，对这种接待情形太熟悉不过了。我那时的改革举措就是坚决在镇食堂招待，只吃家常饭，不去酒店，这确实大大地省时省力省钱。但是，“上面千条线，下面一根针”，上面来人多，基层是“有招架之功，无拒绝之力”的。
有道是“家常饭最养人”，而大吃大喝的结果就是“喝坏了党风喝坏了胃”。官员也不见得喜欢，却改不了。
如今，中央就改进工作作风、密切联系群众，作出明确的八项规定，提出“要轻车简从、减少陪同、简化接待，不张贴悬挂标语横幅，不安排群众迎送，不铺设迎宾地毯，不摆放花草，不安排宴请”，这当然很好，可是今后执行情况不可乐观。刚刚开始，好一阵子；过后不久，故态复萌——事情往往就是这个样子。这一政策，确实需要“以观后效”。
吃喝风、奢靡风，此风为何刹不住？鞍前马后，迎来送往，此举为何停不了？原因也不难明了：官场作风问题，实际上是一个体制制度问题。在本质上，权力中人只效忠于权力的来源——民众选举他，他就为人民服务；上司任命他，他就为上级服务。作为“权力派发者”的上级大驾光临，能不好好招待么？
历史上，有个著名的“拉铁摩尔不肯坐轿”的故事：欧文·拉铁摩尔是二战时期由美国总统罗斯福选派到中国，做蒋介石的政治顾问的。他在山城重庆履职时，死活不肯坐轿，认为那是把轿夫当“役畜”，结果害得那些迎接他的达官贵人也只好陪他步行。拉铁摩尔所处的制度环境与中国的传统大为不同，所以他的“轻车简从”，不，他的步行，是最自然、最必然的选择。1942年11月，他干了一年就辞职回美国了，没想到很快收到了一张1000美元的支票，那是“委员长的一份礼物”，可他认为这是不应接受的“馈赠”，就拒绝这笔礼物。这真是不同的制度环境造就不同的人……把那个一晚上赶八个饭局的主任、一晚上吃四五顿饭的书记搁在美国，他们同样不会为招待饭弄得这么辛苦；也根本不可能出现一个穷县一年接待费高达千万元的奇事。
如今“三公经费”这个词儿已经听得耳朵出老茧了，公务接待是“三公经费”中的一个大头。遏制惊人的“接待风”，从改革体制制度入手，才能治根治本，才会事半功倍。
禁住无形的官场鸡尾酒
福建沙县的两场官场酒案，受到中纪委党风政风监督室的督办。一是沙县县委书记陈瑞喜等人接受企业主宴请，一个参与聚餐的领导干部酒后猝死；二是建行沙县支行行长雷炎生等人公款宴请客户，该行一个参与的工作人员酒后猝死。民间的沙县小吃很有名，这下沙县官场的“酒瓶就等于水平”也出名了一把。
“小酒怡情，醉酒伤身”，这是百姓的经验总结。会喝酒的人，适当喝一点酒，本来不是问题。台湾诗人夏宇的名诗《甜蜜的复仇》只有短短几句：“把你的影子加点盐/腌起来/风干/老的时候/下酒”——这里的“下酒”够浪漫也够烂漫。但喝酒跟身份、时间、场合是相关的，李白斗酒诗百篇，那是李白。不是李白而“斗酒”，那就可能变成最近北京地铁里的醉酒“裸身男”，脱光光躺在座椅上，够“裸白”的。
一个基本道理是，公务人员与普通百姓，“风纪”要求是不一样的，因为“酒风”“酒疯”关乎党风政风。早年还只是“喝坏了党风喝坏了胃”，如今干脆连小命都喝丢了，这是什么样的“酒经沧桑”，这是什么样的“酒经考验”？
在醉酒命案背后，有着一种无形的“官场鸡尾酒”，它是享乐主义、奢靡之风、为官失德、为政失范、形式主义、官僚主义、目无法纪、下有对策加上醉酒“劣文化”等等等等，混合调和在一起的结果。这“官场鸡尾酒”，是权力中人亲自“调”出来的，是一杯真正的苦酒，甚至会喝出人命的苦酒。请吃请喝，请的其实不是你这人，而是你的位置、权力，你能配置给他的资源、输送给他的利益。“官场鸡尾酒”的本质就是“权力鸡尾酒”。对于这样的“酒国”，不严厉禁止，不重拳出击，不重典治乱，那是不可能治好的；上面的一项项规定，到了下面一些地方，就会依然被一次次“解构”。
“咱们的工人有力量”是光荣，“咱们的官员有酒量”是哪门子光荣？早在十年前，接待外国元首的国宴，都从四菜一汤改为三菜一汤，而且不上白酒了。我们这下头接待来接待去，怎么弄得比国宴还国宴？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