尼格尔另一件为人乐道的往事，是他的母亲在公园散步时擅自摘取花朵，作为帽饰，当他发现后就毫不留情地把母亲拘控。不过，罚款定了以后，他立刻替母亲交付那笔罚款。他解释说：“她是我母亲，我爱她，但她犯了法，我有责任像拘控任何犯法的人一样拘控她……”
不计个人得失的西汉名将
大凡杰出的军事将领，都具有优秀的品德。对于宽厚仁爱型将领，更具有善待士卒，体察下情，让功诸将，不居功自傲等高尚品德，因而深受世人的崇敬。
能推功让赏，固然不易，要做到揽过自责，就更加困难。
西汉名将李广，戎马四十余年，战功卓著，但他却从不以功高自居而看重赏赐。更为难得的是他那替人揽过而勇于自责的品格，使人赞叹不已。在一次与匈奴的作战中，因援军未按时赶赴，使李广部被围。李广指挥若定，并与士兵一起浴血奋战，虽然损失不小，却最终带领余部突围成功。未完成任务的援军首领被依法治罪。李广虽杀敌有功，却因损兵折将，功过相抵，未能获赏。旁人多抱不平，而李广却不以为意。
李广一生因战功获赏不少，但他都让给部将。每次从朝廷得到赏赐，他都全部分给自己的部下，以至他为官四十余年，而家无余财。
李广拙于言辞，却有揽过自责的勇气。一次随大将卫青出兵北击匈奴，请求打先锋而未准，受命作左翼进攻。因无向导而迷了路，未能如期参加会战。回朝后，卫青上书天子，对李广部穷追责任。李广因不善辞令，加上因此战无功而窝火，因此缄口不言。于是，朝廷命令审问他的部下。此时李广却挺身而出：“诸校尉都无罪，是我自失道。吾今自上薄。”李广到幕府后，因不忍刀笔吏侮辱，拔剑自刎。
李广死讯传出，部下无不痛哭流涕，百姓也都悲伤落泪。
竭心尽力为国家服务，不计个人得失的李广受到人们深切的怀念。他在人们的心目中，早已成为我国北方边陲安危所系的一员虎将。他那种推功让赏、揽过自责的优秀品德，使其美名远扬，流传永久。
在国家利益与个人利益发生冲突时，以国家利益为重；在荣誉与过错面前，不争功而揽过，这样的人才是品德高尚的人。
乐于成人之美的达尔文
在人生的赛场上，成功者往往都具有高尚的思想境界。他们心地善良、品德美好、恭谨谦让。这些品质也反过来为他们赢得了荣誉和世人的尊敬。英国博物学家达尔文，在1839年就已经形成了进化论的观点，并陆续写成了手稿，但他没有急于付印发表，而是继续验证材料，补充论据。这个过程，长达20年。
1858年夏初，正当达尔文准备发表自己的研究成果时，突然收到马来群岛从事考察研究的另一位英国博物学家华莱士所写的题为《记变种无限地离开其原始模式的倾向》的论文，其内容跟达尔文正准备脱稿付印的研究成果一样。
在这个关系到谁是进化论创始人的重大问题上，达尔文准备放弃自己的研究成果，把首创权全部归华莱士，他在给英国自然科学家赖尔博士的信中说：“我宁愿将我的全书付之一炬，而不愿华莱士或其他人认为我达尔文待人接物有市侩气。”
深知达尔文研究工作的赖尔坚决不同意达尔文这样做。在他的坚持和劝说下，达尔文才同意把自己的原稿提纲和华莱士的论文一齐送到“林奈学会”，同时宣读。
华莱士这才得知达尔文先于他20年就有了这项科学发现，他感慨地说：“达尔文是一个耐心的、下苦功的研究者，勤勤恳恳地收集证据，以证明他发现的真理。”他宣布：“这项发现本应该单独归功于达尔文，由于偶然的幸运我才荣膺了一席。”
正是达尔文善于成人之美的行为，才换来了华莱士对达尔文的莫大尊敬。
做人一定要讲原则
是否能够坚持原则，常常是判断一个人道德水准的重要依据。唯有那些肯于坚持原则的人，才能赢得别人的信任和支持。
美国前总统乔治·布什是个原则性很强的人，他坚持“一就是一，二就是二”的原则。他认为空军1号就是空军1号，空军2号就是空军2号。“只有总统才能在南草坪上着陆。”
1981年春，当时身为副总统的布什正在一次飞往外地的例行公务旅行的飞机“空军2号”上。突然布什接到国务卿黑格从华盛顿打来的电话：“出事了，请你尽快返回华盛顿。”几分钟后的一封密电中告知总统里根已中弹，正在华盛顿大学医院的手术室里接受紧急抢救，飞机掉头飞向首都华盛顿。飞机在安德鲁斯着陆前45分钟，布什的空军副官约翰·马西尼中校来到前舱为结束整个行程做准备。飞机缓缓下滑时，马西尼突然想出了个主意，他说：“如果按常规在安德鲁斯降落后，再换乘海军陆战队一架直升机，飞抵副总统住所附近的停机坪着陆，再驾车驶往白宫，要浪费许多宝贵时间。不如直接飞往白宫。”
布什考虑了一下，决定放弃这个紧急到达的计划，仍按常规行事。“我们到达时，市区交通正处高峰时期，”马西尼提醒道，“街道上的交通很拥挤，坐车到白宫要多花10～15分钟的时间。”
“也许是这样，但是我们必须这样做。”
马西尼点点头：“是的，先生。”说着走向舱门。
看到马西尼中校显得疑惑不解，布什解释道：“约翰中校，只有总统才能在南草坪上着陆。”布什坚持着这条原则：美国只能有一个总统，副总统不是总统。
布什认为：总统与副总统之间建立在相互信任基础上的相互尊重，是成就一个成功的副总统的最重要的条件。
忠心耿耿地为党为人民工作
焦裕禄是党的一位优秀干部，他秉承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的宗旨，吃苦在前，享乐在后，心里装着群众，唯独没有自己；他实事求是，脚踏实地，艰苦奋斗，不向困难低头，不断开拓进取；他清正廉洁，无私奉献，为人民利益鞠躬尽瘁，死而后已。
焦裕禄，山东省淄博市北崮山村人，1922年8月出生于贫农家庭。1962年12月，焦裕禄被调到兰考县先后任县委第二书记、书记。他上任之后带领全县人民进行封沙、治水、改地的斗争。兰考县地处豫东黄河故道，是个饱受风沙、盐碱、内涝之患的老灾区。焦裕禄踏上兰考土地的那一年冬天，正是这个地区遭受连续3年自然灾害较严重的一年，全县粮食产量下降到历年最低水平。他从第二天起，就深入基层调查研究，他说：“吃别人嚼过的馍没味道。”他拖着患有慢性肝病的身体，在一年多的时间里，跑遍了全县140多个大队中的120多个。
焦裕禄身先士卒，以身作则；风沙最大的时候，他带头去查风口，探流沙；大雨瓢泼的时候，他带头踏着齐腰深的洪水察看洪水流势；风雪铺天盖地的时候，他率领干部访贫问苦，登门为群众送救济粮款。他经常钻进农民的草屋、牛棚，同普通农民同吃同住同劳动。他把群众同自然灾害斗争的宝贵经验，一点一滴地集中起来，成为全县人民的共同财富，成为全县人民战胜灾害的有力武器。
焦裕禄对同志对人民满腔热情。他常说，共产党员应该在群众最困难的时候，出现在群众的面前；在群众最需要帮助的时候，去关心群众、帮助群众。他的心里装着全县的干部群众，唯独没有他自己。他经常肝区痛得直不起腰、骑不了车，即使这样，他仍然用手或硬物顶住肝部，坚持工作、下乡，直至被县委强行送进医院。
1964年5月14日，焦裕禄被肝癌夺去了生命，年仅42岁。他临终前对组织上唯一的要求，就是“把我运回兰考，埋在沙堆上，活着我没有治好沙丘，死了也要看着你们把沙丘治好”。
同年11月，中共河南省委号召全省干部学习焦裕禄忠心耿耿地为党为人民工作的革命精神。1966年2月《人民日报》全面介绍了焦裕禄的感人事迹，同时还刊登了《向毛泽东同志的好学生——焦裕禄同志学习》的社论。随后，在全国掀起了一个学习焦裕禄的热潮。1990年5月，《人民日报》发表了《领导干部要学焦裕禄》的社论，在神州大地再掀焦裕禄的热潮。焦裕禄是各级干部特别是领导干部学习的榜样。
拥有一颗对全人类的博大爱心
虽然那媛是一个工薪阶层，一个普通的人，一个有着平常心的画家。但她愿把有限的资金和无限的爱心无私地奉献给社会。正像她用饱蘸激情的画笔抒写精彩人生和美好未来一样，她要用一生来谱写公益之歌。一个人做点好事没什么了不起，而能带动一群人做好事才有意义。在我们身边，加入社会公益慈善事业的队伍正在悄然扩大。为社会公益事业奉献爱心是时代赋予我们的重任，也是我们的人生价值所在。我们应把对公益活动的关注和参与贯穿到生活中的每一天。
那媛，国家工商总局中国工商报社社会活动部主任。她将140多幅自己创作的画作，无偿赠送给100多位外国元首或驻华使节。以其向世界人民传播中国古老的文化和绘画艺术，受到各国元首和大使的好评。
许多国家元首热情地赞誉她为“国际公益大使”，荷兰驻华大使贺飞烈这样评价那媛的画：“谁见过古城旧貌？我非常幸运地在那媛的作品中看到了一个从未见识过的古色古香的美景！她的画带我去了一个已经消逝却又似曾相识的历史世界！”阿富汗大使齐亚马丁·莱依·巴拉斯说，那媛是中国艺术家，但那媛为外国人做了很多工作，那媛不仅是在为中国工作，她是在为世界工作，为世界那些爱好和平和友谊的人们工作。
现在有100多个国家的大使都是那媛的朋友，那媛被人们誉为“民间外交家”。有谁能够想象，一个不懂外语的人和很多外国人成为很好的朋友，这大概只有那媛能够做到。那媛靠的不是什么外交手段，而是一颗心，一颗对全人类的博大爱心。
2003年，伊拉克战争爆发后，那媛一直在关注战争的进程，当她看到许多平民伤亡，妇女儿童饱受苦难，她通过伊拉克大使馆捐款1万元，用于帮助那些饱受战争伤害的妇女儿童。赞助来自7个国家的13位画家在京举办画展。
自1987年参加工作以来，她多次扶弱济困，从精神和物质上帮助多名贫困青少年成才。用个人工资资助云南、贵州、新疆3个西部地区138个贫困孩子上学；资助建立了希望小学一所；抗击非典时期向红十字会捐款2万元；向重病号朱钰铃捐款1万元。长期坚持看望多家敬老院孤寡老人、儿童福利院的残疾孤儿，从多方面给予他们关爱和照顾。她将爱心无私奉献给了那些需要帮助的人们。被外国友人誉为“国际慈善公益大使”。
漠视荣誉为社会作贡献
一个人只要为社会作出了真正的贡献，给人民带来了利益，即使不树碑建馆，也会永远留在人民心中。
马克思逝世后，年迈的恩格斯独自肩负起指导国际工人运动的责任。他以火一般的热情为国际无产阶级解放事业操劳到生命的最后一刻，赢得了国际先进工人的衷心爱戴和敬仰。在巨大的荣誉和声望面前，恩格斯一如既往，保持着谦虚谨慎的作风，反对以任何形式推崇和颂扬他个人。1893年秋，恩格斯去瑞士、奥地利和德国做旅行和访问。这些国家的工人群众出于对他的热爱，纷纷举行了盛大的欢迎会。恩格斯再三说：“这完全不适合我”。在苏黎世、维也纳和柏林，他不得已到集会上讲话时，总是指着悬挂在会场上马克思的像说，他只是作为马克思的战友来接受大家的欢迎，分享马克思的荣誉。在谈到他自己时，他说：“如果说我在参加运动的50年中的确为运动做了一些事情，那么，我并不因此要求任何奖赏。我的最好的奖赏就是你们！到处都有我们的同志：在西伯利亚的监狱里，在加利福尼亚的金矿里，直到澳大利亚。……这使我感到骄傲！”
1890年11月下旬，在恩格斯70寿辰前夕，贺信和贺电雪片似的从欧美各国向伦敦瑞特琴公园路122号飞来。倍倍尔和李卜克内西等打算专程从柏林来向他祝贺。恩格斯一再表示这完全是不必要的，他无论如何不能接受。倍倍尔的再三坚持，并说明来伦敦还要会见英国工人运动的领导人，恩格斯才勉强同意他们来参加他的家宴，并表示只此一次。马克思的幼女、英国工人活动家爱琳娜在《德国社会民主党人》月刊上发表了一篇祝贺他寿辰的文章，恩格斯看了很不高兴，批评她不该“过分地颂扬我”，说要对她“训一训”才好。
第二年冬，伦敦德意志工人共产主义教育协会歌咏团为恩格斯71寿辰准备了一场音乐晚会，邀请恩格斯出席。恩格斯当天才得知此事，他为自己未能及时阻止而感到不安，便立即给歌咏团写了一封信，找了一个托辞谢绝了他们的邀请，并告诉他们：“马克思和我都从来反对为个别人举行任何公开的庆祝活动，除非这样做能够达到某种重大的目的。我们尤其反对在我们生前为我们个人举行庆祝活动。”
恩格斯生前反对人们以任何形式推崇他个人，也“从不考虑死后的荣誉”。他在晚年曾经多次表示，自己作为马克思的一个不大出色的战友和助手，得到了过多的荣誉和过高的评价。他对梅林说：“历史最终会把一切都纳入正轨，但到那时我已幸福地长眠于地下，什么也不知道了。”他不需要后人为他树碑建馆。他曾经表示，希望他故乡自有的房屋有朝一日能成为党的印刷厂厂房。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