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爱国主义是最好的避难所”
“爱国主义是最好的避难所”，对日货的抵制已经成了一种全民性的情绪，在某种程度上超出了理性的范畴。
直到今天，利用民族主义情绪来达到商业目的仍然是一个屡试不爽的“竞争武器”。让我们来看看近现代商业史发生过怎样的景象。
1931年9月18日，日本关东军占领东三省，“九·一八”事变爆发，中国再次处于危急的存亡关头，一曲《松花江上》，恸哭四万万国民。反日情绪空前高涨，各地学生纷纷游行请愿，各地再度爆发抵制日货运动。
1931年10月26日的美国《时代》周刊曾在新闻中报道：“在上海，那些敢偷偷摸摸卖日货的店主，上周受到由‘反日协会’自己任命的中国‘警察’的严厉惩罚，哭哭啼啼地被关进临时设立的监狱。”这些不爱国的商人吓得说不出话，跪在“反日协会”审判者面前不停地磕头求饶。“审判员”对他们卖日货的罪行处以的“罚金”达2500美元。凡是被处以罚款而称无力支付的店主，就被押进反日协会的监狱。这种怪异的审判，以各种方式出现，公然违法的行为却在各地得到中国公众舆论的支持——人类1/4民众的舆论。
全世界的唐人街纷纷抵制日货。在安大略省温莎市，400名加拿大华人把价值6000美元的日本茶叶、丝绸和海鲜集中在一起，浇上汽油，由温莎德高望重的李枫(Fong Lee，音译）发表鄙视日本的演讲，然后点燃柴堆。在太平洋彼岸，美国航运公司高兴地看到日本的公司取消了中日航班，自己则多了生意机会。
“九·一八”之后的第十天，北京举行了20万人参加的抗日救国大会，人们烧毁日本商品，要求对日宣战，收复失地。同日，南京、上海的2000多名学生上街请愿，冲击国民政府外交部。在商业和银行业，抵制日货被严格地实施，上海、广州等地的银行断绝与日本的一切交往，搬运和码头工人拒绝装卸日本货物，日资企业的雇员被强烈鼓励辞去他们的工作。据当时的《申报》报道，“在上海买卖日本产品事实上已是不可能。”。
目睹了当时景象的美国记者埃德纳·李·布克记载，1931年的抵制运动“对中国这样进行抵制活动的老手来说也是前所未有的”。她看到一个与日本商品有关的商人被扔进木笼，“暴露在众目睽睽之下——就好像是一只销售了日货而背叛他祖国的奇异野兽”。各地的日本侨民都遭到了不同程度的袭击。1932年1月18日，上海三友毛巾厂的激进爱国工人殴打了几个日本僧人，导致一人死亡，两天后，日本侨民放火烧了这家工厂，这成为“一·二八”日军攻击上海的直接导火索。
在此次抵制运动中，民众表现出超乎寻常的高道德标准。日货被定名为“仇货”，也就是仇人生产的商品。在天津，一个叫宋则久的商人把自己的“天津工业售品所”更名为“天津国货售品所”，发誓商店只出售国货商品。当地的《庸报》报道说，有人发现售品所出售的女大衣用的是日本钮扣，宋则久当夜查验所有的女大衣，没有发现日本钮扣，第二天他下令再彻查一遍，结果在法租界的一个分所里，真的找到几件使用了日本钮扣的女大衣，宋当即开除了分所的主管，并公开登报向市民道歉。
“奸商”在民族危机的语境里，被升格为“叛国的商人”，所有出售日本商品的商人都成了叛国者。在郑州，一个销售日本香烟的中国商人被迫“头顶一张巨大的香烟纸板盒，在一场大型示威中游街示众”。
在其后相当长的时间里，对日货的抵制已经成了一种全民性的情绪，在某种程度上超出了理性的范畴。在1932年发表的中篇小说《林家铺子》里，作家茅盾形象地描述了当时抵制洋货的某种现实：小伙计们夹在闹里骂“东洋乌龟”！竟也有人当街大呼：“再买东洋货就是王八！”大家都卖东洋货，并且大家花了几百块钱以后，都已经奉着特许：“只要把东洋商标撕去了就行。”他现在满店的货物都已经称为“国货”，买主们也都是“国货，国货”地说着，就拿走了。
“爱国主义是最好的避难所”，对于政治家来说，这是“真理”，对于企业家似乎也是一样。
“李约瑟难题”到底难在哪里？
“李约瑟难题”跟所有历史难题一样，其实是一个没有结论的开放性假设。它的提出，让人们从一个崭新角度审视中国文明的价值。
所谓“李约瑟难题”是这样一个命题：“为何中国在科技发展上长期领先西方，而现代科学竟出现于西方而不是中国？”
提出这个难题的李约瑟博士是一位来自英国剑桥大学的生化学家。1942年11月，李约瑟从伦敦出发，长途旅行四个月，由昆明辗转抵达重庆，他的身份是“中英科学合作馆”馆长。他对中国的兴趣以及一口生硬的、“带南京普通话腔”的中文，来自于他的学生兼中国情人鲁桂珍小姐的培育。
从1943年到1946年，李约瑟先后在中国进行了11次长途考察，路程长达3万里左右。他形容自己是一个“圣诞老人”，一次次把试管、放大镜、小型发电机、望远镜及科学实验用的各种化学药物分送给西部条件十分恶劣的中国科学家们。就是在这个过程中，他提出了日后十分著名的“李约瑟难题”。
据他观察，16世纪之前的中国是世界上科技最先进的国家，中国人在公元868年印刷出了第一本表明出版日期的图书；在公元1088年发明了“磁力导向”的指南针；管仲对月亮周期的潮汐现象与亚里士多德的观察完全一致。可是为什么在最近的数百年里，中国的科技会停滞不前，以至于成了一个备受欺辱的衰老帝国？
这个“难题”改变了李约瑟此后的人生，他从一个生化学家成为举世闻名的中国科学史专家，他在1954年出版了《中国科学技术史》第一卷，到去世前的1995年共出版了七卷。在西方学术世界，他与美国人费正清是研究中国问题的两座高峰。
李约瑟在研究中发现，由于中国关于技术的发明主要起于实用，往往知其然而不深究其所以然。若与西方相较，中国许多技术发明的背后，缺少了西方科学史上的特殊精神，即长期而系统的、通过数学化来探求宇宙的奥秘。所以中国史上虽有不少合乎科学原理的技术发明，但并未发展出一套体用兼备的系统科学。
李约瑟还从政治制度的层面对中国科学的落后进行了审视。他认为，中国是世界上仅有的中央集权超过两千年的国家，自秦统一六国之后，就形成了一套严密的“封建官僚制度”，这种制度的正面效应是使中国非常有效地集中了大批聪明的、受过良好教育的人，他们的管理使得中国井然有序，而负面效应则使得新观念很难被社会接受，新技术开发领域几乎没有竞争。
“李约瑟难题”跟所有历史难题一样，其实是一个没有结论的开放性假设。它的提出，让人们从一个崭新角度审视中国文明的价值。
此外，“李约瑟难题”的命题本身还遭到了不少学者的质疑。华裔文化学者余英时便指出，所谓“李约瑟难题”只能是一个“假问题”。他认为，中西方所谓的“科学”同名而异实，好像围棋和象棋虽同属于“棋”类，却是完全不同的两套游戏，中西“科学”之间无从发生“领先”与“落后”的问题。
美国宾夕法尼亚大学的中国科学史教授席文的观点与余英时相似，他认为，关于历史上未曾发生的问题，我们恐怕很难找出其原因来，因此我们与其追究“现代科学为何未出现在中国”，不如去研究“现代科学为何出现在西方”。
事实上，进入20世纪之后，对“科学”的认识与反思正是中国现代化的主要命题之一，在1919年的五四运动中，青年学生高举的两面“大旗”，一是德先生（民主Democracy)，一是赛先生（科学Science)。而林语堂则在《吾国与吾民》中写道：“希腊人奠定了自然科学的基础，埃及人发展了几何学与天文学，连印度人都发明了自己的语法学，这都以分析性思维为基础，但中国人却未能发展自己的语法学，数学与天文学的知识大多是由国外引进的他们只喜欢道德上的陈词滥调缺乏的正是这样一种科学的世界观。”
李约瑟的工作正是对这些思考的历史性延续，他给出的结论也许并不重要，重要的正是问题本身。
工厂798
半个世纪之后，当年中国半导体行业的领先者798工厂成为了北京最著名的艺术家群落。
在156工程中，被安排在首都北京的项目有四个，一个民用，三个军工，其中之一就是798工厂。半个世纪后，798成为北京城里最出名的艺术家群落。
在京的四个项目中，有两个是电子企业，它们都在东郊的酒仙桥地区，一是北京有线电总厂，编号738，另外一个就是华北无线电器材联合厂，它由六个工厂联合组成，其中798的名气最大，当地人就把这一片厂区统称为798大院。798最出名的记录是，在1958年自主研制出了纯度在99.99%以上的单晶硅，在后来的三十多年里，798工厂一直是半导体产业的领先者。
与其他156工程不同的是，798是由东欧的民主德国援助建设的。当时民主德国副总理厄斯纳亲自组织成立了798联合厂工程后援小组，除了技术的先进性外，它最独特的地方是具有典型的德国包豪斯建筑风格，是实用和简洁完美结合的典范。德国人在建筑质量上追求高标准。比如，抗震强度的设计在8级以上；为了保证坚固性，使用了500号建筑砖；厂房窗户向北，可以充分利用天光和反射光，这就保持了光线的均匀和稳定。
798和738曾经是北京最出名和最神秘的大工厂之一，在这里工作是一件值得骄傲的事情。曾有工人回忆他到798工作第一天时的情形：“我当时在大山子下了车，最显眼的就是一个由解放军把守的大院子。在树木的掩映下依稀能看见里面的红砖楼。我上前询问把守的解放军：‘706厂在哪儿？’但是得到的答案却是不知道，可是此地不再有其他更像工厂的建筑了。这个谜底直到我正式工作后才解开，原来‘706’是军工厂的代码，在当时是要保密的。我询问的地方是798大院。”
1960年，738大院出了一个工人指挥家束衡，他创作了一首《有线电厂在前进》的进行曲。在有关部门的安排下，6月5日，车工束衡走上北京人民剧场的舞台，指挥中央交响乐团演出由他创作的乐曲。在演出节目单上，工人指挥束衡的名字排在中国最著名的指挥家李德伦的前面，这在当年是一个十分轰动的新闻，它证明了工人阶级的先进性和无所不能。
然而，从80年代末开始，738和798与所有的国营企业一样，渐渐跟不上时代的脚步了，各个工厂的衰败开始显现。到90年代中期，红极一时的大院企业陷于停产半停产状态，工厂一半以上的工人下岗分流，大多数生产车间停止运行。工厂实在没活儿干，只好靠出租闲置厂房和卖地皮来赚钱。
2002年，一位名叫洪晃的女文化人突然瞄上了它，洪晃是民国政治家章士钊的外孙女、共和国外交部长乔冠华的继女。她看中798独特的国营工厂气息——衰败、僵硬，与商业气氛格格不入，于是在这里以极便宜的价格租了一个车间，当做自己的艺术工作室。跟她一起看中798的，还有做艺术网站的美国人罗伯特，他租下了120平方米的回民食堂，改造成前店后公司的模样。在洪晃和罗伯特的示范下，一些前卫艺术家也先后看中了这里宽敞的空间和低廉的租金，纷纷租下一些厂房作为工作室或展示空间，798艺术家群体的“雪球”就这样滚了起来。美国《时代周刊》将这里评为最有文化标志性的22个城市艺术中心之一。《纽约时报》甚至将这里与纽约当代艺术家聚集区SOHO相提并论。
就这样，一个濒临死亡的国营工厂突然摇身变成了北京城最具时尚气息的地方。
798厂区内的所有车间、厂房甚至斑驳的机床、生产线等都被保留下来。它们像一堆已经被掏空了灵魂的躯体，艺术家们用各自的表现手法将之彻底地“波普化”，那曾经荡漾了四十多年的劳动热情、革命纪律和政治崇拜突然被凝固下来，并呈现出一种很夸张和怪异的神情。到2004年，这里已经聚集了二百多家来自十来个国家的文化机构和个人工作室，北京市政府已经决定将这里列为“优秀近现代建筑”进行保留。很多年后，当全中国的老牌国营工厂都已经被拆迁一空之后，798作为唯一的幸存者被留存下来。当然，这是一种谁也没有预料到的方式。
你知道这些荒唐的“科技卫星”吗？
理性被激情屏蔽，幻觉成为真实。在那样的狂热时刻，知识分子在干什么？
在研读20世纪50年代的中国史时，我常常困惑于这样的问题：难道那个时候的人真的集体丧失理智了吗？人人相信粮食亩产可以超过一万斤？人人相信小土炉里能够炼出合格的钢铁？在那样的狂热时刻，知识分子在干什么？理性的边界到底是怎样被冲垮的？
下面讲的这些事情，从这些事实里，我们应该会对人类的理性控制能力产生更大的怀疑与警惕。
1958年，农民大放粮食卫星、工人大放钢铁卫星的同时，在中国科技界也放出了一颗接一颗的科技卫星。
2月份，中国科学院举行各研究所所长会议，部署科学工作的“大跃进”。院长郭沫若号召科学工作者拿出吃奶的力气来，促进科学大跃进。2月21日《光明日报》引用科学家钱学森话，“我相信理想的、极乐的世界于不久的将来就会在我们这块土地上建立起来”。
很快，耀眼的“科研卫星”从各个地方放了出来。
5月下旬，中科院北京地区共青团第二届代表大会上传出“捷报”，青年科学家们创制的产品有7项达到了国际先进水平，有11项是以往没有研制过的。
7月1日，新华社发布消息：“首都科学界向党汇报成果，许多研究项目超过英美水平。”其中，中国科学院应用物理研究所对于半导体晶体管的研究成果，是目前世界上功率最大、频率最高的半导体晶体，它比美国的同类产品还要高，更值得骄傲的是，这个成果是研究所在20天内突击完成的。过了12天，《光明日报》报道，科学院北京地区研究单位完成1000项研究项目，其中一百多项达到或超过国际水平。
在首都科学家们的鼓励下，其他城市的科研机构当然也不甘落后。8月8日，上海举行科学技术研究工作跃进展览会，上海地方工业、上海高校、中科院和中央各部委在上海的研究机构共60个单位参展，共展出实物、图片、图表2600多件，“其中440多项达到或超过了国际水平，其余更多是国内或上海首创的”。
在科研单位拼命大放“卫星”的同时，高等学校的科研跃进也让人咋舌。中国最重要、最著名的高校——北京大学自称在半个月内完成680项科研项目，超过了过去3年科研项目的总和。仅仅半个月之后，北大的科研成果就突然达到了3406项，其中达到或超过国际水平的有119项，属于国内首创的有981项。可这3400多项成果，只用了40天的时间。这种耻辱性的记录让这家有着光荣传统的大学蒙羞。
北大的科研“卫星”放出之后，捷克斯洛伐克向中国提出，希望中方提供北大已经达到“国际水平”的科研成果的清单、技术报告和资料。有关部门碍于兄弟国家的情面，只得要求北大提供相关材料。很快，中国的“科研卫星”成了一个国际笑话。
南开大学的科研进展也很神速。8月10日开始，南开党委领导四千多名师生，掀起大搞科学研究、大办工厂的高潮，第一夜就提出两千多个科研项目。南开师生提出了“与火箭争速度，和日月比高低”的口号，从11日至25日，共完成研究工作165项，其中理科各系试制成功属于全国第一次生产的产品三十多种，达到国际水平的19种，世界独创的2种。
7月上旬，全国科联和北京科联组织中科院生物学部、中国农科院和北京农业大学的科学家，与三十多位种田能手举行丰产座谈会。会前，科学家们提出了自己认为够高的亩产指标。可是，等到丰产座谈会一召开，听了种田能手的报告后，科学家们大吃一惊，先前准备公开的三项指标显然大大落后于农民兄弟，于是，他们只得临时修改自己的指标，提出“第一本账”小麦3万斤，水稻3万斤，甘薯40万斤，籽棉1万斤。而生物学部与农科院间也展开了挑战赛，生物学部的指标是小麦6万斤，水稻6.5万斤，甘薯50万斤，籽棉2万斤。
这样的追赶与突破，在日后证明都是虚假的和带有强烈的自残倾向。理性被激情屏蔽，幻觉成为真实。今天，在我们的身上，是否仍然流淌着这样的血液？
上海人为什么吃不到新鲜鱼？
任何一种经济制度，当它固化成形之后，即便是它的设计者也无力变更它内在的逻辑。
1959年到1961年的大饥荒，如***说的，“三分天灾，七分人祸”。那么“人祸”又是什么呢？答案是：僵硬的计划经济体制。
用哈耶克的话说，计划经济是一群超级聪明和自信的人发明出来的，他们坚信用自己那双看得见的手，可以操控经济的每一个细节，哈耶克的《致命的自负》和《通往奴役之路》两本书就是对计划经济的总批判。
下面讲的这则往事，正发生在大饥荒期间，与上海和陈云有关。
陈云是上海青浦人，是新中国第一任中央财经委员会的主任，被毛泽东用一个字赞赏过——能。
1961年6月，陈云回到家乡青浦县小蒸公社做了半个月的调研，同行的秘书周太和、经济学家薛暮桥等人在日后都回忆了那次难忘的行程：
地处上海城郊的青浦县古来是最富足的鱼米之乡，可是，“大跃进”之后，这里的农民也只能顿顿喝稀粥，吃不饱饭的时候，农民把原本用做绿肥的红花草也吃光了。陈云等人走在小镇上，看见许多农民门口晾着麦秆，据当地人说，这是生产队碾麦后分给农民的，可是家家户户都把麦秆重新晾晒后，放在簸箕里搓，结果还能搓下来许多麦子。陈云问一个老农妇，这么搓能搓下来多少麦子。老农妇说，攒起来能有一斗。陈云大惊。他很快猜出了答案：这是农民们故意在打麦场上不碾干净，然后再把麦秆分回到家里，私下留了一点口粮。陈云感叹地说，我们不能多拿农民的东西，你要拿，他们总是有办法应付的。
陈云去参观公社的养猪场，干部们告诉他，去年一年公家养猪没赚到钱，反而亏了3.8万元。陈云算了一笔账，允许私人养猪的时候，平均一头母猪一年生十四五头苗猪，苗猪死亡率为6%，实行公养后，一头母猪全年平均只生四五头苗猪，苗猪死亡率竟高达89%。
更让陈云吃惊的荒唐事还有不少。到了傍晚，陈云听到小镇上合作商店的店员在吆喝：“棒冰，棒冰，两分一碗。”他很好奇，棒冰怎么会用碗卖呢？出去一看才知道，原来棒冰是上海做的，然后通过国营商业渠道，运到县里，再从县里用汽车、小船运到各公社，公社再往大队、小队分，到了基层的商店，棒冰就成了棒冰水，只好用碗来卖了。陈云摇头叹息：现在商品流通是按行政区划来管理的，不合理，可是又改不过来。
小蒸公社靠近黄浦江，过去有许多渔民下午开船到江上去捕鱼，黎明运到上海城里去卖。实行统购统销之后，青浦县禁止渔民私自贩售，捕上的鱼必须运回青浦，卖给国营的县水产公司和下属的收购点，再由他们运到上海去完成供应任务。这样多次来回运输，把活鱼硬生生运成了死鱼。渔民只好把鲜鱼做成咸鱼上交，从此，上海城里的鲜鱼越来越少，甚至连咸鱼也因为运输费和手续费一加，价格比以前高了不少。陈云了解到这一情况后非常惊讶。他亲自找来青浦县委和水产局的负责人谈话，劝他们准许渔民直接去上海卖鱼。那些负责人很为难，他们说，如果这样做，必须要改变现在的供销社制度。陈云听罢，沉默良久，然后深叹一口气，对周太和说：“我一个党中央副主席，连这样一个小问题都解决不了，实在对不起人民。”在其后将近20年时间里，上海市民只能吃到黄浦江里的死鱼。
任何一种经济制度，当它固化成形之后，即便是它的设计者也无力变更它内在的逻辑，这正是陈云在小蒸公社所遭遇到的景象。在与老乡们交谈时，陈云问：“我是好人，还是坏人？”众答：“好人。”陈接着说：“我虽是好人，结果办了错事情。”回到北京后，陈云给时任中共中央总书记的邓小平写了一封信，随附三个调研报告，其中包括《母猪也应该下放给农民私养》、《按中央规定留足自留地》等。
总写这些老故事，有时会想对于读者来说是不是有点陈旧呢？细想我觉得不。毕竟，在很多领域，我们还是吃不到新鲜的“鱼”。
为什么垄断型国有企业没有人买？
从一项重大变革的推出时机，可以清晰地判断出主政者的改革诚意与决心，从而也决定了它的成败。
说到垄断型的国有企业，大家都知道它们很赚钱——说错了，不是很赚钱，而是相当赚钱。这个道理，不但中国人知道，连海外的人也知道，所以，它们被称为“红筹股”或“紫筹股”，所谓紫者，即言其“红得发紫”也。
不过，今天要告诉大家的一个故事是，如果国有企业不及时进行市场化的改造，那么，在未来的某个时刻，很可能扔到马路上也没有人肯要。今天我这样说，打死你也不相信，好吧，听听下面的故事。
话说1948年3月，国民党政权在战场上节节败退，到了混不下去的地步，这时候，宣布搞经济改革。蒋介石邀请著名的地质学家、当过经济部部长的翁文灏出任行政院院长，主刀变革。翁文灏组成了一个空前豪华的“博士内阁”，其成员绝大多数是毕业于国际顶级名校的博士。这个由精英组成的内阁很快吹响了改革的号角，其中最著名的是用金圆券替代法币，另外一项就是进行国营企业的市场化改革。行政院宣布对中国纺织建设公司、国营招商局、台湾糖业公司、台湾纸业公司以及天津造纸纸浆公司等五家大型国有企业进行股权的市场化改组，首先将之改造成股份有限公司，然后向公众出售30%的股份。
这五家企业是当时国内规模最大、影响力也最大的国营企业。可是，出乎决策者意料的是，这些“香喷喷”的资产竟成了无人认领的“弃物”。
从9月10日到11月初将近两个月的时间里，五大企业股票出售情况相当不理想。总共售出的数额是784.43万元，不到向社会计划出售总数的2%。其中，售出最多的是台湾糖业股份有限公司，共377万元，但也不到计划向市场出售总数的8%；轮船招商局的股票仅仅出售了5.4万元，不到计划出售总数的0.02%；而天津纸业股份有限公司可供出售的股票甚至只卖出了4000元，用当时媒体的描述是“景象颇为凄惨”。
9月27日的上海《商报》发表社论《国营事业股票为何不受欢迎？》，认为“原因不关发售的技术，而在事业组织的本身”。这篇社论从三个方面分析了售股遭遇冷遇的原因。
其一是政府出尔反尔，没有信用：“招商局创设的时候本是国营的，后来改为官商合办，最后又收回国营。而现在又要改回官民合营了。”并且，“每次改变都是政府所主动而民股不能参加意见。”“通商、四明、中实、国货所谓小四行也者，本来都是民营银行，政府参加后改为官商合营，现在要把官股收回再改为民营。如此一再更张，投资者觉得毫无保障”，因此怎么可能“踊跃参加”？
其二是国营事业效率差，与民营事业无法相比：“国营事业的行政效率，往往比不上民营事业，这是尽人皆知的事实，不容否认。国营事业既是事业，事业就要讲求效率。而政府偏偏从种种手续上使国营事业不便讲求效率，岂不是事业本身的损失？至于因此而浪费人力物力财力，更非民营事业所能想象。”
其三，中国的国营事业获得政府的协助少，而为政府尽义务多，改为官商合营企业后，投资者也要跟着赔累：“例如中纺公司对于布的供应，台糖公司对于糖的供应，招商局对于军差的供应，都是民营事业所轮不到的”，但“政府一纸命令，国营事业便首当其冲”，投资者有顾虑，对于投资国营事业当然会“踌躇不定”了。
这一番分析基本上反映了当时企业家及普通投资者对改革的判断，其背后其实就是两个字—“失望”，对过去失望，对现在失望，对未来失望。从一项重大变革的推出时机，可以清晰地判断出主政者的改革诚意与决心，从而也决定了它的成败。
此案对后世的启发在于，其一，任何改革都必须建筑在信心、信任和信托的基础之上。其二，涉及国有资产的市场化改革宜在宏观景气上扬及政策稳定的前提下进行，如果等到经济危机总爆发或时局发生大动荡，则成效甚微，甚至会产生致命的负面效应。
官商是一些怎样的大怪物？
如果制度没有得到根本性的改革，那么，一个官僚资本集团的倒塌往往意味着另外一个官僚资本集团的崛起。
研究中国企业史，就一定要碰到“官商经济”，当过北京大学校长的傅斯年把官商称为“大怪物”。从晚清到民国，出现了三个很著名的大怪物，他们是胡雪岩、盛宣怀和孔祥熙、宋子文家族。他们均为当时的“中国首富”，身份亦官亦商，是为“红顶商人”，其财富累积都与他们的公务事业有关。若要进行比较，我们可以看到五个特点：
第一，胡雪岩在资产关系上还是比较清晰的，他的财富大多来自为左宗棠采办军购，从中暗吃回扣。到了盛宣怀就官商难分了，用当时人对他的议论便是“挟官以凌商，挟商以蒙官”。而至孔宋一代，则是公开分立，私下自肥，甚至以国家名义收购，以私人身份瓜分。
第二，他们在国家事务中担任的重要性也是日渐持重。胡雪岩不过是一个从二品顶戴的挂名道员；盛宣怀已是实授的一品大臣；孔、宋更是一国行政之首脑，两人主管国家财政的时间前后整整20年。胡、盛及孔宋的资产，一个比一个更庞大，而且敛聚的效率越来越高。
第三，制度化特征越来越明显。如果说胡雪岩的化公为私还是盗窃式的，那么，盛宣怀就已经演进到股份化了，而到孔、宋手上，则是手术刀式的精致切分。他们更善于利用宏观经济制度的设计和执行为自己谋私，每一次的经济危机、重大经济政策变革、重要发展机遇，往往都是他们获取财富的最佳时机。孔、宋财富最暴涨的时候正是国难民困的抗战八年期间。
第四，资产的增加呈金融化趋向。胡、盛的财富大多以实业的形态呈现，在某种意义上，他们的财富来自于社会增量。而孔、宋则对实业毫无兴趣，他们以金融家的手段直接从存量的社会资产——无论是国有资本、民营资产还是国际援助——中进行切割，因此，他们对经济进步的贡献更小，正当性更差，民愤也更大。
第五，所得财富均“一世而斩”。因为资产积累的灰色性，导致这三大官商家族的社会名声毁大于誉，在其晚年以及身后往往面临重大的危机，胡雪岩一旦失去左宗棠的庇荫马上财尽人亡，盛宣怀的财产在清朝灭亡后遭到查封，孔、宋两人更成为人人喊打的“国贼”。
通过这三个案例的递进式暴发，我们不得不说，自晚清到民国，国营垄断力量的强化以及理性化构建成为一种治理模式，也正因此，与之寄生的官僚资本集团也越来越成熟和强悍。所以，如果不能从制度根本上进行清算，特别是加强经济治理的市场化、法治化和民主化建设，那么，官商模式的杜绝将非常困难。
说到这些“大怪物”，大家都会想到一个问题：难道他们天生就是一些嗜钱为命的人吗？为什么商业的“恶素质”在他们身上会那么显著？在中国的舆论界和经济思想界，对官商式人物的批判往往趋向于道德化谴责，而很少从制度层面进行反思和杜绝。
曾经当过国民政府上海市市长、台湾省省长的吴国桢在《吴国桢的口述回忆》一书中说，按照政府的有关法令来说，孔宋的豪门资本所做的一切都是合法的，因为，法令本身就是他们自己制订的。比如，当时没有人能得到外汇（因申请外汇需要审查），但他们的人，即孔的人是控制财政部外汇管理委员会的，所以就能得到外汇。吴国桢是普林斯顿大学的哲学博士，他的话很平实，却刨到了官商模式的根子。
还有一个十分隐秘的、必须警惕的景象是，每一次对官僚资本集团的道德性讨伐，竟可能会促进，或者被利用为国家主义的进一步强化。人们在痛恨官僚资本的时候往往是以国有资本的流失为对照的，所以在痛批中往往会忽略两者的互生结构。如果制度没有得到根本性的改革，那么，一个官僚资本集团的倒塌往往意味着另外一个官僚资本集团的崛起。在20世纪40年代中后期，孔宋集团被清理后，国民政府的贪腐现象并未被改变，甚至有变本加厉的趋势，最终成为政权覆灭的重要诱因之一。在某种意义上，对官商模式的反思与清算，迄今尚没有真正破题。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