其实，这次全球金融危机的根源，可以从过去十年或二十年我们所经历的大贸易和资本流动失衡中找到答案。不幸的是，由于人们对国际收支的平衡机制了解甚少，所以大部分关于危机的争论最终都陷入了混乱的分析。
始于2007—2008年的美国次贷危机，在很大程度上是由失控的房地产热和消费热造成的，而过量的资本和过低的利率又加深了这次危机。自从那次危机之后，世界便陷入了一系列难以捉摸的看似不相关的金融与经济危机之中。其中，最显著的是对欧洲的影响，这在2010—2011年达到了顶峰。
在本书的第六章我们将看到，欧债危机将导致欧元区的部分解体，以及一个或多个欧洲主权借款人的违约和债务重组。在第六章大家可以看到，逆转德国的贸易状况，似乎是能够拯救欧元及欧洲财政联盟的唯一途径，但至少在写这一章时，这种情况貌似不会发生。
受到这次危机冲击的不仅是美国和欧洲。全球金融危机也给正处于非常困难的转型期的中国带来了更大的压力，中国正在从一种极不平衡的增长模式过渡到更具长期持续性的增长模式。由于领导人的更迭以及达成共识需要时间等政治原因，这一调整过程在2012年被推迟了。但是延缓的时间越长，中国转型的难度越大。
2012年上半年重庆前市委书记薄熙来下台的一系列事件显示了，这种过渡对现存增长模式的既得利益政治精英集团的打击是多么沉重。毫无疑问，这种改革将面临重重困难，但无论付出怎样的代价，中国必须转型。中国的发展模式需要彻底转型已经成为了一个共识，在接下来的两三年内中国将开始这种转型，但是这次全球金融危机将以“失去的”十年或更长时间的形式影响中国，导致经济增长大幅放缓，政府债务激增。
更重要的是，中国的转型将对那些出口（尤其是非食品）依赖型的发展中国家产生不利的甚至是严重的冲击。巴西和澳大利亚相距甚远，但是它们都相当依赖中国和发达国家的持续发展。当中国的投资大幅增加时，它们受到了巨大影响，例如在2009年和2010年欧洲和美国经济衰退时，这两国仍然保持了大幅经济增长（中国的影响远远超过了欧美需求下降带来的负效应）。但是现在，它们出现了衰退的迹象。这次自美国开始的全球金融危机，即将或者已经对全球经济发展产生了严重影响，虽然这些影响也许不是同时发生。
值得注意的是，从历史的角度来说，无论危机对全球经济有多么复杂的影响，历次危机和它们之间的联系都没有什么神秘之处。几乎每一个认真学习金融和经济史的学生，对过去几年发生的全球贸易失衡都不会感到陌生和意外。全球危机是由全球贸易和资本失衡导致的金融危机，这在每一本主流教科书中都有所涉及。
目前尤其是欧洲大陆的当政者和非专业媒体，仍然认为这次危机是由金融行业的放松管制或者滥用金融衍生工具导致的。然而，从历史的角度来审视这次危机，这两种说法都不能令人信服。历史上众多的经济危机（至少可以上溯到公元33年的罗马房地产危机）都有上述原因，但2007年的次贷危机表现得更为明显。
早期的危机发生在监管程度不同的金融体制下，有些监管严格，有些比较宽松，但对衍生工具的使用是非常有限甚至是完全没有的。也许很难理解，为什么我们用不能够解释先前经济危机的原因来解释这次危机，但是将焦点集中于那些容易理解的不足之处也许会容易许多。正如海曼·明斯基所说：
一旦爆发重大的金融危机，制度性缺陷将显而易见。因此，危机过后，总会出现许多似是而非的言论——强调事件的触发性，或者制度的缺陷性——意外、错误或者那些容易纠正的缺点为危机负责。[1]
明斯基深入地探讨了这些“似是而非”言论的不科学性。金融的不稳定性与基础货币和资产负债表的环境息息相关，一旦出现那些不稳定的条件，任何金融体系都将趋向不稳定。明斯基认为，事实上，在金融平稳运行期间，它们自身会改变财务行为，导致不稳定的变化，从而增加了后续的危机风险。
为什么基础货币环境会变得不稳定？查尔斯·金德尔伯格认为，货币危机有许多不同的起因，发现金矿可能导致金融创新、资本循环，最终可能会导致经济不稳定[2]。但是，关于资本主义制度下经济危机起源的经典解释，马克思主义以及许多非马克思主义经济学家，都将货币不稳定的基本原因指向主要经济体中生产与消费之间的不平衡。
消费不足
根据这种观点，日益扩大的收入不平等和财富集中，使消费者无法消化经济体中的所有产品。后果之一就是储蓄盈余（储蓄是简单的生产总量和消费总量的差额）增长至不可持续的水平。因为消费下降破坏了旨在扩大生产设施的投资的合理性，所以这些过剩的储蓄越来越多地直接用于投机性投资或出口国外。
大多数经济学家，包括马克思主义者，往往只看到生产和消费之间的不平衡在一个国家内发生和得以解决，但事实上，一个国家的贸易失衡可以通过经常账户对其他国家的贸易平衡产生影响。19世纪晚期的经济学家，如英国人约翰·霍布森和美国人查尔斯·阿瑟·科南特都解释了这一过程是如何发生的，但是他们的成果被当今的经济学家低估了。虽然他们都不是马克思主义者，但值得注意的是，霍布森的思想严重影响了列宁的帝国主义理论，并且这种影响一直持续到20世纪60和70年代。
霍布森和科南特认为，主要的资本主义经济体转变为帝国主义，主要是为了出口储蓄盈余和进口国外需求，以解决本国的储蓄失衡问题。这已经被经济史学家广泛接受，例如，尼尔·弗格森在其撰写的西格蒙德·华宝的传记中就写道：“值得注意的是，19世纪末期帝国主义停止了资本输出。”[3]也许，它相当于现代的这种模式。正如查尔斯·阿瑟·科南特在1900年指出的那样，
多年来，在文明国家中节俭的公民的储蓄一直有一个较高的回报率。可惜这是一个非常大的误解，并且已经造成了巨大的损失。因为在一些条件下，人们往往忽视了这些储蓄其实可以用在其他合理的而不会遭受损失的地方，例如投资于有更高回报率的企业。
本世纪早期的这些条件已经发生了改变。在供给过剩的情况下，资本因不再被需要而正变得供过于求。储蓄的好处已经被宣扬了几十年，然而，不断增长的储蓄已经成为了工业国家未来经济的一大威胁。[4]
科南特认为，人类消耗的物品只占其生产出的所有产品的一部分——也许是因为富人的财富在不断增加而其消费却没有相应增加——本国的储蓄最终超过了本国“合理的”投资需求，这就需要扩大内需和加强基础设施建设，以满足国内的消费需求。这至少有部分原因是过剩的储蓄本身降低了国内消费，减少了扩大国内生产设施的机会；而存在这一现象的主要工业化国家不得不转向国外。在这种情况下，这些国家出口过剩的本国储蓄，而“进口”国内生产的海外需求。
就像过去的二十年一样，出口储蓄的需求成为了19世纪后半期和20世纪前几十年贸易和资本流动的核心。但当今的局势已不同往日，如今过剩储蓄的主要出口国的范围已从发达国家，如德国和日本，变为了贫穷的国家，如中国。
美国财政部的经济学家肯尼思·奥斯汀在2011年的文章中，对这两个时期做出了明确的比较。他写道：
过度储蓄导致经济产出的需求不足，反过来，这导致了经济衰退和资源配置不当，包括市场推广及分销中的过度投资。这直接挑战了古典经济学家的核心观点：“储蓄存款总是有益的，因为这意味着更多的资本积累。”
……霍布森在1902年首次出版的《帝国主义研究》中直接阐述了过度储蓄这一概念。在一个封闭的经济体中，过剩的储蓄会导致经济衰退，但一个开放的经济体中则有另一种选择：国内储户可以进行海外投资。霍布森将这种主要工业国家之间的新型海外扩张的热情，归因于寻找新的国外市场和投资机会。他将这种向国外出口过剩储蓄的行为称为“帝国主义的经济根源”。
然而，越来越多的外国投资需要赚取必要的外汇支持，因而需要增加净出口。于是，外国投资同时解决了两个问题：一是减少了过剩的商品，二是消耗了过剩的储蓄。而这两个目标，在理论上其实是等价的。[5]
当国内消费不足以消化国内的高储蓄时——通常因为工人和中产阶级总收入的份额太小，我们将在第四章看到，这一情况是如何在中国发生的——历史上的一些国家曾经为了吸收外国消费而输出资本。随着这些过剩储蓄的输出，以及随之而来的国外需求的增加，国际贸易和资本流动必然导致更深程度的贸易失衡。
贸易失衡的不同解释
我们通常称作“消费不足”的观点，显然不是能够解释贸易失衡问题的唯一理论。至少还有其他两种完全不同的解释贸易失衡问题的理论，它们都有着各自的特点。
贸易失衡最常见的解释是“重商主义”。从广义上来讲，重商主义国家的政策（最常用的包括进口限制和出口补贴）旨在保证该国的出口额大于进口额。重商主义者辩称，它之所以允许从业者创造资产的净流入，是因为资产的积累有许多用途。
这些用途具体是什么并没有明确的说明，但从历史上看，似乎是发动战争的能力。在传统的重商主义时代，贸易盈余造成了黄金白银的囤积，而这些财富可以用来招募士兵和水手，负担军备，并且支付昂贵的外交活动的费用。
如今，国家支付外汇的方式可能更主要的是在央行存放外汇储备，或者是私人拥有外国资产。如今，央行囤积外汇已不再像以往那样主要受军事需求和维护货币稳定的驱动，而主要是用来支付外国的贷款和债务，最重要的是，在承受金融压力的情况下确保顺利地进口商品。
虽然有一些国家，例如中国、日本、韩国和德国，多年来一直被定义为重商主义国家，但这种特殊的指控并不能令人信服地解释它们做了什么，以及这种行为背后的原因。很明显，对于一个不够稳定的发展中国家来说，积累外汇储备有一定的好处。但是，这不可能是全面的解释。鉴于外汇储备会扭曲国内货币政策，这很难解释为什么有些富裕的国家采用重商主义政策，或者为什么像中国这样的贫穷国家所积累的外汇储备水平远远超过了最慷慨的估计。在这两种情况下，重商主义是没有任何意义的。
有趣的是，关于他们如此行为的原因可以在一本重商主义经典著作中找到解释，这就是1644年出版的托马斯·孟的《英国得自对外贸易的财富》。托马斯认为，不应该仅仅是为了财富积累而进行贸易干预，他提出了一个更为复杂的说法。这种说法不再那么注重通过直接的贸易干预实现贸易盈余，而是依靠“冷静地避免过度消费”的举措。孟认为，货币积累将会给国内提供更多的可用资本，进而降低商业活动的资本成本。正是这种较低的资本成本促进了国内经济的增长。
了解了托马斯·孟的观点，我们来看看约翰·霍布森关于消费不足的观点。虽然孟没有明确说明，但我们通常认为的贸易干预，正如在本书第二、三章提及的，往往是通过将收入从家庭部门转移到可贸易品部门来提高储蓄率，进而产生国内生产总值增长和消费增长之间的差距。这些限制消费提高储蓄率的政策降低了国内的资本成本，扩大了投资。
在接下来的几章我们会反复提到，但在此仍然值得注意的是，无论是中国、1990年前的日本、韩国还是其他亚洲国家，都不是重商主义国家，也不是出口驱动型国家。在第四章关于中国的例子中我们可以知道，它们都是投资驱动型的国家。它们的大额贸易盈余也许只是国家政策的必然结果——提高储蓄率以支持国内投资。接下来我还将提出，由消费结构限制引起的失衡，将导致整个世界和这些政策的制定国的不稳定。
为了保持本书的完整性，我们还将介绍贸易干预的第三个理论—
幼稚产业保护理论，这一说法由美国财政部长亚历山大·汉密尔顿提出。他在1791年12月《致美国国会关于制造商的报告》中指出，鼓励某些行业的迅速发展符合美国的最佳利益，因为某些外部性（当然他没有使用这个词）与这些行业息息相关：
假设存在这样一个事实，制造商开辟了一个比农业更需要运用独创性的领域（这并不是一个勉强的推测），你会发现前者中雇用的劳动力更稳定、更统一和更具创造性，因此也比后者中的受雇者更有效率。
根据汉密尔顿的观点，因为英国以及欧洲其他国家拥有世界上最先进的工业生产力和组织结构，除非政府对外国制造的商品加征关税，不然许多年内美国人根本无法与他们竞争。在这种情况下，贸易保护的目标主要就是为美国工业创造足够的空间以赶上欧洲。一旦他们达到了，关税就可以取消了。
虽然幼稚产业保护理论一直并且目前也常常被用来解释贸易干预行为，但它也不能够很好地解释目前的贸易失衡。目前，世界三大盈余国家中的两个——德国和日本，很难说它们是技术落后需要保护；而第三个国家中国，贸易保护壁垒阻碍了促进技术创新和生产发展所必需的充分的国内竞争，因此贸易保护在中国也不太可能引起创新的快速增长。幼稚产业保护政策充其量是创造了受国家保护的国有领头者。
不稳定的失衡
我的观点是，导致全球扭曲的原因就是消费不足。当然，贸易失衡并不总是导致危机。在任何运行良好的全球贸易体系中，总是有可能存在轻微的、暂时的不平衡。在某些情况下，主要是在长期投资热潮中期的国家，比如19世纪大部分时间内的美国，贸易失衡现象是可持续的，甚至不一定会导致危机。然而，即使是在19世纪的美国，金融危机几乎每十年左右就会发生一次，其中一些与贸易失衡有关，其他一些和查尔斯·阿瑟·科南特提出的“可怕的错误判断”有关。
但是，当持续的贸易失衡造成脆弱的国家资产负债表时就可能会导致危机。这是因为，贸易失衡必然会导致资本流动的失衡，而资本流动通常以结构不稳定的形式导致脆弱的国家资产负债表发生变动。
不过，某些种类的贸易失衡问题，即那些由贸易赤字国家的高强度投资所造成的，却并不一定会导致不稳定。它们可以持续很多年，但当多年的生产性投资开始引起产品和服务的不断增长，并在这些失衡中出现一个逆转时，这一体系最终会自发地调整。
贸易失衡的逆转和资本流动的逆转互为因果。正如我将在本章后面所解释的，偿还外国债务的国家必须保持经常账户盈余，而经常账户盈余的国家必须是资本的净出口国。在其他情况下，一个国家长期存在贸易赤字，而这种赤字不是由国内投资波动引起的，那么这必然会导致外国资本流入（贸易赤字必须始终由国外投资来融资）。然而，在这种情况下，所流入负债的增加与国内的资产增长是不相关的，所以国外债务在以一个不可持续的速度上升。
在某些时候，也许是几年之后，国内价格或贸易赤字国的货币价值应该下调到可以逆转贸易赤字的水平。只有通过贸易顺差，一个国家才可以归还它先前进口的流入资本。
因此，尽管贸易失衡广泛存在，但最终它们会有序地再平衡。但是，并非所有的贸易失衡都是自然发生的。当一国的贸易失衡不是由生产性投资的大幅增加引起的，并且这种赤字数目巨大且持续很久，那么它几乎总是由政策扭曲导致的，也有可能是畸形的体制或对贸易流动的管制阻断了再平衡的自我调整。换句话说，严重持续的贸易失衡总是由扭曲的金融、工业、贸易政策造成的。
这些扭曲会导致多年的贸易失衡得不到调整，但最终严重的贸易失衡是不可持续的，因为只有贸易失衡的逆转才会引起为贸易失衡融资的资本流动的再平衡。即使有政策和体制的限制，最终这些贸易失衡都会逆转，但在这种情况下，这种调整往往是剧烈的，并且可能以金融危机的形式展开。从这个意义上说，近期的全球金融危机并没有什么独特的、出人意料的地方，这只不过是因为长期政策扭曲而导致的严重贸易失衡所引发的必然调整。
近年来的主要贸易失衡就是中国、德国、日本在过去十年中的巨大贸易盈余，以及美国和欧洲外围国家同样巨大的贸易赤字。其实，在历史上已经有许多全球金融危机的先例，在过去的二百年间，许多（即使不是大部分）的全球和地区危机都是由类似的失衡引起的。其中最著名的是20世纪30年代的全球经济危机，以及20世纪80年代发生在最不发达国家（欠发达国家）的经济危机。
所以，今天发生的一切都不是新鲜的，但人们常常忘记一点：首先遭受危机的国家（通常是贸易赤字国家），其政策并不总是，甚至可以说是极少导致这些扭曲。重要的是要认识到，这些失衡有其造成国家政策扭曲的内在根源，无论是在巨额贸易赤字国家还是贸易盈余国家。对于前者，巨额赤字导致不可持续的债务增加，直到最终需要去杠杆化的过程来恢复平衡。去杠杆化的过程才是导致全球金融危机的根源。
调整的手段
在导致严重贸易失衡的政策和体制得到充分调整之前，经济危机不会真正结束。并且，围绕危机解决方法的政治和经济争论从未停止，因为人们关于导致贸易和资本流动的国际收支机制的认识一直在改变。因此，大部分关于如何避免类似危机的争论是杂乱的，而且通常不得要领。
然而，这并不是因为我们没有足够的工具来理解全球国际收支的运行。恰恰相反，全球贸易和资本流动的基本经济原理是很容易理解的，但有时候甚至是知识丰富的经济学家也会违反直觉，说一些毫无意义的话。
例如，我们知道储蓄、投资和一国经常账户失衡之间的关系，但是我们却不能将这个知识恰当地应用到影响全球贸易和资本平衡的政策和制度上去。我们缺乏全局观。事实证明，在本书中，我们将不再需要学习任何新的经济理论。
本书的创新点在于，我将扩展我们关于开放经济体的基本知识，并将它应用于被看作一个封闭经济体的全球经济体系，这样我们就会发现，许多政策和条件之间存在着令人惊讶的相关性。日本的利率、西班牙的房地产泡沫、美国的抵押贷款衍生工具，以及智利的铜矿开采，都是一个独立体系中的经济情况，但这些体系中的任一部分的扭曲必然会自动导致其他部分的变化。由于中国的家庭部门在其存款上获得的利息太少，使得圣保罗的金融家赚取了比在伦敦的同行高得多的收入。都柏林郊外存在的大片空置房屋，部分原因是德国统一后东德货币被高估。
全球体系，也就是一个通过资本和经常账户相互影响的体系。例如，我们经常听到有人说，美国或欧洲外围国家的经常账户赤字与中德两国的政策没有太大关系，主要还是因为赤字国家非常低的储蓄率。事实证明，这种被反复宣称的言论是一种落后的循环论证，几乎没有任何意义，在本书的第二章和第三章，我将会有所阐述。按照定义，经常账户赤字等于储蓄和投资之间的差额，但它们很少是由过少的储蓄“导致”的。
更重要的是，任何一个国家的储蓄率和储蓄水平很大程度上不是由其公民的节俭程度决定的，而是由其贸易政策和贸易伙伴决定的。因此，我们说西班牙危机是由于西班牙公民不如他们的德国兄弟勤俭和勤奋所导致的，其实是一个谬论，正如人们用空洞的说教而不是全球贸易体系来解释欧洲危机的根本原因。至于原因，我们将在第六章看到。
然而，这些几乎荒谬的言论吸引了许多人，尤其是那些富有的金融家。也许是因为它们能够让我们很容易区分道德和不道德的经济行为，即使这些区别是错误的。它们在一定程度上影响国家政策，不幸的是，它们实际上是在阻碍全球经济复苏。
贸易失衡导致了全球经济危机，而如果我们误解了贸易失衡的原因，那我们就不太可能以代价最小的方式来解决贸易失衡问题。与此相反，大约在八十年前，约翰·梅纳德·凯恩斯认为，我们很可能会选择这样一种政策——最大化全球失业，并直接导致贸易冲突。几乎可以肯定，历史会再次上演。因为盈余国家坚持认为，主要应该由赤字国家进行紧缩性的政策调整。赤字国家采取紧缩政策可能确实是正确的解决之道，但如果它不能超过相应的盈余国家的通货膨胀，它就不可能在不引起全球失业人数急剧上升的条件下成功。
这一混乱思维的最明显的后果就是欧债危机。由于欧洲国家搞不清欧元为什么会出现这些麻烦，拯救欧元的政策在很大程度上被忽视了。更糟糕的是，目前只有德国能够拯救欧元，但是这需要柏林对欧债危机根源的理解有一个彻底的、几乎是不可能的转变。
与许多政策制定者的想法正好相反，拯救欧元并不需要柏林为欧洲外围国家提供更多的资金支持，也不需要外国央行（包括中国）购买更多的欧洲政府债券。欧元可以存活的唯一途径就是柏林采取相反的政策，即改变迫使德国以牺牲家庭部门为代价来使储蓄率上升，从而使欧洲外围国家的储蓄率降低至危险水平。德国的政策制定者拒绝采取这一必要的措施，因为他们不愿承担调整的代价。
不难理解，为什么德国人不愿意采取这一必要措施，因为这必然导致德国不断上升的债务和经济增长放缓，但也很清楚，如果德国不这样做，就没有理由预期欧元危机会得到“解决”。我们将在第六章看到，为什么说欧元的实验几乎肯定会失败，而德国将面临债务的上升和经济增长的放缓。
但值得指出的是，无论政府政策指向怎样错误的方向，欧洲以及世界其他地方都将以一种或多种方式在贸易失衡中得到调整。这毫无疑问。但是，如果欧洲以一种次优的方式实现再平衡（不是以德国政策逆转的方式），那么德国贸易将会以一个更大的代价再平衡。至于原因，我将会在本书中解释。在20世纪20年代末发生过同样的事情，那个时候美国拒绝增加国内需求来实现全球贸易平衡。当贸易再平衡的时候，无论如何，美国都是最大的受害者之一。
混乱的根源
当涉及到贸易和全球经济失衡问题时，我们会有三个比较大的混乱和思维不清的地方。其中之一就是引起严重贸易失衡的根源问题。虽然在一个没有政策扭曲、金融体系灵活的运行良好的全球经济中，总是会有一些国家的经常账户是赤字或是盈余。事实上，我们非常有必要再次申明，持续的严重贸易赤字或盈余通常都是由扭曲的政策导致的。
这些扭曲发生的方式有许多。人们很容易认为关税和货币操纵都是贸易干预的形式，但是在第二、第三章里面我将会反驳这一观点，虽然它们都会导致政策扭曲，但并不是以我们通常认为的那种形式。它们不是通过相对价格变化对贸易产生直接影响，而是间接地通过改变消费和国内生产总值（GDP）之间的关系影响贸易。
通过了解它们引起贸易扭曲的形式和原因，我们可以了解到，那些看似与贸易不相关的产业、税收、金融政策，都可以引起显著的贸易扭曲。我们也可以在一国的资产负债表中看出这些扭曲。
第二个混乱不清的地方是贸易、储蓄率和国际资本流动之间的关系。这三者当然是联系在一起的，但是它们之间的关系比大多数分析师认为的更加微妙和复杂。了解这些关系非常重要，因为这可以帮助我们弄清楚一个国家的政策是如何对另外一个国家产生影响的；并且也可以让我们知道，一国的储蓄率并不是一个独立的变量，它不能依照意愿或者道德说教改变。要想逐渐改变它，只能通过改变那些在不同国家导致过高或过低储蓄率的基本政策；否则，无论储蓄率以一种如何不规律的方式调整，它都会导致国际贸易的突然中断。
第三个混乱不清的地方与美元作为世界储备货币有关，更一般地来说，与各国中央银行的储备作用有关。有一种倾向认为，全球贸易主要以美元结算，是因为美国政府的种种非善意的设计，而各国如果想积累外汇储备就必须被迫积累美元储备。同时，人们也广泛地认为，美元作为全球储备货币赋予了美国巨大的优势，这已被称为美元的超级特权。
在第七章和第八章，我将会阐述，美元作为储备货币与美国的权力或者优势事实上没有什么关系，而是与其他国家的外贸政策和美国灵活的金融和货币体系有很大关联。过去十年惊人数量的美元储备，主要是由一些国家旨在促进经济增长的政策造成的（无论是有意的还是无意的），而这些政策都与全球金融危机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
与流行的看法相反，这些国家持续在其中央银行积累大量的美元储备并不符合美国的利益。事实上我认为，在国际贸易中过度地使用美元会增加美国的债务和失业率。它是美国的负担而不是一种特权。
出于这个原因，美国政府应该对外国政府持有美元储备的能力实施限制——这才符合美国的利益，虽然它可能不符合中国的短期利益，也不利于其他寻求迅速增长的国家，但它将有利于美国的经济和稳定全球的经济环境。
这本书大致分为三个部分，主要阐述这三个混乱不清的地方。在本书的第二章和第三章，我将重点讨论贸易干预问题——具体来说，是阐述能够影响一国贸易平衡的种种政策，以及那些看似与贸易干预不相干的政策，是如何影响一国贸易平衡的。在第四章，我将主要以中国为例，来说明那些旨在促进经济增长的政策必然会导致国内储蓄率上升和贸易顺差。
在接下来的三章中，我将会主要阐述国际贸易、资本流动和储蓄率之间的关系。第五章将会解释一国出台的影响投资储蓄比例的国内政策是如何自动影响其他国家的储蓄投资比例的。第六章是对欧债危机的分析，第七章主要讨论贸易、储蓄和国际资本流动之间的关系，以及中央银行储备是如何在全球贸易体系中发挥作用的。
在第八章，我会详细解释美元作为全球储备货币的作用，并将提出以下观点：美元作为全球储备货币对美国是一种过高的负担，而不是一种超级特权。在最后一章中，我将讨论全球经济失衡可能最终以什么形式得到调整及其后果是什么。
一些会计恒等式
在进入更详细的讨论之前，我们应该要记住，每一个国家的经常账户余额，在理论上应该等于国内储蓄多于投资的部分。如果一个国家的储蓄超过了本国投资，那么超出的那一部分将被用作对外国的投资，而国外净投资增加的一个必然后果，就是一国的出口大于进口。每一个存在国外净投资的国家（即它投资于外国的资金多于外国投资于该国的资金），必定会从商品和服务出口以及外国利息和特许权使用费中获得更多的收入。
尽管这个简单的事实距离解释贸易失衡问题还有很长的路要走；但事实上，只要三个会计恒等式就可以解释那些复杂的现象。
它们是：
1.对于每一个国家，经常账户和资本账户的总余额必须为零。[6]换句话说，进入一个国家的每一分钱，无论是以该国的出口收入、特许权使用费或服务收费形式，还是外国投资国内资产的形式，都必须离开这个国家，即以进口支出、特许权使用费或服务费支出，或是对外投资的方式。
为什么？如果任何一个非美国的经济体通过向美国出售资产或者货物的方式拥有美元，除了将之用于对外支付或者购买美国资产，没有其他的用处（即使将美元烧毁或者遗弃在抽屉里，都不会违背这一公式）。这些美元都必须通过资本账户或者经常账户转移出该国，所以进入该国和流出该国的美元总量应该等于零。我们在这里使用美元是为了简化，这里的美元可以指代除该国货币以外的任何货币。
2.对于任何一个国家，国内储蓄总额和国内投资总额之间的差额等于该国进口或出口的资本净额，所以也等于经常账户的盈余或赤字。与前文的理论一致，如果任何国家国内储蓄超过国内投资，多余资金就可以在海外进行投资。
这意味着过剩的储蓄必须出口，通过向海外输出资本，该国必须通过经常账户盈余的形式将其“进口”回来。要反复强调的一点是，对于一个资本净输出而一定保持经常账户盈余的国家来说，资本输出和进口需求实质上没有区别。
3.一个国家生产的所有物品不是用于消费就是用于储蓄（“消费”也包括资产或资源被扔掉，或以其他方式废弃掉）。由于一国生产出来的产品和服务的总额通常被称作国内生产总值或是GDP，而一国的储蓄总额可以简单地定义为GDP减去家庭和其他消费的部分。
这些会计恒等式有着有趣和重要的意涵。例如一个国家生产出的产品要么用于消费，要么用于储蓄，如果该国储蓄超过投资的部分等于其经常账户盈余，那么它生产的所有产品要么用于国内消费和国内投资，要么用于出口。
通常人们认为国内生产主要用于三个地方：国内消费、国内投资，还有外国的净投资和消费，这些等于经常账户的盈余。这三个方面促进了国内经济增长，它们之间有着千丝万缕的关系。
另一个含义是不同国家的储蓄率是与其贸易账户相联系的。如果一个国家想采取措施改变其国内总储蓄和总投资间的差额，那么这些措施也必然会改变其贸易收支。因为一国贸易收支的变化必然会导致其他国家贸易账户对应的相反变化，而世界其他国家的总储蓄和总投资之间的差额，也会有一个等额的相反变化。
简单来说，如果日本迫使其总储蓄相对于总投资上升，那么世界其他地区的总储蓄必须下降，或者世界其他地区的总投资必定上升（当然，也有可能是两者的组合）。因为在这些条件下，日本的经常账户盈余必定上升，因此世界其他地区的经常账户赤字必须增加相同的金额。
空洞的说教
很关键的一点是，一个国家投资和储蓄关系的变化，必然会导致另外一个国家投资和储蓄关系的显著变化。导致投资或储蓄变动的政策，通常也会引起一国经常账户的变化。因为一国经常账户的变化也反映了其他国家经常账户上的变化，这意味着这些政策必然导致了世界其他地区总投资和总储蓄的变化。
换言之，在一个全球化的世界，一国的储蓄率和投资率并不完全，甚至在一些情况下并不主要是由国内文化偏好或者国内政策决定的。它们也通过贸易账户被外国的政策强烈地影响着。
当传统道德赞美德国人的节俭习惯、批判西班牙人的挥霍时，也许这次是大错特错了。因为很有可能，德国和西班牙的储蓄率并不是由它们的传统文化偏好改变的，而是由德国或西班牙的政府政策改变的。我们将在本书的第五章、第六章和第七章讨论这是怎样发生的，到时我们就能明白一个国家的政策是如何影响另一个国家的储蓄率的。
当然，要理解这点还是要费一番功夫。因为人们往往更了解本国的情形，而不怎么了解外国的，因此的确很难让他们去分析影响其家庭经济状况的外国的消极或积极条件。而且，人们通常更乐意从道德层面上去分析世界发展不平衡问题，例如勤劳习惯、传统文化等等。
例如，如果欧债危机是由希腊人和意大利人不如德国人勤奋造成的，那么解决欧债危机的方式就简单了——只要希腊人和意大利人像德国人那样工作就好了。根据这种思路的解决方式，希腊人、意大利人乃至欧洲和世界其他地区的人都会过上一种更好的生活，当然也必须舍弃希腊人和意大利人的美食、时尚和灿烂的笑脸。
同样地，我们应该如何解释中国的高贸易盈余？众所周知，中国之所以保持贸易盈余，是因为中国人比其贸易对手们更加重视节俭和勤劳。事实上，我们更普遍地认为，正如新加坡学者马凯硕——一个积极的儒家文化支持者——在他的著作《亚洲人能思考吗？》中指出的那样，儒家价值观包括“君为臣纲”、尊重公共利益、节俭、保守以及尊卑有序等一系列价值观。[7]
抛开那些典型的乡村或封建社会的价值观，现实其实复杂得多。我们认为，中国的高储蓄率主要是由国内限制消费的政策决定的，与传统价值观无关。只有理解了关于经济的国家政策和制度结构是如何影响储蓄和投资失衡的，才能够弄懂这一点。不幸的是，文化和个人偏好并不如我们想象的意义重大，虽然它们易于理解。
今天，世界广泛认为儒家文化造就了东亚国家的快速增长和贸易盈余，但是仅仅在五十年前，它还被认为是造成亚洲持久和极度贫穷的元凶。众所周知，在20世纪50和60年代，儒家文化因为其内在的惰性和无谓的挥霍遭到了大量的批判，甚至超过了过去两千年间中国法家对其的批判。早在公元前5世纪，就有批评者批判儒家懒惰、挥霍无度的生活方式。战国时期的哲学家墨子曾经写道：“倍本弃事而安怠傲，贪于饮食，惰于作务，……夫夏乞麦禾，五谷既收，大丧是随，子姓皆从，得厌饮食，毕治数丧，足以至矣。”
即使是新加坡前总理、内阁资政李光耀——一位人们普遍认为的儒家价值观的最强烈的支持者，最近在解释亚洲的高储蓄率和快速增长时，也不能够反驳墨子的观点。他在1974年4月28日的新加坡《海峡时报》的一篇文章中抱怨说，新加坡的华人“挥霍无度，储蓄很少”，为此他声称，有必要推进他的政策，以使人们储蓄一部分当期收入。
但是，事情后来发生了戏剧性的变化。自从20世纪70年代亚洲经济开始迅速增长之后，人们对于儒家文化对经济增长的作用的认识来了一个彻底的大翻转。如今，儒家对于节俭和勤奋的观点，似乎又能够彻底解释亚洲经济增长的原因了。
最奇怪的是，在我们谴责儒家文化造成亚洲极度贫困之后的短短几十年后，许多评论家又认为儒家文化可以成为解释亚洲经济增长奇迹的主要因素之一。这是毫无意义的。显然，儒家价值观不能解释人们节俭或者挥霍的消费倾向。
那么，到底是什么导致了德国和中国的高储蓄率以及美国和欧洲外围国家的低储蓄率？在本书中我认为，不管是在贸易赤字还是贸易盈余国家，储蓄率都是由一个国家的政策和体制造成的。
更需要注意的是，贸易赤字国家开始节俭，不仅无益于解决贸易失衡，在一定程度上甚至会恶化危机。也许更令人惊讶的是，如果赤字国家变得同盈余国家一样节俭，那么最终将是盈余国家得到调整。
新经济学写作
英国经济学家约翰·米尔斯（与更著名的另一位同名者无关），在1868年提交给曼彻斯特统计学会的论文“关于信贷周期和商业恐慌的起源”中写道：“每一次商业危机在这个国家发生之后，社会上都会迅速出现一些讨论危机现象和起源的小册子，这也引起了公众心中痛苦的兴趣。”
在过去的一百五十年中，这一现象好像没有什么改变。金融危机仍然会激起源源不断的分析讨论，最近的这一次也不例外。如同现代历史上的每一次经济危机，这一次危机从开始到后续一直伴随着大量的经济文章和讨论，以试图去理解和解释这次危机的根源。
好在有互联网和博客的普及，很多最好的作品和辩论都发生在经济博客上，就相当于19世纪的小册子、报纸和咖啡馆讨论。多年来，在专业学术期刊一统天下的局面下，许多重要的有趣问题被回避了，反而是琐碎或不相关的文章充斥市场，不客气地说，这导致了经济理论的发展日渐式微。
然而，在最近几年，出现了一大批关于经济的创新性思想，当然也夹杂许多无意义的观点。这些观点的创造者绝大多数是拥有现实世界知识和经验的学术或非学术作家，并且不是发表在专业期刊而是在公开的博客上。在我看来，这种探讨经济的新途径赋予了经济理论发展的光明前景。作为“中国金融市场”的博主，和许多支持者和读者一样，我非常想在这种新经济学博客的精神下用新经济写法来写这本书。
这意味着，本书将不是主要面对学术专家。全球国际收支并不是高等数学的一个分支。正如大卫·李嘉图、亚当·斯密、约翰·梅纳德·凯恩斯、路德维希·冯·米塞斯、欧文·费雪，以及其他历史上伟大的经济学家所做的，运用相对简单的模型和逻辑概念完全能对此问题进行全面的讨论和解释。
他们觉得很完善的方法，对我们来说也是绰绰有余，在本书中，我将讨论贸易和资本流动的方式，我希望它对任何有兴趣了解国际贸易机制和影响因素的人能有所助益。
我认为，理解这一问题的关键是弄清楚带动整体消费和投资的需求和供给的基本概念，并且对它们的结果进行逻辑分析。在书中我也指出，企图孤立地分析定义狭隘的影响贸易收支的因素，使用复杂的统计分析方法而得出的结论，可能会弄巧成拙。因为那一系列影响贸易收支的因素之间，往往存在着复杂的反馈关系。
举例来说，已经有许多人研究过货币干预和贸易之间的因果关系。一些研究发现，本国货币升值的国家，其贸易盈余会下降；而另一些研究却发现，实际的货币升值似乎会导致贸易盈余的增加。这一混杂的结论不禁让人疑惑：一国货币的汇率与其贸易收支之间是否有可预测的关系？
一旦我们理解货币汇率与贸易收支之间的关系，我们就能够很清楚地知道，由于货币升值对国内储蓄和投资之间差额的影响，货币升值不得不减少贸易盈余。但是一些现实的例子，例如1985年后的日本，或者2005年后的中国，都显示了货币升值往往伴随着贸易盈余的扩大。这些难道不能说明货币政策和贸易收支之间没有明确的因果关系吗？
然而，事实并不是这样的。它们只能证明货币汇率不是影响贸易收支的唯一因素。如果政策制定者决定让货币升值，因为担忧升值可能影响增长，将会制定其他一些相关政策以限制对增长的不利影响。在短期内，这些其他政策对贸易收支的净效应将会掩盖货币升值的影响。
在这种情况下，货币升值将“带来”更高而不是更低的贸易盈余是完全有可能的。此时，伴随升值的其他政策——信贷扩张或者降低利率——可能会超过货币升值的影响，从而将导致经常账户盈余的增加。
普通人很少会怀疑货币汇率对贸易收支的重要性，以及货币升值将减少贸易盈余这一理论，这就需要受过训练的经济学家对此提出相反的观点。我相信，如果经济学家是从整体的角度去考虑一国的贸易收支，那么他们很难否认，只有在极其特殊的情况下，货币升值才必然会带来进口相对于出口的增加。在下一章，我将会具体阐述原因。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