朔风时节，人格外恋家，热炕头如果还加上一碗热馄饨足以让人感动得哽咽。院子里连流浪猫犬都不见踪影，它们都蜷在暖气管道周边的地上，自己温暖自己。
然后渐渐的，有时候是迎春花先开，有时候是金银花先开。凄风苦雨仿佛永远不会完，忽然风和日丽之后，人和被褥都心满意足地出来见见阳光。
岁月长，春衫薄，正适合探朋会友，但现代人已经不怎么上门访客了。别人家太逼仄，我不介意，对方却觉得内衣乱丢、床褥零乱见不得人；别人家太豪华，“讲究极了，走进去像个电影院，走出来又像是逛公园”，我又敬而远之。他让我戴鞋套，我心道还不如去逛博物馆；他让我换拖鞋，我为脚趾处的袜子破洞而不好意思。
世界越来越小？空间与空间却仿佛隔得更遥远，且让我轻轻地踏上巴格达飞毯，在时间里做一个逍遥的客人吧。
我的第一站，乃是百花里。先得回到1905年前后，沿着大英博物馆周边的一条条狭窄长街走过，穿过毫无装饰的公园广场，飞毯掠过戈登广场最沉重的一扇木门的上方，然后缓缓降落，这里是女作家弗吉尼亚·伍尔芙的家，也曾经是伦敦的思想、艺术和文化中心。
1904年，伍尔芙的父亲去世，兄妹四人移居百花里，她大哥剑桥大学的同学经常过来聚会，家中整日欢声笑语。这批剑桥学生个个怪怪的，“不修边幅，貌不惊人”，却都喜欢神侃到深夜，谈的又是最抽象的题目，让弗吉尼亚两姐妹吃了一道又一道精神大餐。1906年，大哥也去世了，她们以为这样高朋满座的聚会就此告终，不料男孩子们来得更勤，有人公开追求，有人只是喜欢与两姐妹为伍，甚至搬到附近与她们比邻而居。
当年英国大学不招收女生，两姐妹早已决定一个从文一个学画，智识与美貌皆有的可人儿举世罕见。于是：“从晚间十点左右到午夜，人们络绎不绝地来到这里。最后一位来访者难得在凌晨三点钟之前离去。威士忌、小面包，都是常规的食品，但人们上这儿来的主要是为了谈话，会谈是聚会的全部内容所在。好些人养成了到这儿来的习惯，那些组织聚会的人，对这些晚会也难以忘怀。”
两姐妹先后结婚，但百花里的茶聚并没有结束，一晚一晚，在客厅优雅的沙发上，弗吉尼亚姐妹及夫婿，经济学家凯恩斯夫妇会一起吃晚饭。一会儿，也许还有刚办完“后印象派”画展的罗杰·弗莱过来坐坐，继续神侃印度艺术或塞尚；或者还能凑巧碰见刚从意大利旅行回来的福斯特，惴惴不安地把未完成的《看得见风景的房间》读给朋友听；旁边心不在焉的凯恩斯满脑子装的则是“就业”“利息”与“货币”……弗吉尼亚·伍尔芙在日记里把福斯特的敏感比喻为“蓝蝴蝶”，而福斯特则用“女祭司”来形容伍尔芙的严肃和傲慢。
轻轻的，不打扰他们的聊天，我掩上门，重又坐上飞毯。这一次，我想去夏特莱侯爵夫人的客厅里小坐，喝她一杯法式下午茶。她是大哲学家伏尔泰的情人，并不美貌，据说“身材高大，毫无风韵，没有腰身，臂膊肥胖，双足奇伟”，也有人说她是：“一个样样都大得可观的巨人，精强力壮异乎寻常，不成体统至极，皮肤像豆壳一样粗劣。”但她的希雷别墅是伏尔泰被通辑时的庇护所与天堂。曾经的断壁残垣，因了他才大兴土木，为了容纳他的众多客人，才扩建了长廊。
一日一夜，宾客盈门，不是和她在客厅清谈，就是和他们一起做实验，别墅里还专门修了一个化学室一个实验室。最让大家开心的是，1737年六月份，法国科学院举办了一次题为“关于火与光的性质”的有奖科学征文。伏尔泰与侯爵夫人斥巨资买来各种最新的仪器设备。别墅里上上下下都帮着他们在森林里做实验，小孩则看热闹取乐，当作一场狂欢节。九月份，竞赛结果公布，他们落选了。不过有时最重要的不是做出了什么，而是做本身。我，好歹也是工科女生出身，也能在侯爵夫人的客厅里挽起袖子，助一臂之力吧。
下一站，自然是著名的“我们太太的客厅”。“高高的墙里是一座封闭而宽敞的庭院……房间面向院子的那面是大片大片的门窗，镶嵌着精致的木格子。格子里糊了或挂着漂白的薄纸，让阳光泼洒进来，而外人却看不见里面。院子的北面有一道中央门廊通往客厅，这个厅比别的房间大些，坐北朝南。梁家把几个窗户宽阔的下层窗框上糊的纸卸下，换成了光溜溜的玻璃，这样视野范围扩大了些。大片玻璃窗将外面的花草风景延进屋里来，临冬时，寒冽冽的北京，又迎来一片温暖的阳光。每一片玻璃窗顶都悬着一卷纸帘，晚上可以放下来，室内室外顿成两个天地。”
从1932年到1937年夏，梁思成、林徽因及金岳霖两家都住在北总布胡同，他们住前院，大院，金岳霖住后院，小院。每周六都有集会，张奚若、杨景仁、周培源、陈岱孙、费正清夫妇等都是座上客。吃的冰激凌和喝的咖啡都是金岳霖的厨师按他要求的浓度做出来的。这样的生活维持到“七七事变”为止。而最引人入胜的，是这客厅的女主人林徽因。冰心笔下是这样的：“她身上穿的是浅绿色素绉绸的长夹衣，沿着三道一分半宽的墨绿色缎边……脸上是午睡乍醒的完满欣悦的神情，眼波欲滴……我们的太太仍半卧在大沙发上。诗人拉过一个垫子，便倚坐在沙发旁边地下，头发正擦着我们太太的鞋尖。”
在钱钟书笔下则是：“在一切有名的太太里，她长相最好看，她为人最风流豪爽，她客厅的陈设最讲究，她请客的次数最多，请客的菜和茶点最精致丰富，她的交游最广。并且，她的丈夫最驯良，最不碍事。”
冰心的话，一向被人视为拈酸；钱老的话，可以直接当作吃不到的酸葡萄。总之，她是这样一个美人儿，有这样一个美好的客厅，她的客人间，有“白袷临风，天然瘦削”的诗人；有“四十上下年纪，两道短须”的教授；有“在众人中间不大会说话”的科学家……他们谈些什么？想来也不会是什么很严肃的主题，美人儿在侧，座中人大部分隔行如隔山，聊一些轻而又轻的“公知识”话题就罢：骂骂时事，讨论一下遥远的文化，嗟叹一下世风不古。也就是微博现在流行的话题吧。
任他们高谈阔论吧，再去哪里呢？万恶的古代是去不得的。话说那合久必分的东汉末年，刘、关、张三顾茅芦：“分付关、张二人，只在门首等着。玄德徐步而入，见先生仰卧于草堂几席之上。玄德拱立阶下。半晌，先生未醒。”客人排闼直入，迎面就是男主人的睡房。也别提什么客房、睡房，就是一个“大开间”，没有个人隐私而言。诸葛先生当然是装睡，否则，卧榻旁边有人长身而立，真是屁也不敢随便放一个，怕失了形象。
那些“谈笑有鸿儒，往来无白丁”的故事不过发生在“陋室”；“寒夜客来茶当酒，竹炉汤沸火初红”倒可能是在堂屋了。中国传统的客厅，可是多寒酸。
大观园里当如何？且慢！姐姐妹妹们都没有会客间，“探宝钗黛玉半含酸”中，宝玉到梨香院，经过薛姨妈的房，“来至里间门前，只见吊着半旧的红？软帘。宝玉掀帘一迈步进去，先就看见薛宝钗坐在炕上做针线。”开门见炕，倒真是家常本色。
刘姥姥进荣国府，谒见凤姐的一段也是：“南窗下是炕，炕上大红毡条……那凤姐儿家常带着秋板貂鼠昭君套。”见过面，“凤姐点头。刘姥姥已在炕沿上坐了。”我自动把炕在头脑中幻化为长沙发，但还是觉得怪异……现代人的隔膜感跃跃欲试。
这已经很不错了。20世纪40年代在上海，张爱玲住在姑姑的房子里，胡兰成去看望她。他是什么都经见过的老手，她却还是年轻幼稚，甚至不知道爱情该如何谈的小姑娘。
他们的恋爱就是坐在姑姑的客室里，一下午一下午地谈天，“天天来。……关着门一坐坐很久……实在觉得窘。”为什么他不带她出去荡马路、看电影、下馆子呢？当然因为他是有妇之夫。见不得光的恋爱，正是如此。
伍尔芙有篇名作《一间自己的房间》，说的是女性困境，永远与人同住，父母、兄弟姐妹或者儿女，想做任何一件事都得带着负罪感东躲西藏。在厨房写几个字，在卧室的枕头下藏着日记本，要笑问“鸳鸯”二字怎生书，还得“等闲妨了绣功夫”，女工针指才是正业。
所以，那个时代的女性都想结婚，结了婚，至少可以有一个客厅，以女主人的身份会客。像王夫人、邢夫人甚至贾母，都已经是至大的权柄。而在这之外，有没有人想要一间“自己的客厅”？
有一次，我逛街遇到一件华贵的真丝睡袍，正是小说里称它为“晨衣”的那种，我心动一动：这是可以用来见亲密异性好友的衣着，微微倚坐在客厅的贵妃榻上……
我还是走过去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