把声音压得再低再低，像谈论一个死去的孩子
——阿尔贝·萨曼
走出医院昏黑的甬道，阳光就那么着打花了眼。他母亲转身对丁兰姨妈说：“你知道哪儿有合适的地方吧？”丁兰姨妈就住医院附近。
他母亲手里拎着团青稞纸，布满老人斑的手背青筋突兀。他忍不住再次瞥了一眼。那些粗粝的纸打着卷，没人知道里面包裹的是什么。他眼睛有点刺痛，也许昨夜的啤酒仍在血液里暗涌。“医院南边有片麦子。麦田旁边倒是有块闲置的空地。”丁兰姨妈急促而含混地回答。她是个哮喘病患者，说完后呼噜着搭讪，“以前是荷花坑来着，水干了，藕抠光了，就成了闲地。”
他似乎是第一次来到小镇。他盯着一个穿运动服的男孩，嘴里叼着半只苹果，贴着墙壁练习倒立，而那个小镇著名的疯子，仍在十字路口象征性地指挥着交通。“你快点，”他母亲催促道。母亲，丁兰姨妈，还有弟弟，已经朝医院的南方走了过去。母亲走最前面，她走得慢条斯理。弟弟走在最后，眼眉蹙着。他是个演员，前几天刚从北京回来。
清晨见到丁兰时，她蜷在病床上，像只脱水小兽。愣着眼扫到他，她河马般宽阔的嘴巴紧张地翕动着。片刻她才仿佛真正认出他，羞涩地笑了笑。他的吃惊慢慢变成了愤恨：她竟然还还能笑出来。他压着嗓子嘟囔道：“你好些吗？”她母亲连忙说请他放心，丁兰命大，没受大苦，折腾得不凶，“毕竟孩子还小”。
母亲边走边不停回头瞅他。他的嘴唇不停颤抖，头颅被层层纱布包裹着。当她把青稞纸拎起时，她认为他会讲点什么。他只是恐慌地盯着那堆青稞纸。她嘘叹了一声。她的叹息让病房里所有病人将目光甩到他身上。邻床的丈夫踱步过来。无疑这是个富于同情心的警察，他弹出根香烟递给他。他摇摇头，那个警察就拍拍他的肩膀，自己点着了。
现在他跟在他们屁股后面散漫地走着。路过一家日杂商店时，丁兰姨妈跟一个身材臃肿的胖女人嘀咕着耳语。后来她从胖女人手里接过把锈迹斑斑的钢锹。他母亲就是这时小跑着奔过去，把锹揽进自己手里。她扭过头，凝望着他。
他们三个远远地等着他。他母亲本来打算今天去劳人局办理退休手续。这些天她一直在为这事情奔波，如果能在下岗前办好退休手续，她将每月有二百元退休金。这些钱对她至关重要。她年轻时曾是桃源镇红极一时的红卫兵，一生中最骄傲的事，就是在天安门广场见过五回主席，“有一次，主席坐着红旗轿车，摆着手，从我们的身边过去了，他的头发被风吹得很乱。”她时常眯着略显囊肿的眼泡甜蜜地总结道，“可他仍是个英俊的老人啊。”如今，十五岁时率领一帮初中生进京串联的激情已经没有了，她对下岗的恐惧证明了她的衰老是迅速的：眼角堆砌着松弛的肌肉，瞳孔幽深，唯独唇线滑筛时才显露出冷酷的神情。当儿子把钢锹默默从她怀中抽过去时，她发觉了他眼里似乎闪烁着亮斑，她用严肃的声音低声训斥道：“别给我哭，你要是男人就别给我哭。”说完她把目光移向南方。南方的麦田还有段距离，“这有什么大不了呢……”她喃喃自语道，“这对你构不成威胁，你还这么年轻，”她的声音随即柔和起来，“你不一直是个有主心骨的男人吗？”
对母亲的话他没有应答。“你的章程这么硬！可这有屁用！”他母亲曾恨恨地教育他。那次是因为他和丁兰的事情让母亲伤心。他和丁兰处了六个月后，她希望他们结婚，可他毫不犹豫地拒绝了，“我和她现在连手都没牵过，”他争辩说，“和一个连手都没牵过的人结婚，这……不合适吧？”
其实他和丁兰是大学同学，丁兰比他低一届而已。那时的丁兰体态丰腴，衣着朴素，走起路来像只懵懂的企鹅。他和她虽是同乡，却无特别印象。唯一的那次，是他从“梅里美”镭射影院出来时，碰到了她和她的几个同学。他寒暄着问她，你觉得电影怎么样？“很好，”她盯着地面说，“我喜欢阮玲玉，可她干吗自杀？”他说：“是吗？”“是啊，”她倾斜着身体说，“她死得真不值。”他含混不清地回答道：“是的，悲伤的人性。”显然她对他使用“人性”一词很是诧异。她不知道他那阵正好爱上了《查拉图斯特拉如是说》，满脑子不切实际的哲学。后来他借故说买包香烟，于是丁兰和她的同学们先走了。其实他什么都没买，那天刚好飘着零星小雪，他目视着她矮小的身影被路灯拉得极为纤细羸弱，投射到肉乎乎的雪地上。他绝对没有料到，若干年后，他会和她结婚，而且，和她生一个孩子。
已经回忆不起，他最终为何答应了母亲的建议呢？他的默许无疑令母亲开心不已。她给他倒了满满一杯啤酒，买了半斤护心肉和只过了保质期的坛子烧鸡。他的瞳孔在啤酒泡沫里逡巡着荡漾，在那一刻，他恍惚想起了那场电影……那场暧昧的雪色……高脚路灯，以及，那个喜欢《阮玲玉》的女孩。
那个女孩子如今躺在病床上，成了一位母亲。她分娩了。那个满脸雀斑的小护士抱着孩子走到她身边，问她是否看一眼，她把头扭到一旁，坚毅地、冷冷地回答道，“不”。这个细节是他母亲不经意间告诉他的。这更加剧了他对她的憎恨。她竟然连看孩子的勇气都没有。他觉得她没有资格当母亲。他甚至有个奇怪的念头，等她出院后，他们就离婚。是的，离婚……他木木地找母亲。不知不觉中他已把母亲抛在身后。他的目光又停滞在母亲手里的那卷青稞纸上……他的心尖锐地痛了下。
弟弟的身影正离他们越来越远。他扔掉手中的香烟，一声不吭地扭头回走。这次回家，本是说带女友见母亲的。他打电话吩咐，让母亲为他准备间干净舒适的房间，“就是给我准备个洞房，”他在电话里的口气让他母亲觉得他总算衣锦还乡了，顺便给她捎回个漂亮儿媳，“她做什么职业的？模特！多大了？总不会七老八十吧！哪儿的老家？我说你还查户口怎么着？”他略带京腔的不屑口气让母亲隐隐兴奋起来，好歹也是影视界的腕儿了啊。可让母亲失望的是，他只是把自己带回了家。当他用脚踢开房门时，他们看到了一个套着圆领汗衫、神态离索的男人。总之，这个所谓的著名演员，怎么看也不像电视剧里飞檐走壁的大内密探。
昨天晚上他和几位私企老板一起喝酒。他故意没有带手机，他很纳闷丁兰能找到酒店的电话。他总是低估她的嗅觉能力。去年冬天，他和一帮朋友猫在一家啤酒厂的车间喝酒，她竟然把电话打到车间。她能有什么事情？她总是在喝酒时打扰他，叮嘱他早点回家，或者不要喝多了。在众人喧哗的酒令声中，他听到丁兰抑郁的呻吟，“你快点回来……我很难受，你把我送医院去吧……好不好？”
他和丁兰婚后两年都没要孩子。开始时他们采取了繁复的大众化措施：气味、纹络、型号、颜色千差万别的劣质避孕套。当他把这些紧绷的雨衣撑开，将之戴在那个器官上时，他显得心不在焉。这种心不在焉甚至对他构成了某种不必要的威胁。经常是在套弄那东西时，他的欲望突然就急速而滑稽地消却了，这浪费了他不少时间。而丁兰塑料模特一样僵硬地绷直身体躺在席梦思床上，眼睛注视着房间的屋顶。后来他们干脆采取了更为保险的安全措施，他逼迫丁兰疯狂食用避孕药。她每次似乎都极为不情愿地把白色药片塞进嘴巴，咕咚咕咚灌溉着凉白开。有一次他窥视到她的眼角沁出潮湿的液体。他犹豫着搂住她，妄图通过怀抱给她些实质性安慰，然后他听到她轻声地念颂：“我们干吗不要个孩子呢？我想要个孩子……”他沉默着把她扳倒在床上……最后时刻来临时，他总是果断地抽离她的身体：这种不必要的行为被丁兰发觉后，她小声抽泣起来。他只好改变了这种似乎孕育着背叛味道的抽离。“也许我们真的该要个孩子了，”他那时经常神情恍惚着劝诫自己，“不然丁兰都患抑郁症了。”
孩子是什么时候怀上的呢？他们在幻想要个孩子后，开始有计划地做爱，为了操作更具有指导性，他买了一本六百页码的《新婚大全》，把那些关于女人生理的经典条款背诵得滚瓜烂熟，后来，他甚至能准确地推算出丁兰的经期、排卵期和生理高潮期。但半年过去，丁兰的肚子还安静着，他开始对自己的生育能力产生了怀疑。某个春日下午，他偷偷去一家疑难诊所看医生，把一管白色的浆液递给化验师时，他有点紧张。后来那个长着两颗臼齿的医生冷冷瞥他一眼说：“你的精子比蝌蚪游得还活泼。”他方才放心。那么原因有可能在丁兰了，但他没有对丁兰提示什么。之后他们的夫妻生活开始懒散，有一个月他们甚至一次也没做。那么孩子是什么时候诞生的呢？这时他所熟悉的女人生理知识似乎变成了一堆垃圾，而孩子在子宫里柔弱的心跳也是个暧昧的话题了。总之，当丁兰从厕所里出来，微笑着把试孕纸递给他时，他看到了纸上浅红的波浪。他无所谓地点点头。
很多个夜晚，丁兰熟睡后，他偷偷掀开丁兰的睡衣，手指像昆虫那样爬过她隆起的腹部。那个孩子似乎对他小心谨慎的动作有所反应，在他的手指漫过的部位，悄然而好奇地涌动着。他越来越相信，那个莫名其妙来到女人子宫里的孩子，正仿若一朵秘密花朵，伸展着甜美、脆弱的花瓣。
抵达麦田之前，他们经过了一个垃圾场。这是个标准的垃圾场。一股恶臭的气味弥漫着，呛得丁兰姨妈刺猬似的咳嗽起来。她用手捂住鼻孔，忧心忡忡地说：“政府啥时候能把它搬到郊外呢？”后来她若有所思地看着他母亲。他母亲轻声地询问道：“什么？”
“很多人家，把小产的婴儿扔在这里呢。”她说。
“是吗？”他母亲问。
“是啊。”丁兰姨妈说，“孩子死了知道什么啊，扔哪里不是一样？”
他母亲攒眉看他。在医院时，丁兰母亲就建议把孩子扔进医院的垃圾箱，她没有同意。她把孩子裹得颇为严实，可孩子的小脚还是支棱着露出来。她抚摩着孩子的小脚，孩子虽然没有呼吸了，但软软的脚丫还温热着，像新长的蒜瓣一样白生生的。孩子的脚大。她儿子就是大脚。
很明显他听到了两个女人的对话。他的身体似乎哆嗦了一下。
“这里有野猫吗？”他母亲问丁兰阿姨。
“有啊，”丁兰阿姨说，“多着呢，春天的时候都来这里叫春。”
“野狗呢？”
“野狗也不少。野狗最喜欢垃圾场里的肉骨头。”
“我们走吧。”他母亲叹息了声，对丁兰姨妈说，“我们走吧。”说完她去看儿子。他已经迫不及待地朝麦田行进了。他走路快，像竞走运动员那么快。有时候，母亲会懊悔地想，如果打小让他去练竞走，没准他早成奥运冠军了。当个奥运冠军，无论如何，都比当个没有出息的公务员强吧。
他母亲和丁兰的姨妈距离他越来越远。他是个步伐很大的人，他和丁兰不冷不热地谈着恋爱时，他走路的姿势很大程度上阻碍了他们的交流。他身材高大，丁兰身材矮小；他无论什么时候步行都像是在参加竞走比赛，而丁兰走路时似乎总在思考些单纯的问题（她最喜欢的书是卡尔维诺的《意大利童话》，她似乎相信这世界上有魔法戒指、有吃不厌无花果的公主和靠喝风活着的王子）。他们总是一前一后走路，有时为了调节气氛，他故意将步伐放慢，这样丁兰跟上来时，她脸色潮红，感激地瞥他一眼，仿佛他已经为她做出了重大牺牲。更多时候，他们散步时像两只忧郁的花狸鼠，各不相干、神态冷漠地走着。他从小走路就快。无论做什么事情，他都想拿第一。他天生是个要强的男孩子，这相当可笑，除了功课拿第一名，他的体育课、音乐课以及美术课也都是满分。他和弟弟不一样。弟弟长的像条瘦弱的虫子，每次挑苹果的时候总是说：“哥哥你先挑。”等他拿完了，弟弟就说，“哥，我要你挑的那个。”在弟弟眼里，别人的东西总是最好的，这和多年后的他判若两人：他辞掉了律师事务所的职务，跑北京去做什么狗屁演员。他在京城混了五年，也只是在一部古装剧里饰演了一个弱智的大内密探：他爱上了那个专横跋扈的格格，最后还为她自杀未遂。
荧荧是唯一一个嘲笑他的女孩子。她那时总不屑一顾地嘲笑他，“你是个可怜的孩子”。她是个喜欢叶芝的小布尔乔亚女孩，“可怜的孩子，上帝恩宠。”她使用“孩子”“上帝”一干词让他羞愧不安。上大学时他们开始频繁地通信。他在大连读税务学院，她在西安读一所民族大学，学的是藏语。他搞不懂她干吗学藏语。在他印象中，西藏是个神秘之地：布达拉宫、喇嘛、牦牛、朝圣者、雪山、完美的法器……但他不明白这和荧荧有何关联，而毫无疑问，如果不出意外，荧荧毕业后，将被分配到那里，做一名中学老师。很长一段时间，他把西藏隐隐当成了自己的敌人：它会把荧荧掠夺走，从实质上打击他。他们的通信从本质上讲，也是克制和节俭的行为。孩子们，互相描摹着彼此的城市，不痛不痒地抒发着对大学生活莫名其妙的忧伤。
一九九五年冬天，荧荧在来信中提到，有个男生追求她。“我和他喝了点酒。只喝了一点，他就喝多了，说，他爱我，他用筷子拼凑了一个爱字。我觉得他是不成熟的男人。我不假思索地把筷子拆掉，”她写道，“我对他说，我承担不起这个字。”对她的来信以及在信中描述的事情，他马上做了回复。他对她说，冬天这么冷，找个男朋友也不错，红泥火炉话春秋，总比一个人挨暖和。于是在下封信中，荧荧说，她和那个男生看了两场电影、吃了一顿“肯德基”，她问他是否想看看她和那个男人在大雁塔下的合影。
“她在等我说什么？她以为她在折磨我吗？”他想，“我不会上当的。我比她聪明。”
等他们毕业，如他所猜度的那样，荧荧去了西藏，那个地名很古怪，叫“和布克赛尔”，这名字念起来有种异域气息，更像是某个北欧小国家的名称。毕业前夕，荧荧给他邮寄了盘磁带。他很失望，她只是用藏语唱了很多支歌。他一句也没听懂。她干吗唱些他听不懂的歌？而他回了老家，在家行政单位做了名小公务员。四年了，他们再没见过。他们知道对方都结了婚，而且荧荧已经有了个藏族血统的儿子。电话也不好打，他想，是西藏的那些雪山和有灵性的语言，阻隔了那些真实的信号和电波。
昨天在丁兰打电话之前，荧荧在他的手机上发了条短消息：
“我已回唐，明天上午九点，新华电影院见，荧荧。”
这则短消息让他在喝酒时压抑住了兴奋。本来他是个喝酒很疯的人。他不想明天和荧荧会面时，仍是个昏昏欲睡的醉鬼。
他母亲和丁兰姨妈气喘吁吁地追上他时，他已经在那片麦田的旁边稳稳站立。疯狂的麦子流泻着灿黄，肆无忌惮地涌至天尽头。他不知道他神情抑郁地走路时，马路上的行人好奇地乜斜着他：他们盯着一个头裹纱布、手攥钢锹的男人行色匆匆地朝着麦田行进，身后尾随着两个土拨鼠似的老女人。他又想起了在医院时丁兰的眼神：当她看到他时，她像尊蜡像，她的眼神是渐渐暖和起来的，那种她惯常的羞涩和不安开始复苏。她的眼神总是野鸽子那样怯怯地不安。他一直固执地认为，那是一个人缺乏自信的表现。他那时还不相信她早产了，他们的孩子没有在预定时刻降临，而是提前了四个半月。这么想时他的眼睛潮湿了。
昨晚接到丁兰电话后，他从饭店的楼梯上“咚咚”地往下奔跑起来。摩托车路过“花无缺”书店时，面部烧伤的店主喊住他，“你的《弗兰德公路》来了！”他点点头，无暇顾及，慌乱中把那本书扔在摩托车的底座上：后来在他摔倒的时候丢失了。他是在拐弯时摔倒的，摩托车从他身体下蹿出去，他蟾蜍一样蜷趴到柏油路面。他的下巴就是那时摔伤的，血蜿蜒着从上衣流淌至裤子：他整个人看起来血乎乎的，像个屠宰场工人。赶到家时，丁兰已被她父亲送到了医院，丁兰母亲看到女婿鲜血淋漓地站到面前时，哑巴一样张大了嘴巴，而他只是颇为冷静问道：“孩子呢？孩子没事吧！”
到医院时，丁兰已检查完毕，那个妇产科的女医生是他初中同学。他把她拽到一边。她是个戴眼镜的姑娘。她的眼睛透过镜片有种破碎感，“我只能告诉你，”她冷静地说，“孩子可能保不住了。她子宫里连一滴羊水都没了。”
他只是觉得这件事情很荒谬，从本质上讲更像是个劣质玩笑。他强装镇定地问：“不可能吧？你可别吓唬我。”这几个月丁兰一直保养得很好，没磕过没碰过，他不信她会莫名其妙地把羊水都流干净了。女医生显然有点不知所措，她斟酌着说：“你……你去叫你妈，我有话和她商量。”
母亲现在已经站在他身旁。他们在麦地的田垄上静默着。母亲蹲下，把卷裹的青稞纸轻柔地放在草地上，“你有火柴吗？或者火机？”她柔声问道，“有没有？”
他恍惚着摇摇头。丁兰怀孕后他就戒烟了。他有六个月没有吸烟了，当时他把所有的香烟全赠送给了科里的老马。老马是个烟鬼。
“你先等着，我去买火柴。”他母亲转身对丁兰姨妈说，“你先琢磨个好地方。”
他听出他母亲的声音有点哽咽。那卷青稞纸就安静地躺在那里：青稞纸卷裹的是他的女儿，是的，他的死去的女儿。他女儿产下十分钟后就死了。他女儿活着时他没在医院。他没有想到她这么快就降生。昨天晚上他们只是告诫他，这个孩子不能保了，“你们还年轻，再要个孩子也很容易的，”医生说，“如果打保胎素的话，我们不敢保证这孩子将来是否健康。你自己定个主意。”他一个人缩到墙角，默不作声。再后来，他扶着墙角呕吐起来。一个小护士走过来，对他说，要吐吐到厕所，“没见过你这么没教养的人”。他盯着她托盘里的体温计、针头、药水，酒精，咧嘴笑了。
母亲买火柴回来了。母亲脸上的皱纹在阳光下伸卷着，像秋末苍白的波斯菊。本来他想在她回来之前，打开那些青稞纸，看一眼自己的女儿。是的……他的女儿……他死去的女儿……那时丁兰羸弱的姨妈正在田垄里寻找墓地，即便他哭了，也不会有人看到，可母亲这么快就回来了。昨晚是她劝他回家睡觉的，“你待在这里做什么？又没有床位，我和你岳母在这里守候着就行了，回家睡吧，”她抚摩着儿子的头发说，“回家睡吧，啊。”今天早晨他赶到医院，丁兰已经产下了他的女儿。他当时没有留意到病房门角那堆青稞纸里卷裹的，就是他的女儿……他的女儿被泛黄的青稞纸卷裹着……女儿……女儿……他母亲告诉她，孩子已经很大了，“小脚丫这么长，肉乎乎的”。她极力把孩子形容得更丰满些，可却不清楚她儿子根本没注意她的手势。
“你挖吧，”他母亲说，“你把坑挖在这里，”她指点着田垄上的青草说，“这里水源肯定旺盛，孩子会睡得更安稳些啊。”
上午的阳光暴戾地射击着涌动的麦浪。他开始挖坑，“挖得深一些，”他母亲说，“让孩子把手脚伸展开。”
他很快把坑挖好了，他母亲试探着把孩子放进去，“还是有点小啊，”她说，“你难道不能挖得深一些吗？”
就在这时，他的手机响了起来，那种刺耳的“铃铃”声让两个女人皱了皱眉头。他捏着手机溜了眼号码，他突然想起了和荧荧的约会。已经九点半了，荧荧一定等着急了。他把手机关掉。他恍惚着想起了那盘毕业前她送的磁带。那次酒后，朋友们谈起了情人的话题，有人叫嚣着嚷，操，欧阳这么帅，连个马子都没泡到！做人真失败！当然他真醉了，他想起了那盘多年前的磁带，“这是个女孩子唱给我的歌，你们说，她算不算我情人？”在朋友们的哄笑声中，他负气似的翻出那盘磁带，“不信你们听听！听听吧你们！”接下去他蜷缩在沙发里，一个女孩子的声音，开始在多年后的房间里流淌。大伙都沉默了，后来有个人说，你的话没错，她都这么露骨地表示了，你要说你没和她上过床，打死我也不信了！你知道她唱的是什么吗？朋友盯着他说，“这女孩，在这么长的带子里，用不同的曲调重复了一句藏语：我爱你。”他当时愣住了。这样的情节，仿佛只有在蹩脚的爱情小说或者煽情的电影里才会发生，然而现在，却真实地发生在他身上了……他终究没有她聪明……可是现在……我在埋葬我的女儿，他隐约想着，有什么比埋葬夭折的孩子更重要的事情呢？他的眼睛倏地就红了。他母亲吩咐道：“你……先站一边吧。”
他走到一旁。他从来都听母亲的话。母亲一直骄傲地相信，他永远是个孩子。她从来搞不清，这个曾经栖息在她子宫里的男人在想些什么，就像她老搞不懂，她去了五次天安门，毛主席五次从天安门经过，为什么她却从未真正看过他哪怕一眼？她的个子太矮了，那些疯狂尖叫的孩子把她挤压在重叠的变形的身体之间，鼻子里满是黏糊糊的汗味儿，她只有大声喊叫着：“毛主席万岁！毛主席万岁！”可她听不到自己的声音。后来她焦灼地蹦跳起来，她曾是学校里的女生跳高冠军，可是她的瞳孔里仍然只是一颗颗伤心的头颅。再后来，她的脚背上湿漉漉的，她低下头，尼龙袜子和偏口布鞋被一种液体浸染得发黑，她好奇地蹲下身，顺着裤管，她摸到了一把血，浅红色的，正从她的身体里缓缓流着的血。她不知所措地偷偷地看着别人，并没有人留意她。她呜呜地哭起来，我怎么了呢？她绝望地想，我只不过想看看毛主席啊……她开始拼命地号啕大哭，一个女孩子撕心裂肺的哭声很快被那些疯狂热情的合唱声、呼喊声淹没了……那年十五岁吧？
他闭上眼。他没有看他的母亲埋葬他的女儿……灼热的阳光在眼皮上惶惑着碎舞……他把手伸进裤兜里时，摸到一团柔软的东西，他以为是昨天擦拭伤口的手纸。当他睁开眼睛，他看到了一朵枯萎的蔷薇。他以为那是团沾满血渍的手纸，可无疑这是朵蔷薇……一朵蔷薇……我什么时候把它放进衣服里的呢？他极力回想它的来处。后来他恍惚着想，是的，他确实往衣服里放了朵蔷薇。昨晚回到家里时，他曾在庭院里站了会儿，葳蕤蔷薇的芬芳让他略为清醒片刻，他就是那时把这朵蔷薇塞衣服的。当时他亲了亲蔷薇，因为黑暗，他看不到它的颜色，他嘀咕了句，“上帝，保佑我的孩子平安无事吧。”然后就睡觉了。他从没信过上帝，可是那时上帝在他眼神中盛开了。
“我们走吧。”母亲把剩余的青稞纸烧完后走过来，丁兰姨妈也安详地注视着他，“我们走吧，孩子会睡得很安静，”他母亲瑟瑟着说，“喏，你抽根烟，”她从衣兜里亮出盒香烟，笨拙地拆开，揪出根递给他，“你现在可以抽烟了，你没有必要戒烟了，抽吧。”
他接过，母亲点着，“你才二十六岁……会好起来的……她只是去别的地方享福了……”。他拖着锹，走在马路上，嘴里叼着根劣质香烟，另一只手攥着那朵色泽鲜艳的蔷薇。他想母亲埋葬女儿时他怎么没有发现它？他可以把它和女儿安葬在一起……女儿和一朵蔷薇睡在一起，会很开心的……这么想时，他突然“哇啦哇啦”地大声号哭起来，他的声音那么亮，像他刚从母亲的子宫里掉出时的泣声那么亮……他慢慢地走着，边走边哭，手里紧紧攥着那朵蔷薇，就像握着一颗仍然跳动着的、孱弱的、幼小的心脏。
二〇〇一年七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