生活可不是那样简单，装卸工是重体力劳动，每天要扛着一百多斤的大件奔跑多少回，一天下来累得贼死。露天作业，风吹日晒的，脸被晒得黝黑，被人嬉称：远瞧像逃难的，近看像要饭的，再一瞅原来是干装卸的。装卸工的社会地位很低，城里姑娘都不爱嫁他们，所以老工人大部分找的妻子是农村姑娘。当李想知道了这些情况后，心冷了，自己就这样下去吗？当然不行，但自己在此地没有依靠，不像有门路的人靠关系很快调到了好工种。经过一番思索，他觉得自己如果能当干部，进入室内工作，脱离了艰苦的现场作业就行。但要实现这个目标可不是容易的事，要让领导发现自己的表现，自己还要有一定的能力。其实此想法现在看来没啥错，挖掘出自己的能力，人们就应该有奋斗目标。可在当时这就被看作私心杂念，资产阶级腐朽的思想作怪，是见不得人的东西了。
李想暗使劲，想法表现自己。那时政治挂帅，一遇什么专题就召开大批判会。一次批判林彪“五七一工程”纪要中的“上山下乡”是“变相劳改”时，李想收集了些资料，凭着自己写作的功底和普通话的优势赢得了上级来人的欣赏，要知道他是来自北京，又曾是北京重点中学的学生，作文从小学就好。从此，李想开始引起了上级注意，以后单位一有什么上台批判、表决心等发言的任务，他便是首选，当然他的发言不能脱离当时的政治气候，这虽然为他出了名，可也在以后被人抓住了把柄。后来他被选为团支部书记，为表示自己的能力，积极组织团的各项活动，搞义务劳动，抓大批判，弄得有声有色，殊不知这也为他今后遭难埋下伏笔。又过一年，他真的被调入室内工作，不过只是车间的办事员，给工人们发工资、劳保用品、统计生产进度等，可毕竟脱离了条件艰苦的体力劳动，李想有些春风得意了。
但人心没尽头，李想不甘心窝在基层，他想进入更上层机关。而且这时他有了一个更加说不出口的秘密。那是有一次他到厂部办事，机关人员在会议室开会，男女一屋子，女孩子不少，凭着对姑娘们的特殊敏感，逐个望去，最后一排的那个女孩一下吸引了他。那姑娘白皙的皮肤，乌黑的头发，瓜子型的脸，美丽的眼睛，苗条的身材，与众不同啊。呦，机关有这样的美女呀，她是谁？想着、看着，李想不忍离去。爱，又在心中萌动，久久不肯消逝。经过了不少周折，才暗地打听到了那个叫他一见钟情姑娘的情况。她来自一个更偏僻的山区小县，是机关的打字员，这在当时可是上乘的工作，她还有一个好听特殊的名字：欧阳晓雪。她的美貌加上美丽的名字，更吸引人了，没想到这个小城还有如此的美人儿，李想当时20来岁的年龄，正是想入非非的时候。他开始暗恋着晓雪，一比条件，自觉相形见拙，一个基层办事员怎能高攀机关的人，起码机关干部才能配上人家，为了她就要尽快改变自身状况。这样的想法更激励着他要出人头地，有一次厂部组织文艺汇演，李想也到机关参加排练，恰好晓雪也参加了。他发现晓雪稳重而不轻浮，美丽而不风骚。一个寂静的夜晚，他有事到女宿舍找晓雪。宿舍里没别人，李想心里是那样地激动。桌上有个日记本，信手打开，抄的是报上的散文及诗歌，啊，她也喜欢文学，而且字写得又那样漂亮。晓雪在灯光下更显得楚楚动人，两条长辫一前一后，眼光明亮又有些羞涩看着他，“这些是抄着玩的，不像你，能自己写。”晓雪说。“咳，我只是爱好，离好差远了，你的字真漂亮！”李想说。“你们北京知青眼光都很高，那像我们小地方的人。”“不不，山沟里也能飞出金凤凰，你就很出色。”“我出色在哪儿？”一时语塞，李想想说：你长得漂亮，但根本说不出口。这次难忘的交流，好像是好的开始。但就这时，一件意想不到的事发生了，单位的一位领导，托人将其女儿梅介绍给李想，当地人很想找个北京人。那位领导是搞技术的，在职工中很有威望。梅虽不如晓雪漂亮，可老实贤惠。这叫李想为难了，心里深深爱着晓雪，可晓雪心思是那样摸不透，自从那次谈话后再也没有机会交流了，有时碰上晓雪，她的表情总是平静地，看不出她的内心世界，姑娘的心真是不好琢磨的。
李想苦苦思索，激烈斗争，终于想出个自以为两全其美的办法。首先答应了那位领导，先试探晓雪，正好考查她一下，如不成，还可与梅谈下去，用今天话来说就是双赢，但事实证明他这是在玩弄感情，在爱情上的草率，给他一生带来很大的祸害。一时，他与梅的事传遍了单位，可谁都不知道，他与梅连句可心话都没讲过。那年中秋节，领导借口说家里要盖小房，要李想去帮忙，他倒是去了，到结束时，梅想和他说话，他却默默离开了，闹的人家不知如何，梅姑娘为此大哭一场。是啊，心里老装着晓雪，对梅产生不了激情，可他为什么开始不负责任答应人家呢？晓雪听说了他与梅的事后，有了反常表现。她一改以前对李想不卑不亢的态度，每逢单独遇见时不说话却长嘘短叹的。终于有一天，厂部政工组一位干部对李想说：“有一个人一直在追求你。”“谁？”“晓雪，她向我打听了你的情况呢。”啊，李想一听心里一阵狂跳，真想说出来：“我也在追她呀！”但强烈的自尊心制止了他，心里想的不是口里说的，怕真实表达情感被认为是追求资产阶级思想，在爱情方面更是禁区，这可以说是一种虚伪。李想违心地说：“晓雪追求我，我没感觉到。”那位干部听后还开导说：“我觉得你好象也挺喜欢她，如喜欢就要坚定不移地继续下去。”但李想仍然没勇气承认，那位干部叹了口气，不吱声了。梅姑娘那边没丝毫进展，人家说算了，梅为此还大哭一场。无形中他玩弄了两位姑娘的感情，但他对这两位姑娘一句爱恋的话都没说过，反落了个虚伪的名声。
李想还是想着晓雪，他想只有调到机关才能与晓雪经常接触，才好互相交流。有此想法，他便在各方面表现更加积极，以便能早日再上调机关。可是他的头脑还是简单了些，他认为是领导都是品德高尚的人，殊不知厂部领导班子里可不是铁板一块，存在着复杂的个人恩怨的矛盾，领导干部也是人那，革委会主任与政治处主任就针锋相对地对立。革委会主任兼党委书记老安是个老干部，听说抗战时期就参加了革命，资格可进省或中央的领导层了，但文化水平很低，一直没升上去，可爱摆老资格。政治处主任赵重文化较高，文章写得好，看不起老安，老安视赵有野心，就老琢磨着是否赵想篡自己的位。其实这个厂最大头只相当于科长级干部，能算多大的官。这样俩人代表不同的势力，手下都有一帮人的支持。恰巧李想所在车间的领导与赵关系更密切，赵经常来与车间的头儿谈天说地地聊天，但李想从没参与过。当时中国的形势可谓千变万化，各种人物走马灯似在舞台上变换，人们头脑中老装着政治，自然就有各种观点。李想是后来的，对安、赵俩人在“文革”的情况不了解，也不感兴趣，但他经常看见安一进职工食堂后面的伙房，抓起炸鱼就吃，拿起馒头就啃，从不交钱，在当时物质缺乏的年代显得太不象话了。李想看不惯这些就跟别人说：“老安还是老干部呢，多吃多占的，可得加强思想改造啦。”这些话不知怎么传到老安耳朵里了，老安是什么人，他可容不下一点批评，从此怀恨在心。
形势又发生了重大变化，“四人帮”垮台了，中国刹时像变换了一个时代，许多宣传多年的理论一下颠倒了个儿，不少人闹个措手不及。粉碎“四人帮”后开展了“三大讲”，本来是要肃清“四人帮”流毒，让全民来个思想转变的教育运动。可某些人利用这个机会浑水摸鱼，采取“文革”办法，打击异己，老安与赵的矛盾爆发了，安认为赵平时反对他就是反对老干部，正好赵是“文革”中提拔的干部，当然文革提拔的干部多了，十年“文革”，老的总有退休的，年轻人总有上来的，上来的也不是全不好，可以说大部份不比现在提拔的干部差，起码廉洁不搞特权。老安首先从李想所在的车间开刀，成立清查专案组，由亲信组成。专案组一切按老安授意去办，先找了一个想借机谋取赵的职位，一心想当政治处主任的人写了封告密材料，内容是这样的：揭发李想，他在一次反击翻案风会议上污蔑革委会主任老安同志是民主派，说他必须加强思想改造。老安是抗战时期老干部，过去出生入死，早是坚定的革命派，李想就是“四人帮”在我们厂的黑爪牙。
这封告密信颇有点像《基督山伯爵》里的弗南，为了争夺邓蒂斯美丽的未婚妻而写的告密信，使邓蒂斯遭受了十四年牢狱之苦，而这告密信却叫李想跌入了苦难命运的深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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革委会主任兼党委书记老安利用“三大讲”的机会开始了排除异己的活动，别看他文化不高，但搞起整人的活计却有一套，也就是他所常说的“我的斗争经验丰富，这是党培养的结果”，也是的，多次的“路线斗争”叫很多人积累了整人治人的经验。
老安先找了几个亲信组成了“清查专案组”，他秘密与专案组策划：要揭开厂内两条路线斗争的盖子，也就是找到打到赵重那伙人的法子，首先要找切入点，拿一个单位开刀。分析了半天觉得李想所在的车间合适，因为赵重那时没事就往那儿跑，他认为：此车间的头头与赵来往紧密，不知他们背后说自己什么坏话呢。但证据没抓着，不能轻易把他们都打成“四人帮”的“爪牙”，必须找突破口。对，就从李想开始，他年轻好对付。凭着这种臆想的猜测，老安先暗示专案组里那个谋求当政治部主任人写了匿名揭发信，他根据此“证据”在全厂干部大会上点名李想所在的车间存在着“反革命串联”，“污蔑老干部”等情况，还举例了那封炮制的所谓揭发信为证椐，但当时没点李想的名。
李想没参加会，有人给他报了信，李想听后摸不着头脑，说：“我与安书记没怨没仇，他揪我干什么？”“你是不是说过他的坏话？”报信人问。李想想了半天才想起曾在个别时候对个别人发泄过对老安搞特殊情况的不满，包括那个一心想谋取政治部主任职务的人，可那是正常的提看法，丝毫没有想把老安弄倒的意思。“嗨，你这人思想太单纯了，那人就拿这做文章打黑报告想往上爬了，说你污蔑老干部。这罪过大啦，政治斗争就是残酷的，下一步你要小心呀。”报信人走后，李想左思右想，忐忑不安的，觉得自己冤枉，他决定找老安谈谈。
那天天晴得很，李想心情好点就去厂机关找老安。刚进大门，正碰上老安，他恭敬地叫声：“安书记，您好，有工夫吗？”老安见是李想，表情淡漠，拉长声说：“我知道你肯定要找我，你先别找我，有事找清查专案组，我告诉你一句话，就是要‘实事求是’。”李想想：好家伙，我这点事都立了专案！真拿鸡毛当令箭，小题大做，愚蠢可笑！于是心中不快，说：“我没做什么错事，干嘛到专案组？”老安一听，火了：“你没做坏事？你说的那些话有人揭发了，你要说出是谁叫你那么说的就没事了。”“我不知道我说过什么了，也没人叫我说过什么。”李想说。“到这时候了，你要考虑自己的后果吧！”老安提高嗓音很生气地叫着。李想心里非常气愤，但忍着没爆发出来，今天他算进一步认清了领导可不全是品德高尚的人，这个老革命怎么如此不讲理，以前自己觉得是领导都应该是有水平的人，想得太简单了。
与老安的谈话不欢而散，李想开始感觉越来越多的压力了。“三大讲”搞人人过关，上边想打击谁就成心不让过关。连这个基层不大的工厂都存在两条路线斗争和“四人帮”的“爪牙”，那中国不知要成什么样了。不过社会上也开始了大规模的“清查”活动，动不动就有“四人帮”的爪牙被揪出来，被五花大绑或戴上手铐批斗，堪比“文革”初期斗争“走资派”的情景，真不知历史还能如此轮回转圈，政治斗争如同走马灯，你上来我下去，一朝天子一朝臣。李想已在小规模的会上讲过两次，把自己受“四人帮”的毒害上升到高度了，自觉得把自己说得很坏了，群众都觉得他说自己过分了，一个小小的车间办事员能有什么事儿，应该可以通过了，可报上去还是批不准。本来像李想这样的小小官儿用不着上面批，这是老安专门要从他这儿打开缺口，现在没找到证据，口子还没打开，怎能轻易让他过关呢？其实只要李想瞎说一气，随便揭发一下，给老安提供炮弹后就没事了。可李想有做人的基本原则，绝不能无中生有诬陷他人，这时候他成了保护别人的壁垒，好似一堵墙阻碍着老安主力军的进攻。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