比较各旅行家的报告，发现它们有很多地方都是相互矛盾的。但是，它们都一致地记述了一点，那就是中国的劳动工资低廉得难以赡养家属。在中国，耕作者虽然终日劳动，所得的报酬最多也只够购买少量稻米；至于技工，状况就更恶劣了。他们携带着器具在街市上不断地东奔西走，靠搜寻甚至是乞求工作来过活，完全不同于那些漫不经心地在自己的工场内等候顾客的欧洲技工。中国下层人民跟欧洲最贫乏的国民相比，前者的贫困程度要远远超过后者。
据说，由于广州附近的陆地上没有居住处，有数千户人家都栖息在小渔船中。这些人不但没有住处，还缺少食物，往往会为了夺得船舶丢弃的污秽废物而相互殴打。他们如果得到猫或狗的尸体，即使那些尸体已经有一半腐烂并发臭了，他们也会像别国人得到卫生食品那样高兴。人们之所以会结婚，也不是出于生儿育女的考虑，而是因为婚后就可以自由地杀害儿童。每天夜里，各大都市都会多出若干的弃婴。这些弃婴，要么被丢弃在街头巷尾，要么像小狗似的被扔进水里。杀婴这种可怕的工作，据说还被一部分人公然地认为是一种谋生的手段。
中国虽然可能处于停滞不前的状态，但它似乎也没有退步。在那里，你看不到被遗弃的都市，也没有荒芜的耕地，每年被雇佣的劳动也几乎不变，维持劳动的资金也几乎没有减少。因此，最下级劳动者即使生活资料非常贫乏，也能勉强维持生活。于是，其阶级人数自然也就保持不变了。
而在维持劳动的资金显著减少的国家里，就完全是另外一番情形了。在这类国家里，如果各等职业所需的雇工和劳动者人数逐年减少，就会有许多人找不到工作。比如，上等阶级的人民如果不能找到上等工作，就会想到去找一份下等工作，如此下去，做最下等工作的劳动者就不只是超过需要的最下级劳动者了，还包括许多来自其他各个阶级的人。这么一来，劳动者人数就会供过于求，以致产生剧烈的职业竞争，把劳动工资降低到了极致。而且，即使人们愿意忍受这种极度悲惨、贫困的生活水准，还是有许多人找不到工作。这些没有工作的人，如果不想饿死，就得沦为乞丐，或者是作出什么罪大恶极的勾当。遭受穷乏、饥饿和死亡等灾祸袭击的，接下来就是最下级的劳动者了，然后是全部的上等阶级。当除去苛政或灾祸后的剩余收入和资本足够维持现有居民的生计时，居民人数就不会再减少了。这种情况，常见于今日东印度的孟加拉及其他若干英属殖民地。
一个土地肥沃的国家，如果在人口大大减少之后，每年还有三四十万人因为饥饿而处于死亡边缘，那么该国用来维持劳动的资金一定正在迅速减少。英国对待北美政治机构的态度，是保护与统治；而对待东印度的商业公司，采取的则是压迫与压制手段。英国的这两种措施，性质完全不同。要说明这一点，这两地的情况就是最合适的例证。
所以，优厚的劳动报酬是国民财富增进的征兆。如果一国的国民财富增进，那么其国民的劳动报酬一定优厚；如果一国停滞不前，那么贫穷劳动者就无法维持生计；而当社会急速退步时，劳动者则处于饥饿状态。
现今，大不列颠的劳动工资不仅可以维持劳动者一家的生活，还明显有剩余。关于这一点，我们无须靠繁琐地计算劳动者最少需要多少工资才能养活一家来证明。因为，有很多征象都明显地表明了它确实高出符合人道标准的最低工资。
一、在大不列颠，不管是高级劳动还是最低级的劳动，都有夏季工资和冬季工资之分
冬季工资要低于夏季工资，而且冬季还要临时支付薪炭开支，所以冬季的家庭生活费在1年中是最高的；夏季生活费最低，这时的工资反而最高。由此可见，支配劳动工资的因素，并不是劳动者的最低生活所需，而是工作数量及工作价值。也许有人会说，劳动者全年的工资并没有超过其维持全家1年生活所需的数额，他只是把夏季工资的一部分留在冬季时使用了。可是，奴隶或完全仰赖他人生活的人却无法受到这样的待遇，他们只会得到和他们的日常需要相称的生活资料。
二、在大不列颠，食品价格的变动不会影响到劳动工资
在大不列颠，食品价格每年甚至每月都会变动；但是，有许多地方的劳动价格，甚至经过了半个世纪还仍旧不变。所以说，当地的贫穷劳动者，如果他能在食品最昂贵的年岁维持一家人的生活，那么他也能在食品价格一般且供给充足时过得很舒适，而在食品价格相当低廉时过着优裕的生活。在过去10年，虽然许多地方的食品价格都相当昂贵，但这并没有对劳动的货币价格产生明显影响。虽然有些地方的劳动价格有所提高，但其原因却是劳动需求的增加。
三、食品价格的变动，每年都比劳动工资的变动要大，而不同地方劳动工资的变动，却大于这些地方食品价格的变动
在大不列颠的几乎所有地方，面包和家畜肉的价格一般都相同。其他大多数贫穷劳动者能够购买的零售商品，在大都市和一些偏远地方的售价也同样低廉，甚至在大都市的售价还更低。造成这一现象的原因，我以后再说明。
但是，大都市及其附近地区的劳动工资跟数里之外的劳动工资相比，往往会更高。高出的幅度，在1/5～1/4不等，也就是高出了20%～25%。在伦敦及其附近地区，普通劳动者每天的工资是18便士，而在数里之外，这一普通工资却减到了14便士或15便士。在爱丁堡及其附近，普通劳动者一天的工资是10便士；而在距其数里之外的地方，相同劳动的报酬也降到了8便士。在苏格兰低地一带，大部分地区的普通劳动价格都是8便士，而且其变动幅度也比英格兰小得多。
一个人未必会因为劳动价格的差异而从这一教区搬迁到那一教区，但货物却不同。许多容积巨大的货物，都会因为价格差异而被人从这一教区移到那一教区，或者在国内各个地方移动，甚至是被运输到世界各地。在这么频繁的交通下，各地货物供应量很快就会在一定范围内趋于均衡。人性虽被确定是见异思迁的，但以往的经验则表明人类其实是安土重迁的。在大不列颠，如果一个贫苦劳动者能靠最低劳动工资养活一家人，那么他一定能在工资最高的地方优裕地过活。
四、无论从时间还是地点上比较，劳动价格的变动都往往与食品价格的变动相反
在苏格兰，一般人常吃的谷物的价格要高于英格兰。因此，苏格兰几乎年年都会从英格兰输入大量谷物。这些从英格兰输入的谷物，在苏格兰的售价必须高于英格兰。但是，无论这一价格有多高，也不能高于苏格兰本地同等质量谷物的售价。
谷物可磨得的粉量的多少，决定了它的品质是否优良。英格兰谷物所磨得的粉量，比苏格兰谷物要多得多。因此，从表面上看，英格兰谷物要比苏格兰谷物价格高；但从品质或重量上说，英格兰谷物的价格一般要远远低于苏格兰谷物的价格。可是，英格兰的劳动价格，却高于苏格兰的劳动价格。因此，同样是在联合王国，如果一个贫苦劳动者能够在苏格兰养活一家人，那么他在英格兰就一定能过上优裕的生活。
现在，苏格兰普通人民最常吃得好的食物就是燕麦片。而在英格兰，同一阶层人民最常吃的食物比燕麦片要好得多。正是工资的差异，才导致了这种生活方式的差异。可是，许多人却认为是生活方式的差异导致了工资的差异，真是令人不可思议。打个比方，甲骑马乙步行的原因，是甲富能备马、乙则贫得只好步行，而不是甲有马乙却没有。
从各年度的计算结果来看，英格兰和苏格兰两地上世纪（17世纪）的谷物价格要高于本世纪（18世纪），这是毋庸置疑的。如果一定要证明这一事实，那么用苏格兰作实证可能会更准确一些。因为，苏格兰的谷价每年都是公定的，完全可以作为证明材料。每年，苏格兰都会依据市场的实际状况，按程序评定各地各种谷物的价格。在法国甚至欧洲的大多数地方，也出现了类似的情况，而法国的情况是有明确证据证明的。所以，英格兰、苏格兰两地谷物上世纪价格高于本世纪的情况，是不需要间接证据作为旁证的。同样地，两地上世纪的劳动价格远远低于本世纪，也是毋庸置疑的。
因此，如果上世纪的贫穷劳动者能够维持一家人的生活，那么本世纪的贫穷劳动者必定会过得更舒适。在上世纪的苏格兰，普通劳动者的夏季日工资是6便士，冬季日工资是5便士；在苏格兰高地及西部各岛，大多数劳动者的工资是每星期3先令左右。而在本世纪的英格兰，低地地区的普通劳动工资是8便士一天；在爱丁堡等邻近英格兰的各个州，以及劳动需求大大增加的格拉斯科、卡隆和艾尔郡等地，普通劳动者的日工资甚至达到10便士或1先令。英格兰农工商业的改进比苏格兰要早得多，因而其劳动需求及劳动价格也随之增加。所以，英格兰上世纪和本世纪的劳动工资都要高于苏格兰。英格兰的劳动工资，就是从那时起开始大大增加的。然而，由于英格兰的工资种类比苏格兰多，因而其工资增加率也较难确定。
在1614年，步兵的饷银是8便士一天，与现在的标准相同。当初，由于大多数步兵都来自普通阶级，所以他们的饷银额数，也必然是以普通劳动者的工资标准来规定的。查理二世49时代，一位名叫黑尔斯的高等法院院长，作出了如下推算：由父母、两个略有工作能力的子女、两个毫无劳动能力的子女组成的六口之家，一星期的生活费是10先令，1年的生活费总共是26镑。如果他们想赚来这么多钱活口，只有去劳动，不然就得去乞讨或盗窃。关于这个问题，黑尔斯似乎曾经作过一番研究。
因为政治算术才能而备受戴维南博士赏识的格里戈里·金先生，也曾在1688年就一般劳动者及不住宿佣工的普通收入进行了推算。格里戈里·金认为，按一个家庭平均由三个半人组成来计算，其1年要花费15镑生活费。格里戈里·金与黑尔斯两人的计算，表面上好像有出入，实则大体一致。因为，按照他们的计算，在这种家庭里，每个人一星期的生活费大约都得20便士。
从那时起，大不列颠这种家庭的货币收入与费用，都或多或少有所增加。不过，这一增加部分的额数，并没有高得像现在的一些报告说的那样。不过，劳动价格并不能十分正确地确定，这在任何地方都是一样的。因为，就算劳动区域和劳动种类相同，劳动者的巧拙以及雇主的宽吝也会影响劳动工资。如果某地没有就工资作出法律规定，那么我们也可以确定该地的普通工资。而且凭经验，法律虽然屡次想对工资作出明确规定，可这些规定却总是不适当。
在本世纪，劳动真实报酬（即劳动者创造的生活必需品和便利品的真实数量）增加的比例，与劳动货币价格增加的比例相比，前者可能更大。跟从前相比，不仅谷物的价格稍微降低了，其他许多适于贫穷劳动者的东西也大大跌价了。就以马铃薯为例，在今日的大不列颠，大多数地方的马铃薯售价都比三四十年前降低了一半。除了马铃薯之外，大头菜、胡萝卜、卷心菜等的价格也很低廉。这些蔬菜，从前是用铁锹种植的，现在都普遍用犁耕种了。总之，所有蔬果的价格都降低了。
上世纪，英国消费的苹果和洋葱，大部分都是从佛兰德斯50输入的。麻布和呢绒制造技术的大改良，让劳动者穿上了质优价廉的衣服，而随着贱金属制造技术的改进，劳动者不但有了更精良的职业工具，还用上了便利的家具。当然，由于课税，肥皂、食盐、蜡烛、皮革、发酵酒等的价格抬高了。不过，贫穷劳动者极少会消费这些价格昂贵的东西。因此，对贫穷劳动者来说，多数物品的价格都降低了。现在，经常能听到一种说法，就是贫穷劳动者也开始奢侈了，他们对以前的衣、食、住都感到不满。由此，我们确信劳动的货币价格与真实价格都增加了。
下层阶级的生活状况得到了改善，对社会有利还是不利呢？这个问题的答案很明显。无论一个国家有多大，其居民大多数也都是仆役、劳力和各类工人。如果大部分成员的境遇都得到了改善，就绝对不会对国家造成损害。假如一国的大部分居民都处于贫困、悲惨的状态，那么这个国家一定不繁荣。此外，对一个为全体社会提供衣、食、住的人来说，他只有分享到一部分劳动生产物，才能让自己的生活也过得去，这样才算公正。
因为贫困，人们无疑不想结婚，却未必不结婚。贫困似乎对生育有利。在苏格兰高地，生活在半饥饿状态的妇女，常常能生20多个孩子；而上等社会的妇女，一般只能生两三个，有的还不能生育。在上等社会，妇女经常会患不孕症；而在下等社会，却极少有妇女会患不孕症。生活奢侈的女性，虽然能够享乐，但其生育能力却往往会因此而被削弱甚至彻底丧失。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