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 一定要做外国人
做人，烦了。
不知道为什么，反正怎么着都烦。
我一直在揣摩，世界上到底哪一类人的活得比较舒坦？哪一种人过得比较自在？那些富人是能舒坦而不得，只要有了钱便成了他人算计的对象，大多是得不了好死的。穷人就别提了，天天为钞票操心，生了病连医院都不敢进，还不如宠物呢。做中国人吧属于先天不足，主要是经济问题在作祟。当日本人又太不甘心了，总不能把自己与禽兽混为一谈吧？其实直接做禽兽也就算了，何必披着张人皮呢？做个美国人倒不错，但总是担心恐怖分子找上门来，危险！最终我觉得还是做欧洲人好些，可现代欧洲人多少又有点底气不足了，连个伊朗核问题都搞不明白。
如果能做一个全盛时期的欧洲人，或许就能作威作福，无法无天，享尽无限风光了。嘿嘿，那时候国际法还不健全呢，做强国的国民好象是可以肆无忌惮的。
于是我想做个全盛时期的欧洲人，但我一直的理想是动物啊，这下矛盾了。仔细想来，我觉得老外虽然也是人科动物，但与我们多少还是有差距的。在王朝时期，我们的祖宗基本上是不把他们当成人看的，我们曾经在英国的英字前加上了犬旁或者口字边。仅仅百十年前，大多中国人还认为欧洲人的膝盖不会打弯呢，连猴子都不如。所以他们也不是人，至少不是我冒充的这个品种的人。
于是我设想自己成为日不落帝国的臣民，游走于世界各地，想干什么就干什么，想是谁就是谁。
我生于1864年的英国肯特郡，我的英文名字早就被人忘却了，但中文名字却异常的响亮——李德立。
我以一个英国企业人的身份，影响了中国的历史进程和旅游业版图的重新划定，后代中国人把我当成了帝国主义走狗，是掠夺中国财富的万恶传教士，是西方侵略中国的代表性人物。其实我只是一个普通的传教士兼商人，可在中国人眼里，我不是个人。
我出生的年代是我们的国家最牛叉了，那时美国人刚刚结束内战，法国人刚刚被德国人打得屁滚尿流，而德国人不过是刚刚从蒙昧的分裂状态中觉醒过来。至于东方那些古老的国度则大多与现代社会毫无干系，而非洲更是蒙昧如初。
我们英国人与时俱进，开拓创新，走到了时代的最前端。那时伦敦的地铁已经开通十余年了，四通八达的铁路网串联了国家的每个城市。我们的蒸汽船航行在泰晤士河上，那是最早投入运营的铁壳商船。曾几何时英国的舰队游弋在广阔的大洋上，大西洋仅仅是我们的内海，太平洋上到处都有我们旗帜。我们要海上保护贸易，我们控制了所有的商业航线，我们在所有的商业往来中都占有巨大的分额。在那一时期英国的陆军占领了整个印度、澳大利亚、加拿大、非洲的一半以及海洋上无数的岛屿。而我们的民主制度也随着帝国前进的步伐，推广到世界各地。世界上从没有过这样的伟大国家，以如此少的人影响着如此多的人，在一个偏僻的弹丸之地向大半个地球发号施令。
生为英国人是我的光荣也是我的负担，如果不做出一番成就的话，我是无法向自己和祖先交代的。
年轻时我本想做个英武的海军战士，但想到功成身就死的纳尔逊，我便害怕得不得了。我也曾想混进陆军队伍，但当时的帝国陆军陷入了与阿富汗人和祖鲁人的战争泥潭，做陆军更危险。
最后我决定干脆做一名传教士，虽然我对宗教并不怎么感兴趣，但传教士的身份又体面又安全，收入也不错。
如此种种，证明我只是一个普通人，绝对成了不了英雄，但世间变幻谁又能预料呢？在我刚刚拿到牧师证书时，教会居然给我下达了命令，为了扩大英国教会的影响，他们让我去中国传教。当时我气得差点和他们打起来。
中国是什么地方？那是瘟疫横行，饿殍满地的国家。
据说我要去传教的长江流域更是热得从天上往下流火。我们英国人是最怕热的，我父亲有个朋友曾在上海做生意，结果染上了热病，没两个月就死在中国那个鬼地方了。
我当时刚刚结婚，带着新婚妻子去中国，那不是找死吗？但教会的命令就是上帝发命令，是不能更改的，万般无奈下我只得启程了。
当时苏伊士运河还没有开通呢，我带着妻子从伦敦登船，取道南非，走印度，到达香港。
在漫长的旅途中，妻子意外地怀孕了，那将是我们的第一个孩子，我们俩欣喜之余竟不约而同地担心起来，迎接我们的国度到底什么样？我们的孩子能够健康地成长吗？
我们的船从香港坐轮船沿着海岸线北上，我的传教士生涯是从这里开始了。
1883年的上海已经颇有些欧洲大都会的派头了，实际上中国的城市都是非常庞大的，这得益于他们蜂群一样的人口。我本想在上海常住下去，但可恶的教会又把我派到了汉口。
此时妻子怀孕七个月了，而我刚到中国，教会是我们唯一的经济来源，我们只好忍气吞声地上了轮船。
我是第一次深入中国内地，长江的浩瀚让人震惊，如此壮丽河山养育出的民族应该是人类文明的领跑者。但我发现中国人只是对祭祀祖先和回顾光荣的历史有兴趣，这是为什么呢？
路过镇江时我碰上了赛兆详，他是美国传教士，是虔诚的基督徒。赛兆祥一直在中国传教，在宗教界很有些名气。
他看到我妻子，几乎残叫着说：“千万别去汉口，会死在那里的。”我询问原因。赛兆祥痛惜地说：“中国人称汉口为火炉，那地方太热了。咱们欧美人怕热，很多人都热死在汉口了。尊夫人要是在汉口生产的话，必定凶多吉少。哎！我的前两个孩子都在中国热死了，我妻子受不住打击，回国疗养去了。”
我听从了老朋友的建议，决定只身去武汉，把妻子留在镇江的教堂，那里有英国护士。
我曾向赛兆祥请教，如何让中国人成为上帝的信徒。
赛兆祥叹息着说：“中国人没有宗教精神，他们只相信利益。只要让他们明白，信教有好处，他们就会聚集在你身边的。”
我惊讶地说：“那是生意，不是传教。”
赛兆祥难过得不得了：“我不想亵渎上帝，可中国人就信这个，你说怎么办？”
抵达汉口恰好是七月，天哪！这里简直是人间地狱啊！早晨八点，坐在房间里热汗就溢出来了，整个身体就如一只沸腾的水壶，人热得没地躲没地藏的，只想在水泡着。我不明白教会为什么把我派到这儿来，这不是要我的命吗？我强自支撑着处理教堂的事物，我不敢去乡下传教，万一热死在半路怎么办？
其实中国人也怕热，每到傍晚，长江里全是光溜溜的身躯，颇为壮观。
此时妻子来信了，她说我们有了女儿，并希望一家人尽快团聚云云。在信中，妻子抱怨说镇江天气太热，孩子生了痱子。我暗自叫苦，你们要是来了汉口就不是生些痱子的事了。
那段时间我认识了几个中国传教士，其中一人叫戴鹄臣。我是英国人，但并不认可当时欧洲流行的人种学观念，当时的欧洲人认为西方人之外的人种都是劣等民族。我认为中国人除了相貌单调些，不大讲究卫生之外，与我们也没有多大区别。实际上在我看来中国人的外貌简直太可笑了，一水儿的黑头发，黑眼睛、黄皮肤，所有男人都梳了个统一的发型，几乎很难把某个人从人群中区分出来。
统一的外貌说明人种单一，而统一的穿戴说明思想单一。也难怪这个民族没有创新观念，他们似乎从不愿意创造新的东西，因为他们认为古代社会才是理想中的乐园。
戴鹘臣十年前就接受了基督教，思想还算开明。有一次我和他聊天时说到武汉太热，戴鹄臣笑道：“有个笑话说，阎王爷要把干了坏事的财主下油锅，所有的财主都跪地求饶，只有一个财主无动于衷。阎王爷奇怪地问：难道你不怕下油锅吗？财主说：我是武汉人，不怕热。”说完他哈哈大笑起来，而我却一点都不觉得可笑。我满脑子是妻子和刚刚出生的女儿，总不能老让他们在镇江吧？后来我把在的担心说了。戴鹄臣说：“放心吧，进了九月就好了。”
进了九月天气果然凉爽了，我兴高采烈地把妻子、女儿接到汉口。
戴鹄臣迎接我们时，抱着小女儿说了句语重心长的话：“赶紧长身体，明年夏天你要经受锻炼了。”
我立刻揪住他，哀求着说：“你一定要帮我找个避暑的地方，我可不愿意女儿在汉口下油锅。”
戴鹄臣说：“九江有一处所在，据说那地方夏天很凉快。”
“哪里？”我听说过九江，但没有下船。
他说：“庐山。”
我下了决心：一定要在夏天到来前，安顿好避暑的问题。
二 庐山开辟者
深秋，我和戴鹄臣从汉口到了九江。
虽然是秋天了，但站在江船上依然热浪扑面，浑身粘稠。戴鹄臣指着南方的一片朦胧山峦说：“那就是庐山，曾经孕育过很多大诗人。”
我说：“什么诗人不诗人的，凉快就行。”
我们离开驿道，沿着一条古老的山路向上攀登。
戴鹄臣说：“这条路是朱元璋修的。”
我知道那是个著名的皇帝，以诸杀功臣驰名，据说那小子还当过佛教的传教士，便问道：“他也是来避暑的？”
戴鹄臣说：“满州人怕热，所以修了避暑山庄，我们汉族人是从不避暑的。朱元璋修路是为了纪念一个和尚，好象叫布袋和尚。”
我心里一动，和尚是传教士，我也是传教士啊，难道我与这座山还有些渊源不成？
纪念和尚的小路叫九十九道盘，是一条年代久远的石板路，从山脚直通山顶。路边的风光美不胜收，隔不远，茂密的丛林间就会闪现出荒废的中式亭台，如遥远的童话。我们没有做停留，匆匆而上，刚刚上到半山腰冷风便飕飕袭来，大家不约而同地穿上了外套。
戴鹄臣说：“听说，夏天在庐山上睡觉，一定是要盖上被子，否则就着凉了。”
我颇是欣慰，热汗飘尽，步履轻快。我们在向导的带领下经过天池寺、黄龙寺抵达了女儿城，那是条破败的古城墙。
我站在城上极目远望，九十九盘已经淹没在漫山翡翠中，风景如画。不，这里的风景本身就是一幅写意画，与中国传统绘画中的景致一般无二。
我发现前方的两座山岭间有一块面积不大的山间小平原，便问：“那是什么所在？”
戴鹄臣说：“牯牛岭。”
我心念一动，COOLING，这不就是清凉的意思吗？从此我给对面那片山岭更换了名字，叫牯岭，取避暑之意。后来不仅外国人接受了这个名字，连一向咬文嚼字的中国人也认为我做的修改更为简洁，不久便叫响了。
有一段时间牯岭的名声甚至比庐山还要响亮些，其功劳全在我一人身上。
我在山上考察了几天，发现庐山的确是个避暑的好去处。我决定在山中里修建一座别墅，夏天让妻儿们在这里躲避汉口的高温。
戴鹄臣曾告诉我，俄国人曾向山中寺院买过地皮，我们俩便辗转去九峰寺探讨购买地皮的事。我估计这笔生意的难度不大，寺里是土和尚，我是个洋和尚，大家都是和尚，买块地皮又算得了什么？
我和戴鹄臣整整走了半天，后来体力不支了，再加上山路陡峭，我凭空摔了个跟头。幸好我还年轻，否则脖子就要摔断了。
后来戴鹄臣找来骄夫，所谓的轿子就是两个年轻人抬着把简易的竹椅子，人坐在上面颇是惊险。我本来大敢坐，但轿夫急得频频作揖：“洋大爷，你就坐吧。我们三天没开张了，我家上有八十老母下有吃奶的孩子。”
为了他的母亲和孩子，我只好坐了上去……
九峰寺的住持叫继慈，看模样倒也和善。我向他提出购买寺后空置的土地，和尚开口就要三千两银子，这不是要杀人吗？我拒理争辩，三说两说的，和尚竟从佛像底座下抽出一把大砍刀，号称要宰了鬼子。
我和戴鹄臣只好夺路而逃。出得门外，我诧异地问：“这般和尚倒像是土匪。”
戴鹄臣说：“也难怪，听说继慈曾在湘军做过将领，杀人如麻。虽然立地成了佛却未必放下屠刀。”
“那我的女儿怎么办？明年夏天怎么办？”
戴鹄臣说：“要不，就在牯牛岭置办地皮吧，可惜那一带无人居住，生活不大方便。”
我说：“无所谓，我们住了就等于有人了。那片地有主人吗？”
戴鹄臣摇头道：“无主荒山，咱们去官府谈谈吧。”
听到官府这两个字，我立刻觉得耳边全是风声，脑袋都疼了。
当时的中国弥漫着浓重的排外情绪，中国人把我们叫做鬼子。鬼是人死之后的形态，也就是说他们根本不愿意承认我们也是人。其实官府的态度也是一样的，凡是洋人的事一概排斥。因为所有的官员都担心背上汉奸的名声，他们碰上洋人就如碰上瘟疫似的，躲还躲不及呢。后代人都以为我们曾在中国横行霸道来着，但那是军队的事，根本原因是中国军队挡不住他们。我也希望横行霸道，是人就愿意横着走路，可我只是一个小小的传教士，无权无势，也没那么多的钱！对了，当时中国人的流通物不是钱，是银子。
戴鹄臣看出了我的疑虑，安慰道：“要不，我替你出面吧。我不说你是外国人，官府同意了你再出面。”我点点头，只得如此了。
戴鹄臣的人品极好，他身上具备了中国人独有的精明，对我们外国人也没有偏见。我们下山来到德化县，我住在客栈里，戴鹄臣去了县衙门。
大约两个小时后，戴鹄臣回来了，他惊喜地拉着我说：“知县说那是无主荒山，闲着也是闲着，明天就可以交契税了。”我们俩大喜过望，当天晚上狠狠地喝了顿小酒。中国白酒不好喝，喝起来如同受虐，但我高兴，受虐也愿意。实际上当时我只想租他几十亩地，盖栋别墅也就心满意足了，可事情的发展往往是无理可循的。我做梦都想不到，后来我几乎拥有了整整一座庐山。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