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这之后，王朗云又以天一井所获利润，作为清淘扇子坝其他废盐井的启动资金，像冬天滚雪球一般，王家的事业越做越大。至咸丰年间，王三畏堂的盐产量居自流井所有盐场之首，占总产量的十分之一。方圆两三百里内，提起王三畏堂和王朗云，无人不知，无人不晓。
危机与商机
咸丰元年（1851），太平天国在广西金田村起义，两年后在南京定都，建立太平天国政权，势力发展到长江中下游等17个省。
对于刚刚处在萌芽状态之中的中国企业来说，战争的降临无疑是一场巨大的灾难。王朗云想起了先祖们的故事。明末清初，张献忠屠四川，王氏家族举家西逃，好不容易躲过了那场祸患。痛苦的历史莫非要重演？每当听到东边传来清军与太平军作战的种种传闻，王朗云胸中就会泛起一阵揪心的痛。
令人感到奇妙的是，这个世界充满了无穷的魅力。魅力之一是：假如世人都认为这是一个灾难，那么机遇也就来了。当世人还在猜测、揣摩、议论纷纷时，就意味着未来的机遇即将成型。
果不其然，在清军与太平军打仗的那场灾难中，王朗云审时度势，乱云飞渡仍从容，终于带领王三畏堂这艘大船闯过了惊涛骇浪，顺利到达了彼岸。
从清代开始实行的引岸制度，将全国划分为若干区域，每一区域只准若干世袭盐商专卖，不准跨区域自由买卖，否则以私盐治罪。长期以来，湖北、湖南所需的盐，都被淮商所把持，川盐所占市场份额非常小。
客观地说，川盐与淮盐相比较，具有多方面的竞争优势。就连长期抑川盐而扬淮盐的两江总督曾国藩，也不得不承认川盐具有比淮盐更多的优点。如果按照商品流通的自然规律，不加人为限制，即没有引岸制度的存在，川盐在湖北、湖南广大地区的销售形势要比淮盐好得多。
太平天国占据南京之后，长江上的运输路线被阻塞，淮盐不能上运湘鄂。清廷随即发布公告，允许川盐销往湖北、湖南，这是近代盐业史上有名的“川盐济楚”。
川盐济楚给自流井的盐业发展带来了前所未有的契机。丰饶的资源，精湛的技术，高额的利润，如今再加上有了广阔的市场，使得自流井盐业步入鼎盛时期，独执四川井盐之牛耳。
《四川盐法志》引李榕《自流井记》云：
“井火至咸丰七八年而盛，至同治初年而大盛。极旺者，烧锅七百余口。水火油并出者，水油经二三年而涸，火二十余年犹旺。有大火，有微火，合计烧锅五千一百口有奇。”
查询相关史料，同治至光绪初年，自流井盐场已拥有盐井700余口，煎锅5590口，年产食盐近20万吨，占全川总产量的一半以上。连当时的四川总督崇实也在给皇帝的奏折中称：“四川盐井近年获利数倍，自流井尤为最旺。”
最初，当清军和太平军各自割据，阻碍了长江上的运输线，淮盐不能运抵湘楚，致使湖北、湖南两省的食盐价格暴涨。在湖北售盐一斤，可以换一斤棉花运回四川。在如此暴利的刺激下，冒险家伺机而动。正如西方那句有名的谚语所说：“一旦有百分之五十的利润，就会铤而走险；有百分之百的利润，就敢践踏人间一切法律；有百分之三百的利润，就敢冒上绞刑架的险。”
在清廷尚未放开引岸制度，川盐还不能行销湖北、湖南之时，自流井就有个盐商刘昆池，冒着杀头掉脑袋的危险，运盐一载，买通了封锁防守长江浮桥的清兵，运往湖北武昌、沙市、宜昌等地销售。售价竟高达一斤银子一斤盐，实属骇人听闻。
刘昆池贩私盐的传奇故事不胫而走，自流井的盐商们大受鼓舞，为巨额利润所诱惑，一个个都蠢蠢欲动。王朗云天生就是个胆子特别大的人，遇到了这样的好机会，岂有不去拼一把的理由？他吩咐牟师爷派人准备好船只，装载了川盐，要去赌一把命运。家里的人都为他担忧，王朗云爽朗一笑，大声说：“吉人自有天相，老天爷会保佑我王家平安无事的！”即将开船的头一天，王家祠堂里杀猪宰羊，还特意抓来了一只大公鸡，用鲜红的鸡血来吓鬼驱邪。上得船来，船头上插着一面旗帜，上绣一个斗大的“王”字，据王家后人解释，这个王字一是代表家族姓氏；二是取大王之义，天下人均须臣服。
说来也巧，正当王朗云即将运盐前往湖北销售之时，从京城里传来了消息，清廷网开一面，川盐松动引岸制度，发布了川盐济楚的布告。听到这个消息，王朗云仰天一声长啸：真乃天助我也！
就这样，王郎云带着一船川盐顺江而下，一路上顺风顺水，运到了湖北宜昌、沙市。此刻湖北食盐极度紧张，王朗云运来的这船川盐，犹如“鹅毛大雪送白炭”。市场行情相当好，船只刚刚靠近码头，还没等清仓出货，早已经被闻风而动的当地商人们哄抢了个精光。
出产的盐销路好，王家的家运自然就好。王朗云乘势而上，开设了广生同盐号作为运盐总机构，分别于邓井关、泸州、重庆、宜昌、沙市、洋溪等地设分支机构，专运由自产之卤制成的自产之盐济楚。
据老辈人回忆，当年自流井釡溪河两岸，沿途摆满了各种橹船。橹船在当地又被称作“歪脑壳船”、“歪屁股船”，这种船造型奇特，船头、船尾均逆向歪扭，清代文人刘慎知《富荣场景诗》第八首对橹船有生动描述：“橹船歪脑壳，五支为一单。行止如雁行，恰运一载船。”
釡溪河橹船是中国乃至全世界内河航运史上最独特的一种船型，它的歪头歪尾设计是有讲究的。釜溪河比较狭窄，水流湍急，如果上下行的船只迎头相逢，往往容易堵塞河道。为了防止卡船，釡溪河的行船规则是“一律靠左”，即便两船相遇，歪船用手或用桨一拨，就各自归道，保证河道畅通。橹船之所以能在复杂的水域环境中自由穿梭，除了一头一尾的独特弯曲造型外，关键还在于橹的巧妙设计。这些都不细说了。
王三畏堂的橹船在釜溪河上名头很响亮，每只船的船头上，都插了一面绣着金色的“王”字大旗，在太阳光的照射下，闪烁着金光，像一尾尾活泼的鱼儿在河里游动。其他人的船只见到了王三畏堂的船，一般都会先靠岸稍事停歇，等王家的歪脑壳船驶过去了再开船。
王朗云做生意有他独特的一套办法。有这么一则典故，能看出王朗云经商确有高人一等之处。
川盐济楚之初，王三畏堂的盐船运至湖北沙市，遇到了一点小麻烦。原来，由于泥沙每年淤积，沙市的河床高过了街市，只得靠修筑堤坝来保住街市。堤坝系泥土筑成，如果所有船只全都不分青红皂白随便靠岸，势必会对堤坝造成伤害。一旦撞坏堤坝，后果将不可设想。因此，当王三畏堂的盐船抵达沙市码头时，即遭到了沙市商帮和市民们的抵制，强令不许拢岸。
处理这件事的是牟师爷，他援引以往类似事情的处置办法，给官府送了银子。可是第二天，送去的银子又被原封不动地还了回来。官府那边带来了话，说这银子不敢收，长江堤坝事关全城老百姓的性命，万一出了纰漏，恐怕连脑袋都保不住了，还要银子有什么用？牟师爷一筹莫展，只好等老爷王朗云亲自出面解决。
王朗云的解决办法说起来其实也挺简单。他先是下令将盐船停泊在江心，用小木划子将盐一包包运送到岸，很快销掉了这船盐。接下来，从长远处着眼，王朗云出钱雇人运来了十几船石头，在泊船之处筑起了一道石堤，成为一个远近闻名的盐码头。后来，宜昌、沙市等长江沿线城市开埠后，英国人的轮船驶入长江中上游，驶至沙市无法停靠，见了这个用石头筑成的码头，如获至宝。洋人的轮船停靠于此，久而久之，当地人就把这个地方叫做“洋码头”。洋码头的名字一直沿用至今，已被沙市列为历史文物保护单位。
川盐济楚，更是使得王三畏堂迅速发达起来。据《王三畏堂家族史》记载：
“光绪末年，按自贡地区每年征收盐税170多万两银计算，王三畏堂上缴朝廷的税金竟高达20余万两银子，约占自贡地区每年征收盐税收入的11.8%，占全川盐税收入的4.8%。运盐总额仅楚盐一项，即占楚盐全部载额的12%。”
危机这个词，在英文里是“CRISIS”，意思是一个人、一个企业、一个集团遭遇到了危险和困境。然而中文里的“危机”并非只有危险，还有从“危险”中看到的“机会”。也就是说，危机包含有“危险”和“机会”两个层面的意思。放到经济领域来说，无论遇到什么样的危机，总有垮掉的企业，也有在危机中瞄准机会乘势而起的企业。这种企业的领导人不仅是智者，而且需要过人的胆识和勇气。
而本故事中的主角王朗云，正好是这样的一个人。
鲜血染红的红顶子
经商做生意，尤其需要讲技巧的是与官场人合作。春秋战国时期的吕不韦之所以能取得巨大成就，并不是因为他生意做得如何好，而是他与秦始皇嬴政的关系。在波谲云诡的历史悲喜剧中，一个富可敌国的商人，为了图谋政治地位，不惜把怀有自己儿子的心爱女人贡献给落魄的人质，并倾尽全部资产来扶助这位秦国公子，然后又用不可告人的方式铲除他，最终实现了儿子做皇帝、老子做宰相的人生梦想。这着棋走得深不可测，世人叹为观止。这个故事让人意味深长的结论是，金钱的魅力永远也敌不过权力的魔力。
在王三畏堂发迹的整个过程中，王家与官场的首次合作是修建大安寨。
大安寨，千年盐都的一颗明珠，镶嵌在川南的大地之上，熠熠发光。它集军备民居于一体，成为盐场最具代表性的一座寨堡。在不到一平方公里的地面上，聚集了上万人，房舍府第、茶楼酒肆、楼台亭阁、粮仓银库、祠堂庙宇达千余间，几乎无一插针之地。官场大佬、商界大亨、名绅名流、社会贤达等，均以出入大安寨为荣耀。一时间，商贾云集，名震川渝。
王朗云为什么修建大安寨？修建大安寨，让他从中得到了什么好处？要回答这些问题，说来话长。还是让我们来从头说起。
咸丰九年（1859），云南昭通破产农民李永和、蓝朝鼎响应太平天国起义，在家乡牛皮寨聚众扯旗造反，率义军六七百人由滇入川，连克筠连、高县、庆符诸县，他们以“杀富济贫、除暴安良”为旗号，对一些吃不饱饭、穿不暖衣的穷苦百姓很有诱惑力，短短一两个月时间内，起义队伍迅速发展到数千人。
李、蓝起义军入川后，很快攻占了川南数县。同年冬，又攻占了犍为、乐山盐场一带。起义军的行动严重威胁了富顺、荣县等产盐区。对于清廷来说，财政是他们的命脉，而盐税又是命脉中的命脉，不可能让起义军轻易得手。这年冬天，清廷急调湘军六千余人入川，又命川、陕、甘、鄂等各省清军数万人援川，大批部队正朝这一带赶来。
在战争这架巨大的绞肉机面前，人的生命还不如一只蝼蚁，这也是人类的灾难和悲哀。千百年来，无休止的起义，无穷尽的镇压，笼罩在中国大地上的永远是硝烟弥漫，永远是狼烟遍地。战争这个魔鬼肆无忌惮地吞噬着普通老百姓的生命，在战争面前，他们除了躲避，别无他路。
在咸丰九年突然而至的这场战争面前，王朗云和自流井的那些盐商们，起初也是选择了逃跑和躲避。他们躲避到了一个名叫三多寨的地方。这个三多寨，是自流井大盐商李振亨、颜昌英、王克家等人耗银七万多两修建的。寨名取为三多，意寓福、禄、寿三多。寨子里修建房屋数万间，挖掘水塘，人畜共用；建造粮仓，广储粮草。
那一年，携家带口逃难躲进三多寨的有一千多户人家。值得一提的是，这一千多户人家并非庸常之辈。普通人家只能流落穷乡僻壤，他们不可能进入风景如画的三多寨。能进三多寨的，都是自流井的头面人物，他们跺跺脚，地皮就会发抖。其中不乏像王朗云这样的盐商富豪，也有不少的官宦人家。逃难至此的这一千多户人家中，有一个特殊的人物——富顺知县胡汝开。
胡汝开，广东顺德人，此人善于带兵打仗，曾获得过清廷的嘉奖。
李永和、蓝朝鼎的起义军从滇入川后，自流井盐商闻风而惊，不安于枕，每天到县府衙门来请愿的人川流不息，商人们的目标只有一个：请知县大人派兵对盐厂进行防卫。知县胡汝开也深感肩上的责任重大，地方官守土有责，这事不敢怠慢。可无奈本县城里士兵太少，胡汝开只得求救于重庆府清军统领朱大令、张大同部，前来自流井守护盐厂。
没料到，他请来的不是守护神，而是瘟神。张大同与李永和、蓝朝鼎的关系密切，他部下的许多士兵也与起义军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这次带兵来援助自流井，张大同心中打的如意算盘是见风使舵，顺势多捞点油水。队伍开到了自流井之后，张大同按兵不动。不久，李永和、蓝朝鼎的起义军经宜宾、乐山一路杀了过来，逐步推进到了天池寺清水塘。天池寺离自流井只有十来里路程，起义军在那里安营扎寨，并且秘密派人来联系张大同，商定了里应外合、共同起事的计划。
咸丰十年（1860），正月初一，张大同的部队挑头闹事，以索饷为借口，宣布解除守护盐厂的职责，全部集中在陕西庙营地待命。三天后，起义军从土地坡杀过来，张大同部佯装迎战，士兵们朝天空中放了几枪，马上便掉转了枪口，夹杂在起义军中杀向自流井街市，拦路口，搜行人，抢商号，烧井房……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