西蒙娜·德·波伏娃/Simone de Beauvoir
1908—1986。法国存在主义女作家。女权主义的伟大旗手。
我和所有人一样，一半是同谋，一半是受害者。
——西蒙娜·德·波伏娃
别把遗憾留给下辈子
提到波伏娃，绕不开两个关键词，一个是萨特，一个是《第二性》。
2015年，我在《南都周刊》上看过一篇报道：一个女大学生准备毕业作品时，找到30位有过堕胎经历的女性拍摄裸照，并记录下她们的堕胎故事，她为这个毕业作品取名为“孩子，你是这样离去的”。
其中有一个90后受访者，在美国留学时，因为寂寞，通过微信“附近的人”认识了一个已婚男人。在回国前一晚，她与这个男人发生了关系。一个月之后，女孩发现自己怀孕了。时空的阻隔，让她没有可能再去大洋彼岸找胎儿的父亲兴师问罪，只好自己吃了堕胎药。
被拍摄照片时，女孩手中握着一本书，她说：“在最艰难的日子里，我一直在读这本书，感觉是它为我那段人生画上了一个句号。”
这本书，便是被冠以“女权教母”称谓的法国著名作家西蒙娜·德·波伏娃的作品——《第二性》。
和她的灵魂伴侣让·保罗·萨特一样，波伏娃也是一名存在主义作家，在她如火如荼的事业之外，她的个人生活也同样富有传奇色彩。
1
1929年初夏，月见草开满了巴黎高等师范学院的校园，香气馥郁的空气中飘浮着一丝紧张的气息，这里正举办着一场令人望而生畏的全国教师资格考试。
高手如云，竞争空前激烈。
最终，只有寥寥可数的几位学生脱颖而出，获得含金量极高的全国哲学教师资格证书。
拔得头筹的是一个戴着圆框眼镜、矮小粗壮、其貌不扬的男生，他的名字叫萨特。紧追其后荣膺榜眼的则是一位女生，身材高挑，知性美丽，她就是波伏娃。
这两个高智商学霸不打不相识。小个子萨特向高个子波伏娃展开了热烈的追求。
虽然萨特颜值不高，但他情商很高，为人慷慨大方，谈吐幽默，外加死缠烂打，猛追不舍，波伏娃实在做不到漠视他的存在，只得乖乖“束手就擒”。
暑假，波伏娃回到了老家。萨特提着行李，不请自来地跟过来，面对波伏娃父亲的反对，他咄咄逼人、毫不退让地说：“我就是要带走波伏娃。”
爱火像野草一样疯狂生长。
波伏娃被萨特大胆、无畏、非她莫属的冲天豪气深深吸引，她不愿像传统的母亲那样成为父亲一辈子的用人，身上永远带着难闻的洗涤剂和地板蜡的味道。
萨特仿佛一列开往春天的火车，波伏娃无法抗拒对新生活的向往，她果断做出了选择：离开家，奔向萨特的怀抱，和他一起驶往自由美好的春天。
世间爱情千万种，如果要选择一个最为合适的词来形容萨特和波伏娃之间的爱情，那应该是“志同道合”。
他们拥有共同的政治信仰和人生观，两个人都是狂热的哲学爱好者，也都沉迷于写文著书，互为对方的影子，他们的结合可以说是构筑于精神世界上的一种势均力敌的智力叠加。
云雨交欢之后，崇尚自由和独立的萨特向波伏娃提出了一个富有实验性的建议——签订“爱情合约”。
这个合约听起来是如此荒唐、不合情理，萨特要求两个人之间必须保持透明，不允许有任何谎言存在，在稳定彼此之间的“必要爱情”外，双方均须接受对方和别的异性之间产生的“偶然爱情”。
尽管波伏娃理解自由和独立的可贵，但萨特的“爱情合约”还是给了她当头一棒。
她当然听得懂萨特背后的潜台词，这个自私的男人无非暗示，他可以给她精神方面的爱情，可以给她实质的性生活，但是，他不会做她法律上的丈夫。换句话来说，他不愿受到婚姻的束缚。
这是一个多么有悖传统的大胆念头啊。
波伏娃内心有些踟蹰。她不知道这份“爱情合约”最终会将她和他的关系带到什么样的境地，但有一点是确凿无疑的，那就是这份合约至少听上去是能给予双方自由和独立的空间，而这，恰是波伏娃内心一直在孜孜不倦追求的。
作为一个和萨特在智商上不相上下的女子，在爱情的角力上，内心骄傲的波伏娃也不肯轻易服输。一来，自诩思想开放、追求时髦的高学历知识分子的波伏娃小姐怎么能容忍别人在她的身上贴一枚“守旧”的标签呢？二来，假如她对“爱情合约”说“No”，难道要她死乞白赖地向萨特求一份婚姻合约？这会不会意味着她在乎他胜过他在乎她？不，不能够。
就这样，史上最不可思议的男女相处方式诞生了。
萨特、波伏娃和他们的“偶然爱情密友们”组成了一个畸形的大家庭。波伏娃的一个学生成了萨特和波伏娃的共同情人，而萨特的一个学生则成了波伏娃的情人，他们共同生活在一起，互相之间共享着性关系。
他们常集体聚集在位于巴黎圣日耳曼大街第176号的花神咖啡馆里，阅读写作，谈情说爱，过着普通人无法理解也无法接受的“新”生活。
2
波伏娃在很小的时候，就显露出她不一般的理想。
15岁时，她在日记中写道：“我就是风景和目光；我只通过自己存在，也只为自己而存在。”
19岁时，她已经无所畏惧地扛起了女性主义的大旗，发表了个人“独立宣言”，宣称：“我绝不让我的生命屈从于他人的意志。”
成年后，她狂热地爱上写作，因为写作能够让她想说就说，成为她自己。
事实上，当年写作的硬件设施十分恶劣，由于煤炭短缺和电力供应不足，波伏娃只得常到住所附近的花神咖啡馆，靠乙炔照明来写作。
她会使用同一张桌子，点一份固定的omlete（煎蛋饼）和热巧克力，然后埋头伏案写字。她的“合约情人”萨特也会常常光临花神咖啡馆，帮她审稿，与她切磋写作技巧。
在波伏娃一生的著作中，最值得一提的，是她在41岁那年出版的女性主义的经典之作——《第二性》。
在《第二性》里，波伏娃以自我觉醒的理性旗帜鲜明地阐述了很多关于女性地位、形象、权利、事业等方面的观点，无畏地向由来已久的性别歧视宣布开战。犀利的言辞一经发表，立刻引起读者的广泛关注。
比如对于女人的外貌，她说：“女人打扮得越漂亮，她就越受到尊重；她越是需要工作，绝佳的外貌对她就越是有利；姣好的容貌是一种武器，一面旗帜，一种防御，一封推荐信。”这对依附在男人身后、一生困在家庭和厨房的传统女性无疑是强烈的冲击。
她提出了女性获得他尊的方式，那就是不要隐身，要闪亮，不要躲在后台，要步入前线。事实上，一个女性要完成自我实现，自尊和他尊都是极其必要的。
关于女人爱打扮的原因，她认为：“人们常说，女人打扮是为了引起别的女人的嫉妒，而这种嫉妒实际上是成功的明显标志。但这并不是唯一的目的。通过被人嫉妒、羡慕或赞赏，她想得到的是对她的美、她的典雅、她的情趣——对她自己的绝对肯定；她为了实现自己而展示自己。”
想想如今朋友圈里充斥着各种美女的自恋照，发布照片的美女们难道不是为了实现自己而展示自己吗？与其压抑着锦衣夜行，不如高调去博回一些自信。女人打扮本身就是一种认真生活的态度，一种热爱并且尊重生活的态度。
“想想也真可悲，”米什莱写道，“女人，这个相对的人，只能作为夫妻中的一员来生活，她往往比男人孤独。他广交朋友，不断有新的接触。她若无家庭则什么也不是。而家庭是一种摧残人的负担，它的全部重量都压在她的肩上。”
这是那个年代许多家庭女性的真实写照，她们把全部的希望寄托在家庭生活中，就像波伏娃的母亲那样，终其一生围绕着家庭、丈夫和孩子，这就是她们的人生目标。
显然，这是新女性波伏娃无法接受的。她的人生目标恰好与之相反，她要成为独立的自己，成为可以主宰自己命运的自己。她借由一支笔书写女性新主张，这也是她成为自己的一个体现。
“一种没有雄心也没有激情的金光闪闪的平庸，漫无目的，无限地周而复始的日子，缓缓地滑向死亡，不寻思原因的生活。原封不动地保存和重复世界，看来既不可取，也不可能。”这是多少庸庸碌碌一生、失去自我的女性的悲哀啊。很多女人很早就放弃了自己，放弃了精神追求，活的只是躯体，灵魂早已滑向了死亡。
可以想见，因为夹杂了太多女性主义的宣言，《第二性》甫一问世，男性主义者认为这完全是部异端分子写的胡言乱语，它就像一记狠狠的耳光抽向以男性为主宰的世界，男人恐慌了。
然而，很多女人却认为《第二性》挖掘出女人潜在的情绪，写出了她们的心声，是西方女性必读的床头书之一，被誉为她们的“圣经”。
在中国，《第二性》也有为数不少的拥趸，被称为“中国的波伏娃”的著名社会学家李银河老师便是其中之一。
3
波伏娃的一生，遇见过很多优秀的男人。日月如梭，有些记忆会随风而逝，有些声音会听过无痕，有些却永不会消弭在时光的叶脉里。
对波伏娃来说，永不会消弭在时光的叶脉里的，除了萨特，还有一个人，那就是美国作家内奥松·奥尔格林。
1947年，在美国芝加哥，波伏娃初识奥尔格林。
这个像是从电影中走出来的男人，高大，帅气，目光如炬。波伏娃见到他的第一眼，心跳就抑制不住地加速奔逸。
在奥尔格林的眼里，知性美丽的波伏娃举手投足间散发出来的来自法国的优雅高贵之气息，和美国姑娘的热情奔放的味道是多么不同啊。他们一见钟情了。
和萨特不一样的是，奥尔格林从一开始就是认真的，是奔着婚姻去的。他亲热地称呼波伏娃为“妻子”，他希望自己能成为波伏娃的丈夫，给她一个婚姻、一个家庭，甚至一双儿女。
不可否认，奥尔格林的婚姻承诺对波伏娃是有吸引力的，因为这正是萨特所不能给予她的。
有那么几个瞬间波伏娃差点就要答应奥尔格林的求婚了，可是，当她一想到结婚意味着从此必须了断与萨特之间的情感联系，她便痛苦地陷入了纠结的泥坑中。
此时，她正在创作《第二性》，她深刻地意识到，如果失去了萨特充满激情和创意思想火花的碰撞，她便如同失去了左右手，变成一个精神残疾者。
虽然奥尔格林也是作家，但她清楚地认识到他在哲学方面的高度是无法与她取得精神共鸣和价值共振的，而萨特却可以。
作为一对灵魂伴侣，经过10多年的相处，波伏娃和萨特的精神早已融为一体。可以说，没有波伏娃，萨特就不存在，当然，没有萨特，波伏娃也不存在。
这种紧密、私密而又神秘、隐秘的精神联系，是奥尔格林无法体会也无法想象的。波伏娃最终拒绝了他的求婚，奥尔格林对波伏娃选择回到萨特身边的决定感到十分窝火。
论相貌，仪表堂堂的奥尔格林甩开矮小又独眼的萨特起码十几条街；论才华，萨特虽贵为存在主义旗手，但身为美国著名作家的奥尔格林同样才华横溢；论感情，萨特的投入不见得比奥尔格林多，至少，奥尔格林能够像个男人那样允诺波伏娃一个婚姻，而萨特呢，在情感方面的处理则完全不像个男人，自私，滥情，毫无责任心，一切以悦己为原则，整一个放荡登徒子的形象。
这一场情敌之间的PK，看似奥尔格林胜券稳稳在握，结果却是萨特赢了。
电影《花神咖啡馆的情人》里有个镜头：媒体采访萨特和波伏娃，想拍下这一对“存在主义神仙眷属”的合照，奥尔格林希望波伏娃不要与之合影，但萨特用粗壮的手臂一把勾住了波伏娃的肩膀，尽管波伏娃的面孔上划过一丝勉强将就的神情，但是，她没有拒绝与萨特合影，她此生的唯一目标就是要“成为自己”，她又一次听从了心的召唤。
此时，镜头转移到奥尔格林的脸上，那张早已不年轻的面孔上集聚了太多一言难尽的表情：不甘、愤怒、嫉妒、伤心、不解、沮丧、绝望……
他转身而去，留下一个黯然无言而落寞凄凉的背影：我于千万人之中遇见了你，于千万年时间无涯的荒野里遇见了你，只是，毕竟是晚了一步呀……
其实，波伏娃的内心不是没有波澜，不是没有眷恋，不是没有愧疚，也不是不想挽留，只是，她和萨特早已在不知不觉中结成了连理枝。他们有共同的哲学事业，她写作，他会提出有益的建议帮她润色；她思考，他会与她共同讨论点燃火花。这种默契的思维碰撞，是空气，是水分，是养料，而这些，奥尔格林显然是无法给予的。
和波伏娃分手后的奥尔格林并没有马上放弃这段感情，此后多年，他和她还保持着好友的关系。
无数封滚烫似火的情书自美国芝加哥起程，飞往法国巴黎，见证了这个男人对波伏娃的一往情深。
波伏娃捧读着这些信件，心潮澎湃起伏，久久难以平静。今生今世，她注定是要亏欠这个男人了。她该拿什么去回报他的缱绻、他的眷恋、他的执着、他的付出？
她曾经尝试着希望奥尔格林能成为她“爱情合约”中的情人，但这个专情的美国作家坚决予以拒绝。他不能容忍别人分享他的妻子，他要的是一个完整家庭的美满，要的是儿女承欢膝下的温馨，要的是一位甜蜜爱人能与他朝夕相处、共宿同眠的那种庸常的平凡的幸福……
波伏娃在46岁那年创作了小说《名士风流》，开篇献词点明这部小说是献给她的美国情人的，而这位美国情人正是奥尔格林。波伏娃将她与奥尔格林一见钟情却无法厮守的爱情最终用文学的形式保存了下来，也许，这是她唯一能为他做的，以偿还一点内心的愧疚。
4
波伏娃和萨特，他们亲如一家人，但却不是一家人。
他们常常在代表巴黎左岸自由主义的花神咖啡馆里约会见面，却不住在同一个屋檐下；他们会像寻常夫妻一样携手外出旅游，但旅游归来又各自回到不同的寓所；他们保持着性关系，但同时又接受和尊重对方与别的异性发生着性关系。
这种另类扭曲的爱情相处模式，让波伏娃一度被世人误认为放浪形骸的狂蜂浪蝶，实际上，波伏娃表面看似风轻云淡，内心又何尝不是忍受了一次又一次的伤害？
当萨特出差在外总以工作繁忙为由不按时回巴黎，实际上却是在约会新女友时，她受伤；当萨特生了想和情妇结婚的念头时，她受伤；当她选择离开深爱她的奥尔格林而回到萨特身边，却意识到萨特永远都无法给她像奥尔格林一般深厚的爱时，她受伤……
但出现在公众场合的波伏娃，还不得不把妒忌和伤害深深掩藏起来，用工作来抵抗不安，并伪装强大地宣称：“我不嫁人，也不要孩子，也不做家务，各有自己的旅馆房间，这就是作家的生存方式。”
而背地里，她在《越洋情书》里却真情流露地写道：“我渴望能见你一面，但请你记得，我不会开口要求要见你。这不是因为骄傲，你知道我在你面前毫无骄傲可言，而是因为，唯有你也想见我的时候，我们见面才有意义。”
波伏娃曾经表示：“我和所有人一样，一半是同谋，一半是受害者。”字里行间充满了泣泪和哀怨。极其利己主义的“爱情合约”不但伤害了爱情游戏中的其他人，也伤害了他们自己。
在萨特与波伏娃的“爱情合约”缔结的第十个年头，波伏娃决定终止与萨特的性关系，她对萨特说：“我非常痛苦，不想再忍受你的偶然爱情。我想要保护自己。性在我们之间并不重要。为了同一理想而在一起工作是一种更伟大的爱。我们之间的禁欲是我们关系的保障。”
撇开事业情感不说，单从个人情感来说，波伏娃对萨特的付出要远比萨特对波伏娃的付出多得多。萨特不在身边时，波伏娃最初宁愿和女人上床，也不让自己与另一个异性上床。
虽然“爱情合约”允许她接受“偶然爱情”，但波伏娃从来都没有把这当作随意同偶然爱人做爱的借口，她的精神控制力常常击败了生理需求。而在这方面，喜欢诱惑女人如同热爱写作一样的花心大萝卜萨特却随心所欲，他是打着寻找灵感的幌子主动地去寻找偶然爱情。
这种不带愧疚感的主动和波伏娃带着内疚的自责有着实质性的分别，即便当她终于寻觅到此生爱她胜过生命的奥尔格林，她最终还是选择留在萨特身边，甚至在萨特去世后，还特地为他出版了《永别的仪式》。这是本献给萨特的书，是唯一出版前萨特没有看过的书，款款柔情在文字间肆意流淌。
作为一个女人，我喜欢波伏娃的性格，我同情她的遭遇，但可怜之人必有可恨之处，我为她最后放弃了奥尔格林而感到难过可惜。也许她选择回到萨特身边正是像她说的“为了同一理想而在一起工作是一种更伟大的爱”？
这个有着非凡事业心的女强人，在家庭和事业的天平上，毫不犹豫地倾向于事业。不能不说，她最后冷酷地抛弃奥尔格林而选择萨特，多少也是此份事业心使然。
萨特去世后，波伏娃将萨特写给她的信件整理出版，书名为“致海狸的书信”，“海狸”是萨特对波伏娃的昵称。
翻开这本厚厚的书，萨特亲昵的激情充满了字里行间。不能否认，在泡妞方面，萨特还是很有一套的。
比如他写信给波伏娃，开头总是以“我迷人的海狸”“亲爱的小妞”“温柔的小海狸”“亲爱的宝贝”“我可怜的好小海狸”来呼唤波伏娃；
信里，又称她“我的小亲亲”“我的小甜甜”“我的小花儿”“我的小不点儿”“我的小可人儿”；
而在信末，还常常这样蜜里调油：“我爱您，柔情似水地爱您”“我爱您，狂热地拥吻您”“我吻您的小眼睛和脸蛋，我的小可人儿，我的爱”……在这样火辣辣甜腻腻的柔情蜜语的轰炸下，试问，波伏娃又怎能不为之心动？
从萨特写给波伏娃的信件中可以看到，他俩几乎无话不谈，确实达到荣辱与共、心灵合一的境界，没人能像他们那样互为影子般彼此了解和理解对方。
值得一提的是，波伏娃没有将她写给萨特的信收录其中，一封都没有。
我如此揣测，这也许是这个外表坚强、内里仍然有一颗玻璃心的女子为自己做的最后一件自私的事情。也许波伏娃心里一直对世人如何评价萨特对她的感情耿耿于怀，她或许是想借由这本书让世人看到萨特毕竟是爱过她的，那一封封信足以说明一切，说到底“悦己”才是女人宠爱自己的不二表达方式啊。
1986年4月14日，波伏娃因肺病于巴黎去世，享年78岁。
波伏娃去世后，和萨特合葬于巴黎的蒙帕纳斯公墓。令人唏嘘不已的是，她的左手上戴着一枚银戒指，那是曾经爱她如生命、呼唤她为“妻子”而终其一生没能成为她丈夫的奥尔格林送给她的。
此生，我与你无缘结为夫妇；来世，我将戴着这枚前世的爱情信物来找你。
这也许是波伏娃最后一个无声的心愿。然而，谁又知道我们会不会还有来世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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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有个朋友，当年她父亲因脑溢血骤然去世，她因为出差在外，连父亲最后一面都没有见到。
父亲去世后，朋友陷入深深的后悔之中，后悔父亲在世时，没有好好陪伴他，要么工作忙没时间，要么孩子功课多没时间，总之有各种各样的理由。直到永远见不到父亲时，她才体会到“树欲静而风不止，子欲养而亲不待”的遗憾。
人生是一列单向行驶的火车，永远不售返程票。这个道理其实大家都懂，只是我们总误以为时间是用不完的，未来还很遥远。所以，感恩不着急，追梦不着急，牵手不着急……等到人生突然来了个急刹车，才猛然惊觉，此生留下无可弥补的遗憾了。就像波伏娃那样，戴着奥尔格林的戒指，期盼着来世再相见，但我们还有来世吗？如果深爱奥尔格林，为什么今生不去牵他的手？
人生无法重来，请把握当下，珍惜眼前人，不让今生抱憾，别把遗憾留给莫须有的下辈子，这才是明智的姑娘厚爱自己的正确方式。
莎士比亚就曾说过：“在时间的大钟上，只有两个字——现在。”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