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迷失方向》的最后一章里，我引入了一个论题，认为工业时间客体已成为20世纪的决定性因素：
程序工业，尤其是广播电视信息传媒工业，大量地生产着时间客体，它们的共同特征是被上百万个，有时是上千万、上亿乃至十几亿个“意识”同时收听和收看：这种时间上的大范围重合使事件具有了新的结构，与这一新结构相对应的，是集体意识和集体无意识的新形式。【2】
此外，我在封底处以另一种方式重新提到了这一观点：
当某一客体的时间流与以该客体为对象的意识流相互重合（例如音乐旋律），那么该客体即为“时间客体”。在新的时程区划中，全世界人的“意识流”与程序工业产品的时间流相互重合，其结果是“事件化”过程（“到来之事”，发生之事，使时间与空间相像、相结合之事的“事件化”）受到了震撼。同时，这一震撼也影响了生物事件，支配着数字化的“即时性”。
对记忆的工业化进行分析，意味着再一次提出“综合”这一哲学问题（意识流统一性的综合，判断力的综合），但不同之处在于：它与无法对代具这种“综合”进行反思的东西相互分离。【3】
从代具性出发来反思“综合”的问题，这便是我们在本书中通过阅读《纯粹理性批判》而进行的思考的核心。
自《迷失方向》出版以来，以被普遍称为“internet”的众网之网为核心，紧凑的数字化进程成了刚刚落幕的20世纪最后十年的主要特征，而与此同时，工业时间客体的普及骤然加速并复杂化，在此背景下，“综合”这一哲学问题便越来越清晰地凸显出来。因特网其实就是数字设备之间的一种互用性协议，即TCP-IP协议的应用，这一协议使无数新型服务、工具和用途相继出现，与此同时，它与文本、图像、声音的各种压缩标准相结合，导致了被称为“信息科技、远程通讯科技、视听科技的聚合”这一广泛存在的现象。不仅如此，随着移动通讯设备、车载电子设备以及最新的UMTS多媒体移动通讯协议的发展，冶金技术、汽车产业技术等也跻身上述聚合的各种科技之中。
人们一致认为，上述事实所导致的震撼是一个对于工业社会而言具有重要意义的现象，同时是“全球化”进程中具有决定意义的一个阶段。然而，这一震撼只迈出了一步，当前它正在迈出第二步，这将使数字网络终端大为增多，其影响是一种新型的时间客体——也即可非线性的、可离散的客体，它是超视频链接【4】科技的结果——的出现。
毋庸置疑，当前的发展进程将使在各类“屏幕”前消磨的时间再次增长，其中最主要的是电视屏幕，电视的“概念”已有创新，它的功能已被重新定义（成为远程行为的终端），它的用途已扩大到各个领域，尤其是学术领域。除此之外，当前发展进程将继续进行，并且将会使诸多意识在工业上的时间化更为复杂和完善。这是因为，科技的聚合（参见本书第三章和下一卷）在使物流产业（信息技术）、传输工业（远程通讯）、象征符号产业（视听节目）相融合的同时，还会促使记忆术体系与物质资料生产的技术体系在科技、工业、资本、功能等层面上相互融合（参见第四章），使工业社会发展到超工业化阶段，而且使整个文化界、知识界、思想界以及艺术创作、高等研究、高等教育等均臣服于社会经济发展和各类市场的迫切需求。
要知道，无论是消费品市场还是金融市场，市场首先是意识，消费品市场的意识是消费者，金融市场的意识是投资者和投机者。然而，当市场管理完全听命于“当时当地做出反应”的时候——便会导致“反应性”（réactivité），这个词有两层含义：在管理学中，它指的是高效和适应能力；在尼采那里，它指的是与例外情况相悖而行的感觉与行为——象征符号产业和物流产业的功能性融合就使人们得以完全控制市场，市场是诸多意识的时间流的总和，市场就是要使诸多意识的时间流共时化。
根据“意识”一词在17和18世纪的含义，意识从本质上说是自由的，也就是说它是历时性的，或者说是特殊的、特别的，是必然属于我自己的——这也被称为“自身性”。
共时状态和历时状态是两种不断相互组合的倾向，但我们将会看到，二者不可能一直对立而不带来消极后果。然而，时间客体的超工业化所分解的，恰恰是共时状态和历时状态的组合。
不过，无论物流产业（数字化）和象征符号工业（字母符号、相似性符号）的融合是多么的显而易见和不可避免，目前都没有任何迹象显示这一融合会在当前它所呈现的形势下（也即对诸多意识进行系统的、无限制的开发，将此作为“进军市场”的前提）一直保持其有效性。这是一种斗争，这一斗争正是当前工业革命的目标，也就是为我们在第三章中所称的“新型商业”（该词在此取其广义）创造条件。
20世纪下半叶，电视系统以霸权的方式付诸现实：1997年全球共有电视十亿多台，全世界人民，即全球人的意识，受到了相同的工业时间客体的影响。通过电视系统具体化的事物在已经揭幕的新世纪之初将演变成一个远程行为系统。这个演变过程将继续推进一个已经由电视启动的意识活动深层次转变的过程。意识具有时间性，不仅因为它与音乐旋律一样都在不停地流逝，总是刚一出现就会消失，还因为它的形式具有历史性，处于演变状态之中，它不是一个永恒的存在物，而是一次征服、一种结果和一个历程。尽管在演变的过程中，一些倾向、一些动态稳定的结构和一些理想状态的客体维持不变，但是意识的形式却有成百上千种。
在意识活动转变的进程中，代具有着决定意义，我们将会看到，代具影响了康德所说的图型法的条件。这便是我在《迷失方向》中所说的新型第三持留在发挥作用。第三持留指的是在记忆术机制中，对记忆的持留的物质性记录。在阐述这一概念时，我参考了胡塞尔的第一持留和第二持留这两个概念（我将在第一章里详细分析这些问题）。我将论证这样一个主题，即随着时间客体的工业化生产，构成意识流统一过程的“综合”（这也是康德对“综合”的定义）的代具化过程达到了一个特定阶段，在这个阶段中，意识的转变能够导致该意识完全被摧毁。确切地说，这意味着，当前正在进行的意识的代具化过程，也即所有持留机制的系统性工业化过程，已成为个性化过程的一个障碍，而意识正是由个性化过程所构成。
