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所主张的观点有悖于后结构主义的很多观点。尽管在某些方面，《学做工》与后结构主义都先见性地对象征性表达的生产和再生产感兴趣。但是，对我来说，这些象征性表达是以一种鲜活、主动的方式被创造出来的，而非以内在的、文本的方式。民族志就是要观察客体和人工制品的功能，以及话语的关联，并对它们新的表达抱以“好奇之心”——我们关注的不是表达的书面形式，而是在历史的世俗背景、在具体情境中，表达是如何通过实践，以一种生动的方式被有目的地建立、使用、动摇和扰乱的。交叉，颠倒，出人意料的组合，在不太可能的情形下重新定位，在不恰当的情境中做出不恰当的夸张，在两个极端间转变，监督他人发表特定话语的影响，以及在那种情形下的重组和重新排序——所有这些以实践为基础的对话语的使用都是民族志的题材，都能生产出不同的内容、意义和思想，这些都悬在空中，充分利用能指和所指之间常常难以把握、永远无法知晓的关系。这样制造出来的意义不能被统治关系或是任何处于支配地位的话语的内容和“主体位置”所同化。此处可能是“人本主义”民族志实践和“反人本主义”的后结构主义之间无法实现合作的领域。但是，民族志必须把具体情境中的文化生产实践视为最重要事物。实践使所有象征资源屈服，尽管这些资源可能正顽强地遵循内部“语法”来展现某种为了实现社会目的而使用的指示性，而非展现它们特有的内部脚本。那些被抽象探讨，即使是被在混合关系中探讨的孤立的话语，通常会有明显的参照，并与脑体分工含蓄地勾结在一起。脑体分工描述了对脑力劳动的建构和表现，是与实践的关键结合，也正是这种实践，使被支配群体与众不同。归根结底，民族志就是要关注那些行动的主体及他们的“惊人之作”，如若不然，一切都可能是一种推论。没有民族志这个后盾，后结构主义就只能在人类主体缺席的情况下主张多样性和创造性。我完全意在展示主体在形成象征体系时的复杂性和变化性，但是尽管如此，我仍然假定某类社会主体在形塑它的特有文化时是足够成熟的。
这并非在为本质主义的人本主义辩护。意义的创造、自我的意义和自我认同并不能自动地、富于表现力地从人类自身之中生发出来。洞察亦非完全形成于先在的统一主体。当人们以某种既有的方式察看周遭，依自己的条件、按自己的潜能和目标而追求自身完全发展的时候，洞察便在世俗的、有形的、毫无预见性的文化形式的作用下随意发生了。“认同”并不先于此而存在，而是在实践中形成并重塑。在《学做工》一书中，“家伙们”洞察、探索和展示结构位置的方式，既不能构成反文化的直接目的和作用，也不是反文化得以发挥作用的话语参照。被支配的工人阶级文化形式往往“无意识地”展示了社会结构的各个层面。碍于他们从属的历史位置和关系，工人阶级和底层行动者无法产生自身所必需的、自决的、“纯粹”且“表现阶级”的文化。他们借助于各种话语和“已建立”的象征资源发挥作用，并通过实践那些令人惊讶的潜能、事先无法想象的“双重”意义来展示自我，但是这并不意味着那些意义早已存在，当然也没有留下“工人阶级文化”著作的烙印。
只有在充分利用强加的条件、挣扎求生的时候，现存的文化才能从根本上古怪地、间接地、近乎偶然地展示社会结构的各层面。例如，面对学校时，“家伙们”的直接目标不是继续搞阶级斗争，而是寻求乐趣、转变、“找乐子”，并向所有他们不喜欢的人或是学校具体制度中的种种限定提出挑战。他们不想成为课堂中的出色学生，而是想成为好“哥们儿”。在那样的追求中，对个人主义和精英主义的“生动洞察”与劳动力的本质、资本主义制度下的劳动过程得以实现。然而，这一切仍然只是文化启示，无法被口头表达出来，几乎只能作为文化所依赖的隐性前提来分析——这就是其成员就自身而言，对世界如何运作所作出的无意识假设。
无论通过何种隐蔽的逻辑过程，洞察一旦形成，就有助于确定文化的活力和生命力，而且只要你愿意，它们就会因与它们的因果关系的随意性截然不同的缘故，在实践中被扩展并不断地被“再选择”。它们“标志”着文化不仅产生社会有效性，也产生文化有效性，而且较之于那些特定社会条件的、可获得的文化选择或官方选择，它们也有助于人们做出更好的“理解”——通过认同和实践的可行性，营造心理和真实的空间。这种“标记”亦使他们更有可能被攻击为社会的对抗力量，形成负面的刻板印象和社会偏见，从而进一步强化他们独特文化实践的防御性，并且由于某种自我惩罚而更加封闭和自我压抑。
性别
性别关系、男女分工与其他分工之间的关系，是《学做工》一书的核心。这可以被视为本书最主要的“科学”发现之一，即性别类别与资本主义类别——特别是脑体分工——的意义重合并改变了资本主义类别，而脑体分工反过来又限定了性别形式的意涵。本书所描述的工人阶级文化形式并不是必然的，而是以某种必要方式，形成于那些工人阶级子弟的“自然本性”之中。但是，确切地讲，这是一种建构的产物，一种与劳动力的独特分工、脑体分工、独特的国家构成相关的特殊形式的男性气概。对于“家伙们”来说，男性气概可以就他们认为自己所面临的紧迫问题发挥作用，因此男性气概在阶级的情景下被调动起来。男性气概的象征结构有助于体现“家伙们”对学校的反抗，并且为这种反抗注入额外的力量。男性气概赋予“家伙们”驾驭女性的轴心力，但是也给予他们某种感受的现实基础，至少是一种较之于其他明显更为成功的男性——如老师和“书呆子”（循规生）——的模糊优越感。这种反应具有明确的逻辑，对反抗学校企图实施的控制极为有效，而且它也为自我评价提供了一种替代性的、非脑力的依据，为抵抗他人对自己的贬低提供了一套可靠的、有时候极强大的表现。但是，特定情境中的实践先于性别和阶级的组合，因而真实的社会效应便随之而来。一旦形成，那“强硬”或“粗暴”的男性认同以及随之而来的定型化的社会关系，会被证明是极为不可改变、难以驾驭和持久的。自此以后，无论形势如何，男性气概及其反映都会有助于组织同一整套防御性/进攻性反应。此外，在学校中形成的反智主义和“家伙们”的男性气概与自我意识、特有的生命力交融在一起。对于“家伙们”而言，体力的行事方式就是一种男子汉的方式，而智力的方式则是女性化的。这些性别化的关联彼此强化又互相锁定，于是造就了一种性情和敏感，毫不夸张地说，这种性情和敏感可能持续一生。对于“家伙们”来说，在他们注定的从属命运中，脑力劳动不但成了毫无疑义的“爬格子”，而且是“娘娘腔”的工作。依照“家伙们”的观点，即使是高薪的脑力工作仍被视为“娘娘腔”。相反，那些耗费体力、受剥削、薪水极低的体力工作却被视为男性气概的表现，其野蛮本质也得以掩饰。
英国的情况仍然如此：学生被强制性地禁锢在学校这个非自然的环境中。在学校里，压力将不同的社会和象征关系拼凑在一起，全然不考虑个体在心理上如何挣扎求生，而这些个体历经苦难，将周围的象征性资源积聚在一起，以建立某种切实可行的文化认同，尤其是将性别作为像防弹衣一样的防御机制——这就为那些与可得到的工作不相匹配的工人阶级男性积累了一些特殊的麻烦。但是，这无一处于历史或经济诸神的掌控之中。在不同的环境中，所有这些组合都可以按不同顺序加以安排。这就开启了一种偶然性的文化政治。
中国的社会变化
中国的物质条件与社会条件正在发生着巨变。你将面临一个令人不知所措的崭新世界，这个世界充满对立影响，旧世界的深重危机与新世界的动荡不安交织在一起。在现在这种新形势下，这种必然性要通过何种文化中介才能与自发性联结在一起呢？尽管我对中国形势并无直接了解，但有一点我可以肯定。批判性民族志的研究实践为理解人类所展示的这幅历史巨卷提供了依据。在最低限度上，而且作为一种先决条件，批判性民族志强调能动性，并且一贯坚持从属群体在生产他们的特有文化和理解力的过程中所发挥的作用。民族志学者总是不加修饰地发问：什么是下层阶级创造的意义？翻天覆地的宏变往往被视为被动的过程，并被上层以动名词加以描述——没有人，没有行动主体真正为此承担责任。全球化？谁人使然？谁人为此遭受苦难？谁又理会那愚蠢的全球化呢？裁员——没有人在解雇谁，这仅仅是一个过程——没有人知晓它源于何处。重组？“啊！是呀，这就是这个世界的现代条件。”那里没有能动性，它只是“发生”。这些都是自上而下的观点。危急而又紧迫的是，人们需要一种来自底层的“实践感”。
民族志进一步提醒我们：真正的社会能动者同时生活在上述那样的生存空间之中——“空间”中的错位与社会重组、经济转型，以及试图牢牢控制、指导社会变迁和经济变革的国家体制同时存在。民族志的工作必须囊括这些通常被分而视之、实际内部交织缠绕的事物，尤其是当它们构成能动者生存和行动的实践领域的时候。当新的关系正在酝酿、传统文化形式正被销蚀的时候，新的可能性即将来临，而突现的形式必将被审视，因为各种社会可能性会带来社会变化的端倪。大规模的工业化和城市化所带来的新型社会能动者，不会自诩为新型的社会主体，也不会在自己的前额贴上自制的标签。通常，人们只会借助于对他们卑下地位的侮辱性刻板印象来认识他们。不要错过下层群体创造意义的瞬间，这些瞬间在理论上无法避免，却通常未被人注意。不要错过那些看似不着边际、实际具有象征意义的资源，这些资源传统而现代并以市场为导向，正是文化生产和洞察使它们发挥效力。不要错过对那些“不可见的”或者“颇具代表性的固定”群体给予肯定和信心，正是他们进行了所有那些体现社会差异的自下而上的复杂变革。不要错过萌生新伦理、性别和阶级意涵的良机，因为对于社会能动者来说，平常的可能会改变他们的社会世界的象征秩序。
学校将成为新的社会和认同结构的专属地。我无法谈论中国的学校及其与文化的内在联系，也无法谈论受所有制度支配的底层群体的文化生产和洞察。不过，一如我在英国所做的那样，我可以就中国的不同情境提出一些有待回答的问题。无论是来自于社会上层还是下层，在集体文化影响和个体抱负之间存在着怎样的矛盾？社会与制度背景、知识与智力技能的传播如何造就了反对自身的社会对抗性领域？校园文化是如何从日常压迫和剥削这个熔炉中锻造出来的更广泛的文化形式中汲取灵感，并与之发生联系、对之产生影响的？为什么由于学校的当前安排，脑力工作的解放和机遇反而会成为这么多人生活的羁绊？关于在更广阔的制度背景下学校教育的作用，关于对社会公正的渴求，关于那些处于社会底层位置的社会能动者所表现出来的复杂的创造性和服从性，我们能从“倒退”、“反社会”和“反抗”的文化，或者是对于学校教育的回应中获得什么启示呢？在特定的情境下，洞察与再生产之间将出现怎样的错配与临界地带呢？
实际上，我要传递给大家的信息很简单：学校不只是教育工具，更是文化生产和洞察的领地。当文化生产和洞察似乎在拯救世人时，我们就很难解开它们如何促成社会再生产这一谜团了。我希望批判性民族志能够延续《学做工》的研究成果，在解释类似的中国谜题时能够发挥作用。
保罗·威利斯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