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姐，是我的两位姐姐之一，也是排行最后的一位姐姐。按理应当叫幺姐，或者叫小姐什么的；说来说去，叫幺姐显得土里土气；叫小姐又觉得洋里洋气，现在而今眼目下，叫小姐还有一种骂人的意思在里面。但不知道我从来都没有这么叫过她，并不是我有什么先见之明，这只不过是一种习惯罢了。
二姐乳名木香，可我经常听到人们都叫她木稗子，当然也包括我家德高望重的阿公。在乡下，女孩子常以花卉冠名，希望女孩子家长大了像花儿一样美丽。可叫木稗子，就多少有那么一点贬义了。稗子者，败家子的谐音也。
二姐小的时候并不怎么逗人喜欢，别的甭说，你就看她那踏踏的鼻梁，圆盘似的脸蛋，胖乎乎的，用当今的话来说纯属丑小鸭一只。不过，她在我这个当弟弟的眼睛里，多少有那么一点霸道，甚至还有那么一点点凶恶。我有时既恨她，但又舍不得她。
二姐其实只比我大五岁，从小在一起玩着长大。
那时，我们村还没有修建山沟上面的水库和人民渠，一到冬天，家门前总是一大片碧波荡漾的冬水田。那时，我们家爱喂鸭子，天一见亮，二姐就带我和小妹阿珍一起去放鸭子。鸭们嘎嘎欢歌着摇摇摆摆跳进了冬水田，把头探进水里逮鳅鱼吃螺丝什么的。
二姐用竹竿敲来一块大大的冰块，用麦草管在冰块边缘吹出一个小洞，用草绳一拴，挂在田边的树枝上。我和小妹用树棍在冰块上当当地敲着，很有节奏也很欢快，敲的是结婚锣鼓。当然，这都是二姐教我们的。当我敲得忘乎所以时，一不小心，掉进了冬水田。我吓得哇哇大哭，毕竟那时我才四岁的孩子。我的哭声遭来了阿公的一阵大骂：木稗子，你这个短命的女娃子，还不快点把阿木拉起来！二姐也吓坏了，鞋子也没顾得脱，扑通一下跳进冬水田把我拉了起来。那时，我穿的是满襟长棉袄，浑身湿得落汤鸡似的。
二姐赶忙把我背回家，脱掉我的棉衣，把我捂在被窝里。她找来烘笼，把我湿透的衣服一件一件地烘干。
按照当地习俗，小孩子受了惊吓，要举行捞魂仪式的。如果一旦吓掉三魂七魄，孩子就没有小命了。所以，一定要把小孩子的三魂七魄捞回来。
天一断黑，母亲从米柜子里拿出两个鸡蛋，找来担泥巴的撮箕，带着二姐，来到我落水的地方。母亲摆上事先准备好的刀头（一种祭神用的方块猪肉），点上香蜡钱纸，把鸡蛋放在撮箕里，嘴里念念有词，在水里接连捞了三次。然后，一路喊着：阿木的三魂七魄回来没得？二姐跟在母亲的身后连连回答：回来喽！这一唱一和一直持续到家门。母亲把鸡蛋煮熟，放在我的枕头下面。捞魂仪式才告一段落。
第二天，母亲把鸡蛋剥开，观察鸡蛋蛋白的纹路有什么变化没有。还好，我的魂魄还在，只是感冒发烧了几天而已。
那时，大人要下地干活，带弟弟妹妹的任务自然就落在了二姐身上。二姐经常带着我们和院子里的发全、富员、冬娃、弥儿一起玩耍。那时虽然没有现在孩子们玩的积木、刀枪、电脑、游戏机什么的，但玩的花样也是多种多样，其实比现在的小朋友们还要快乐幸福得多。什么抓子、踢毽子、跳绳、捏泥人、藏猫猫、撵光堂（看谁跑得快）、过家家、唱儿歌、讲故事、老鹰抓小鸡等等，不管从内容到形式，真可谓花样翻新丰富多彩。
一个院子的小朋友们在一起，就像一家人一样。二姐从家里拿来豌豆、黄豆、苞谷籽什么的，在烘笼里烧着。她在小朋友面前一人放一块瓦片，就算是碗了。二姐把烧熟的豆子分发在每个人的碗里，就像母亲一样慈祥。小朋友们吃着香喷喷的豆豆，嘴里发出吧几吧几的响声，甜美得不能自已。富员和二姐同岁，理所当然就是这个家庭的父亲了。我想，那恐怕就是现在人们所说的过家家了吧。
当然，我最喜欢的是唱儿歌听故事。一到晚上，月亮从东边冉冉升起，在棉朵般的白云间穿行。我们坐在堂屋门前，守望着湛蓝的天空和皎洁的月亮婆婆。二姐教我们唱着：“月亮光光，姊妹烧香，烧死王大姐，气死幺姑娘”，“坐排排，吃果果，没得钱，割耳朵”，“张打铁，李打铁，打把剪刀送姐姐，姐姐留我歇，床上有跳疙（跳蚤），姐姐留我站，地下稀啪烂”一首首儿歌，把我带进了甜蜜的梦乡。
记得在一个漆黑的夜晚，乌云翻滚，狂风大作。大人们都到田坝对面的峰山校的操场坝里开会去了，后来听大人们说，他们在鸣放，团右派分子向同普的汤圆儿。鸣放者，大鸣大放也；团汤圆儿，就是在辩论的过程中，推推拥拥，你推过来，我推过去的一种斗争形式。那几天，小妹阿珍正在出麻子，也就是人们常说的麻疹，又哭又闹的。二姐背着阿珍，手里拉着我，站在朝门前的竹林里放声地喊着母亲。在那样的夜晚，那样热火朝天的鸣放会场，母亲哪里听得到儿女的呼唤。小妹阿珍本来就在出麻子，再加上晚风一吹，就病上加病了。
待母亲回家，阿珍已经病得不成样子，着急得没有办法。那时农村的医疗条件相当差，要在八里路外的中兴场镇才有医院。在那样恶劣的天气，伸手不见五指的夜晚，还要走那么远的山间小路，请医生是不可能的。母亲只好用调羹粘上青油在油灯上烤热给她刨背。看来小妹阿珍真是福薄命浅，不到天亮就离开了人世，结束了她两岁多一点的生命。我唯一的妹妹小阿珍就这样离开了我们，到了她应该去的地方。若干年后，每当我想起我的小妹阿珍，我的鼻子总觉得酸酸的。要是阿珍活着多好，我也会有一位比我小的妹妹了啊！
第二天一大早，父亲含着泪水，用撮箕把小妹阿珍提出去安埋了。我们当地的说法，没有满12岁的小孩子死了，都是豆子鬼，是不会留坟头的。随便往那个沙凼里一埋，不管风吹雨打，还是猪吃狗啃，就此了事大吉。小妹阿珍究竟埋在什么地方，父母亲一直没有告诉我。想必，在清明前后，我也会去给我心爱的小妹阿珍烧一柱香的。
一到阴历二月，屋前的冬水田里蛙声阵阵，此起彼伏，这是找黄鳝的最好季节。天一断黑，二姐找来干竹竿，把它一根根锤破，作照明用的火把。她背着吧篓（装黄鳝和鱼的用竹子编成的小筐），用火点着火把，带着我一起去找黄鳝。
走出竹山，可谓伸手不见五指。只见得田野里星星点点的火把飘来荡去，欢笑声吆喝声不绝于耳。二姐赤着脚，一手拿着火把，一手拿着黄鳝夹子，在冬水田里找着黄鳝。我跟着二姐，从一根田埂走向另一根田埂。不大一会儿工夫，二姐就找来一满吧篓黄鳝。我和二姐高高兴兴地回到家，把找来的黄鳝倒进水桶里。第二天，母亲从酸菜坛子里抓来酸生姜酸海椒酸萝卜酸青菜什么的，做出一大碗香喷喷的家常黄鳝，那味道可好极了。
记得我上小学那一年，母亲带我到出嫁不久的大姐家去给满二十的大姐做生，那时，吃的集体食堂，生活虽然困难，大姐还是把我留在她们家玩耍。要开校了，二姐来大姐家接我回家读书。从内心来说，我不愿意跟二姐回去的。走的那天，天下着毛毛细雨，路又滑。走到半路，我又哭又闹地嚷着要回大姐家。二姐也不认黄，任凭我的哭闹，不依不饶地拉着我朝回家的路上走去。从那时起，我恨起了二姐来。
更可恶的是，有一次，母亲去赶场了，家里无人作饭。我刚从黑湾小学放学回家，二姐就吆喝着让我和她去山湾里的水井抬吃水。我从内心非常的不愿意，跟着二姐来到山湾的水井旁。二姐把桶绳栓在井杆上，从井里打上满满一桶水，叫我和她轮番着把水桶提上井沿。我远远地站在一边，根本就没有把二姐的话听进耳朵里。嘴里还不住地骂着那句常挂在嘴边的老话，二天哪个嫁人了，老子不得走哪个屋里去，最多吃根烟就走了。这句话，好像已经成了我的名言，生产队的大人们经常学来给别人听。不过，这话还真叫我言中了。二姐结婚时，我正在北京上学，没有机会参加二姐的婚礼，连她的喜烟都没有抽上一支。这是后话。
当然，二姐最气的也是这句话，她的气不打一处来，气呼呼地一个人把水提上来，解开桶绳，取掉井杆，不由分说地朝我掷来，井竹竿正好戳在我的眉骨上。顿时，鲜血直流，染红了我的小脸蛋。这一下，二姐可吓坏了。马上在田埂上找来巴茅，一边给我止血，一边哄着我回家给我拿好吃的。
回到家，二姐搬来木梯，从挑梁上的萝斗里，拿出做种的花生，给我装了满满一荷包。还一再嘱咐我不要把今天发生的事情告诉母亲，这我知道二姐是怕挨打。我坐在灶门前忍着疼痛，一边烧火，一边吃着花生。
这时，母亲从中兴场赶场回来。一到家门，看到家里没声没气的，就问二姐，阿木放学回来没有。二姐说，早就回来了，在灶门前烧火呢。母亲心想，平时赶场回来，阿木总是第一个跑到山嘴上迎接她。母亲总忘不了给这个最痛爱的小儿子买上一些水果糖块什么的，阿木拿着糖果，帮着母亲背赶场的背兜，高高兴兴地走进家门。
今天，母亲总觉得情况不对有点反常。她拿着糖果，走到灶门前，一眼就看到我的眉骨上鼓起一个大包，鲜红的血迹还挂在脸上。母亲心痛得什么似的，把我拉到堂屋门前，仔细地检查着我的伤痕。问我是啷个搞的，怎么会伤着这里，差一点就把眼睛整瞎了。按照二姐的交代，我吞吞吐吐地说，是自己不小心摔着的。母亲怎么也不相信，摔也只会伤着额头，哪能会伤着眉骨呢？！母亲说乖娃娃不能撒谎，要讲老实话。我看着母亲着急的样子，只好把情况如实地告诉了母亲。
这一下子，母亲可急坏了。从门背后拿起一根赶鸡的竹竿，不由分说地去打二姐。二姐眼快，拔腿就跑出后门，逃似的爬上屋后山梁。母亲骂着，你这个死女子，连一个弟弟都待不过，今后嫁到别人家里，怎么去待人家的兄弟姊妹，只有挨忙槌（洗衣服用的木棒）的！二姐逃出去后，午饭也没有弄到吃，天黑了才悄悄地遛进家门。
看到这一幕，我又心痛起二姐来。二姐虽然狠了一点，但自己也有过错，不然，也不会发生今天这样的流血事件啊！
二姐在母亲面前是不遭喜欢的，挨打挨骂那是家常便饭。记得刚读完初小，二姐就再也不想上学了。一天吃过早饭，该上学了，二姐怎么也不去读书。这可气坏了母亲，她让我拿着二姐的花书包，跟在母亲的后面，非得让二姐去上学。母亲拿着黄荆树条子，从这条沟追到那条沟，从这匹山梁追到那匹山梁，二姐跑得就像野兔似的，母亲怎么也追不上她。没有办法，二姐宁可在生产队干活，也不愿意去读书。从此，二姐放弃了学业，成天跟着大人们做活路了，一天能挣那么二、三个工分。
二姐在生产队里，当过记工员、赤脚医生，还是大队团支部的文娱骨干。那时，下午一收工，大队团支部就组织青年团员在峰山校的操场坝子里排练节目。有时，放学一回家，我就去给二姐作伴，到峰山校看二姐她们跳舞。排练的是当时最为流行的《社员是朵向阳花》、《太阳出来磨盘大》《麦浪滚滚闪金光》啊什么的，二姐的舞姿并不怎么优美，但跳得可认真了。一到五四青年节，我们大队团支部排练的节目，总是会被公社团委选上参加全公社的文艺汇演的。看着二姐在舞台上的出色表演，我这个当弟弟的总感到无比的自豪和骄傲。
二姐十六七岁那年，山梁后面的四木匠老婆找着母亲，要把二姐说给她的外侄儿做媳妇。据介绍，未来的姐夫姓文，初中毕业。可以说在当时当地算得上最有文化的人了，不能不说是一门好亲事。按风俗，父母之命，媒妁之言，那是天经地义的事。不在乎二姐答不答应，母亲毫不犹豫地把这件亲事答应了下来。
当年底，二姐夫应征当了兵，来到新疆乌鲁木齐。给二姐写来第一封情书，还寄来穿着军用皮大衣戴着皮军帽在雪山下照的全身照片。这是我第一次见到我未来的二姐夫，给我的印象还是满不错的。
母亲让我把姐夫的来信读给她们听，不过那时的情书，除了贤妹贤哥的，没有更多私人化的东西，无非就是什么相互激励的言语。因为二姐初小没有毕业，常用的汉字都认不完，字儿也写得鸡刨烂的一样，我只好替二姐代笔了。其实，二姐毕竟是姑娘家，没有什么好说的。只有母亲一边口授，一边让我代笔给姐夫回信。
时光荏苒，转眼几年过去了。我踏上北去的列车，进京读书去了。二姐夫从部队复员回来，很快就跟二姐结了婚。我小时候说过的话已经应验了，我不但没有去二姐家装舅子，连一口水都没有喝，一支烟都没有抽。这不是我不愿意去，而是读书请不到假。
后来听人们说，二姐的婚礼办得还算热闹。母亲是一位十分爱面子的人，生怕嫁奁不好被别人说闲话，就连竹山后面留给我做床的大柏树也锯了下来为二姐打了家具，什么柜子箱子架子床脚盆板凳应有尽有，八大挑八大抬搞得风风光光的。不过，这样的场面我没有机会看到。
几年以后，二姐夫在本村当了公办教师，二姐也为这个家生了两个大胖小子，日子过得红红火火的。在寒暑假回家探亲的过程中，我总少不了去二姐家。成家了的二姐，待我这个小弟弟可好了。二姐夫成天把我陪上陪下的，二姐杀鸡宰鸭，每顿好酒好菜相待。我简直成了他们家的座上宾！
岁月不饶人，转眼二姐就进入了知天命之年。做大生的那天，我还特意请了假去为二姐祝寿。这也是我第一次去为二姐祝寿，以前做生满十的，都是母亲在走动。母亲逝世后，作为娘家人，我就不能不去了。在当地流行着一句话：娘家人是女儿家的坚强后盾避风良港。如果失去了娘家人的关爱，女娃子就像失去父母的孤儿一样无依无靠了。
二姐做完大生的第二年，好像是国庆节前夕吧，她和二姐夫在自留地里栽完牛皮菜，刚一站起来，就倒了下去。二姐夫赶紧把二姐送倒吉庆镇医院抢救，一诊断，是高血压导致的脑溢血。经过一个晚上的抢救，没有任何效果。第二天，二姐夫和大外侄儿又把二姐送到县医院。二姐夫打来电话，我赶紧从市里坐上小车来到县城。二姐躺在一辆平板车上，手脚一点不能动弹。睁着双眼，可怜兮兮地望着我这个娘家的亲人。我看到二姐眼睛里充满着泪水，好像有很多话要说，可是连一句也说不出来。我的眼睛湿润了，鼻子酸酸的，喉咙好像有一根鱼刺哽得那样难受。
医生说，赶紧去交费，然后打CT，做手术。不然，最多也拖不过二三天。二姐夫从身上东搜西凑的，总共也只凑起六七百元钱。这点钱除了打CT，哪能住得起医院。住医院在现如今，不交够手术医疗费那是万万不可能的。
我的心也紧了，心想二姐不管怎么说，嫁到你家，没有功劳，总还有点苦劳，退一万步来说，总还为你家生了两个大胖小子啊！怎么能在这生死关头，就因为没有钱就这样放弃她那英年的生命？！作为我这个娘家人，无论如何都是不会答应的。
我看到二姐夫无可奈何的样子，心想，这几年小外侄儿读大学，的确花了不少钱，也拉了不少债。听说有一次，二姐夫为小外侄儿凑学费，跑遍了全村都没有借够，二姐夫急得发疯，走到人民渠水渠边，真想一头跳进水渠死了算了。
救人如救火，我赶忙拨通了原来在县委组织部一起共过事的老朋友阮二哥的电话，向他讲明了情况，请他给县医院院长打个招呼。一会儿，医生就来告诉我，先打CT，马上手术，然后再说费用的问题。我的心里踏实了许多，二姐总算有救了。心想，如果不是有这么一层关系，哪里有这个好事，二姐也就只有等死了。社会上流传着大病拖小病抗得了重病见阎王，这话确实一点不假。
手术很成功。在二姐头颅上凿了一个小洞，从里面抽出大半碗淤血，这是治疗脑溢血的最好办法。二姐的性命保住了，我的心里多少得到了一丝安慰。
第二天，我带着大外侄儿，来到乡政府，找到在乡农经公司当会计的老辈子（叔叔），为二姐治病贷了3000元款，又从我的存折上把仅有的1000元取出来，终于交齐了住院的费用。
二姐出院了，住院治疗费总共也就只花了4000多元钱。二姐虽然从死亡线上挣扎了过来，但也给她带来一定的后遗症。她的半边手脚再也不能像从前那样行动自如，到哪里都离不开一根拐杖。语言上也造成一定障碍，虽然勉强可以说那么几句话，但说得很含糊，就像牙牙学语的孩子一样。
一次，我在大姐夫的陪同下去看望二姐。一走进她的家门，二姐夫正在一边给二姐洗脸漱口，一边给她按摩瘫痪的手脚。我被这一场景深深地感动，突然想起了少来夫妻老来伴那句常言话，这话的确一点不假啊！
二姐一看到我的到来，兴奋得不得了，满脸的笑容，就像秋天盛开的菊花，嘴里也在依里哇啦的不知道在说些什么。二姐的话语，虽然一句我也没有听懂，但我早已心领神会了。
吃过午饭，我去跟二姐告别，说明自己工作很忙，要回单位去了。只见二姐依里哇啦的说着什么，两行热泪不由自主滚了下来。看到这一场景，我不忍心让二姐难过，只好改变一下口气，说和大姐夫到吉庆场镇去玩一下，等一会儿就回来。二姐好像心里舒服了许多，脸上露出了灿烂的微笑。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