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是陈民政死后十多天的一个黄昏，中明老汉忧心忡忡地走进毛开国的院子里。毛开国的院子当西晒，一抹红红的晚霞的余晖，像舞台上的追光一样，集中射在毛开国的院子里，把中明老汉的身影拉得老长老长。毛开国看样子刚收工回来，正坐在屋里摇蒲扇，一种深沉的寂静笼罩着这个院子。中明老汉还在院子里就喊了一句：“老毛兄弟！”
毛开国一见，立即站起来，走到阶沿上来迎接中明老汉，嘴里亲热地说：“老佘大哥，啥风把你吹来了？快进屋坐！”说着，把手里的蒲扇递给了中明老汉。
中明老汉随毛开国进屋，坐下了。然后心事重重地望着毛开国，叹了一口气，才说：“唉！老毛兄弟，你是干过公事的人，过的桥比我走的路多，你帮我掂拿掂拿，这事能不能干？”
毛开国听了这没头没脑的话，心里大惑不解，纳闷地问：“老佘大哥，啥事？你就砂锅炒豆子，干脆一点！”
中明老汉这才说出了隐情：“我们家老三，要和乡政府打官司，告他们违反包销青麻的合同……”
“打官司？！”毛开国还没听完，两眼直直地看着中明老汉，为这消息露出了惊讶的神色。
“是呀！”中明老汉低沉地说：“我叫他莫打，自古以来，民不与官斗！可他不听，今天还进城……咨询去了！”
毛开国听了，半天没吭声，皱着眉头像大政治家一样，在屋里踱起步来。过了一会儿，才抬头说：“按说呢，这民告官的事，报纸上也在说，可到底我们没见过。再说，能不能，还很难说呢！”
中明老汉听了，忙十分赞同地点头说：“对，我也这样琢磨！俗话说，官官相护，你能告倒官吗？鸡蛋能碰得过石头吗？”
毛开国也说：“对！”又在地上踱了几步，然后深思熟虑地说：“老佘大哥，我看这事儿不成！栽桑种麻是县上叫干的，乡里给我们订合同，也是好心，是为了完成任务。现在文义虽说告的是乡政府，却是冲着县领导去的呢！这告七品官的事，能成吗？”
中明老汉听了，心里更亮堂起来，说：“那当然更不行！”
毛开国露出了一丝自豪的神情，这神情过去做支书时曾经常挂在脸上。他手一挥，像是先前做支部书记布置工作那样，斩钉截铁地对中明老汉说：“再说，这青麻不收，责任在外国人制裁我们。国家也难呀，是不是？叫文义趁早收了这份心！我们庄稼人，还是莫去凑热闹好！”
中明老汉听了毛开国这话，也像领了指示一样，说：“对呢！老毛兄弟这一说，我心里就踏实了！那我走了！”
说着，中明老汉站了起来。他脸上再也没有了来时那种彷徨和忧虑的神情。毛开国把他送到院子里，他急忙感激地劝阻着毛开国，说：“你留步，留步，老毛兄弟！”说完，迈着有力的步子走了。
走到家里，文义已经回来了。不等文义说话，中明老汉先板了脸冷冷地问：“你……咨询得咋样了？”
文义显得十分高兴，喜气洋洋地说：“爸，人家律师事务所的同志，支持我们打这场官司呢！人家还愿意做我们的义务代理人……”
中明老汉不等文义说完，黑着脸，没好气地打断了文义的话，说：“不管人家咋说，老子月亮坝坝耍刀——给你明砍（侃），这事你给我拉倒！”
文义听了，大吃一惊，不解地望着父亲，问：“爸，你这是咋了？”
中明老汉仍是余怒未息地说：“咋了？老子刚才也是啥……咨询了你毛大爷，人家也是干过多年公事的人，吃的盐比你吃的米多，知道得还比你少？可人家就明说，这官司还是不打为好！”
文义听了，原来是这么回事，急忙诚恳地说：“爸，你相信我好了！”
中明老汉鼻子里哼了一声，说：“我相信你？嘿嘿！你小子嘴上无毛，办事不牢，扯了拐人家骂谁？骂老子呀！”
文义心里涌起一种说不出的悲哀的感觉，他望着父亲，知道这次遇着一个巨大的障碍了，可还是耐心解释说：“爸，这是法律赋予我们公民的神圣权利，官为啥就不能告？”
中明老汉说：“你以为那样容易吗？你也不掂量掂量，你有几斤几两，你告得倒人家吗？老子告诉你，你的胳膊再硬，也休想硬过大腿！”
父子两人在院子里顶起牛来，屋子里的田淑珍大娘、文富、文忠听见了，也走了出来。田淑珍大娘听了中明老汉的话，十分爱护地对文义说：“文义，你爸说得对！吃亏就吃了，莫去打啥官司！”
文忠也说：“就怕羊肉没吃到，反惹一身臊，让人笑话。”
连文富也劝说起文义来，说：“老三，我看就算了，也不是我们一家，犯不着！”
文义有些生气了，大声说：“你们怕啥？是我上公堂，又不是你们上公堂！”
中明老汉也勃然大怒，指了文义的鼻子骂道：“我知道你杂种不安生！你要真不安生，你还是出去好了！这两年，你不在家，我们缺了胡萝卜，一样地办出了席！”说完，他怒气冲冲地朝屋里走去。走到大门口，又回头对文义大声说：“你晓得你是冲哪个告的，哼？！这青麻不收怪谁？怪外国人！你跟老子莫冬瓜奈不何，扯藤藤！”
文义说：“藤藤该扯还得扯！”
中明老汉听了，半天没说出话来。过了许久，才狠狠地吐出一个“敢”字，接着满脸怒气地进屋去了，把门摔得“砰”的一声响。
文忠见了，又忙对文义说：“老三，你就打消这个念头吧，免得惹爸生气！你以为打官司像平时说怪话那么容易？还有这费那费听说也不少……”
文义听了，忍不住大声对文忠吼了起来：“走开！你晓得个啥？！”
文忠碰了一鼻子灰，自讨没趣地回答：“好，我好心没好报，不说了！”说完，也进屋去了。
这时，中明老汉在屋里大声叫了起来：“进来吃饭，还等啥？”
田淑珍大娘和文富听了，急忙往屋里走。田淑珍大娘一边走，一边对文义说：“莫闷坐着了，先吃饭吧！”
可文义坐着没动，对母亲说：“妈，你们去吃吧，我不想吃！”
田淑珍大娘说：“咋不想吃？人是铁，饭是钢，快进来吃！”
文义又说：“我真不想吃！”
田淑珍大娘叹口气，没再说什么，先进屋去了。
文义等母亲走了，把凳子挪了挪，移到了冰凉的月光下。此刻，他心里突地涌上了许多迷惘和惆怅。打这场官司，并不是他一时心血来潮，而是在内心矛盾和斗争了许久后作出的决定。他不是没想过其中的利害关系。是的，照有些人看，他要和乡政府打官司是没有道理的，甚至还有一点刁民的味道。因为乡政府发展青麻，出发点确实是为农民好，而不收青麻，又是西方经济大国经济制裁的结果，这责任不在乡上、县上。可是静下来细想一想，农民遭受这样大的经济损失，难道就仅仅用一个“西方经济制裁”的理由就能了结？换句话说，外国人经济制裁的损失，就应该让脸朝黄土背朝天的农民来承担？我们的政府干啥去了？农民的损失就不能得到相应的补偿？这青麻，政府哪怕是用最低保护价收购回去，农民也会想得通。可是二茬麻收获这样长时间了，各地卖麻的风波也相继平息了下去，但没有任何一个人出来为农民的损失说几句话。政府真的穷得拿不出那么一点钱来补偿农民的损失吗？文义不以为然。
如果国家真的穷到那个地步了，城里那些一幢幢豪华的楼堂馆所，能修起来吗？大街上那些一辆比一辆豪华的进口小轿车难道不是用钱买来的吗？一个小小的县城，建了那么多舞厅、夜总会，夜夜灯红酒绿，生意兴旺，财源猛进，好多人不是用公款去玩的吗……文义以一个现代知识青年的眼光，把这些问题提到一个理性的高度来认识，觉得政府并不是拿不出这点钱来补偿农民的损失，而是从思想上没把农民放在眼里。他们宁愿挫伤农民的积极性，也不愿意放下架子解决问题。好几个夜晚，文义想起自己打工两年挣来的八千元钱，流了多少汗，吃了多少苦，又在这八千元钱上寄托了多少希望和憧憬，可如今全泡汤了。他家是这样，别的家庭难道不是这样？痛定思痛，他更坚定了打这场官司的信心。无论如何，他觉得政府应该给农民一个说法，不能这样烟消云散，“麻麻杂杂”了事。无独有偶，他的上述观点，竟然得到了县律师事务所的支持。
今天在律师事务所，一位姓陈的律师听了他的陈述和想法后，就兴奋地告诉他这个官司确实很值得打，已远远超出了司法意义的范围。并且还对他讲了情与法的关系。从表面上看，他打的这场官司有点不合情理，然而却合乎法律。而我们国家正在逐步走向法制化，法律是不讲情面的。陈律师说，这个案子的事实非常清楚，他完全有把握打赢。陈律师还毛遂自荐地做文义的义务代理人，不要他们一分钱。他还要过了文义事先写好的申诉书，详细看了，指出了其中许多不足，答应帮他修改。并且还约文义过两天再去，一起核计核计这事。当时，文义心里是多么高兴呀！他把律师事务所的同志引为知音，心里辉映着阳光，充满着希望，感受到了正义力量的巨大支持。他已经对这场官司的最后结局，有了稳操胜券的感觉，他也并不是要和人过不去，只是想为农民讨回一个公道，让自己、让父母哥嫂、乡亲们今后不像今天这样畏缩地做人！可是，现在的阻力不是来自别处，而是来自自己一心为他们好的父兄们，这让他不由自主地产生一种无可奈何的既悲伤又气愤的感觉。他捧着头，在月光下默默地坐着，仿佛塑像一般。在他周围，充满着一种肃穆和神圣的寂静，与他此时苍凉的心境正好吻合。
坐了好一阵，文义忽然从兜里掏出一支烟，吸了起来。一种辛辣的气味灌进他的喉咙，他痛苦地皱了皱眉头，可他并没有丢掉手里的烟头。
田淑珍大娘不知啥时候来到了文义身后，见文义抽烟了，忙说：“文义，你咋抽烟了？”
文义回过头，看见了母亲那慈祥、亲切、充满爱意的目光，心里一动，一种像小孩做错事的神情浮现在了脸上。过了一会儿，才解释说：“妈，这是今天去找律师，买的一盒烟。我心里苦得很，想抽一支。”
田淑珍大娘听了，心突然痛了起来，说：“妈晓得你心里不好受！当初就不该让你把准备办厂的钱拿出来，扔进青麻里，害得连泡都不鼓一个。”
文义知道妈误会了，忙说：“妈，我还不是因为那！我苦，是因为……”说到这里，文义喉结一阵滚动，眼里蓄上了委屈的泪水，停了停，才接着说：“你们都不相信我！”
田淑珍大娘听了，忙说：“不是妈不相信娃，是妈帮不上你的忙！”
文义听了母亲这话，一串泪水夺眶而出。幸好他低着头，没让田淑珍大娘看见。过了一会儿，他才抬头对母亲说：“妈，你放心，儿子不会错！”
说着，文义举起烟头，又准备往嘴里送。田淑珍大娘忙一把抢了文义的烟蒂，往地上一扔，说：“听妈的话，莫抽这东西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