岛屿柠檬和世界鳗鱼
哈利·克里夫顿与当代爱尔兰诗歌地理[1]
说起当代爱尔兰的诗歌写作，一个糟糕透顶却难以回避的问题是：何为“爱尔兰”诗歌？它必须以爱尔兰语写就，还是包括英语？如果一名诗人用爱尔兰语写作却出生于北爱尔兰，他还能否被称为“爱尔兰”的？若他以双语写作且生于爱尔兰共和国，其家族却是世代支持《联合法案》的亲英新教徒，这是否使他比一个写英语的爱尔兰天主教诗人更不“爱尔兰”？叶芝不懂爱尔兰语却是凯尔特文艺复兴之父，受益于19世纪末大量新近译自古爱尔兰语的神话、史诗与民间传说，他以个人独特的灵视法为彼时“民族文学的软蜡状态”塑型；希尼生于北爱尔兰贝尔法斯特，1972年移居都柏林前常年任教于英属贝城皇后大学，英国评论界却一早就将他立为至少是想象中的“爱尔兰经验”的代言人，而他同时是古英语第一史诗《贝奥武甫》的译者；到了当代最活跃的一批杰出诗人诸如保罗·默顿、埃蒙·葛雷楠、哈利·克里夫顿、伯纳德·奥多诺、迈克尔·朗礼那里，情况更加复杂，他们多用英语写作，定居或长期居住在美国或欧陆国家，背负着向非爱尔兰读者介绍本国诗歌传统其自由与焦虑，变迁与现状的无形压力。自然这也为其中一部分人提供了重新自我塑造的机会，一如叶芝一系列新的诗学理论最终成形于美国巡回演讲，展示的压力能覆舟亦能载舟，在做得好的诗人那里，我们往往能看到世界经验与岛屿经验（“岛屿”一词的一个不受欢迎的义项是“故步自封、偏狭”）的双向反刍，如同：
变着形，一个在另一个体内，
雌雄同体，模糊不定，滑入又滑出
属地方的，属宇宙的，
阅读自身，在鳗鱼之书中
克里夫顿《鳗鱼》
哈利·克里夫顿（Harry Clifton，1952—）在这一类爱尔兰诗人中具有尤为丰富的迁徙经历。早年在南非和越南的难民营工作，在柬埔寨和泰国追随禅宗师父求道，中年后在巴黎定居长达十年并于近年重返故乡都柏林，羁旅与辗转并未在他的诗中表现为外在的地理志，而是冷凝和结晶成一种流动的精神版图，在那里，戏讽与怀疑、温情与悲悯都是同样克制的：
所以在黎明前醒来吧，独自吃早餐，
想想你为何来此……
……灵修大师萎缩
成皮囊与枯骨，一言不发等着你
在佛之中立国，金黄且中空，
来自内空间的微笑，超越灾祸
朝向一种古老的喜悦……
……好为了众生之福
重建那神秘，并从屈辱中复生
不涉政治之物，齐齐跪地
在僧侣与喇嘛，滋生潜流的联盟里
为了《时代》和《生活》的闪光灯摄影师。
犹大有别的背叛。
《托马斯·默顿之死》
这里有一种几难承受的破灭之痛，一项灵性求索事业的破产。尽管克里夫顿向来警惕凯尔特诗歌传统中喷薄抒情的一面，谨慎地将这首诗约束在继承自华兹华斯和马维尔的工整花韵之中（abcabcdd），抛弃了第一人称以维持审视的距离，那浑浊的破灭感却依然尖新：娑婆世界又称“堪忍”，到了不堪忍受之时，便是庄严时刻，若说此诗的叙述者是无神论者，那却是个自始至终渴望信仰的无神论者。青年时代的克里夫顿一直视托马斯·默顿（Thomas Merton）为自己的精神胞兄，后者是20世纪神秘主义思想家中剑走偏锋的一员，身为天主教熙笃会特拉普派僧侣却致力研究禅宗、藏密、耆那教和苏菲派，其自传《七重山》影响了一整代二战退伍兵与青年学生加入北美各地的修道院；晚年云游亚洲，1968年在曼谷触电身亡。同时，默顿还是一位杰出的诗人。前往泰国之前，默顿的阴影已在克里夫顿的诗作中闪现，泛宗教主义作为一种新的爱尔兰精神性的表达已被克里夫顿多次审视并部分否决过了，恰如他在一次题为《未经锤炼的良心：爱尔兰诗歌中的欧洲》的讲座中所言：
“在爱尔兰，我们看似一直居于基督教文明中，实际上，那只是一个基督教的时刻，一边被古老的凯尔特神祇包围已被选中服务于民族主义的目的另一边则是古典神与古典英雄，现代爱尔兰诗歌带着一种复仇的意图选中它们，而它们实际上只是我们世俗的人文主义背后那些力量与本能冲动的别名。”
在叶芝那里，一句颠扑不破（也是他最爱引用）的赫拉克利特名言是：人类和神祇永远在“死着彼此的生，活着彼此的死”；在叶芝以后，乃至晚期叶芝的作品中，我们可以清楚地看到构成爱尔兰现代性主体的纯粹是人类之生。既然古老的神祇已死，或至少不再能被可信地召唤，他们在一系列重要的爱尔兰现当代诗人中如此迫切的在场又是怎么回事？奥斯丁·克拉克、保罗·默顿、帕特里克·卡瓦纳、迈克尔·朗礼、晚期的希尼……这个名单可以无限延长，克里夫顿称他们为“步入了维吉尔之疆”的诗人，一旦天主教的精神理想在二战后的爱尔兰甚至早在20世纪20年代爱尔兰独立战争之后遭遇实质上的破产，这些“歌唱者”便选择“尽情沐浴在古典世界的光与笑声中神祇作为一种糟心的东西被嘲笑……借着诗性的超脱之名”。帕特里克·卡瓦纳的《史诗》是个中范例：
我打算
在巴里洛西和戈廷失去我的信仰
直到荷马的幽灵来我耳中低语
他说：我以这些吵吵嚷嚷的当地人为材料
制造了《伊利亚特》。神明们制造自己的重要性。
《史诗》
在克里夫顿看来，古典万神庙对现代爱尔兰诗歌的另一个作用在于，将区域的、地方的、个体的感情与境遇普遍化：不再是地处欧洲极西、人称“冬境”的海波尼亚岛（爱尔兰的拉丁文旧称），而是阳光明媚的地中海沿岸，觥筹交错的巴黎、罗马、威尼斯，人人可在茶余饭后津津乐道的老欧洲；不再是淌满血与汗、手足屠杀手足、历史的新仇旧恨错综纠缠一如其荒凉泥沼上的野生石楠、疼痛的记忆历历如新的爱尔兰（克里夫顿在去年出版的新诗集《勒马上尉的冬眠》标题诗中漂亮地清算了这一主题，以他惯有的隐忍），而是抽象的、疏离的、在共同继承的古典传统中获得了必要的审美距离的欧罗巴大陆从被真实居住的、过分拥挤的边缘，来到适用于普遍想象的、空荡荡的中心。克里夫顿对这种诗歌精神维度上的迁徙，一如他对自己多年来漂泊羁旅的物理迁徙，所持的是一种一半犬儒、一半耐心接受的暧昧态度，这种态度在一首题为《柠檬》的小诗中得到了隐喻的表达：
所有的柠檬都起于绿色，所有的柑橘属。
我们的，爱尔兰灰光孕育的果实，
冬日转为黄色。同时，整个十月，
在高窗中，比人类还要高，
道成肉身的欢愉，忤逆季节的逻辑，
继续成熟着。缓缓地，随着冬至将近，
浸透于冰冷的月光，当这株小树
自授着花粉，像一宗私人神迹
隐匿于玻璃后，躲开一个正在崩坍的世界，
独自向南去，越过贫困与死亡
奔向无限的黄色……
他们已在
贩卖他，在西西里诸广场，
比白送还便宜，当太阳升起
穿过此刻的纬度，攫住不设防的我们
在一月的背极，仍在等待，
在从不会升得比自己更高的日子里
切开它，索取香味，沿着威士忌的
纹路，琴酒与保健饮品虚假的升华。
这是一首由北向南之诗，由边地到中心之诗，由寒带到温带之诗。柠檬的旅程始于私人的、神秘的、珍贵而不可言说的、有悖逻辑的、自给自足但却“正在崩坍”的地域，终结于公开的、光天化日之下的、廉价且可被肆意评论的、逻辑至上的、依赖中介却坚不可摧的领域。然而终点丝毫不比起点更真实：假萃取之名，终点实际上剥夺了徒劳守候在起点之人的具体鲜活的经验。柠檬作为一个不完美的圆，多汁而酸涩的球体，一年中最后的纯净黄色的凝聚者，始终是克里夫顿钟爱的一个神秘意象，他曾在一次朗诵会上提到自己种在都柏林家中的一棵小小的柠檬树。黄色是克里夫顿为自己选择的颜色，在下面这首关于原初记忆、致力于提纯个体经验的小诗中，黄色几乎获得了造物媒介般的神圣：
我盘坐下来，见到了与眼齐平的
黄水仙，光线正筛过它们。
从前也发生过一次。
我正在出生，那儿有黄光，
无法定义，但绝对纯洁，
使一切熠熠生辉……
……它繁衍着
无穷无尽。但绝不重复。
春天进入。它又开始建造自己的窗户
可被看见，却无法透过它看。
《黄水仙》
每年二月底三月初，我都会在家门边的土坡上和树根下看到漫山遍野、明熠灼目的黄水仙花海，这种耐寒、花期长、无论单瓣重瓣都一样优美而生机勃勃的植物实际上已成了爱尔兰早春的计时器，比国花三叶草更为人们所爱。在这首纯粹岛屿之诗中，黄水仙变作眼睛和窗户（倒数第二行的“它”亦可解为春天，而黄水仙早已成为岛国春天的化身），连接着此在世界与看不见的彼方，即使那是个自始至终隐形的彼方。这种和解式的温柔独见于克里夫顿献给故乡的诗篇，虽然并不是遵循浪漫主义状物诗的抒情传统（可对比华兹华斯的《黄水仙》）。
事实上，作为精灵与矮仙、竖琴与风笛之邦的，在史诗与神话的广度和深度上唯一可与希腊媲美的（欧洲范围内），说着淙淙泠泠、语法优美的盖尔语的，人称仙境或翡翠岛的老爱尔兰是浪漫主义想象力最后的停尸房。一个持久有力的、局内人与局外人共同打造的“爱尔兰迷思”是：爱尔兰代表纯净的、天真的、未经文明破坏的、民族特色的，欧洲大陆则代表朽坏的、经验的、老道的、普遍的一切。正如克里夫顿任国家诗歌教授时在都柏林圣三一学院所说的：“再也没有什么比‘凯尔特薄暮’式的抒情传统或其他任何抒情传统腐烂得更快，假如它执意要抽去自己的智性脊柱。时至今日，爱尔兰诗歌仍想维持这种对其抒情自我的认同，于是，它将思考的那部分自己驱逐出境，去欧洲老城的沙漠里完成工作。不过，我们历来是一个将复杂的问题送去别处的国家无论是性别的、经济的，还是诗歌的、精神的如是就可以不再去思考它们。”
的确，为了保存这个如梦似幻的、催眠式的、田园情调的迷思，抒情的爱尔兰一次次放逐了智性的爱尔兰。当帕特里克·卡瓦纳于1952年发起对这一迷思的全面批评时，他遭到了来自国内主流诗歌界毫不留情的抨击。《尤利西斯》和《芬尼根守灵夜》时期的乔伊斯本质上是个智性诗人，其唯一不变的主题是现代城市，贝克特从来都是，晚期的叶芝也是就一个国家诗歌精神的两个维度先后体现在同一人身上的程度而言，叶芝不愧是爱尔兰最后一个浪漫主义诗人，第一个现代主义诗人还可以加上肖恩·奥凯西，他们都在真正的成熟期到来后移居国外，终身未返。表面看起来，只有叶芝仍与都柏林维持着紧密的联系，实际上，岛屿经验一直静静卧在他们后期作品的深处，挤满尘埃却仍微光灼烁，无可奈何却也饱含着并非感伤主义的柔情，一如克里夫顿在巴黎写下的这首回忆外祖母以及自己在西爱尔兰乡村度过的童年时光的风物之诗：
……我至今无从想象，
将世界浓缩为微观宇宙。水滴，
蕨类的叶子。在我靴底吐着泡沫，
咽喉里的钩子，马尾藻鳗鱼的
死结。它正托举着
那些距离，纯粹想象的空间
超越仅是局部了不起之物
干净一如田野的纵深。
……
我们是如何
到达此地，在这航海状态中
“温暖潮湿的冬季，凉爽湿润的夏季”
我们的房屋是这样充满卵石、贝壳与鸟鸣，
还有防风灯，掷下巨大的阴影，
钙化的鱼，风干的热带种子
无法破解，带着海洋之力
是洋流携我们到来？阴影，阿延黛婆婆
即使在那时，我也被自己失落的来历吓得不轻。
《洋流颂》
克里夫顿的外祖母劳拉·阿延黛来自智利，如同记忆中洋流的动向，这首诗的视角也是站在岛屿岸边，想象回返入更广阔的世界。假如一切真正的溯源只可能发生在想象中，那么，《洋流颂》末尾再度出现的鳗鱼随繁殖需要而变更性别的、热爱迁徙的、一生一世蜕着皮的洄游生物则是关于当代爱尔兰诗歌，乃至世界各地的侨居诗人及其诗艺的一个不俗的隐喻。
“阿延黛婆婆，你究竟来自何方？”
一条鳗鱼扭动。本能告诉我
随它去吧。冷血地，让它融化在
自身的元素中，一份幼鳗的记忆，
绝对别处的纯粹吊篮，
史诗或传奇，为了再度重返。
《洋流颂》
2013年3月于都柏林
补记
本书出版之时，克里夫顿已经卸任国家诗歌教授一职（通称“爱尔兰桂冠诗人”），他的前任是迈克尔·朗礼，继任者是葆拉·弥罕。我们很高兴能在本书中收录三位桂冠诗人的代表作品。这一荣誉席位本是为纪念谢默斯·希尼1996年获诺贝尔文学奖所设，如今希尼离世已有两年多，但我们仍可以在本书收录的四位诗人笔下读到他无可避免的在场：作为亲切的友人、导师或者远方灯塔。克里夫顿于我亦如此。我们曾一起走过石楠参天的格伦达洛河谷，清点过拉斯加尔的接骨木花苞，辨识过基利尼海滩上潮汐和风的方向，也曾在都柏林深巷里的聂丽咖啡馆有过许多闪光的交谈。即使没有诗歌，他的慷慨、善良、幽默、对人类情感睿智而宽容的洞悉力，都足以使他成为一位珍贵的朋友，永远在我心中保有特殊的位置。
近年来，除了《人间伊甸：1994至2004年间的巴黎笔记》（2007）、《诺玛上尉的冬眠》（2012）、《聚力点》（2014）等六本重量级诗集外，克里夫顿还出版了短篇小说集《贝克莱的电话》、随笔集《意大利之脊》和脍炙人口的文学论文集《爱尔兰及其异乡们》（2015），后者对自叶芝至希尼的百年爱尔兰诗歌传统的兼具智性与诗性的剖析，使他跻身于当代英语世界一流的诗人批评家之列。除了帕特里克·卡瓦纳诗歌奖、《爱尔兰时报》今日诗歌奖等国内最高诗歌奖项，精通法语和意大利语的克里夫顿也是自己最好的译者，并作为爱尔兰最优秀的当代诗人之一逐渐被世界各地的读者熟知。对于曾在都柏林渡过四年光阴，如今却远离了海波尼亚的涛声与绿影的我而言，翻译克里夫顿的诗歌也像在梳理我自己的爱尔兰记忆，让岛屿和世界在语言中向彼此溯洄，让时光的梳齿荡过地理的鱼鳞。
包慧怡
2016年3月于上海
注释：
[1]本文正文部分收入《翡翠岛编年》（包慧怡著，上海三联书店，2015年1月），节选曾刊于《诗东西》，2013年第六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