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九一四年暑假期间，如往年一样，两个女儿由她们的家庭教师领着，在我之前先离开了巴黎，在布列塔尼海滨度假屋住下了。我对这位家庭教师十分信赖，由她领着我的女儿我一百个放心。除她们三人以外，我的同事中还有几位家属也与她们住在一起，因为我工作太忙，很少能与她们一起度过整个假期。
我原打算七月底便去海边与女儿们会合，但是坏消息不断传来，说很快就会有紧急的军事行动，所以我没有去布列塔尼。处于这种紧张的状态之下，我离开巴黎显然是很不合适的，我得留下来静观事态的发展。不久，总动员令颁布了。随即，八月一日，德国对法国宣战。除了我和一位患有严重心脏病的技师而外，实验室的工作人员全都应征入伍了。
接下来的历史性事件是大家都知道的。但是，一九一四年的八九月份，只有留在巴黎的人才能够真正地体会到首都人民的心怀。他们表现出的是一种临危不惧的英勇气概。总动员令很快就传遍法国各地，每一个法国人都勇敢地、争先恐后地要奔赴前线，去捍卫自己的伟大祖国。在此期间，我每天最急盼的就是前线传来的消息。一开始，传回来的消息变幻莫测，令人摸不着头脑，后来传回来的消息就让人感到事态的发展越来越严峻而危险了。首先，小国比利时的军民虽然浴血奋战，却未能阻止住德国军队，比利时被德国的铁蹄蹂躏了。随即，德军进入乌瓦兹峡谷，直逼巴黎。不久，便传言法国政府将南迁波尔多，许多巴黎市民也随政府纷纷南下，他们多半是不愿也不敢去面对德军侵占巴黎后所存在的危险。有钱人家纷纷乘火车逃出巴黎，去往外省乡下避难。火车全都挤得满满当当，人挨人，人贴人，难上难下。不过，总体而言，在这灾难性的一九一四年，巴黎市民所显现的那种镇定、平静、坚毅的态度还是给我留下了难以磨灭的印象。八月底至九月初的这几天，天气忽然变得风和日丽，不冷不热，十分怡人。在蔚蓝如洗的天空下，首都的那些历史性建筑物全都显得更加巍峨挺拔，岿然不动，使人感到弥足珍贵。
德军日益迫近巴黎，情况十分危急，为了以防万一，我想方设法把我的实验室所贮存的镭存放到安全的地方去。受政府指令，我把这些镭护送到波尔多，但我不愿意留在那儿，所以决定送到之后，便立即从波尔多返回巴黎。我乘坐的是运送政府工作人员和行李物品的专列。一路上，从车窗向外望去，只见沿途公路上逃难的人混乱不堪，步行的、乘车的，纷纷夺路而逃，全都盼着尽快地远离巴黎，找到一个避难之所。
我于傍晚抵达波尔多。我携带的装着镭元素的铅皮箱子实在是太沉，根本就提不动，只好在站台上等候来接我的人。久等不来，我急得如热锅上的蚂蚁，幸好与我同车来波尔多的一位政府工作人员见无人接我，就帮我先把箱子搬到一户人家，请他们腾出一间房间让我度过这个晚上，因为旅馆全都爆满，根本订不到房间。翌日清晨，我觅得一处可靠的处所，把箱子妥善藏好，又办了所有繁杂的存放手续，然后转乘军列返回巴黎。在波尔多，我曾找过一些波尔多人聊天，而他们也急切地想从我这个从巴黎来的人嘴里打听到确切的消息。当他们得知我在这种时候还要返回巴黎时，无不既惊讶又感佩，让我啼笑皆非。
在返回巴黎时，列车走走停停，有时在途中受阻，一停就是几个小时，真让人心急如焚。同车的军人都带着干粮，可我却毫无准备，看我饿得不行，他们便分给我些许面包，聊以充饥。当我总算回到巴黎时，听说德军已经改变了进攻方向，马恩河战役已经打响了。
在这次大的战役期间，我和巴黎居民一样，时而为胜利在望而欢欣鼓舞，时而又觉得失败在即而忧愁沮丧。最让我担心的是，如果德国人占领了巴黎，我将与自己的女儿天各一方，长久不能相见，尽管忧心忡忡，但我仍然决定忠于职守，绝不离开巴黎。
当马恩河战役以法军的胜利而告终时，巴黎被攻陷的危险也随之解除。于是，我便叫女儿们从布列塔尼返回巴黎，继续上学。许多巴黎居民认为住在外省、远离巴黎较为安全，所以并不急于回到巴黎来，但我的两个女儿却毅然决然地回到了我的身边，因为她们既不愿意与我分隔两地，又不愿意中断学业。
国家处于危难之中，每个人都应尽可能地为自己的国家分忧解难。政府对大学教职员并没有任何的硬性规定，但大家都积极主动地行动起来，我也按照自己的专长，利用自己所掌握的知识，想方设法尽力地为国家贡献自己的力量。
一九一四年，战场的情况瞬息万变，从中暴露出法国对这场战争并未做好充分的准备。尤其在救护伤员方面，组织管理工作跟不上，引起舆论一片哗然。我十分关心这方面的工作，很快便感到我很适合去干救护工作，而且说干就干。从这时起直到战争结束，我的大部分时间和精力都投入到这项工作中去了。具体地说，我的工作是为军队医院组织X射线检查和组建医疗队。此外，我还不得不把自己的实验室迁到镭研所的新楼里去，并且尽可能地给学生们讲课。与此同时，我还经常地研究和考察与军事相关的各种事情。
人人皆知，X射线对内科和外科医生检查病情有极大的帮助。尤其是在战争期间，可以用它来检查、确定弹片嵌入体内的确切部位，便于医生开刀取出来。而且，它还可以显示出骨骼和体内器官损伤的情况，医生因此也就可以知道内伤恢复得怎样。战争期间，这种设备挽救了无数伤员的生命，缩短了他们的康复时间，同时也使得不少人减轻了痛苦以及免于落下终身残疾。
战争一开始，军队中所有的医疗部门都没有X射线治疗设备，也没有这方面的技师，即使是地方医院，也很少见，只有几所大医院里才有，但X射线技师却寥寥无几。战争爆发后，法国各地纷纷组建医院，但都没有这种设备。
为了解决设备与技师缺乏的难题，我便立即先把各实验室和贮藏室所有的X射线设备集中起来，于一九一四年八九月间建起了几个X射线医疗站，由我训练过的志愿者操作它们。在马恩河战役中，这几个医疗站起了很大的作用，不过，由于设备和人手的不足，无法满足全巴黎各家医院的需要。后来，在红十字会的协助下，我设计并装备了一辆流动X光透视车，是用一辆普通的敞篷车改装的，把一台设备齐全的X光设备和一台发电机固定在车厢里，利用汽车的发动机带动这台发电机发电，以供应X光设备所需要的电力。这辆流动车到处都可以去，只要哪家医院需要，流动车立即就会赶到。尤其对于急诊的伤病员，这种流动医疗车的作用更大。各家医院经常收进危急病人和重伤员，而这类伤员又无法转送，这时候这种医疗车就更有用武之地了。
正是因为这种流动医疗车的巨大作用，所以它的需求量非常大，而且要求还十分急迫。一个名为“全国伤病员救护会”的机构给我提供帮助，而且他们的办事效率又极高，所以我提出的增加流动X光医疗车的庞大计划得以很快地落实了。我在法国与比利时之间的战区以及在法国的其他一些地区，总共创建和改造了两百多个X射线医疗站，并装备了二十辆流动X光医疗车，以供军队之急需。这些流动车都是各界人士慷慨捐赠的，另外，还有一些有识之士捐赠了整套的X光设备。这些捐赠对抢救伤兵起了很大的作用。
这些私人捐赠的车辆、设备，在战争开始的头两年发挥了很大的效用，因为当时军队中的救护单位很少有X光设备的。卫生部看到这些捐赠的设备所起的重要作用之后，便自行大规模地生产起这种设备来。但因军队的需求量太大，民众的这种合作仍旧是不可或缺的。直到战争结束后的几年，这种合作都一直在保持着。
假如我没有亲自去各医院和救护站视察，不知他们的需求有多么大多么急迫的话，我也很难切切实实地完成这项工作。在红十字会的帮助之下，再加上有卫生部的批示，我得以前往战区和法国各地去作了考察，并在北部战区和比利时军队驻防区的救护站进行了视察。我去的地方有亚眠、加来、敦克尔刻、弗尔内和波普林格。我还去过凡尔登、南锡、吕纳维尔、贝尔福、贡比涅和维耶柯特莱。在这些远离战区的地方，我还常常在各个救护站帮助工作，因为当地人手紧张，工作又极其繁重。对于我在他们极其困难的情况下所给予的帮助，他们非常感动，还给我写过一些措辞热切的感谢信，这些信我一直珍藏着。
每当救护站的医生请求我予以帮助时，我便亲自驾驶我留着自用的装有X光设备的流动车前去支援。在替伤员们检查之余，我还顺带着了解一下当地急需些什么，返回巴黎之后，想方设法地为他们解决燃眉之急。战区救护站的人多半不会使用X光设备，我不得不挑选一些合适的人给予详细的讲解，培训他们。经过几天的训练，他们算是掌握了操作规程，而伤员们在我培训医务人员的同时也做了必要的检查。一开始，了解X光设备的好处的医生并不多，在我培训之后，他们完全明白了这种设备的妙用，我与他们之间的关系因而更加亲切友好，等我再去那儿工作时，方便得多了。
有几次我驾车去外地救护站时，大女儿艾莱娜陪着我一同前往。她已十七岁了，已经高中毕业，正就读于巴黎大学。她也怀着一颗报国之心，积极地参加战地服务。她学习了看护知识和技术，还学习了X光拍片技术，尽其所能地助我一臂之力。她到过弗尔内和伊普尔之间的战区以及亚眠等地参加救护工作。她工作得很出色，受到过嘉奖，战后还因此而荣获过奖章。
战争期间的救护工作给我和艾莱娜留下了难以磨灭的印象。开车前往各个救护站，一路上会遇到各种各样意想不到的困难。往往无法确切地知晓还能否继续前行，更不知道在何处投宿、吃饭。然而，在我们的坚定的信心面前，再加上运气又好，一个个困难全都迎刃而解了。每当开着我那辆X光流动车上路时，总会遇到不少的问题，譬如，得替车子找一个安全的地方停放，替助手们解决吃住的问题，有时还得替车子找各种零配件等等，不一而足。当时，司机很缺，而我又会开车，所以通常都是我亲自驾车。其实这样反倒更好，虽然人累一些，但可以亲自处理事故，而且仪器设备也可以迅速赶到目的地，如果交由卫生部门去处置，必然会耽搁时间，误了大事，所以军事长官对我的及时周到的服务赞不绝口，尤其对我处理紧急情况的能力更是钦佩不已。
我和女儿只要一回忆起奔赴各个救护站时的情景，总是有着一种愉快激越的兴奋劲头涌上心间。我们与各个医院及救护站的医生护士相处甚得，他们中的女性尤能吃苦耐劳，不怕牺牲，大公无私，我和女儿对她们钦佩不已，常常以她们为榜样，鞭策自己去克服一切困难。正是这种共同的目标和追求，使得我们大家相处得犹如亲朋好友，彼此相帮相助，顺利地完成种种任务。
当我们在为比利时救护队服务时，比利时阿尔贝国王和伊丽莎白王后经常前来视察，因此他们亲自接见过我几次。国王和王后态度热忱，和蔼可亲，对伤员关切有加，给我留下了极其深刻的印象。
但是，最让我们感动的是，伤员们在我们给他们治疗时所表现出来的那种强忍着痛苦不哼一声的坚毅精神。每当这种时候，我们既同情又钦佩地去为他们照透视、拍片子时，都尽可能的又轻又慢，让他们少受点痛苦。有时候，在挪动他们的身子时引起疼痛，他们也咬紧牙关，不吭一声。相处一段时间之后，彼此间比较熟悉了，我们通过简单的交谈向他们表达我们的敬意。没有做透视的伤员也很想了解这种设备的作用以及对人体的影响，我们就对他们详加讲解。
我们永远也无法忘却战争期间所遇见的摧残人类健康的种种悲惨恐怖的场面，致使我对战争感到无比的憎恨。几年中，我所见到的那些可怖场面无论哪一次都足以让人憎恶战争。当救护车开到前线时，抬到车里的青壮年伤员，血肉模糊，满身污泥，惨不忍睹，令人心碎。重伤员们奄奄一息，命若游丝。即使是伤势并不致命者，也得在忍受经年累月的痛苦之后才能逐渐康复。
我感到最头疼的一个问题就是如何找到一个训练有素的助手，帮助我使用X光拍片设备。当时，X光拍片技术十分罕见，所以懂这方面知识的人为数甚少。而让对这种仪器设备不熟悉的人使用的话，极容易损坏，使用寿命就很短，很快就会成为一堆废弃物。但战争时期，无可奈何，对多数医院操作这种仪器的人就没法要求他们有太多的医学知识，凡是能够识文断字、心灵手巧的人，稍许再懂点电机知识就可以上岗了。如果是大学教师、工程师或大学生，稍加训练就可以成为合格的X光机操作员。不过，战争期间，只有那些暂时免服兵役者，或者正好在我需要工作的地点长住的人，我才可以聘之为我的助手。可是，即使找到了这样的人，没准儿哪一天又应征入伍，奔赴前线了，这么一来，我就又得重新寻觅自己的助手了。
鉴于这诸多的不便，我后来就另谋出路，培养一些女性做我的助手。我向卫生部提出建议，在当时刚成立不久的伊迪斯·卡维尔医院的附属卫校增加一个X光照相科。我的建议获得批准，一九一六年由镭研所负责组织这个科室，开始培训。整个战争期间，一共培训了一百五十个女子。她们初入培训队时，一般都只有初级教育的水平，但一个个都非常努力，取得了较好的成绩。学习课程除基础理论和一般的实习以外，还给她们讲一些解剖知识。从培训队出去的女子，后来都成了优秀的X光照相技师，多次获得卫生部的赞赏。就她们所学习的课程而言，只能成为医护帮手，不过其中有一些人完全具有了独立工作的能力。
战争期间的这番X光照相技术经历使我对这门医疗检查的新技术积累了丰富的知识与经验。我觉得应该把这些知识与大家分享，所以我便写了一本小册子——《放射学与战争》。我写此书的目的是想说明并证实X光照相技术对于医疗实践的重要价值，而且我把它在战争期间所获得的发展与和平时期的用途做了详细的比较和说明。
现在我来谈一下战争期间镭治疗的作用以及镭研所创办时的情况。
一九一五年，存放在波尔多的镭运回巴黎了。我当时已经没有余暇去搞正式的科学研究，所以便专注于用镭来治疗伤员。当然，我们也有一个原则，在使用镭进行治疗时，必须保证别把这种宝贵的物质用光了。我们使用的并不是镭本身，而是镭的射气。我们把这种射气收集到一定的数量之后，就交给救护单位去使用。进行镭射气治疗多半是在大一些的医院，方法也各有不同，但比起直接用镭元素进行治疗又方便又实用。但法国尚无国立的镭疗养院，而各家医院也没有镭射气可供使用。
我向卫生部建议，由镭研所提供装有镭射气的玻璃管，按时供给各救护单位使用。建议获准之后，镭射气服务即于一九一六年施行，一直持续到战争结束。当时我没有助手，所有的镭射气玻璃管都由我亲自制备，其过程既精确又细致。伤员与平民百姓因使用这种方法治疗而康复的数不胜数。
自巴黎遭空袭时起，卫生部就十分重视对制备这些镭射气玻璃管的实验室的保护，以防止遭到敌机的轰炸。制备镭射气玻璃管就不得不与镭打交道，这是具有一定的危险性的，所以还得想方设法地保护制取人，以防遭受射线的侵害（我有几次就感到浑身不舒服，就是因为不小心受到了射线的照射）。
医疗救护虽说是我在战争期间的主要工作，但我还是做了一些其他的事情。一九一八年夏天，德国的总攻失败之后，我应意大利政府的邀请，去意大利考察他们放射性矿藏的拥有量。在意大利逗留的一个月时间里，我获得了满意的结果，因此而引起意大利政府对这一问题的密切关注。
一九一五年，我的实验室搬进皮埃尔·居里街的新建大楼里。由于经费与人手不足，搬迁时困难重重。我亲自驾驶装备着X光照相设备的车子往返于新居和旧屋之间，把实验室的仪器像蚂蚁搬家似的搬到新址去。搬完之后，还得把仪器设备分门别类，重新整理布置。只有我的大女儿和技师在帮助我，可技师身体不好，老是生病。
搬迁之始，我就非常重视在实验室周围有限的一点点空地上种树。我一向觉得，春天和夏天，能经常看见窗外树木葱茏，绿草茵茵，能使在实验室里工作的人心情舒畅，平静释然。我把空地上能种树的地方都给种上了菩提树、枫树，还辟出几个花圃，种上了玫瑰花。记得德国人炮轰巴黎的第一天，我去花市买花，回来忙着种在花圃里，忽然有几发炮弹落在了附近，吓了我一大跳，那情景至今也无法忘记。
尽管困难不断，但新实验室总算慢慢地安顿好了。战后，部队士兵开始复员时，我们的实验室基本上准备就绪，所以一九一九年到一九二〇年开学时，我们可以让学生入学了，我对此尤感欣慰。一九一九年春季，我在实验室专为美国军人开办了一个特别培训班，艾莱娜为培训班学员进行辅导。这些军人学习非常认真努力。
战争期间，我同其他许许多多的人一样，过着一生中最辛苦最劳累的日子，从未休过假，只是偶尔在探望两个放假的女儿时才休息这么一两天。大女儿艾莱娜几乎不肯歇着，为了保证她的身体健康，我有时不得不强迫她休息几天。当时，她一边在巴黎大学学习，一边还帮我做着各种各样服务于战争的工作。二女儿艾娃当时还在读高中。巴黎遭受狂轰滥炸时，她们姐妹两人都不肯离开巴黎去乡下躲避。
四年多的大战造成了前所未有的毁灭性的破坏，那是人类所经历的一次浩劫。一九一八年秋，经各个方面为恢复和平而奔走之后，各国终于签订了停战协定。然而，真正的和平至今仍未完全到来。残酷而恐怖的战争终于结束了，法国人民算是松了一口气，但战争所带来的种种严重破坏，并不可能一下子就消除掉。人们仍旧生活在水深火热之中，往日的宁静欢快的心情一时也难以再现。
以无数的生命为代价换来的胜利带给我的一个最大的快慰就是，我的祖国在数百年的奴役压迫之后，现在终于重见天日，获得了自由和独立。这件我梦寐以求又不敢奢望的大事竟让我在有生之年亲眼所见，我的激动心情简直是难以表述。波兰人民长期处于压迫、奴役之下，但忠于祖国的民族精神、斗争精神始终不灭，在整个欧洲经受的狂风暴雨的洗礼之中，终于获得了独立、自由，这是波兰人民的胜利和骄傲。波兰人民几百年来所追求的梦想终于得以实现。在这举国欢庆的时刻，我又回到了阔别多年的祖国首都——华沙，见到了多年未见的亲朋好友。华沙已经成为新成立的波兰共和国的首都，但经过这么长时期的压迫和奴役，重建一个共和国将会遇到多少困难啊！其他的暂且不论，单是各种政治力量的重新组合就会遇到许许多多难以预料的困难。
法国各地一片废墟，满目疮痍，人口也失去无数。战争遗留下来的困难一时难于解决，只好慢慢地逐步恢复，进入正常状态。各个实验室，包括我们的镭研所在内，都难以在短时间内恢复元气。
战争期间所建立的各种X射线医疗组织，有一部分战后依然存在，X射线医学卫校由于卫生部的坚持被保留住了。镭射气的供应工作非但没有中断，反而扩大了供应的规模，不过这项工作战后已经交由巴斯德实验室主任瑞戈博士负责，后来，竟然发展成为全国性的大型镭治疗事业。
战后，职员们和学生们陆续复员回来，我的实验室经过重新组合之后，研究工作也逐步走上正轨，但因国家财政困难，想要寻求理想的发展并非容易的事。就我而言，我觉得最为紧迫的是应建立一个独立的镭疗——在法国称之为居里疗法——医院。在巴黎郊区还应该建立一个实验分所，以便对大量的原矿石进行实验分析，增强我们人类对放射性元素的认识。
我已不再年轻，精力也大不如前。我常暗自寻思，尽管政府已经开始进行资助，而且也经常会有一些私人给予捐赠，但我不知道自己能不能为晚辈建起一座镭学研究院，既可以了却皮埃尔·居里的遗愿，又可以达到为人类谋幸福的目的。
幸运的是，一九二一年，我得到了一个非常弥足珍贵的帮助。美国的一位慷慨的伟大女性W.B.梅乐内夫人在美国发动全国妇女捐款，成立“玛丽·居里基金会”，她们把捐的钱用来买了一克镭送给我作为科学研究之用。梅乐内夫人还邀请我和两个女儿前往美国游览，亲自去接受这个礼物和证书，并且邀请美国总统在白宫亲手把礼物与证书交给我。
捐款是在全美国募集的，大家纷纷解囊，有多有少。美国妇女对我的深情厚谊让我终生难忘。于是，五月初，在巴黎歌剧院举行了欢送我们母女三人赴美的大会，随后我们便乘海轮远渡美国纽约。
在美国逗留期间的一幕幕至今仍历历在目。在白宫举行的欢迎会上，哈定总统发表了热情洋溢、亲切诚挚的演讲。随后，在参观各个大学和学院时，热烈欢迎的场面实在让人感动，不少的院校还授予我名誉学位，让我真不知道如何感谢才好。在公众集会上，许多人争相与我握手，表示祝贺，这种种的真情厚谊令我没齿难忘。
我还游览了尼亚加拉大瀑布和大峡谷，大自然的鬼斧神工般的奇迹令我赞叹。
遗憾的是，我身体欠佳，无法实现来时的预定计划，不过，这趟旅行的确让我增长了见识，学到了不少的东西。在这个难得的机会中，我的两个女儿不仅享受到了盛情的款待，而且也增长了不少的知识。见到自己母亲的研究成果受到这样的尊重和赞赏，她们非常自豪。六月底，启程回国的时间到了，在与好友梅乐内夫人以及其他友人告别时，真是难舍难分，依依惜别，谁都不知道今生今世还能再相见与否。
我回到了研究所，因为有了美国友人相赠的一克镭，研究工作不仅顺利地在进行，而且两国人民间的友谊更增添了我们的勇气与信心。话虽如此，要完成预期的重大目标，经济方面的问题依然在困扰着我们，常常感到心有余而力不足。在这种种困难面前，我就想到一个根本的问题：一个科学家对科学发现应该采取什么样的态度。
皮埃尔和我，都一向是拒绝从自己的科学发现中获取任何物质利益的。因此，我们毫无保留地把提取镭的方法立即公之于众。我们既没申请专利，也没向利用它来牟利的企业家提出过任何权益方面的要求。提炼、制取镭的方法极其复杂，我们详细地公布了它。可以说，正是由于我们如此迅速而详尽地公布了这种复杂而精细的提炼方法，镭工业才得以迅速地发展起来。直到现在，制镭工业中所运用的方法、程序，都是我们当时所制定的。现在在提炼过程中所采用的矿石处理和部分结晶的程序，也都是我们以前在实验室里所采用的方法，唯一不同的是，现在的仪器设备比我们当时的有所改进。
皮埃尔和我提炼制取的镭全部赠送给我们的实验室了。由于矿物中镭的含量极少，因此价格也就极其昂贵，加之它又可以用来治疗一些疾患，因此镭工业获利不菲。我们自动放弃从发现中所应得的利益，也就等于是放弃了大量财富，否则，我们死后，儿孙们将成为富翁。但我们并没有考虑这些，倒是一些朋友好心好意地提醒我们，让我们有所考虑。他们言之有理地对我说：“如果你们保留本该属于你们的权益的话，你们早就有足够的财力创建一座设备精良而齐全的镭研所了，就不会像现在这样举步维艰了。”此话不假，我们困难重重，以致无法顺利地进行研究。不过，我仍然坚信皮埃尔与我的行为和决定是完全正确的。
无疑，人类需要注重自己实利的人，他们拼命地在工作、在谋求自身的利益，这与人类的普遍利益是并行不悖的。但是，人类毕竟也不可缺少具有理想主义信念的人，他们追求大公无私的崇高境界，无心去顾及自身的物质利益。这些理想主义的人因为无意于物质享受，因此也就没有物质享受的可能。但是，我觉得一个完善的社会应该为这些理想主义者的研究经费和个人生活提供必要的保证，让他们无忧无虑、无牵无挂地潜心于自己的科学研究事业。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