印钞机的印刷速度逐渐放慢，政府账户也开始慢慢改善。恶性通货膨胀已成为历史，但这不是很快就被遗忘的历史。这个历史背景解释了德国央行为什么会坚信金本位。这也解释了为什么德意志帝国银行的继任者—德意志联邦银行始终在用20世纪20年代的眼光去看世界，不仅在“二战”之后如此，更令人惊讶的是，即使到了21世纪，即使德意志联邦银行已经被并入欧洲央行，它仍然固执己见。
法国也遭受了长期的预算赤字。由国民联盟组建的联合政府在1919～1924年执政，它们有时候会成功地平衡涉及当期支出的“普通”预算，但没能就如何为战后重建成本的“可补偿”预算达成一致。之所以称之为“可补偿”预算，乃是因为法国人预期，或至少是期待，能够从德国人那里得到补偿。在某种程度上，预算赤字并非完全不可取，因为存在预算赤字才能表明法国无法完全依靠自己的力量为战后重建融资。正如英国财政部专家拉尔夫·霍特里所说，如果法国政府要平衡“可补偿预算”，那将是“一种不爱国行为，是对德国完全偿还赔款表达出的一种疑虑”。[11]
暂且不论赔款问题，如果要解决法国的财政问题，最显而易见的解决方案可能是：左派同意增加消费税，而右派同意适度增加财富和收入税。只要双方都做出一点让步，问题就可迎刃而解。但在这种情况下，双方很难让步。这和在德国发生的事情几乎如出一辙，唯一不同的是法国不需要考虑对外赔偿。
法国财政部有一摞账单要付。法国已经无法借长期债。到1923年，公共债务占法国GDP的比例已经达到170％，考虑到战争期间法国已经债台高筑，而可补偿预算的赤字又让每年增加了约占GDP7％的债务，投资者只愿意持有短期债券，以便在出现违约或通货膨胀之前就全身而退。因此，财政部只能发行一种被称为国防债券的短期票据，并强调发债与“一战”的关联。每当投资者不愿购买国债的时候，他们就要求法国央行—法兰西银行介入，充当最后的购买者。
短期债务会对金融稳定造成风险。在20～21世纪，一系列新兴市场都因此出现了危机。因为短期票据很快就会到期，政府必须能够让债务滚动起来，即发行新的票据来兑付旧票据的利息。如果投资者担心通货膨胀会加速，他们就不愿购买新的债券，那么旧债券的偿还就会出现麻烦，政府就会有资金紧张的危机。政府将被迫向央行筹借现金。央行购买政府新发行的票据，同时就向市场提供了现金，而这些流入市场的现金会增加货币供应量，进而使得通货膨胀更加严重，投资者的担忧果真应验了。因此，与恐慌的储户去银行挤兑，会导致自我实现的危机一样，对政府的短期负债也会形成自我实现的挤兑。
由于法国高度依赖短期债务和央行支持，可以预见的是，法国不断爆发通货膨胀，而且一次比一次严重。从外交谋略的角度来看，出现轻微的通货膨胀并非坏事，因为这证明法国在为重建融资方面确实力不从心。但法国民众可不这么想。和所有其他国家的人民一样，他们担心的是钱袋子缩水。到1924年第一季度，在法国占领鲁尔区时期，零售价格通货膨胀率一度达到36％的警戒值[12]。股价表现糟糕透顶：3月，法国证券300指数大幅下跌。法国占领鲁尔区已经有一年多了，事情再清楚不过了，法国没有办法从德国这块石头里吸出更多的血。
一面是妥协，一面是恶性通货膨胀。仍由普恩加莱的国民联盟主导的法国议会被迫做出选择。他们勉强地选择了妥协，但这只是暂时的妥协。在持续两个月的辩论后，议员同意通过一项被称为双十进制的方法，提高20％的税收。因为税收的额外增加并非朝夕之功，需要一段时间才能实现，法国政府的主要贷款人——著名银行J.P.摩根同意先提供1亿美元的贷款，但条件是议会要先通过增税的法案。另一笔400万英镑的贷款（按当时汇率换算约为1900万美元）由拉扎德投行提供。
这在当时足以使法郎稳定[13]，但尚不足以阻止通货膨胀死灰复燃，因为潜在的冲突还没有解决。双十进制是否足以平衡包括重建成本在内的预算尚未可知。其他因素暂且不提，这一政策是否有效取决于纳税人是否愿意缴税。新的税种主要落在了中产阶级身上，他们真的会心甘情愿承担起来吗？谁来承担负担的争论再次升温。法国入侵鲁尔区的失败告诉人们一个真相：不管是谁，到头来肯定不是德国人。
在1924年5月的选举中，国民联盟失去了在众议院的多数席位，因为中产阶级选民因普恩加莱的征税受损，对国民联盟非常不满，而他们人数众多。在普恩加莱的大量征税中最先受损，这让他们很不痛快。激进分子（本质上是资产阶级主张改革的自由派）得到社会党的支持，形成一个中间偏左的政府，即左翼联盟，激进的政治家爱德华·赫里欧是其领袖。左翼联盟提出要重新考虑财政问题。1924年在财政预算问题上妥协之后，预算平衡问题变得更加扑朔迷离。赫里欧于1922年访问过苏联，他很认同布尔什维克政府的政策。[14]尽管他并不是共产主义者，但其担任总理的消息还是让右派非常警觉。由于担心赫里欧政府有可能通过对财产征税以消除赤字，投资者纷纷抛售政府债券。因为投资者希望提现，想把资金转移到国外，导致法郎在外汇市场上暴跌。通货膨胀再度升温，税收收入无法赶上公共部门支出增长的速度，这和1923年德国遇到的问题一样。政府此时甚至无法在市场上发行短期国债，但又不愿提高利率，因为它们担心这将强化通货膨胀预期，并使财政形势恶化，剩下的最后一根救命稻草就是让法兰西银行购买国债。
法兰西银行左右为难。1920年，为了限制政府通过通货膨胀融资，议会规定了央行能够发行的通货的最高数量。大量购买政府债券可能会突破这些限制。特事特办，法兰西银行最后想出的办法是伪造声明，以隐瞒其违反票据发行的法定上限规定的事实。法兰西银行很“优雅”地制造了这一骗局：它们只是简单地将超购的部分放在了央行的资产负债表的“其他”这一列中。
事实上，早在一年之前的3月，这种违规就已经开始了，那还是在普恩加莱领导的右翼政府执政时。法兰西银行行长乔治·罗比诺的副手是阿尔伯特·奥佩蒂特，他意志坚定，积极帮助普恩加莱完成其宏观稳定政策。[15]如果不为政府的财政赤字融资，可能会给政府带来资金危机，会使普恩加莱的宏观稳定政策前功尽弃。在奥佩蒂特看来，普恩加莱的宏观稳定政策是整个国家的希望，他急切地希望能够给普恩加莱的政策创造更多的时间。在他看来，违反法律的规定，不过是桩小过错。
普恩加莱的稳定政策初见成效，货币发行量也随之降至法定的最高限之下。但奥佩蒂特继续伪造银行周报，低报货币发行的数量，以此彰显普恩加莱稳定政策卓有成效，试图提振投资者的信心。10月之后政府交接，稳定政策失去了掌舵者，货币发行量很快地第二次突破法定上限。在奥佩蒂特的指挥下，法兰西银行再次对公众隐瞒实情。
这时，法兰西银行的官员才告诉赫里欧总理和他的财政部部长艾蒂安·克莱蒙泰尔这件棘手的事情。但他们故意不提在国民联盟政府时期，这种违规就已经出现了。他们这样做是为了让左翼领导以为罪魁祸首就是自己的预算政策。或许，正是因为这种隐瞒，使得赫里欧总理在知道了这一骗局之后，仍然犹豫不决，掂量不清是否要公之于众。
时间拖得越久，局势越是糟糕。法兰西银行公布的资产负债表和实际的货币流通量之间的差距越来越大。差距越大，就越难以隐瞒。1925年年初，在参议院和众议院的金融委员会里，这已经是公开的秘密。[16]法兰西银行内部也遇到很大的压力，因为法兰西银行董事会的一位重要成员弗朗索瓦·德·文德尔威胁要因此事辞职。
文德尔的威胁使得主张公布实情的那一派力量占了上风。4月9日，法兰西银行伪造资产负债表的真相被公之于众。赫里欧总理将责任推卸给法兰西银行，他坚持认为，他的政府的做法与前任政府的做法并无二致，然而这样的辩解无济于事。赫里欧总理被迫辞职，选民对参议院投了不信任票。
专家们可能会发现，这就是经济学家所称的“财政主导”[17]。财政政策决策者若是由着他们的意见，决定要有财政赤字，央行想不从都难。央行所能做的只有购买政府债券，并承受比它们想要承受的更高的通货膨胀率。若不这样做，结果将是政府违约，并触发金融动荡。法兰西银行不过是做得过分了一点而已。今昔之间，亦有相似之处。欧洲央行的章程规定，欧洲央行不能购买政府新发行的债券。这项规定是为了使欧洲央行免受财政部门的支配，并保护欧洲公众远离通货膨胀。同样和历史相似的是，2012年在面临欧洲债务危机的时候，欧洲央行宣布了直接货币交易计划，开始从二级市场购买政府债券。欧洲央行不得不重新解释这个规定，如果我们能说这还算不上违反规定的话。[18]有时，即使是央行行长们也不得不承认，还有比温和通货膨胀更糟糕的事情。
法国的问题在于它所经历的通货膨胀一点也不温和。通货膨胀一直持续了将近两年的时间。从1924年6月到1926年7月，法国一共有7任总理，每一任总理都夹在左翼和右翼之间，两翼都不愿意就预算达成妥协。左翼想提议对资本征收特殊税，而富人就会将自己的储蓄转移到国外；右翼想提议新增消费税，而工人们就会走上街头抗议。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